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英勇抗击八国联军的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 马德璞

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毛泽东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屈辱的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野蛮地侵略和掠夺，致使中国社会完全陷入殖民地、半殖民地深渊。清同治九年（1883）中法战争后掀起的瓜分狂潮，列强强占了我国大片领土；从东北三省至两广、云南的沿海省区和长江流域，被割分为各国的“势力范围”，在许多城市设立“租界”。列强还攫取在华的各种特权，完全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的命脉，中华民族面临着灭亡的危险。但是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过反抗，一百多年来，我国人民前仆后继，英勇顽强，掀起一次次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高潮，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

在抗击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我国少数民族人民同汉族人民一样，为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主权，不惜血染疆场，壮烈牺牲，谱写了一页页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甘肃回族爱国将领马福禄，统率“简练军”抗击八国联军的武装进犯，血战正阳门，为国捐躯的事迹，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

一

马福禄，宇寿三，甘肃河州（临夏县）韩家集阳洼山人。生于清咸丰四年（l854）。其父马千龄，字松坪，初经农商，以殖其家。同治年间曾随马占鳌等发动河州回民起义，为起义军主要领导人之一。同治十一年（1872）正月，太子寺战役后降清。后聚集乡民，兴办团练，伙同马占鳌等拒陕的回民起义军“十八大营”入境，被清政府授予蓝翎都司之职，殁后追封为建威将军。马千龄生四子，福禄为其次子。

马福禄自幼勤奋好学，从师康泰治经史。“每与言古人忠孝事，敛息正听，肃然无倦容”。他体态魁伟，气力过人，读书之余常习兵练武。稍长则弃文就武，以善骑射闻名远近。他颇有胆识，常怀报国之志。曾对人曰：“国势凌吏，强敌环伺，非武无以挽救”。光绪元年（1875），马福禄乡试武场名列第一，次年省试取武举。光绪六年（1880）赴京会试，以功底深厚，骑射娴熟中头名。但因初入宫禁，在觐见德宗皇帝时，不谙礼仪，被降额为进士，并留京充侍卫。不久以亲老乞养归里，事亲至孝，为地方老幼所敬重。

光绪二十年（l894）冬，甘肃循化厅撒拉族教民因新老教之争，发生械斗，造成流血事件。陕甘总督杨昌浚令西宁知府前往查办。陈骄横颟顸，妄图以暴力压服教民。他先将已拘禁的老教教民十余人“枭首示众”，令清军“举枪示威”，扬言“请兵剿洗”。于是数千教民奋起抗争，在韩努力率领下，“连日围攻循化城”。清廷急令固原提督雷正琯、河州总兵汤彦和统兵前往镇压。雷正琯坐镇河州，汤彦和进兵循化，明令“不分新老，一律剿办”。纵兵肆意杀戮、劫掠，更加骤事态发展，促使新老教民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清军。消息传开，各地回民纷纷响应，起义烈焰迅速蔓延到河州、狄道、西宁、巴燕戍格、碾伯、大通、海城等地，全省为之震惊。循化撒拉族教派之争，终因地方官吏处理失当，酿成河湟、海固地区信奉伊斯兰教各族人民大规模反清起义。

当时正值甘肃防务空虚。同治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后，甘肃精锐多调防京畿。留驻“防军无多，且又未经训练”，在各级起义军打击下，“兵不敷调”，“防不胜防”。清政府飞檄甘肃各地，准回绅招兵买马，“练士勇以资防卫”。马福禄出生回族世家大户，自幼深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和熏陶，且又通过科举仕途取得较高的功名荣誉，在这场大规模群众斗争面前，自然从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立场出发，积极响应官府号召，倾全家之力，招募乡勇团练马步二营，号为“安宁军”，受河州镇总兵汤彦和节制，参与镇压河湟起义的战斗。是时，总兵汤彦和、管带王正芳作战失利，分别被起义军围困于双城堡和积石关。马福禄率部星夜驰援，力战取胜，先后解积石关、双城堡之围，并亲护溃不成军的汤彦和从槐树关撤退入甘南藏区。

马福禄因“助官军，戮同教”，激起河州起义群众的义愤。他们奋起焚毁其家，“阳洼山住宅，以及亲族庐舍荡然无一存”。马福禄只得携其家眷问道赴省城。总督杨昌浚念其“屡与廷回开火，奋不顾身”，连连获胜，甚为器重。“准将所带士勇二百名，照行粮起支。再添足汉民马勇四十”，组建为“安宁军”，令其“迅赴白塔寺协同各营”，进剿。时清廷命喀什噶尔提督董福祥督办甘肃军务，统领马步三十营甘军入省，伙同陕西巡抚魏光焘部分南北两路进剿。董福祥攻取狄道、河州一路，首战康家崖，“阵毙三千余人”，遂解河州之围。魏光焘率北路军进攻西宁。沿途遭遇阻击，于碾伯、大通一带，被起义军分割包围。马福禄奉命领兵驰援，转战于西马营、米拉沟等地，击溃起义军冶主麻、马采哥等部，配合魏光焘平复西宁、湟中一带，为镇压河湟起义尽其全力。河湟起义平定后，马福禄又奉命协同马安良等，办理河湟善后，在河州、马营、米拉沟等地，再度残酷屠杀了许多参与过起义的群众，对甘肃回、撒拉、东乡各族人民欠下了一笔难以偿还的血债。河湟起义被镇压后，马福禄因“累功擢升总兵，董介倚之若左右手”，誉为“国家良将”，奏请起用。将所部马步七营回民军，改编为“简练军”，归其节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调董福祥甘军班师入京，马福禄率部随同前往，先后驻防山海关、永平府和蓟州等地。

