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陇东黄土高原上，有一个南北长约三十六公里、东西宽三十四公里，由一道梁和梁间开阔掌地形成的原，叫做毛居井。这里由于常年干旱，人民生活穷困，连吃水都成问题。清朝乾隆年间，有个姓毛的举人，在他的门前打了一口井，方便了乡亲和过往的行人。由此人称此地为毛举井。后来讹为毛曲井和毛居井。这块地方，原属固原县，现属环县，为毛井乡。如今在乡境内尚有一座陵园，其中有一些断碑残碣，从依稀可辨的碑文中，可知是清朝末年太子少保、甘肃提督董福祥的祖坟。它向人们确切无疑地说明了董福祥的籍贯。这篇史传，便从董福祥小时说起。
死而复生
毛居井有个家道小康的董世有。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他生了第二个儿子，取名福祥，后来表字星五。董福祥小时候，读书半成不就，却喜欢舞枪弄棒，与小伙伴们做打仗游戏。稍长，生得膀阔腰圆，健壮魁梧。目光炯炯有神，眉间带一股英气。到同治初年，已长成一条二十岁出头的健壮汉子。心胸开阔，性格爽朗，惯于打抱不平，喜好结交。有一帮要好的小兄弟，其中就有张俊、李双良等人。他常对小兄弟们说：男儿志在四方，不能一生埋没在田野间。要干它一番事业，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他平素对清朝官府的横征暴敛、鱼肉乡民十分不满，便趁各乡里奉命大办团练以对付反清起义回民的机会，纠集众兄弟起事，专门与官府作对。他们人数不多，游动于固原、环县、安化（今庆阳县）一带。但因开始缺乏作战经验，不久便遭到官兵征剿，董福祥不幸落入安化县把总（最小的武官）王蔼臣手中。王蔼臣把董福祥作为匪首惩治，一定要他的死命。把他押人站笼中，百般折磨。一次，命人将滚烫的开水从他的头上浇下去。董受此酷刑，呻吟了几声，便昏了过去。禁卒心有不忍，不肯再下毒手，向王蔼臣谎报董已死去，王便令弃尸于荒郊。董福祥在野地里好久才苏醒过来，但已是气息奄奄，不能动转了。
也是董福祥命不该绝。有个中年妇人转娘家回来，在荒野见到了濒死的董福祥，大吃一惊，连忙回家邀集四邻，将董救回到自己家中，供给饭食养伤。本来，董聚众反清，是得到当地贫困人家拥护的，如今他遭此毒手，更得到广泛的同情，都愿意伸出援助之手。但因他头部烫伤太重，又缺医少药。没有办法，便按当地民间土法，将水坑里的糊泥取来，涂敷于伤处。过了些日子，居然伤口渐渐愈合，但头发却无法长全，落了一块一块的伤疤。据说，此后董福祥从不在大庭广众中摘下帽子，当是这个缘故。严重的问题，是眼睛仍然睁不开。一天，董福祥实在熬不住这种昏天黑地的日子，便对这位妇人说：“老人家，你下点狠心把我的眼皮拨开，看我还能不能看见东西。”妇人小心翼翼地用头上的簪子拨开董的眼皮，董立刻见到了光明，不禁大喜过望，顿时信心倍增。他对妇人说：“常说身残志不残。只要有我的眼睛在，我不但志不残，身也不残。我还能干一番事情。我还有报答你老人家的机会！”说得好心的妇人也破涕为笑了。
不久，董福祥便恢复了健康。他对清朝官府又增了一重仇恨，而且时局也给他提供了机会。
揭竿举义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了许多非法权益，加重了对中国的掠夺。清王朝又把庞大的军费和对外赔款，以加征钱粮、加紧搜刮的办法，转嫁到各族人民头上。各族人民遭受双重的压榨和剥削，难以生活下去，便纷纷揭竿而起，聚众反抗。1851年爆发的太平军起义，便把抗清运动推向高潮。接着，便爆发了陕甘回民大起义。
陕甘回民起义的星星之火，肇始于陕西关中地区。1862年（同治元年）五月，华州（今华县）境内一些回民与汉民之间，因细故发生械斗。这本来是可以和解的，但清朝官府却错误地采取以汉制回的手段，对回民施行高压政策，视回族人民性命如草芥。回族人民不堪其虐，杀了清廷所派的“巡抚团练大臣”，遂便事态扩大。陕甘各地回民纷纷起来响应。起义回民乘太平军、捻军进入关中，清军防务空虚的有利时机，连陷关中许多州、县城池，进围西安。又击败了清廷钦差大臣胜保所率的军队。清廷第二次增派重兵，起义军于同治二年退入甘肃董志原（今庆阳地区南部）一带。甘肃回民的举义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心，即：西宁的马文义（后为马桂源、马本源）、河州（今临夏回族自治州）的马占鳌、肃州（今酒泉市）的马文禄、金积（今宁夏吴忠市）的马化龙。其中以马化龙实力最强，为众望所归，起义回民都遥奉其号令。陕甘回民义军会合后，再东入陕境，又取得从渭北至绥德、榆林等广大地区，声势浩大，清军无可奈何。
由于清廷对回民义军束手无策和煽惑民族歧见，各地汉民纷纷组织团练以自保。但后来发现，清朝军队的扰害比回民义军更厉害，便转而反对官军、官府。此时，伤愈复元的董福祥便再次纠众起事。当时正值陇东地区大旱，百姓无衣无食，难以活命。因而董福祥振臂一呼，立即群起响应，很快聚集了十几万人。但这是携妻带子、扶老携幼的乌合之众，没有什么战斗力。而且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粮食供应从何而来？有文字记载说：“日食一餐亦不可得”。迫不得已，董福祥便率众向陕北流动就食。当时的陇东，类似董福祥这样的汉民义军还有多起，也大都是东向入陕。这些汉民义军，与回民义军，捻军实际上或是遥相呼应，或是联合攻城掠地，延续了六七年之久，给清朝的统治以严重的威胁。当时的官方记述说：“回逆与捻，时离时合，而土匪交错其间，陕省几无完地。”这里所说的“回逆”即回民义军，“土匪”即汉民义军。
同治六年（1876年）六月，清廷以左宗棠为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率其湘军到西北镇压回汉义军。他向清廷报告说：“北路（即陕北）则有回土两匪合并，回匪以合水、鹿州（今富县）为老巢；土匪则有新老两营，老营匪首董福祥，新营匪首扈正禧。出没于保安、安塞、桥扶峪、新集、老集、董园、安边、定边各处，无一定巢穴。”实际上，董福祥的根据地在镇靖堡（今靖边县境）。
