美国的公司法一向以比较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强制信息披露和独立审计三项基本制度保证上市公司的正常运行秩序。这三项制度构成了一个整体，在一项制度不奏效的时候，另外的制度能够起到替代作用。过去这套“制度覆盖”一直被认为是比较严密而又完整的，但是一系列假账事件说明这样的秩序体系受到了挑战。安然、世界通信事件中，这三项制度都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安然公司的董事并没有起到公司治理结构中所期望其履行的职能和诚信义务，而安达信的独立审计也等于没有作用。
公司治理实际涵盖了外部（市场）治理和内部治理结构两个部分。与亚洲家族式治理和德法银行主导型相比，美国公司制公司治理结构相对而言要好得多，但即使是在美国这样比较完善的法律环境下，同样面临着中小投资者的民事诉讼成本高昂、索赔困难的外部治理难题。而在股权分散股东控制相对薄弱的内部治理中，公司经理人内部控制和经理人激励机制是其关键。激励机制本义包含激励和约束双重内涵，期权虽然重视了经理人的激励因素，但其约束或说惩罚机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会计师事务所为企业进行审计时，必须做到客观和中立，企业为此支付报酬，除此之外，会计师事务所与所审计的公司不牵扯任何其他利益。安然事件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安达信既是安然的独立财务审核者又是咨询服务提供者，而这两种角色之间存在较大的利益冲突，作为咨询公司，要参与到企业的决策过程中，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就可能非常紧密。特别是咨询费用要远远高于审计所得，在这种情况下，为了获得更可观的咨询业务，会计师事务所很可能就会在审计上迎合企业的需要。如2001年德勤的收入为124亿美元，其中有35亿美元来自德勤咨询。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冲突问题，咨询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应该分开运营，各自独立。早在2000年，曾经是安达信一部分的专门从事咨询业务的安盛咨询与安达信集团正式分离。但安盛分离出去以后，安达信仍然在大力发展它的咨询业务。
即使单纯的审计业务，如果客户企业规模大，业务费用高，就算是安达信这样的“五大”也难免不为利益所动。因为会计准则赋予会计师较大的弹性和灵活性，以便于更妥当地处理具体事项，而这种弹性和灵活性往往为会计师所滥用。另外，对会计准则的理解和执行上的差异在实际实施结果上的不同有时也被夸大。这一切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业务利益的持久获取。如果造假或参与造假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就必然会有人铤而走险。正因为如此，安达信可以不断地参与造假，从而一次次地获取高额利润，说明安达信有其追逐利益的深层次动因。在所披露出来的多起安达信参与造假的案件中，安达信大多选择以庭外和解的方式结案，避免外部知道其审计问题。
而且，会计师和企业经理有造假的共同动力。当股票期权成为经理人报酬主要来源的时候，经理人自然会更为关注公司股价，而投资者对公司股价的预期又往往受到公司财务报表中利润数字的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会计师的财务审计或分析师的盈利预测就成为投资者的主要参考依据，而经理人也就自然有了动力操纵利润数字，从而努力提高公司股价。
在安然2001年12月2日倒闭前的一年，安然高级管理者总共收到价值8.45亿美元的现金和股票，安然前主席肯尼斯收到价值4910万美元的股票，前首席执行官杰弗里·斯基林总共收到3460万美元的股票，事发前他们的股票大都已抛售。会计师的配合则可以使事务所获取可观的审计或咨询收入。但这种泡沫最终会因为某个环节出现问题而破灭，这个环节往往会出现在公司债务或债券上，因为公司债务和债券到期是要拿出“真金白银”来偿还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