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烟》完成后，屠格涅夫那颗苦涩、怅惘的心似乎得到倾吐，开始从梦魇中慢慢苏醒。世界历史的发展和时代思潮的轰鸣，使他感到人类总是有希望的，一切都会有转机。他的心开始逐渐摆脱灰色迷雾的困扰，他的灵感又开始跳动，他的笔也就跟着在挥动了。他接连撰写和发表了一系列中短篇小说。这期间，他动笔撰写《文学回忆录》，为他同时代的文学界名家和好友勾勒出一幅幅精彩的性格素描。俄国作家和批评家别林斯基、果戈理、莱蒙托夫、克雷洛夫、茹科夫斯基、斯坦凯维奇、格拉诺夫斯基、舍甫琴科以及法国作家梅里美、乔治·桑，无不在他雕刀般的笔触下栩栩如生。这时他已50岁，只身在国外，对往事的回想常常伴他度过幽静的黄昏，给他孤独的心灵唤回往昔那难忘的温情，抚慰着他这颗需要友情的心灵。
可是，普法战争的炮声，把屠格涅夫从沉思中唤醒。他一直痛恨拿破仑三世对法国的专横统治，恨不得这个政权早日垮台。此刻，他住在德国的巴登-巴登，殷切地希望普鲁士人取胜，推倒这专制政权。
在争夺欧洲霸权和德意志统一等问题上，普法两国长期不和，而眼下西班牙王位继承的争执则为双方找到发动一场流血角斗的借口。狡猾的普鲁士“铁血宰相”卑斯麦早就想与法国决一雌雄，趁机激怒法国，让它先行宣战，自己则按兵后发。1870年7月19日，法国人果然沉不住气，向普鲁士宣战。8月2日开战后，法军节节败退。8月4日，普军势如破竹，长驱直入法国的阿尔萨斯省。9月1日，普军在色当大破法军。9月2日，法军乞降，普军生擒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9月4日巴黎爆发革命，推翻第二帝国，宣布成立共和国，组成临时政府。9月19日，普军兵临巴黎城下，不久，巴黎便落入普军之手。1871年5月10日，普法签订正式和约，战争以法国惨败告终。
此时，屠格涅夫正住在巴登-巴登。远处的炮声阵阵传来，他兴奋地驱车来到紧靠德国西部的边界，登上黑林山的一个高峰，眺望法国境内战场上的动静。在普鲁士军队炮轰法国城市斯特拉斯堡的日日夜夜里，屠格涅夫感慨万千：“这里夜夜都听得到炮轰斯特拉斯堡的声音，它有一半已经烧成灰烬。……你不由得会陷入一种非常不愉快的具有哲学、历史、社会意义的沉思之中。铁器时代终究还没有过去，我们也仍然还是野人。”当他得知拿破仑三世成为普军的俘虏时，不禁高兴地写道：“有幸目睹这个可怜的恶棍同他的爪牙一起掉进臭泥坑，真是福气不浅。”不过，他对由于大胜而变得骄横、野蛮的普鲁士军队也深感忧虑：“弥漫着整个德国的那种征服者的贪婪并不能让人很乐观。”他担心法国人民会成为受害者。
1870年秋，屠格涅夫由巴登-巴登迁居伦敦。维亚尔多夫人一家比他先走一步。他在伦敦开始创作中篇小说《春潮》。
1872年2月，他回到俄国。此次回国，他结识了俄国艺术界的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艺术家，例如音乐家巴拉基列夫，柴可夫斯基，画家列宾·鲁宾斯坦。在祖国的大地上，和这些有才华的一代人在一起，他感到内在的激情又开始涌动起来，尽管俄国社会和政治还是一潭死水。
3月下旬，他又匆匆离开俄国去伦敦，在那里继续赶写《春潮》。这个月的18日，巴黎爆发了巴黎公社起义。5月28日，起义被当局镇压。
1872年初，中篇小说《春潮》在彼得堡的《欧洲导报》第一期上发表，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欢迎。为满足读者的要求，这一期杂志又加印了一次。这是以自传式回忆体写成的一部爱情小说。
在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说中，名篇《春潮》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这种特殊性除了作品的题材和艺术风格对屠格涅夫而言都是极具代表性的之外，更主要的还表现在作品的艺术形式上。
《春潮》写于1871年。此时作家已完成第五部长篇小说《烟》，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已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仅就《春潮》的篇幅而言，已经接近屠格涅夫此前创作的长篇，但无论是在创作这部作品时，还是在这部作品发表以后，屠格涅夫一次都没有把它称作“长篇小说”，而始终称其为“中篇小说”。后来，考虑到它的篇幅大大超过了作家其他的中篇，而与作家的长篇小说相差无几，人们便特地把《春潮》称为“大型中篇”。