但由于捻、回、汉等义军之间仅仅多是遥相呼应，缺少密切的配合和及时的相互支援，于是，在清廷不断增调部队征剿的情况下，各支义军相继被各个击破，最后在陕北地区只剩下董福祥一支，尚在坚持作战。据清总兵魏光焘记载：“……而北山一带土匪自扈彰一股投诚后，董福祥、李登等股众尚十余万，游勇溃卒附之者亦数千，四出窜扰。贼围清涧师家寨甚急，此股匪首为董福祥所统之李双良、李登，均固原州人。”
同治七年（1877年）十二月初，镇压了捻军的左部主要首领、广东提督刘松山，率其“老湘十二营”“一万有奇”的部队，从山西永宁州（今离石县）西渡黄河，进驻陕西绥德。刘松山立即与成定康等部清军联合一起，向汉民义军发动残酷的进攻。在大小理川一带，进行扫荡战和追击战。手持刀矛棍棒、乌合之众的义军，当然抵不过装备精良、有多年镇压义军经验的湘军，便纷纷败逃、溃散。十二月二十八日，刘松山攻占了董福祥的根据地镇靖堡，俘获了许多人。其中包括董福祥的父亲董世有和三弟董福禄。董福祥仅率三四千人撤出。
董福祥带领残余部队，退到长城外的荒凉沙漠中，人无粮马无草，连吃水都有困难，已陷入绝境。而且刘松山要赶尽杀绝，以他的父亲、弟弟为质，派人前来逼降，扬言如不归降，不仅要将他这三四千人置之于死地，而且要杀掉他的父亲、弟弟以及更多的被俘人员。董福祥是个孝子，父亲的被俘揪住了他的心，他更不忍看到他这几万兄弟姐妹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思来想去，心中如大海翻腾，几天几夜没有合眼，最后终于决定要以一己之身来换取几万人的生命，便向刘松山归降了。此时，左宗棠面对的是更广阔地区的更强大的回民义军，出于策略的考虑，便令刘松山将董福祥部全部收留下来，大部分安插在瓦窑堡（今子长县）、老君殿、周家崄一带垦荒务农，拣选精壮者，改编为“董字三营”，“董福祥居中、张俊居左、李双良居右，”成了刘松山属下的一支部队。但此时董福祥等人尚未得到正式官衔，仅得“军功”的称谓。从同治初年到同治七年，董福祥这段起义反清史，是他一生中光辉的一页。它客观上支援了捻军和回民义军，给了清朝一定的打击，也使陇东一带许多农民躲过了刀兵和饥馑之厄，保存了生命。至今陇东一些老年人尚记得上辈的传闻，无不感戴董公的恩德。惜乎董在路尽途穷之际，未能坚持初志，而改弦更张，使他此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为清效命
镇压了陕西境内的义军之后，左宗棠便于同治八年五月向甘肃推进，分三路进兵：北路刘松山部越过定边、花马池，指向宁夏；中路魏光焘、雷正绾部由合水、宁州（今宁县）向泾州（今泾川）、平凉推进；南路吴士迈等部由陇州（今陇县）、宝鸡趋秦州（今天水市）。以北路为重点。所以在甘肃境内依次有金积堡之战、河湟之战和肃州之战。董福祥在这三个战役中都异常卖力，因而得到了步步升迁。
刘松山所率湘军，虽是屡经争战的凶悍队伍，但不熟悉西北的天时地理、风土人情。有了董福祥这支队伍做向导，这些弱点便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克服。据说在一次宿营中，刘在一个山岭的下沟口扎营，董福祥进言：“此地是个水口，不宜扎营。”刘以为西北干旱少雨，不须防水。不料当夜大雨骤起，山洪暴发，若干官兵遭到灭顶之灾。刘松山悔之不及，从此对董福祥重视起来，经常与之商量事情。
宁夏川黄河东岸的金积堡，位于古老的秦渠汉渠之间，城堡周九里，墙高四丈，墙厚三丈多，十分坚固。而且堡中有堡，其间墙壁纵横，有路相通。堡内粮食、弹药充足。堡的周围，沟渠纵横，堡寨林立。东北面，从吴忠堡到灵州，有堡寨四百余座；西面，从鸿乐到青铜峡口，有堡寨一百二十余座；还有上四堡、下四堡、山八寨；黄河西岸也有堡寨十多座。众多的堡寨与渠道相配合，构成以金积堡为中心的防御体系，易守难攻。马化龙训练了精壮乡勇三千余人；编为标兵十三营，并在迤南的牛首山上设有制造军器的据点。他的长子马耀邦又是个计谋超众、意志坚定的战争指挥人才。同时，驻在董志原一带的陕回义军也退到了金积堡附近，声势更为浩大。但马化龙为免地方涂炭，并不轻易构兵。早在同治初年就不断向清军求抚，并主动撤出已经占领了的宁夏城（今银川市），以示诚意。但清军曹克忠、雷正绾部还是大举进攻，被马化龙杀得大败，伤亡二千余人，雷部全军溃散。同治四年底，督办甘肃军务穆图善（满人）主抚，马化龙向清廷捐纳白银数万两、粮食数万石，此后每年还要交粮七千石；清廷则给马化龙以副将衔，并赐名“马朝清”。这一手，正好适应了清军主要对付太平军、捻军，无暇西顾的需要。待到清军腾出手来，自然就变抚为剿了。
同治八年（1878年）八月，与刘松山部自东向西、向南进兵金积的同时，清绥远将军金顺、总兵张曜自后套南进至宁夏城，控制了黄河以西地区。黄鼎、雷正绾、简临敬等部自董志原、固原北进。各路清军鏖集，对金积堡形成包围态势。这时，马化龙还想维持“抚局”，这正好被刘松山所利用。官方记载说：“刘松山即飞札金积堡马朝清，令其传知各堡寨，官军只剿陕回，已抚之甘回安居无恐”（《平定关陇纪略》）。于是，清军长驱直进，八月中旬，刘松山部进抵灵州附近的郭家桥，经过激战，刘松山占据一二十个堡寨，斩杀二千余人，“抚局”告吹。刘松山旋即掘开秦渠，放水灌入吴忠堡内，趋势猛攻，占据了吴忠堡。这是金积堡西北最重要的屏障。
八月下旬，刘松山进攻板桥一线，回民义军和陕回崔伟、李经峰部协同抵御，战斗异常激烈，清军伤亡甚重，董福祥和几个总兵都负了伤，两军相持不下。之后，刘松山采取引诱回军出寨的办法，连续攻破堡寨数十座，逐渐逼近金积堡。
