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年8月，屠格涅夫在怀特岛上的文特诺小镇边洗海水澡的时候，头脑中首次萌发了写《父与子》的念头。主要人物巴扎罗夫的基础，照作者的说法，“是一个令我惊讶的外省青年医生。这个杰出人物的身上体现出那种刚刚产生、还未定型的、后来被称为虚无主义的东西”。在巴黎，屠格涅夫开始构思，作品的情节在他的脑中逐渐形成，那年冬天他已写好头几章，但到第二年7月在斯巴斯科耶才最后完成，并把它读给几个朋友听过，后又作过一些修改和补充。1862年3月《父与子》发表在《俄国导报》上，正文前面有“纪念别林斯基”的题词。
医科大学的大学生巴扎罗夫到他的同学阿尔卡狄家里来度假。在这个与他格格不入的贵族庄园里，巴扎罗夫很快地就与这个庄园的主人、自由主义者基尔沙诺夫兄弟，特别是与阿尔卡狄的伯父巴威尔·基尔沙诺夫发生冲突。此人不是贵族中的败类，而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巴威尔是贵族中的保守派，年轻时曾追求过一位伯爵夫人，失败后便终身颓唐；他盛气凌人，顽固地维护贵族阶级的利益和旧制度；他蔑视人民，毫无爱国之心，从谈吐到服饰都在炫耀英国气派。他强烈地感到了巴扎罗夫锋利见解的威胁，便按捺不住连连挑起论争，于是，一场“父辈”与“子辈”间的短兵相接的冲突，便在这个贵族庄园里、在饭桌上、在客厅里迅速展开。巴扎罗夫在论争中极为冷静、自信，他不动声色，常常只用几句话，便准确有力地击倒对手。巴扎罗夫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否定一切，对一切都持批判态度。当巴威尔问他，是否不仅否认艺术、诗歌，而且还否认其他，巴扎罗夫断然回答：“一切。”这个“一切”简直让巴威尔吓得抽了一口冷气，因为他意识到这个“一切”中已包含整个社会制度在内，以至他不禁喊道：“说得多么可怕！”巴威尔在论争中遭到失败，并不甘心，便不断地借故向巴扎罗夫挑衅，冲突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以至最后发生决斗。可在决斗中巴威尔被击伤，巴扎罗夫又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胜利。后来，巴扎罗夫在一次手术中不慎被病毒感染而不治身亡。
《父与子》表现的是两代人的历史冲突，这两代人主要是以思想观点来分界的。小说的中心人物巴扎罗夫是“子辈”，也就是平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另外两个重要人物巴威尔和尼古拉则是“父辈”，即贵族自由主义者的代表。
巴扎罗夫是个复杂的艺术形象。他出身于平民家庭，“祖父种过地”，父亲是军医，他从小就参加过体力劳动，那双红色的手就是劳动造就于他的。他是医科大学的学生，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与热衷于讲演的宣传家罗亭不同，他致力于科学实验，重视实际行动。他也善于争论，但在风格上和罗亭大不一样：罗亭热情奔放，才情洋溢，妙言连珠，他的讲演词有着巨大的感染力；巴扎罗夫沉着、冷静、自信，他的语言简洁而又准确，具有一种不容置疑和不可动摇的力量。宣传家罗亭没有具体的行动纲领，他的讲演唤起了青年人的热情，然而他却不知道让他们怎样去行动，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去做些什么。巴扎罗夫的思想原则是“否定”，而行动纲领则是“破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把地面打扫干净”。他在行动上比罗亭要明确一些。自然，在巴扎罗夫看来，“破坏”是为了“建设”，至于说到“建设”，巴扎罗夫又认为“那不是我们的事了”。所以，巴扎罗夫的行动纲领是有一定局限性的。
应该说，从总体上看，巴扎罗夫不失为一个“当代英雄”式的人物，他理解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要求和时代赋予他的使命，并尽可能去实施他的思想原则和行动纲领。他的否定精神令保守派惊惶失措，令青年一代和下层人民欢欣鼓舞。他的“打扫地面”的行动虽未能最后完成，但也给那个即将衰败破落的旧世界以巨大的震撼。屠格涅夫能以赞扬和肯定的态度创造出这样一个“俄国的英沙罗夫”，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屠格涅夫后来谈到《父与子》时曾说：“我的整部中篇小说是反对作为先进阶级的贵族的。”他选择贵族中的优秀者巴威尔来和平民知识分子巴扎罗夫对垒，并且让他在各个方面都败在巴扎罗夫手下。因为“奶油尚且不好，何况牛奶”。由此可见，作家的肯定和赞扬是倾注在巴扎罗夫身上的，这一点在小说里表现得十分清楚。