从内容上说，《春潮》与屠格涅夫大多数中篇小说一样，属于“回忆的中篇”，作品写的也是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
《春潮》的文本一共分44节，故事可以分为两部：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位俄国青年萨宁，他英俊而又潇洒，真诚而又多情。在从意大利返回俄罗斯的途中，在德国的法兰克福，在一条最不起眼的小街上，在一个“意大利糖果店”中，邂逅了这家糖果店的主人——一个意大利家庭。这个家庭一共有三个成员：女主人——一位意大利人的遗孀，儿子爱弥儿——一个少年，女儿杰玛——一个已经订婚的美丽少女。萨宁当时怎么也未料到，在这个几小时以后就要离开的城市，几乎成为了决定他一生幸福的地方。
萨宁在一场突发事件中，以他的机敏挽救了爱弥儿的性命，得到这个家庭的好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以致延误了他最后返回俄罗斯的班车。后来，在与这个家庭的继续交往中，他又赢得了这一家人的喜爱。在一次郊游中，为了维护受到一个粗俗的德国军官侮辱的杰玛的荣誉，萨宁以俄罗斯人特有的勇敢和正直，不顾个人的安危，挺身而出，上演了“英雄救美人”的动人的一幕。而在这次“事件”中，本应去充当萨宁的角色的杰玛的未婚夫，却扮演了一个不光彩的角色，遭到少女的唾弃。此时，在杰玛的心中，充溢着对萨宁的感激和爱慕，而萨宁对少女的热情也终于爆发出来，其实，他在第一次见到杰玛时就爱上了她。此后一切都发展得十分顺利，他们的相爱也被杰玛的母亲所接受，而唯一的问题就是钱，对这个问题后来也想出了解决的办法：萨宁要变卖他在俄国的田产。这之后，就该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这就是前30节的大致情节，也可以说是《春潮》的第一部。
正当萨宁处于“人生幸福的顶点”时，他遇见他在寄宿学校时的同学——绰号“饭桶”的波洛索夫，由此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个波洛索夫虽是一头“蠢猪”，却有一个富有而又美丽的太太。萨宁急于卖掉田产，而波洛索夫又无权做主，于是他便带萨宁去见他的太太——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这是一个美丽的女人，身姿绰约，风情万种，“当她向你走来时，就好像迎面给你送来一生的幸福”。她以谈田产为由，把萨宁留了下来，让他陪她一道打牌，散步，看戏，不断地向他展示她的美色，不断地向他发出种种暗示。
起先，萨宁并不动心，“杰玛的形象像诗人歌颂的铠甲一样护卫着他”。但随着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一步步的进攻，萨宁的防线慢慢地崩溃。后来，两人一道骑马去郊游。他们策马飞奔，越过田野，越过山沟，来到人迹罕至的密林。一路上，她像一个女妖一样向他施展着法术，对他百般挑逗。一场雷雨就要袭来，他们躲进了林中一间守林人用的小屋。在这里，他终于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成了她的俘虏……
在屠格涅夫看来，《春潮》是一部“纯爱情小说”，其中没有“任何政治的、社会的、合乎潮流的暗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作家的“自白”，我们可以顺听，也可以反听。但就《春潮》而言，屠格涅夫的自白还是比较客观的。以往的某些研究者，力求从作品的爱情情节之外，挖掘一些社会性的乃至政治性的因素，显然有些偏颇。自然，文学作品的客观效果，有时会超越出作家本人的主观意图，但也会有一定的限度。
《春潮》的题名本身对其主题便有所提示，或者说有一种象征意义。“爱情有如旋风”，它的来去无法预测，它把人席卷而起，抛向何方也无从预料。爱情就像滚滚而来的春潮，人一旦落入其中，便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应该说，《春潮》以其总体的艺术描写表现了爱情神秘莫测的力量——这个在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中几乎是一以贯之的主题。在确定了这一点之后，也应该承认，作品在客观上也对当时的异域的某些社会风貌有所显示和表现。