十月，刘松山自板桥发起进攻，马化龙亲率万余人迎战，刘松山大败。马化龙乘势在金积堡外围筑起一道数里的短墙，以加强防御。但此时，南路、西路清军也逐渐逼来，形势日趋严重。金积堡内意见分歧，举棋不定。马耀邦主张分兵一部，沿河套东向包绥，威胁北京，转移清军兵力。陕回首领白彦虎等主张西撤，与河州、西宁地区的回民义军联合。马化龙均不采纳。嗣后，陕回各路义军相继撤走，金积堡地区义军力量大为削弱。
十一月初，左宗棠大营自泾洲西驻平凉，督促对金积堡加紧围攻。中旬，刘松山发起攻击，回军凭借短墙顽强抵抗，清军伤亡惨重，简临敬毙命。时值午后，风沙大作，董福祥趁机率部突入短墙阵地，他的左肘中弹也不稍却，终于拿下了阵地，并乘势攻占了许多堡寨，金积堡形势益孤。
十二月十五日，刘松山攻击马五寨，并约寨堡头目登台对话。董福祥以恐遭暗算相劝阻，刘不纳。及至对话时，寨中四支鸟枪对他瞄准射击，一发中其左乳，左右连忙将他抬下来，已气息奄奄。传说刘松山临终时当着其侄刘锦棠的面对董福祥说：“悔不听尔之言，致中暗算。三湘子弟随我到边远地区，侄锦棠于军事尚缺少经验，可辅则辅之，不然尔即自为之。”又对刘锦棠说：“尔董伯对地方熟悉，我不听劝告，终至上当。尔以后必听董伯之言，方能无一失。”所以，此后刘锦棠对董福祥甚为敬重。
刘松山阵亡，清军后撤。马化龙趁势攻占青铜峡口、永宁洞、下桥等重要据点，并分兵袭击清军后方运道，南路清军败退至鸣沙洲。刘锦棠将刘松山灵枢停于吴忠堡，以维系军心。此时陕西回民义军又攻占渭北许多县城，迫使左宗棠“抽拨劲旅，回顾陕疆。”金积堡暂时得到缓和。但不久清军在陕如愿以偿，又回师宁夏。左宗棠并奏准清廷，由刘锦棠接统刘松山所部，继续围攻金积堡。
同治九年（1870年）八月二十一日，刘锦棠指挥所部攻占青铜峡口，堵塞水源，渠道干涸，陆路皆通。为最后攻击金积堡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月二十七日，刘命令董福祥夜袭马家寨，董率部四面围攻，驾云梯爬墙，攻破了此寨。至此，仅有金积堡及其周围几个堡寨尚在，且粮食缺乏，难以坚守。马化龙便派人给刘锦棠送信，表示“我一人之宛，赎万众无罪之生。”十一月二十六日夜间，马化龙亲自到清营“认罪”。但是，他虽有舍生救众的义气，却缺乏料敌的明智，此后的事态发展，与他的愿望正好相悖。
左宗棠命令先把马化龙押在军中，利用他的劝说，招抚了难以攻下的王家疃等几个堡寨，然后向马化龙、马耀邦追逼武器、马匹，物资。据左宗棠奏折：“马耀邦呈缴车辆大铜炮四尊，九节蒺藜炮四尊，威远炮二十八尊，劈山炮二十尊。鸟枪一千零三十杆，抬枪二百九十三杆，刀矛二千四百八件，洋枪一百八十杆，火药五篓，铅子七百斤，硫磺二百九十斤。”此后，平毁堡寨中，又掘出洋枪一千三百多杆，白银十九万两。
油水榨干之后，就该挥动屠刀了。马化龙在关押中折磨了四十七天，于1871年正月十三日被凌迟处死，同时被处死的还有其子侄耀邦等十三人、头目八十余人。对堡内一万多回民实行分化政策：陕回、甘回出堡门时，命每人肩负一条草绳，凡男性在十二岁以上、六十岁以下的都处死；成年妇女则发配各地与清军官兵婚配。土回（本地人）男性老弱和妇女流放于陇东各县的深山僻野，成年精壮男丁编入“旌善旗队”，归董福祥等统率。一个反清的英雄堡垒，就落得这样悲惨的下场！
董福祥由于此次战功，清廷破格给以都司；而且将金积堡附近的马家滩田产及回众归其所有。这是若干年后他在此地治府第、屯田的张本。
继金积堡之后，是河州之战。左宗棠各部从临洮渡洮河而西，在太子寺（今广河县城）附近遭到回民义军马占鳌的袭击，总兵傅先宗，记名提督徐文秀战死，只好退至洮河沿岸。但马占鳌以得胜而投降，左宗棠喜出望外，奏准清廷，赏马占鳌以六品军功顶戴，将其部编为三旗马队，以马占鳌为督带，归河州镇节制。这支军队后来也曾隶属于董福祥。
西宁地区的回民义军首领马桂源、马本源兄弟原想求抚，但从金积堡撤至此地的陕回义军不肯降清，他们驻于西宁南部大小南川一带，约有二万余人。左宗棠以剿除陕回为名，命令刘锦棠率马步十八营，连同刚刚归降的马占鳌部，进驻碾伯（今乐都县），之后，向湟中进兵，以董福祥部为前驱，攻克了西宁。旋有清大通都司马寿在向阳堡叛清，刘锦棠于同治十二年正月攻陷向阳堡，杀马寿，令董福祥在此守卫，自率部边克大通、巴燕戎格（今化隆县）。陕回白彦虎等部又被董福祥击败，经扁都口撤至肃州，西宁地区遂平。此次作战，董福祥再次表现了对清的忠勇，由都司升为游击。
肃州马文禄所率回民义军，自同治二年以来，几次打败进剿的清军，后来维持“抚局”。同治十二年春，陕回白彦虎率四千余众来就，势力转增。不久，左宗棠调军包围肃州，相持不下，清将徐占彪将白彦虎击败，白率部出嘉峪关，进驻安西、敦煌。同年九月，刘锦棠部赶到，参加围攻，左宗棠也前来督战。九月十三日，肃州陷落，马文禄等九名头目及一千五百多人被杀害。但此时河州回民不甘于降清。1874年（同治十三年）十一月，以闵殿臣、闵福一父子为首，又聚众反清。在清军优势兵力进剿之下，“未及十日，遂将此股悍逆悉数歼除，计各军杀毙、轰毙之贼，前后约近四千有奇”（左宗棠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奏折）。镇压这次回民，董福祥又因功升为参将。而张俊已先他而升为参将了。李双良则由游击升为补用副将。他们三人，本是反清的首领，降清后，在镇压回民义军中颇为卖力，以回民的鲜血换来官职，实是他们历史上的一大污点。
新疆建功
光绪二年到四年（1876年到1878年），在左宗棠平复新疆之役中，董福祥及其所统的甘军，为祖国建立了功勋。
