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这“两个”的联系性，说明了前者也就说明了后者。
1.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以前六个方面的论证，都是以苏共的立党宗旨未变的假设为前提，亡党的所有根源只是政策选择的错误（或失误），而错误（失误）还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前进中的错误。笔者在这部分要探索的，什么又是导致苏共政策选择错误（失误）的原因呢？这就无论如何也绕不开苏共立党宗旨的问题。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事物的死亡是事物丧失了它固有的性质，苏共是事物，苏共死亡是因为丧失了其固有的性质——立党为公。事实是这样的：苏共的立党宗旨，不是未变，也不是骤变，而是渐变。当渐变的量积累到质变需要的极限时，就和所有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一样，代表原来事物的性质丧失殆尽，此事物已非彼事物，此“苏共”已非彼苏共了。在这个意义上的苏共只是以苏共为外壳的“苏共”。这同样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
党的宗旨就是立党的目的，也就是立党为谁的问题。立党目的转移，就意味着宗旨的变化，意味着党性的变化。达到目的，本质上就是实现利益；体现价值，本质就是体现利益。立党的目的和价值，本质上就是实现党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立党目的不同，则党性不同。苏共宗旨的渐变过程，实际上就是由为苏联人民利益立党逐渐转移到为既得集团利益立党的过程。当立党宗旨完全是为了维护既得利益集团时，这个党的灭亡就只是迟早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讲，苏共的垮台是苏共自己导致的；说苏联解体，毋宁说是被利益集团瓜分。人民利益只是一个旗号，民族利益，也只是一个旗号。旗号下，人民只是被利用的工具。正因为如此，尽管现在的独联体有所发展（这不应否认），但我们还是在“主义”上不赞成“苏共”的选择。
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当然地始于掌权者。利益，而且是既得，就需要维护，否则可能失去；而维护既得利益最好的方法是掌权——掌握制定规则的权力，掌握确定既得利益合法性的权力，掌握分利的权力，掌握惩处妨碍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掌握肢解理论以维护既得利益的权力，掌握欺骗、蒙蔽、愚弄别人的权力，甚至掌握杀人、关人、流放人的权力。如此累赘地“掌握”形形色色的“权力”，似乎掌握权力本身成了目的。实际上，权力也是一种工具，掌权即掌握这种工具的目的只有一点：维护既得利益，抵制一切改变既得利益格局的改革。而保守者迟早是要灭亡的。所以，一个政党若为既得利益集团所掌控，它注定会灭亡，这难道奇怪吗？
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不假设历史，不指责历史，也不对别人的选择说三道四。重要的是汲取苏共教训，走好自己的路，用事实洗刷苏共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玷污。本文的主旨只在于此，没有遗憾、惋惜，只有思考而已。
如是观，掌权本身不是目的。笔者在此做一个可笑的假设：假若不掌权就能维护既得利益，甚至还能实现和发展既得利益，既得利益者还愿意掌权吗？还愿意置身于纷繁复杂的权力斗争中去吗？肯定不会。这应该是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心理学基础。这样，我们是否会明白，苏共为何有那么多的“两个”：“两个根本动摇”、“两个思想框框”、“两个认识偏差”、“两个过分斗争”、“两个严重失真”、“两个放弃”、“两个割裂”、“两个焦点失误”？
所有“两个”都来源于“两个利益集团”的形成。明白了这“两个”，就明白了一切。明白了马克思何以强调真正的共产党人没有独立于阶级利益之外的特殊利益。如是观，文中所言的“错误”，只是笔者的判断，对于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团而言，则是完全正确的选择，以“两个过分斗争”论，还有比通过“过分斗争”来消灭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者（有许多连反对者也够不上）更正确的选择吗？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后其食”（《论语》）。共产党人理应把自己的个人利益置于人民利益之下，否则，与封建士人相比都等而下之了。
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有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论语》）。对于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论述，莫过于先圣孔子。那些打着人民利益旗号的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钻入权力阶层，为了维护既得利益又互相勾结和利用，当妨碍其既得利益的任何事物出现时，他们当然就“无所不至矣”。这样的人及其集团，与共产党的宗旨尖锐抵触，与古之君子相比都相差甚远，是实至名归的“鄙夫”。
明白了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就从另一个角度明白了党外政治反对派集团的形成。所谓“党外政治反对派集团”只需一句话就可以使之转化为“党外利益集团”：“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经济利益而结党就成了政治反对派集团。二者一而二、二而一，只是本质和形式的关系。至于这个集团的利益是“既得”还是“未得”，或者“既得的量”上的差别如何，情况是相当复杂的，这里不予讨论，因为这并不影响本文的论证。所有既得利益集团的形成，其原理都是一样的。区别只是所打旗号不同：“温和的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人道主义”等等，不一而足。形形色色的“主义”包含了不同集团的利益，无须尽述。
当崇高的理论和低劣的实践形成强烈的反差时，人们就不愿相信理论了。同时也意味着崇高的理论口号已不能成为维护既得利益的工具，理论口号也就失去了其价值。既得利益集团必然会抛弃崇高理论转而寻求其他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专政，党的领导被放弃就成了一种必然。既得利益者不会为理论而存在，相反，理论为他们而存在。这并未超越理论的一般作用。“主义”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温和的社会主义”、“全民国家”、“分权制”等等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需要说明的是，苏共并非从斯大林开始就形成了完整的利益集团，笔者的观点是：苏共倒台是“渐变”的结果。也有人说演变，内部不渐变，外部能演变吗？
2.党外形成政治反对派集团
既然号为“无产阶级的”执政党如此，非无产阶级政党及其他政治反对派集团的形成就得到了合乎逻辑的解释：垂涎于“既得利益”的社会力量为变“未得”成“既得”，或为了增加“既得”份额，就必然会结成同盟。现实的既得利益集团成了他们的榜样、动力。苏共党内既得利益集团攫取的利益越大，集团越巩固，就对党外政治反对派集团越有吸引力，他们就越迫切地想取代前者，承其衣钵，“享受历史”。这就如同一棵大树，没有不想着占尽春光的，有的只是不能把“未得”变成“既得”的“小树”。而党外政治反对派集团并不是毫无希望的“小树”，他们准确地抓住了苏共的“软肋”，一步步逼着苏共走向边缘，走向深渊，走向死亡。没有多少证据说明党外政治反对派集团代表了苏联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若如此，倒是苏联的新生，但不幸，这一切都是假设。从政治性质上说，“两个集团”的差别只是名号。
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不是外部不能攻而破之，而是由内部人从内部攻更容易破。如果内外夹击，堡垒还能不破吗？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这个伟大历史的创造者，这个曾用鲜血和生命支持过苏共的令世界为之感动的人民，只能垂下他们曾支撑了一切的巨擘；他们有权选择，也有权抛弃。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都不是一劳永逸的。理解这一点并不艰深，只要读一下《共产党宣言》：“广大群众的团结，还不是他们自己联合的结果，而是资产阶级联合的结果。”这个原理是否可以说明，苏共事实上是自我毁灭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