《春潮》带有明显的自传色彩，主人公萨宁的人生经历中有许多与作者相似的地方，而且他的性格的某些方面，如真诚、多情、软弱、优柔寡断等等，都与屠格涅夫极为相似。但更为主要的是在这部作品中寄托了作者本人的许多感情经历。然而，萨宁毕竟又是一个文学形象，这个形象一经作者创造出来，便获得了更为广泛的意义。一般说来，这个人物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当年俄国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与《阿霞》中的H先生、《贵族之家》中的拉甫列兹基十分相似，是一个“俄国的哈姆雷特”，即“多余人”。如果说，在《阿霞》中“多余人”H先生的表现令人大失所望，并由此导致他最后悲凉的结局；那么，在《春潮》中，萨宁在前后半部的表现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在前半部，他几乎是以一个“英雄”的姿态出现的，在救助爱弥儿时，他镇定自若；在郊游时，他大义凛然；在与杰玛的恋爱中，他既真诚，又具有责任心。可是在小说的下半部，在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美色的诱惑下，他丢盔卸甲，甘心做这个“女妖”的俘虏，他最后可怜的结局与《多余人日记》和《阿霞》中的主人公如出一辙。《春潮》通过萨宁这个人物形象，从一个侧面展示出“多余人”性格的复杂性和多重性。
在《春潮》中，屠格涅夫塑造出了两个女性形象——意大利平民少女杰玛和俄国贵妇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这两个女子，在情节线索上虽未有过直接接触，但通过萨宁的“中介”，实际上已构成明显的对比关系。如果抛开杰玛的意大利国籍这一因素不提，杰玛的形象几乎可以进入“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之列。她和阿霞一样真诚、善良，憧憬和追求美好的爱情；她勇敢、有责任心，一旦发现自己感情上的误区，便毫不犹豫地作出新的选择；她大度、宽容，即使是萨宁背叛了她，但她后来在给萨宁的信中，还是说她感谢萨宁，还是认为她与萨宁的相遇是幸福的，因为这阻止了她和那个自私的渺小的德国人的婚姻。这里，我们想起了车尔尼雪夫斯基评论《阿霞》时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同情杰玛的话，那就应当为那“令人愤慨的一幕”——萨宁对她的背叛而感到高兴。自然，倘若萨宁最后和杰玛结合了，那对萨宁来说，当然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而对杰玛而言，就未必是一件好事，因为她和这位先生在一起是难得过上好日子的。
《春潮》中的另一个女性形象是十分引人注目的，那就是贵妇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艺术形象，体现出多重的意义：首先，小说透过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生活及周围的环境，客观展现出当时俄国贵族阶级的精神状态。其次，这个形象微妙地传达出作家自己的个人生活中的某些情感经历。不过，作为一部爱情小说的女主角，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形象更主要的是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常有的主题——“作为一种自然力量的爱情是不可抗拒的，人在它面前是无能为力的”的体现者。在这个意义上，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形象，有如《初恋》中的齐娜伊达，是美的幻影、爱的化身。自然，她们之间还是有区别的：齐娜伊达毕竟还是一位少女，她的美和魅力是一种真实的自然的美和魅力，其中有一种清纯的力量。而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美和魅力则是一种肉体的美和魅力，其中甚至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初恋》中，屠格涅夫没有像描写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那样来描写齐娜伊达，“每一个遇见她的人都会蹒跚不前，不是因为面对一个‘美神’，而是面对着那强劲的，既像俄罗斯的又非俄罗斯的，既是茨冈的又不是茨冈的风华正茂的女性肉体的魅力……”