新疆自古就是我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鸦片战争以后，沙俄割占了我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四十四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又于光绪初年出兵占领伊犁，还继续向东扩展。英帝则向南疆伸手。腐败的清王朝对外一再妥协退让，对内则采取高压政策，加重赋税。于是，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影响下，新疆的回族、维族人民于1865年（同治三年）掀起了反清斗争。各封建主伺机而起，窃取了起义军的领导权，实行割据。在这种情况下，浩罕军官阿古柏乘机侵入，在南疆建立了所谓“哲德沙尔”（意为七城，即喀什、莎车、和阗、库车、库尔勒、阿克苏、乌什）之国，并向北扩张，占据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地区。新疆大部沦入阿古柏铁蹄之下，各族人民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同治十二年（1873年），白彦虎率数千回民起义军从敦煌入新疆。但他没有与新疆人民一起反清，也没有抗击侵略者，却错误地投靠阿古柏，充当了分裂祖国的帮凶，因而就起了质的变化。
面对新疆的危局，清朝廷中有两种不同的主张，一种以李鸿章为代表，主张放弃这块疆土，拱手让给侵略者；另一种主张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坚决收复。结果代表全国各族人民心声的后一种主张被清廷采纳。1875年（光绪元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于次年三月三十日从兰州移驻肃州，部署新疆军事。
此时，清政府在新疆仅仅保有从哈密经巴里坤、济木萨到塔尔巴哈台一线，可以作为依托。左先派出四十个营进入新疆，在这一带部署防守，并保证粮道的安全。然后，以刘锦棠为总理行营营务（即前敌总指挥），率马步二十五营进入新疆，作为攻击的主力。清朝军制：步队每营五百人，马队每营二百五十人。依此估算，出关总兵力为六十五个营，约计三万人，而刘锦棠部则为一万多人。刘部在开始时，以“老湘营”的提督谭拔萃、谭上连、谭慎典、余虎恩、谭和义等部为主力，至于参将董福祥、张俊等尚居次要地位。但此后在实战中，董、张逐渐崭露头角。左宗棠平复新疆的战略部署是：缓进速战，先北后南，稳扎稳打，确保粮运。第一个战役，是收复乌鲁木齐地区。
光绪二年（1886年）六月初，刘锦棠部进至济木萨（今吉木萨尔），归降了阿古柏的白彦虎、马明陈兵古牧地（今乌鲁木齐市东北四十里处）以待。刘锦棠两路进兵，一举进至古牧地关前。六月二十四日攻夺关垒，鏖战两个时辰，刘所部中军和董福祥的董字营由东南角一拥而入，拿下关垒，又在关内展开肉搏战，“将城中悍贼五六千人一并砍杀净尽。”六月二十七日攻克乌鲁木齐城，“是役击毙贼不下五六千人，生擒二百五十人。”白彦虎、马明率残部向南疆溃退。
首战告捷，清廷对各将领都给以升赏。董福祥给以记名总兵，赏给阿尔杭阿巴图鲁名号。张俊给以记名总兵，赏给正二品封典。
乌鲁木齐克复后，盘踞于昌吉、呼图壁和玛纳斯北城之敌，弃城逃走。只有玛纳斯南城之敌尚负隅顽抗，清军金顺部前去攻打，月余不下。八月，刘锦棠调谭拔萃、董福祥助攻。八月二十一日发起总攻，董福详部在城外掘长壕，挖地道，用火药轰倒一段城墙。清军奋勇进击，一举收复该城。至此，新疆北路基本肃清。
第二个战役，是收复吐鲁番地区，打通南疆大门。1887年（光绪三年）三月，左宗棠“令诸三军并进”，即刘锦棠自乌鲁木齐南进，张耀自哈密西进，徐占彪自巴里坤西进，三路会师于吐鲁番。此时阿古柏令其大总管爱伊德尔呼里守达坂，其二子海古拉守托克逊，白彦虎、马人得守吐鲁番，他本人驻喀喇沙尔以为策应。刘锦棠部于三月初一日出发，星夜潜行，出敌不备，于初七日攻占了达坂城，杀敌两千余，其余均被俘获，无一人一骑逃脱。爱伊德尔呼里代阿古柏乞降，愿缚白彦虎来归，并献出南八城。刘锦棠允许了他，放他选亲信数人，一同南行。八月中旬，清军三路会师，连克吐鲁番、托克逊，马人得乞降。通往南疆的大门打开。
清军进兵的神速，给阿古柏震动很大。爱伊德尔呼里派人劝阿古柏缚送白彦虎，但他此时已无力对白进行控制，难以实现。而且由于他往日的横暴，各族人民都想乘机起来反抗他。阿古柏见大势已去，走投无路，日夜忧愁哭泣，终于服毒自杀。他的二子海古拉将他的尸体以香牛皮包裹，往西运送。行至库车，阿古柏的长子伯克胡里将其弟海古拉杀死，夺去阿古柏尸体，退守喀什噶尔满城，令清绿营叛变守备何步云守喀什噶尔汉城。白彦虎则踞守库尔勒，白壅开都河水，使之到处泛滥，一百数十里的地方尽成泽国，企图以此阻止清军南进。
第三个战役，是向南路进兵，收复南八城。南八城又分东西。喀拉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称为东四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喀什噶尔、和阗，称为西四城。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刘锦棠从托克逊出发，先拨小部队到曲惠（楚库尔）沿途运柴草、开井泉，按里程准备，为大队做好供应。张俊所部担负了这个任务。同月二十六日，刘锦棠大队到达曲惠，继续前进，艰难地越过被白彦虎放水泛滥的开都河区域，九月初一日收复喀喇沙尔城，城内也是水深数尺。初三日到达库尔勒，却是一座空城。此时军粮不继，进退维谷。幸而发现窑藏粮食数十万斤，才渡过了难关。此后侦知白彦虎踪迹，即急行军，六昼夜驰行九百里，在库车附近追及，战杀一阵，白即逃窜，于十二日收复库车，十八日收复阿克苏，二十一日收复乌什。由于路途远，战线长，沿途留守部队越来越多，前锋部队日渐减少。但董福祥、张俊、胡登花所率的甘军一直是前锋部队。清附逆守备何步云反正，率满汉兵数百众守喀什噶尔汉城，被敌兵围攻甚急，派人向刘锦棠求救。刘派余虎恩督队急进，限十一月十四日到达，清兵提前于十三日到达该城，一举击溃围城之敌，余虎恩令张俊步队守城，自率队向西追赶敌兵，追至中俄边境，伯克胡里、白彦虎等被早已守候的沙俄军队接入俄境，只得空手而回。