屠格涅夫在巴扎罗夫身上也客观地反映出平民知识分子的一些弱点，如认为人与人之间就像“林子里的树木”一样彼此相似的见解，以及崇尚感觉，贬低理论，对艺术的否定等等，而这些看法确实是当时一些平民知识分子所具有的。这些描写没有贬低巴扎罗夫，相反更增加了这个形象的真实性。
但在小说的下半部，特别是在巴扎罗夫与奥津佐娃的恋爱上，屠格涅夫在一定程度上贬低了巴扎罗夫。自然，不是说不可以写巴扎罗夫去恋爱，也不是说巴扎罗夫不能爱上一个贵妇人，问题在于巴扎罗夫与奥津佐娃的恋爱中的种种表现，与他那种自信而又坚强的性格太不协调，也就是说，巴扎罗夫后来的举动违背了性格发展的逻辑性。巴扎罗夫的猝死也给作品蒙上了一层无可奈何的悲观的气氛，而作者的抒情性的议论中又加强了这个人物乃至整个作品主题的悲剧性。虽说在艺术上这是屠格涅夫的一贯风格，但其中多少也显露出作者本人对这个人物的态度的矛盾：
啊不，不管那颗藏在坟里的心是怎样的热烈，怎样有罪，怎样反抗，坟上的花却用它们天真的眼睛宁静地望着我们：它不仅对我们叙说永久的安息，那个“冷漠的”大自然的伟大安息，它还跟我们讲说永久的和解同无穷的生命呢。
《父与子》问世后，在社会上产生巨大反响，引起激烈的争论，产生了各式各样的说法，这一切使得屠格涅夫无所适从，一时间他只有保持沉默，屠格涅夫后来写了关于《父与子》的长文，对当年发生的种种情况作出解释和回答：“造成误解的全部原因，全部所谓的‘不幸’，就在于我所塑造的巴扎罗夫的典型，没有来得及经历文学典型通常要经历的渐进阶段。他没有像奥涅金或皮却林那样，碰上一个理想化的和风行颂扬的时代。新人巴扎罗夫刚一出现，作者对他就持一种批判的……客观的态度。这就把许多人弄得莫名其妙……巴扎罗夫的典型至少也应该和他以前的典型一样，具有同样的被理想化的权利。”
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巴扎罗夫是影射杜勃罗留波夫的说法，屠格涅夫写道：“我的批评家们称我的中篇小说为‘诋毁之作’，还提到我的‘被激怒’和‘被刺伤’的自尊心。可是我为什么要去写诋毁杜勃罗留波夫的作品呢？我和他几乎从未谋过面，无论是作为一个人或者是作为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我对他都是很尊重的。不管我把自己的才能看得多么平庸，过去和现在我都不至于把它降低到去写诋毁之作和‘诽谤之书’的地步。至于说到‘被伤害’的自尊心，我只想指出，杜勃罗留波夫评论《父与子》之前的我的最后一部作品，也就是评论《前夜》的文章（而他有理由被认为是社会舆论的表达者）这篇发表于1861年的文章充满了最热烈的凭良心说是过分的赞誉。可批评家先生们却想把我想象成一个被侮辱的诋毁书的作者。”
回想起当年来自各个方面的猜测和臆断，屠格涅夫不禁感慨万端：“一个作者心里想些什么，他的喜悦和忧伤，他的愿望、成功和失败，批评家先生一般都设想得不完全正确。例如，他们就想象不出果戈理所说的那种快乐，那就是通过所描写的虚构人物对自身和自己的缺点进行裁决。他们完全确信作者所做的必定只是‘宣扬自己的观念’；不愿意相信，准确而有力地表现真实和实况，才是作家的最高幸福，即使这真实同他个人的喜好并不符合。我可以举一个小小的例子。我是一个地道的、顽固不化的西欧主义者，过去和现在，我都丝毫不隐瞒这一点；但尽管如此，我却特别高兴地在潘辛（在《贵族之家》中）这个人物身上写出了西欧派所有可笑和庸俗的方面；我让斯拉夫主义者拉甫列茨基‘在所有的论点上都击败了他’。既然我认为斯拉夫主义学说是虚伪的和无益的，那为什么我还要这样做呢？因为据我的理解，在这种场合，生活正是这个样子，而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做一个真诚的和老老实实的人。在描绘巴扎罗夫的形象时，我从他的爱好中排除了一切艺术性的成分，却给他添上刺眼的和粗重的色调，这并非出自于想侮辱青年一代的荒谬念头，而只是对我的熟人德医生以及和他类似的人进行观察的结果。‘这种生活就是这样发生的，’——再次提醒我这一点的是经验——它也许是错误的，但我要重复一遍，它却是诚实的。我没有什么聪明可卖弄的，我正应当这样来描绘他的形象。在这里我个人的倾向不起丝毫作用；但如果我对我的读者中的许多人说，除了巴扎罗夫对艺术的看法之外，我差不多赞同他的全部信念，那他们大约会感到惊奇的。可人们又断言我是站在‘父辈们’这一边的……可我在描写巴威尔·基尔沙诺夫这个人物时甚至违背了艺术的真实，过分地夸大了他的缺点，几乎有些漫画化，使他成了一个可笑的人物。”