从形式上看，《春潮》在篇幅上已接近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在俄罗斯的长篇小说中，屠格涅夫的长篇的篇幅本来就属于最小型之列），但作品仍保持着屠格涅夫中短篇小说的基本特点。《春潮》的结构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单纯的，但较以往的中篇却要复杂一些。作品的情节线索是简明的，它以萨宁在异国的遭遇展开了两个爱情故事，除此之外，并无其他枝蔓。从总体的时间跨度看，虽说从头到尾有几十年之多，但实际上作品的中心情节从发生、发展、高潮到结束，总共也只有几天时间。这与《阿霞》和《初恋》都是相类似的。不过，就人物关系而言，《春潮》要较其他中篇更为复杂一些，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这一点上它是屠格涅夫中篇作品中最复杂的一部，几乎接近作家的长篇了（尽管屠格涅夫的长篇的人物关系较之于其他俄罗斯作家的长篇要简明得多）。萨宁与杰玛和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两条情节线索是并列的，而在《初恋》中，“我”与齐娜伊达的情节线索是一条主要的明线，而“我”的父亲与少女的情节线索是次要的，而且是一条暗线，或者还可以说它还构不成一条线索，而只是一个插曲而已。至于《阿霞》的线索就更加单纯了。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春潮》对主人公的心理的刻画也是很突出的，在这个意义上，《春潮》也堪称一部“爱情心理小说”。不过，就具体的心理刻画而言，作品的上下半部各具特点。萨宁与杰玛由相识到相爱，其心理的变化及其轨迹都展露得十分细致和生动，与《初恋》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在下半部，萨宁的心理本身显露不多，在玛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魔杖”的驱使下，其一系列近乎下意识的举止中透露出某种折射出本性的潜在心理层面。
从艺术表现的特点看，《春潮》与屠格涅夫大部分中篇作品一样，以生动而细腻的笔墨着力表现人物的特定阶段的瞬间的“骤变”，这是一种从表面看来最不可能出现变化时发生急剧的转折，这又是一种最真实的而又最富戏剧化的转折。在《书简》、《浮士德》和《阿霞》中出现过这种“骤变”，在《春潮》中，这样的“骤变”先后出现了两次：一次是主人公对爱的承诺，一次是对爱的背叛，前后不过几天的时间，而就每一次而言，都是在“瞬间”发生。这种“骤变”中人物的心理的巨大落差，导致外部情节的大起大落，然而屠格涅夫却从不把他的笔墨“浪费”在外部情节上，他总是在唤起读者强烈的想象力之后，适时地恰到好处地搁笔。应该指出的是，屠格涅夫这一艺术表现手法也不完全是他的中短篇的“专利”，在长篇中他有时也采用这种手法。
在创作《春潮》以后，屠格涅夫在晚年还写了几篇中短篇小说，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所谓“神秘中篇”《爱的凯歌》（1881）和《死后》（1883）。
其实就题材来说，“神秘中篇”大都是爱情小说，这种题材对屠格涅夫的中短篇小说来说是屡见不鲜的，只不过在这类作品中作家采用了一种以往作品中很少出现的梦幻形式。在这一点上，1877年发表的《梦》颇有代表性。作品用第一人称，围绕“我”寻找父亲的线索，把梦幻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讲述了一个神秘的故事。《梦》这部作品虽带有一定的神秘性，但毕竟作家事先已有交代，因为作品的题名就是梦，这样读者对其内容的非现实性多少也有些心理准备，所以对作品所叙述的故事并不会感到十分奇怪。《爱的凯歌》和《死后》这两部“神秘中篇”也都可以加上同一个副标题“梦”，而《爱的凯歌》的题名本身便揭示出这两部作品的主题。
《爱的凯歌》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在16世纪中期的意大利，有两个年轻人——一对好朋友法比和穆齐，同时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华列莉娅。他们订下君子协定：一切都由姑娘决定。后来姑娘的母亲选择了法比作女婿，穆齐便遵守诺言，变卖了家产，离开了自己的朋友，到东方旅行去了。穆齐走后整整五年杳无音讯。此间，法比和华列莉娅也生活得美满，唯一的欠缺就是未能生儿育女。五年后的一个夏夜，穆齐回到故乡，此时，他仍深深地爱着华列莉娅。法比邀请穆齐住到他的府上。穆齐送给华列莉娅一条华美的珍珠项链，华列莉娅带上后觉得沉甸甸的，还有一种奇特的温暖感。穆齐讲述了他在东方的种种奇遇，并用印度的小提琴演奏了一曲从锡兰岛听来的神奇旋律——当地人称之为幸福的、如愿以偿的爱情之歌。