此后，刘锦棠相继收复叶尔羌、英吉沙尔。而最远的和阗，则命董福祥收复。董率部分路南下，越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于十一月底到达和阗，经过激战，生擒阿古柏残部头目七十余人及其众数百人，和阗肃清。至此，沦陷十余年的新疆大部地区，得已收复。
清廷对全体将士均予以升赏。董福祥“赏给云骑尉世职”，张俊“赏穿黄马褂”，胡登花“以提督记名，并赏给正一品封典。”
但此后仍有战乱。不久，沙俄纵容和支持白彦虎、安集延人并纠集布鲁特人连续侵扰我疆。第一次侵扰，清军擒斩白彦虎党金山以下二百多人；第二次侵扰，清军擒斩安集延人、布鲁特人三百人；第三次侵扰，清军击毙敌兵一千一百多人。到光绪五年七月，又有三千敌兵进扰苏巴什，刘锦棠派兵进剿，敌兵北窜布伦可，很可能内扰为患，刘令董福祥率马步七八个营兼程追击。董于八月初六日至察哈尔艮，获敌探一人，据其供称，敌兵相距六七十里，即星夜追击，派张俊率马队和选队骡命步兵骑乘先进，自率疲乏步队护轻重继进。张俊追上敌兵，即挥军冲杀，敌亦顽强应战，清兵“人自为战，无不一以当十”。敌伤亡惨重，仅剩百余骑逃回国界之外。继进的董福祥则将敌兵二三百、敌所掳牛羊二三千俘获。总计这次追击战，“共杀贼二千数百名，夺获军械旗帜千数百件、马匹牛羊数百头。生擒悍贼六十三名……阵斩十一名。”经过这次沉重打击，敌人再未敢来犯。左宗棠对此役评价甚高，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说：“幸董福祥、张俊等迅厉无前，士气竞备，四昼夜驰八百里……师行所至……自来人迹罕到之区……盖自出关以来，行军之艰阻劳瘁，未有若斯之甚者也。”为此，清廷赏董福祥、张俊头品顶载。
这次追击歼灭战中，董福祥、张俊节制、指挥了地位相等甚至高于自己的提督张宗本、方友升，总兵夏辛酉、田九福等将领，说明他们已成为入新疆部队中的第一流战将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此后入新的许多提督、总兵都调离了，只有他们和他们所率的甘军仍长期戍守于新疆。
光绪十四年（1888年），董福祥“署理阿克苏总兵“。1889年，董福祥任阿克苏镇总兵，张俊为甘肃西宁镇总兵。1890年，董福祥任喀什噶尔提督。1891年，张俊重返新疆，任伊犁镇总兵。董福祥和张俊，如同西陲相互辉映的双星，在二十年的光景中，为保卫祖国西部边疆立下了汗马功劳，史称他们和他们所率的部队，“声震西域”。
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太后六十大寿。董福祥奉召晋京“祝嘏”。这是他跟慈禧太后初次见面，被赏以尚书衔，并给以专章奏事之权。这在当时，自是一种殊荣。此后，他的部队奉调入关，驻扎于甘肃。次年四月，西宁、河州一带爆发了以马永琳、马永瑞、闵伏英为首的回民起义，陕甘总督杨昌濬、固原提督雷正绾进剿无力，束手无策。清廷调董福祥前去镇压。他以剿抚并用的两手，半年光景“荡平”河湟，又为清廷立了功。清廷于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任以甘肃提督，次年十月，“赏加太子少保衔并赏给骑都尉世职。”从此，人称董福祥董少保或董宫保。
庚子杀敌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面临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清廷赔款割地，出卖主权来换取帝国主义的欢心，以维持其统治地位。同时，清廷也需加强武装力量。于是，一方面组练新军，一方面从各省抽调可用之兵以拱卫京畿。董福祥所部是入选对象之一。光绪二十三年（1895年）十二月，清廷下旨谕：“董福祥声望素著，即著速添足二十营之数，分扎大庆关、平阳府一带，认真督练，务成劲旅。”二十营约合万人之数，董为“添足”此数，除他原有部队外，又收入了一些回民部队，其中有都司马海晏所统之一部（原马占鳖部），有马福禄所统之一部（编为简练军）。董福祥率领这些部队从甘肃移驻于今陕西朝邑东到山西临汾一带。但到光绪二十四年，清廷因外有帝国主义陈兵大沽口之逼，内有“百日维新”之变，慈禧太后决定任其亲信荣禄为钦差大臣，组建一支可信的武装——武卫军，董福祥所部为其中之一调至京畿。荣禄对武卫军的安排部署是：以提督聂士成所部武毅军驻扎芦台，抚守大沽口为前军；提督董福祥所部甘军驻扎蓟州，兼顾通州为后军；提督宋庆所部毅军驻扎山海关内外，为左军；候补侍郎袁世凯所编练新军驻扎小站，为右军；荣禄的中军则驻北京城。中军翼长一职，选中张俊。张俊于光绪二十五年正月就职，不幸于三月逝世。失去一员虎将，是尔后抗敌战争中的一个不小的损失。
当时的舆论，对这支军队有个评价：“宋庆毅军，辈行最老；聂士成淮军，勤于操练；董福祥甘军，骁勇好斗；袁世凯新建陆军，专尚西操。”甘军的“骁勇好斗”一点不假，他们所斗的矛头，是对准了侵略者的，这反映在董的言行上。《清史稿·董福祥传》记载说：“（光绪）二十三年，入觐，命领武卫后军。召对，福祥曰：‘臣无他能，唯能杀洋人耳。荣禄颇仗信之’。”短短一句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其爱国赤诚，跃然纸上。
董福祥的这种思想感情，和当时广大人民、特别是和爱国的义和团是相一致的。所以到1900年义和团从山东移向直隶（今河北省）、京津一带时，董福祥与义和团之间即互通声气，董与义和团头目之一李来中相结识。李来中原是太平军忠王李秀成旧部，后来，加入义和团，主张扶清灭洋。董与李相互协同，在此后的几个月内，写出了威武雄壮的爱国篇章。