对于当年陷入“两面都不讨好”的境地，屠格涅夫自己也是无可奈何地予以承认：‘既不是父，也不是子，’一位机智的好说俏皮话的太太读完我的书以后对我说，‘这才是您的中篇小说的题名——您本人就是一个虚无主义者。’
“《烟》出版后，诸如此类的说法就愈演愈烈了。我不想争辩。也许这位太太说得对。在创作上每个人（就我自己的经验而言）所做的，并非是他想做的，而是他能做的——能成功地做到的。”
读者对巴扎罗夫这个典型的看法之所以产生如此之大的分歧，其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一是这个形象本身是根据现实中还不是十分普遍的人物（或者说是所谓“萌芽式”的人物）创造的，读者对这样的人物还有些陌生，或者说，读者还不能明确地看清这个人物的现实基础，他们对这个人物一方面觉得好奇，另一方面又觉得古怪。“父辈”——老一代人觉得他“离经叛道”，锋芒毕露，对其左右都看不顺眼；“子辈”——青年一代虽觉得他的一些观点表现了他们的心声，特别是他的尖锐的见解和卓尔不群的风格令他们觉得痛快淋漓，但又觉得他的性格“怪异可笑”，不可捉摸，在感情上也拒绝承认他是他们的代表和偶像。其实这并不奇怪，“新生的”事情和人物在其出现的初期，总是不可能得到各方面一致的认同的。
二是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态度的两重性又增加了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既喜欢他，又不能完全理解和接受他。屠格涅夫在写作《父与子》时，思想还是比较进步的，特别是他对青年的态度是积极的肯定的，认为青年人——也就是“子辈”是俄国的希望，这也是他一贯的看法。所以他说他喜欢巴扎罗夫这个人物，这并非假话，尽管在感情上他对“父辈”是同情的，不一定能完全接受巴扎罗夫的思想和观点。可是他在现实中发现了这样的在当时还是罕见的人物，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他不能违背生活的真实，也不能违背一个真诚的艺术家的良心，他只有按现实的本来面目来再现，来创作。但说实在的，他对这样的人物还不能完全理解，他把巴扎罗夫推上了舞台，让他亮出了他思想的“底牌”之后，却不知道再让他如何“行动”。他按照惯用的手法，把巴扎罗夫放到“爱情”中去检验，对这个“否定一切”、自然也否定“爱情”的“强者”巴扎罗夫，他显然还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女性。在以往他笔下的女性，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屠格涅夫家里的姑娘”，是用来检验那些“多余人”的软弱性格的，她们对“新人”巴扎罗夫显然是不合适的。如果硬要把这样的纯洁而勇敢的姑娘领到巴扎罗夫面前来，那将会出现一个尴尬的局面：如果她像娜达丽娅一样对巴扎罗夫说：“我爱您，我愿意同您一道远走高飞，哪怕是到天涯海角。”那巴扎罗夫非但不会感到任何激动，自然也不会像罗亭那样还会感到有些害怕，他可能还会对这个姑娘训斥一顿：“难道您真的相信世界上存在着爱情吗？”屠格涅夫是不愿意他“家里的姑娘”遭到这种羞辱的，于是他为巴扎罗夫选择了一个“徐娘半老’的贵妇人，她风韵犹存，举止优雅，处世老练，她喜欢巴扎罗夫的性格，喜欢他的锋芒，但她是不会真的爱上他的，她至多是想在巴扎罗夫身上寻找一些刺激而已。在这个老练的贵妇人面前，一向沉着而自信的巴扎罗夫竟弄得神魂颠倒，不知所措了。而在这之前，巴扎罗夫的形象是多么的高大。所以有人说屠格涅夫无法在其他方面来贬低“强者”巴扎罗夫，就在这样的恋爱中来贬低他：原来巴扎罗夫也是“英雄气短，儿女情长”！这种说法不无道理。总之，在《父与子》的下半部，巴扎罗夫的性格发展“出轨”了，其根本原因还在于作者对他笔下的这个“新人”还不能真正地理解。同样，作者对巴扎罗夫以后究竟如何行动，也是心中无数，他只好让巴扎罗夫因偶然的因素而早死，这人为的痕迹也很明显。