法比和华列莉娅听了不由得心神荡漾，热泪盈眶。当晚，华列莉娅久久不能入睡，她感到体内热血沸腾，恍惚中她走进一间矮屋，只见穆齐也进来了，抱住了她……华列莉娅从梦中惊醒，又听见穆齐演奏的那支旋律。法比发现了妻子的异常举动，开始对穆齐产生怀疑。一天晚上，法比和妻子都入睡了，一小时后他醒来，发现妻子不见了，他正要出去寻找妻子，突然华列莉娅光着脚从外面进来，身上还带着外面的雨水。法比冲出门外，只见花园的小路上有两个人的脚印，顺着脚印追去，一直追进穆齐的厢房，只见穆齐在拉那支曲子。第二天，穆齐离开他家进城去了。但到晚上，又发生同样的情形：华列莉娅又开始梦游，法比追了出去，只见穆齐迎面走来，法比在愤怒中用剑向穆齐刺去，穆齐尖叫一声，跑回了厢房，同时法比听见华列莉娅也发出了一声尖叫声……然而，穆齐并没有死，三天以后，面如死灰的穆齐走了。此后，小夫妻又开始了平静的生活。但不久，华列莉娅感到在她的体内，颤动着一个幼小的生命……
如果说《爱的凯歌》作为一个异国的古老故事，带有某种传奇色彩并不奇怪的话，那么《死后》作为一个当代故事（作品注明故事发生在1878年），其中的“神秘”因素却是引人注目的。
《死后》（又名《克拉拉·梅里奇》）的主人公阿拉托夫是一个25岁的青年，他生性孤僻，终日离群索居，闭门读书，但也有一颗温柔的心。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结识了一位年轻的女演员克拉拉。克拉拉爱上了阿拉托夫，写信与他约会。在约会中，阿拉托夫冷淡地拒绝了少女的爱情。不久，阿拉托夫在报上读到克拉拉在演出中服毒自杀身亡的消息，大为震惊。从此，他坐卧不宁，决心弄清克拉拉真正的死因。等到他终于了解到克拉拉是为他而死时，他的心中燃起了爱的火焰。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茶不思饭不想，终日沉溺在思念克拉拉的梦境之中：他感觉到克拉拉的存在，甚至感觉到他在吻她，感觉到她的湿润的冰凉的牙齿……在第二天，人们发现阿拉托夫已经死去，在他的右手上，还紧握着一小绺女人的头发……
对于屠格涅夫来说，晚期作品《爱的凯歌》和《死后》在主题上与他以前的中短篇作品相比稍微有点变化。在以前的中短篇作品中，爱情往往作为一种自然力量出现，他笔下的主人公，都一个个在这种神奇的力量面前束手待擒。而在《爱的凯歌》和《死后》中，作家用超常的手法，以带有某种“神秘”的形式去表现这样的一种思想，这就是《死后》的主人公阿拉托夫临终时所说的：“爱的力量胜过死亡。”
对屠格涅夫晚年创作的神秘中篇，以往评论界多采取否定的态度，认为这是一种脱离现实的倾向，是作家世界观中的消极因素在创作上的反映。其实，屠格涅夫创作中的这种新的变化，并非只表现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在几乎是同一时期创作的散文诗中，也出现了与之相应的变化。在不少散文诗作品中，屠格涅夫采用了梦幻、象征、预感等多种形式来表现他的思想和情怀，来反映和折射现实生活。对此，以往也有人视为“神秘主义倾向”。
从当时欧洲的文学背景看，屠格涅夫创作中发生这种新变化不是偶然的。在19世纪后期，象征主义作为一种文学潮流已开始兴起，特别是在屠格涅夫长年居住的法国，更是风靡一时。作为一个文学大师，屠格涅夫的创作对欧洲和法国的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样，作为一个具敏锐感受力和创新精神的作家（尽管是一个成熟的有着稳定的艺术个性的现实主义作家），不可能丝毫不受到流行在欧洲和法国的新的文学思潮的影响。屠格涅夫晚期的所谓“神秘中篇”和散文诗中出现的所谓“神秘主义倾向”，正是这种影响的反映。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人的认识领域也不断地扩大。在19世纪后期，科学在心理学的研究和有关人脑的研究上有新的突破，拓展了人的认识。作为一个心理大师，屠格涅夫不可能不去关注这方面的新的进展，同时他还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进行某种实验性的探索，所以他笔下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常常处在意识和半意识乃至无意识之间的边缘”。屠格涅夫“神秘中篇”中所出现的一些“非现实性”的情节，在当年可能会给读者一种“离奇”的感觉。然而在今天，在读者经历了“人变为甲虫”这样一类可以说是司空见惯的文学情节后，它们已不再具有“神秘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