与义和团进入京畿的同时，各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使馆，派“洋兵不下五百人”进入北京城内。但这些洋兵入京之后，并非专一“保护”使馆，而是四出巡街，横行无忌，城上放枪，伤害百姓，还要闯入朝廷重地新华门。这就激起了兵民的义愤。之后，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内，居民纷纷加入，士兵也有加入的，爱国热潮高涨。慈禧太后为自己的安全，将董福祥的部队调至南苑，又调入城内。由于侵略者在大沽口发动进攻，清廷以民心可用，于五月二十五日下诏，与侵略者宣战。英、法、俄、美、德、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合侵略军，以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为指挥官，于五月中旬向大沽口进攻。五月二十一日大沽口失陷。侵略军登陆后，猛攻天津，被义和团围困。日本增兵，且使用剧毒氯气炮攻城，提督聂士成部不支溃散，聂本人也英勇牺牲，市民死伤者众，天津失陷。侵略军于六月十日从天津乘火车向北京进犯。这时，董福祥调集所部马福禄、董陛官、姚旺、马海晏等至黄村（今大兴县）迎敌。以马福禄所部简练马步七营为主力。六月十八日，与侵略军相遇于廊坊，遂展开一场激烈战斗。《清史稿·马福禄传》中记述：“两军相接，乃令骑兵下设七覆，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炮，倒者名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两翼左右复包抄其后，短兵相接，敌不支，遽却。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
参战者之一马福禄之弟马福祥也有诗文记述此役。综观这次战斗，有以下特点：一是预先设下几重埋伏，布成袋形阵地。侯敌入彀，再两翼合围包抄。二是为了对付“洋枪洋炮”的优势装备，采取散兵埋伏的办法，避免密集队形，以减少伤亡。三是发挥我军近战威力，迅速接敌，展开白刃战。马福禄以精湛的武功功底，身先士卒，奋勇冲杀，使敌人难以招架。但侵略者毕竟武器精良，所以敌我双方都死伤数百人之多。但骄傲不可一世的敌人，不意中途碰到这样的劲敌，急忙乘车东返。归途中又被义和团阻截、困扰，火车路断不通，只好改为乘船，沿北运河东逃；但水路仍遭义和团的打击。直到八天之后，在俄军的救援下才退回天津。西摩尔惊魂不定地哀叹：“进京之路，水陆伹穷。”
北京的战况是：从六月十五日开始，义和团万余人和清军围攻内城的西什库教堂。这个教堂是天主教在直隶的总堂，通称北堂，此时有法、意侵略军防守，因此一直没攻下来。从六月二十日起，慈禧太后命荣禄调集武卫中军和董的武卫后军和义和团一起，围攻东郊民巷。原来从正阳门向东至崇文门、东长安街以南这块地方，各国使馆集中于此，叫做东郊民巷。“洋兵”在此修筑水泥工事，占据这段城墙，以优势火力进行防守和相机出击，对清宫也是威胁。董福祥接到荣禄命令时，对攻打使馆尚有疑虑，但荣禄严词相责，说是老佛爷的旨意，不得违抗。董福祥只好遵命行事，但他是个办事认真的，不执行则已，要执行就一点不含糊。可是他后来发现，武卫中军只是虚张声势，并不真正攻打，所发隆隆炮声，都是空炮。这是因为慈禧太后下令不久，即已追悔，又不好公开“收回成命”，便授意荣禄釜底抽薪。并不时派人给使馆送去蔬菜果品，以表慰问之意。这些内幕，董福祥当然不知道，还在真心实意地攻打。又由于他没有大炮，难以攻坚，便去向荣禄求援。六月三十日，董福祥去见荣禄，提出借用中军的大炮。荣禄不但不借给，反而不冷不酸地说：“我的大炮，你一定要借，请向老佛爷要我的头。你是老佛爷器重的人，不难获准。”董受此奚落，内心有一股无名之火，也没多加考虑，就在中午时分进宫去见慈禧太后。这时，慈禧正悠闲地画竹字花。董叩见之后，倾荣禄不肯借给大炮的情况，并说荣禄“实为汉奸，心谋不轨，”应该革职。这真是指着秃子骂和尚，慈禧顿时勃然大怒训斥说：“你好大胆，竟敢说出他人不敢说的话。你本是甘肃的土匪，被迫无路投诚，随营效力，有了一点点功劳。朝廷宽大，既往不咎，给了你今天的地位。但你旧习不改，今天的举动，形同贼寇。意敢诋毁你的上司，真成尾大不掉之势。现在命你退下，再不准擅自前来，以免生患”。董福祥只好诺诺连声，忍气出宫。这是他降清以来从未受过的气，如何吞咽得下？便直接到端王府去见端王载漪。载漪是极力主张和支持攻打使馆的，董向他陈述了刚才的遭遇，大发牢骚，一气之下，摘下将军大帽，表示辞职不干。载漪连忙好言安慰，勉以国事为重，不要意气用事，董的气才稍稍平复。
攻打使馆，使甘军和义和团死了二千多人，但仍以血肉之躯，冒着炮火猛攻不懈，其中马福禄部已取得一些进展。原来廊坊之役以后，马部奉调入城，攻使馆时，驻守正阳门。侵略军在城墙构筑工事，设栅八道，马福禄已连夺其七栅，再夺最后一栅，就能控制城墙。七月二日夜间大雨，敌人乘机组织反扑，马福禄督队迎战，身先士卒，大呼跃栅，击杀数人，突被一发子弹射入口中，立即殁于阵上，从弟福恒、福宣、福全、福贵，侄耀图、兆图等多人相继阵亡。马福祥振臂激励将士，奋勇击退敌人，才将烈士遗体收回。清廷追赠马福禄为振威将军（从一品），遗体按伊斯兰习俗，安葬于京郊三里河清真寺侧回民公墓，并令马福祥代统其众。此后，攻打使馆之战即缓和下来。
八月十四日，八国联军两万多人打到北京城下。这时，保卫北京的力量，除义和团外，清军亦不下五六万人，如果认真组织防守，侵略军是难以得逞的。怎奈指挥无能，大多是不战而走或稍触即溃，只有董福祥所部坚守于东面城墙阵地。敌军原定于八月十五日发动攻城，但俄军为抢头功，提前于十三日午夜即发起攻击，东便门先被其炮火轰开。甘军退守建国门，在整个城墙上，用老式滑膛枪不停地向外还击，几分钟内，就打死俄军炮手十五名和拖炮马六匹，打伤其中尉、少尉各一名。俄军战地指挥官华西里耶夫斯基只好下令将两门炮撤下来，但一门炮因炮手和马全被打死，根本无法移动。后来俄军从内城东南角攻入，甘军立即冲向那里，冒着俄军密集炮火进行反冲锋。十四日上午八时许，俄国北十团团长安丘科夫被击毙；十时，华西里耶夫斯基也被洞穿左胸，上去企图援救他的俄兵几乎全被打倒。直到三个小时之后，华西里耶夫斯基才被救回。