不过，使屠格涅夫感到安慰和欣喜的是，在《父与子》的风波正闹得沸沸扬扬时，他收到了另一位著名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来信，信中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度评价了《父与子》。屠格涅夫在1862年3月18日的回信中写道：
最亲爱的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没法对您说，您对《父与子》的意见使我高兴到什么程度。问题不在于自尊心的满足，而在于证明：我并没有错，没有完全失策，因此劳动没有白费。这对我来说更加重要，因为我信任的人们（我不是指科尔巴辛）都郑重地劝我把作品扔进火里烧掉，还在前几天皮谢姆斯基（不要告诉别人）写信给我说巴扎罗夫这一人物完全不成功。请问怎么能不使人感到怀疑，怎么能不把人弄糊涂？作者很难立即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实现了多少，它是否正确，自己是否把握了这一思想，等等。作者在自己的作品里如堕入云里雾中。您大概多次亲身体验过这种事，因此我再次向您道谢，您多么全面和精辟地理解我想通过巴扎罗夫要表现的东西，这使我非常惊讶，非常高兴。您仿佛深入到我的内心，甚至意识到我认为没有必要说出的东西。上帝保佑，但愿这里表现出的不仅仅是大师的敏锐的洞察力，而且是读者的单纯理解，那就是说，上帝保佑，但愿大家看到的哪怕只是您看到的一部分也好！对我的这部中篇小说的命运，我现在很放心，因为它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所以我也没有什么可后悔的了。还有一点，证明您多么熟悉这个典型人物：在阿尔卡狄与巴扎罗夫会面时，就在您说的缺少点什么的地方，巴扎罗夫一面谈决斗，一面取笑骑士们，阿尔卡狄听着心中暗暗害怕，等等，我都删掉了，可是现在后悔了，因为我总是在不赞同的评论影响下，不断涂改和重写，可能正是因为这样，就产生了您指出的麻烦事。
再次紧紧地握您的手，并向您道谢。请向您夫人转达我亲切的问候，祝您健康。
在写作《父与子》期间，屠格涅夫曾经于1861年4月返回俄国一次。这一年，俄国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件大事——沙皇宣布废除农奴制。
屠格涅夫是在国外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他激动得全身发抖，以为俄国开始了新的纪元，他甚至还说出“上帝保佑沙皇！”这样的话来。他要回去亲眼目睹和体验这一历史事件。可是，他回到斯巴斯科耶后，发现农民对“改革”很不满。起初，他还埋怨农民为什么不理解“改革”，但后来，他的乐观情绪渐渐被严酷的现实冲洗掉。他发现农奴制依然故我，地主依然天天在鞭打农民。
在故乡，他埋头于《父与子》的写作。然而一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发生了：
5月26日，他和前来看望他的托尔斯泰一同去他们的朋友费特的庄园聚会。第二天，在用早餐的时候，费特的妻子问起他的被送到维亚尔多那里的女儿波丽娜的教育情况时，屠格涅夫表示他对女儿的英国家庭教师十分满意。接着他又把话题转到行善上来：“现在，这位英国教师又让我女儿学习为穷人缝补破衣服，然后还给穷人。”
“你以为这也算做好事吗？”年轻气盛的托尔斯泰插嘴道。
“当然，这可以使做慈善事的人对穷人有所了解。”
“可是我认为，这不过是穿戴得整整齐齐的女孩子把又脏又臭的破布片放在膝盖上虚情假意地演演戏而已。”托尔斯泰很不客气地说，一向讨厌虚伪的青年作家非常不喜欢这类善行。“请您别这样说！”屠格涅夫大声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说我认为完全正确的话？”托尔斯泰也毫不示弱。
“我请您别开口污辱别人！你再这样说话，我就打扁你的脑袋！”屠格涅夫气得脸色发白，一下子跳了起来。他在向费特夫人道歉后，立即回斯巴斯科耶去了。
托尔斯泰也立即离开，并且他还找来手枪，向屠格涅夫发信提出决斗，而且不准第三者在场。屠格涅夫第二天回信说，他不准备接受这样的决斗，要决斗就按正式的规则进行，并表示他不想和托尔斯泰打交道了。托尔斯泰在回复时讥笑他胆小害怕，也宣称再也不和他交往。就这样，两位“巨人”竟绝交达17年之久。
§§第五章 小说家中的小说家
“倘若他对自己身后的荣誉有所关注，想必是满怀信心的。”
——莫洛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