继俄军之后，日本侵略军主攻齐化门（朝阳广），甘军依城坚守，打退了多次日军敢死队的冲锋。直到十四日上午，在日俄两军配合猛攻之下，才把齐化门攻陷。此后，甘军固守的每个据点，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一个俄国人记述：“北京陷落了，只有前门箭楼上那些使我们遭受惨重伤亡的董福祥的顽强士兵还在射击，一直打到黄昏时分日本人把箭楼拿下来才罢休。”法人著《庚子中外战记》中说：“至于中国军队，其在京与联军开仗者，约有三万余人，伤亡之数，约以四千计。当联军夺据京城之际，最称奋勇者，为董福祥一军。”
但董福祥在阻击侵略军之际，另一重要任务也在牵动他的心。原来自他率部进驻京畿以来，慈禧太后即将这支部队当作护驾的禁卫军使用。而且在十几天之前发过这样一道上谕：“董福祥现已驰抵行在，所带马队，尚传整齐。此后每日啟銮，着一半队伍在前行走，以清跸路；仍以一半队伍在后行走，以肃舆从。将此渝令知之。”忠于清室的董福祥，尽管受过慈禧太后的申斥，但对此令不敢怠慢。因此，当京城行将不守时，他在眷顾“圣驾”的行踪。八月十五日侵略军从广渠、朝阳、东便三门大入，他的部队已消耗掉了一半的光景，他为保有护驾的力量，不敢再过事恋战，便从彰仪门撤出。而在撤退中，难免失于约束，发生了一些抢掠现象。这是当时军队普遍存在的现象，董部也不例外。
爱国有罪
北京陷落时，慈禧太后将臣民丢给侵略军惨杀、蹂躏，她则携光绪皇帝出走了。当然，她走的相当仓促和狼狈。
岳超《庚子——辛丑随銮纪实》中写道：“八月十五日清晨，慈禧太后乘桂祥（慈禧的胞弟，神机营管理大臣）朱轮紫紫韁大鞍骡车，桂祥坐在车外，光绪也乘一骡车”出走。当晚宿贯市。十六日到怀来，知县吴永匆忙中接驾，随驾人员始得一饱。十八日在西行路上，有甘肃布攻使岑春煊迎驾。此后又有神机、神虎两营旗赶来护驾。即任岑春煊为前路粮台，吴永、俞啟元为会办，沿途前面开路、筹备食宿。慈禧太后才摆脱了困境。但沿途百姓却大受其苦。
董福祥撤至京城西南方向，派人多方打探，得知“两宫圣驾”出走的方向，便挥师星夜迫赶，直到八月二十五日才在阳高赶上了“圣驾”。也是事有凑巧，神机、神虎两营旗在护驾中，一支枪走火，打碎轿车上的一块玻璃，慈禧太后大怒，下令让旗兵于五里外前行，不得靠近，便令董福祥部承担护驾任务。
董部护驾，十分谨慎。各头领在帝后轿前轿后，左右不离。据说在慈禧太后轿前，经常是马麒（马海晏之子）、马福祥率队护卫，慈禧呼二人为“大娃娃。”在风陵渡过黄河时，慈禧对汹涌的大河胆战心怯，幸喜马麒、马福祥部多为循化、河州人，这一带的人从小与黄河打交道，常驭牛羊皮漂荡于惊涛骇浪之中，水性甚好。于是挑选善水的数十个人泅渡扛船，又以百人主舟护卫，因而安稳地渡过了黄河。慈禧大喜，立即传旨赐食；又因马福祥等系回民，改赏鸡子，对此，受赏者多半引为殊荣。十月二十六日，到达西安，以陕甘总督衙门为行宫，安然住下。
“由董福祥部管带五人轮流值班护卫，每日上朝之士公大臣逐渐增至近百”（岳超前文）。早在慈禧太后西行途中，她即下旨将李鸿章由广东调到北京，和奕劻共同主持与侵略军和谈事宜。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在谈判过程中，慈禧曾示意，要能保住她的统治地位，其它都可应允。侵略者恰恰看准了这个要害，采取“漫天要价”的手段，除要求赔巨款、驻军队等项以外，开列了一大串要求惩办的罪犯名单。据说联军统帅德人瓦德西曾对李鸿章说：“我们所列罪魁，都是从犯。为全中国体面，首名罪魁尚没有提出。此而不允，我们将要索其为首者。”所谓为首者，不言而喻，当然是慈禧太后。所以这样一来，许多王公大臣，三番五次地被加重处置，直到自尽或被杀。
董福祥及其所统的甘军，是义和团的战友，是侵略者的劲敌。侵略者当然不会放过。谈判一开始的“罪魁”名单中，就有董福祥的名字。而且清廷中的主和派早说董福祥为眼中钉。如十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就上书劾刚毅、董福祥。其时刚毅已死，真正要劾的，自然就是董福祥。张之洞、刘坤一等也上书说董福祥是启衅者，应该惩办。现在又有了洋大人的旨意，必然是变本加厉。李鸿章等给慈禧来电说：“伊等（指侵略军的谈判代表）谓庄王、董福祥穷凶极恶，非杀不可。”类似电文，接二连三地不断。但慈禧却对此一再拖延敷衍，终至回绝了洋人的要求。十一月，慈禧太后传旨：对董福祥“本应予以严惩，姑念甘肃地方紧要，该提督人地尚称相宜，着从宽革职留任。其所部各军，现著裁撤五千五百人，仍著带领亲军数营，克日驰回甘肃，扼要设防，以观后效。”
侵略者对这样处理不答应，慈禧太后又下旨说：“革职留任甘肃提督董福祥，统兵入卫，纪律不严，又不谐交涉，率意鲁莽，围攻使馆，虽系由该革王等主使，究难辞咎。本应重惩，姑念在甘肃素著劳绩，格外从宽，著即革职。”不但口气变为谴责，且由“革职留任”加重为“革职”。无奈侵略者仍不满意，声称“有人庇护，纵奸不办。”但慈禧太后到此再不肯让步，并教李鸿章以辩护之词说：“董福祥素为陕甘两省回汉所倾服，设办理稍事操切，深恐激而生变，后患无穷。所以难在此，实非有人庇护。”并且说：对董福祥的处理，“断自朕躬。”即再无改变之余地。李鸿章无奈，只好前去哀告洋大人高抬贵手，在侵略者一面，既然各提各项条件，清廷都已接受，要得的都得到了；仅仅董福祥一个人的处置问题，设若激起西北的变故，慈禧太后这个“总管”坐不稳，赔款及条约中的其他各项的实施都难免碰到麻烦，反而于己不利。于是，对这一件事，就算“让步”了。
害怕陕甘各族人民造反，固然是慈禧太后的一个顾虑，但平心而论，她对董福祥的忠心是不怀疑的；特别通过西逃途中的护驾，君臣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据说当董福祥离开西安陛辞时，董伏地大哭，慈禧也老泪纵横，赐给白银4000两，批准董带亲丁、家眷3000余人一同返回甘肃。一个革职的人，能有这样的厚遇，是很少见的。即使如此，董福祥应得如此下场，也够不公平的了。这完全是清廷听命于侵略者的结果，致使爱国者获罪！因此，就连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光绪皇帝也按捺不住内心的不平之气，他给了董福祥这样一道“硃笔手谕”：
董福祥知悉：尔忠勇性成，英姿天挺，削平大难，功在西陲。近以国步维艰，事多掣肘。朝廷不得已之苦哀，谅尔自能曲体。现在朕方屈己以应变，尔亦当降志以待时；决不可以暂时屈抑，隳却初心。他日国运中兴，听鼓鼙而思旧，不朽之功，非尔又将谁属也！尚其勉旃。
手谕措辞委婉，却感情深厚。董福祥在这位爱国皇帝的心目中，份量还是很重的。其中屈辱愤慨之情，跃然纸上，君臣之间，可谓同声相应。特别是对董的助勉，实在是语重而心长！
终老塞上
光绪二十七年（1910年）正月，董福祥率亲丁、家眷回到固原。后又请准清廷，命其旧部移往金积堡附近的马家滩垦荒种田。1903年九月，董本人也从固原移居这里。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有秦渠、汉渠灌溉之利，历年收获甚丰，供给自食有余。于是，董福祥选择余家桥（今吴忠市西南十几公里处）一块地方，修建了一所宅院，人称宫保府或董府。据说费银数千两，用工三百万个，粮五百万斤。外围系一土筑大堡寨，寨墙四角设有炮楼。墙内分内寨，外寨。内寨占地一百五十亩，有六个大院，每个院都是四合院，房屋全是二层楼砖木结构，大屋顶，飞檐斗拱，画栋雕梁，磨砖雕刻，做工考究，气势宏伟。外寨也有房屋数百间，供亲丁、护卫、佣人住用。还有仓库、马厩等。寨门向东开，表示心向朝廷，避“谋反”之嫌。寨墙之外，占地三千亩，称为“董府村”，其气派之大，罕与伦比。于清末民初，闻名于宁夏、甘肃。董福祥居住其内，“闭门思过，”从不预闻外事，颇有韬光养晦之意。但他对往事则仍眷念不忘。曾因书劾李鸿章被革掉御史的安维峻，一次在金积堡与董会过面，后来他这样描述董福祥：“酒酣客醉，话同治时事，舌锋肆出，酬莟泉流。顾盼自雄，英姿飒爽，犹想见沙场争战时也。”可见其雄心不减当年。更值得称赞的，是董福祥对昔日的恩、仇的对待。他发迹后，就把当年搭救他的妇人接到军营之中，以太夫人之礼相待，衣食住特别优厚，并为之专备一顶绿呢大轿供出行时乘坐。便这位善心的妇人得到了安闲享乐的晚年。另外对昔的仇人，则取宽容的态度。一次，在他从喀什噶尔提督任上进京述职时，路过泾州，泾州大小官员列队出迎，其千总正是当年的安化把总王蔼臣，时已年老。相见之后，董一眼便认出了他，便说：“你那壶开水真厉害！”王连连叩头请罪。董福祥将他扶起，好言安慰说：“多亏你一壶开水，我董某才有今天。往事说说而已，你不必怕。好好地当你的千总吧！”于是，前怨尽释。
但是，董福祥蛰居寨上，与步步高升、成为中堂的荣禄却耿耿于怀，感到自己代他受过，朝廷处置有欠公允。便给荣禄写了一封信。信是这样写的：“祥辱录麾旌，参总戎任，一切举动，皆仰奉中堂指挥，无一敢擅专也。此固部将之分，而亦敬中堂忠诚谋国，故敢谒驽力犯众怒，冒不韪而效驰驱。戊戌八月时，中堂为非常之事，七月二十九日电饬祥统所部入京，祥立即奉行。去年拳民之事，屡奉钧谕，嘱抚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重大，犹尚犹疑，承中堂驱策，故不敢不奉命。后又承钧谕及面嘱，屡次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始虑得罪各国，杀戮其使，恐兵力不敌，祥任此重咎；又承中堂谕谓戮力攘夷，福祸同之。祥一介武夫，本无知识，但恃中堂而为犬马之奔走耳。今中堂巍然执政而祥获罪，祥虽愚驽，窃大惑焉……麾下士卒解散，咸不甘心，且有议中堂之反覆者……将士咸怨，恐不足以镇之，不敢不告。”
信中揭出老底，原来围攻使馆全是荣禄下达的命令；可是当洋人要惩办时，荣禄则金蝉脱壳，责任全由董福祥承担。这当然是极不公平的，但荣禄此时仍是缄口不言，昧着良心好官自为。董福祥胸中不平之气，如何消得！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正月初九日，董福祥病逝于“宫保府”，终年六十九岁。原来他在战场上多次负伤，身体受损很大，年老之后，身体渐弱，严冬之际，偶感风寒，触动旧创，疲惫异常，自知不起。刚过春节，即嘱家人安排后事，其中重要的是捐出积年饷银。有文字记述说：
“人日（即正月初七）引忽肃衣冠北向，展拜奉诏庄诵，挥涕渍襟。既而曰：休短有数，吾疾不廖，天也。自憾无以报朝廷耳！吾闻之，子孙贤而多财，则损其智；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吾俸所盈余约四十万两，悉举以助帑。毋违吾言。子孙自食其力可耳。”
其实，这四十万两银子不是他自己的俸银，而是其将士们历年的饷银。他们在金积堡地区屯垦后，靠自给自足，饷银存于陕甘总督署未领。据传在他逝世前一年，曾亲自到兰州，向督署结算，约四十万两之数。在其弥留之际，他作出这样的处理，是难能可贵的，也是最为明智之举。董福祥，由一个偏僻地区的农民，到统率万余队伍的一品大员，他在人生的旅途中，是走过很不平常的道路的。他的镇压回民起义，应该受到谴责；他的忠君思想，不足称道。但对此，我们应该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理解。不能过事苛求。他的坚定的爱国思想，他的对侵略者的英勇抗击精神，以及他的豪爽性格，都是值得称道和发扬的。因此，这篇传记，也许不是没有意义的。
（《甘肃文史》200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