二

随着列强对中国政治、经济侵略的加骤，为精神奴役的文化渗透也日趋严重。大批外国传教士涌入全国各地，到处兴建教堂，传播“洋教”。他们依仗列强武力为后盾，有恃无恐，横行霸道，鱼肉城乡人民，从而激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各地群众自发的反教堂事件不断发生。至光绪二十五年（1899），终于爆发了大规模反帝爱国斗争义和团运动。义和团原系山东、河南、直隶一带民间的秘密社团，在反抗教堂压迫斗争中逐渐转为公开，首先从山东平原县举起义旗。他们焚烧教堂，驱逐教士，惩治贪官，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形势蓬勃发展，革命烈火燃遍华北诸省，并且控制了天津和北京。东北、山西、内蒙以及江淮流域的农民奋起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斗争高潮在全国形成。列强侵略势力和清朝统治阶级惶惶不可终日，以慈禧为首的清廷顽固派因在“废帝立储”问题上，遭到各国领事干涉而怀恨在心，企图利用义和团打击外国侵略者，以保持其反动统治地位，故而对义和团玩弄先利用后剿灭的阴谋手段。

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维护列强在华权益，光绪二十六年（l900）六月，英、俄、德、美、法、日、意、奥等国拼凑联军两千多人，由英国驻华海军司令西摩尔统率，从塘沽登陆，介然发动武装侵略战争，进犯天津和北京，史称“庚子之役”，或“八国联军之役”。八国联军一登陆，就遭到津京地区义和团战士和清军爱国官兵的英勇抵抗。他们凭借旧式火炮、大刀和长矛等落后武器，迎头痛击侵略军。编为武卫后军的董福祥甘军，特别是马福禄部简练军，即为爱国官兵中最英勇顽强的一支劲旅。

六月十日，侵略军乘火车自天津进犯北京。津郊各村团民拆毁铁路，迫使敌军徒步行进。在沿途遭到猛烈狙击，进军缓慢，伤亡惨重。时马福禄奉命偕汉中总兵姚旺、董升官、马海晏等各率所部赴黄村御敌，与敌军相会于廊坊。马福禄率领以家乡回族子弟为主组成的骑步兵，同包围侵略军的义和团战士，并肩作战，向敌军发起猛烈地攻击。面对新式武器装备的侵略联军，他毫不畏惧，指挥若定，充分显示他镇定自若的大将风范和英勇果敢的指挥才能。他令“骑兵下马设伏，步兵张两翼，敌近始发枪。倒者如仆墙，敌弹落如雨，骑兵以散处少伤”。接着他指挥“骑兵以左诱击，并以步兵自右伏击敌之左后”，使敌军不知应对，处于被动挨打之境地。在激战中，马福禄身先士卒，“挥短兵闯入阵，喋血相搏。敌不能支，乘火轮而逸”。在窜逃途中，随处遇到义和团战士的袭击，敌军伤亡惨重。联军统帅西摩尔逃回天津，犹惊魂未定、心有余悸地哀叹：中国军民“所用没好西式枪炮，则所率联军，必全军覆灭”輥輱訛。在这场被称为“庚子之役第一恶战”中，马福禄率领简练军，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奋不顾身，英勇冲杀，给列强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六月二十一日，清政府被迫向各国宣战，并令义和团和董福祥甘军、武卫中军及其京营旗兵，围攻东郊民巷各国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并无决战的信心，只是妄想通过宣战，迫使列强停止军事进攻。七月初天津战败，清政府又派荣禄向列强求和停战，实际上清政府自知无实力与列强决战。军备废弛，装备落后，大部分官兵缺乏军事训练和战斗素质，一遇洋兵不战自溃。廊坊战役后，驻津京之间的清军宋庆、马玉昆等部，接连溃散，北仓、杨村相继失守。直隶总督裕禄自杀，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也在通州自尽。京城一片混乱，慈禧及光绪帝准备出逃。

七月初，列强重又集结两万余兵力，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时董福祥甘军奉调入卫北京城，担负起保卫京都的神圣使命。马福禄奉命守卫正阳门。这是一场决定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战斗，马福禄及其所部作好与敌人血战到底的思想准备。开战前他曾向其弟福祥慷慨表述：“事既决裂，挽回无术，我辈唯有恪遵朝命，以身报国；为民族争光”。七月十三日夜，俄军先行抵北京城下，向东便门发起猛烈炮轰。接着日军向朝阳门、东直门进攻，京部保卫战开始。甘军坚守在整个城墙上，据城反击，战斗激烈异常。十四日下午，东便门被俄军大炮轰开，东直门、朝阳门相继先后陷落。是时马福禄部依然坚守正阳门，死战不退。联军集中炮火，向城楼猛轰，将四层箭楼，击毁两层，正阳门终于失守。敌军攻上城墙，向城楼据点猛攻。马福禄大义凛然，镇定自若，决心与阵地共存亡。他召集余部，组织反击。敌军在城上设七道栅卡，以阻简练军的反攻。“公登城楼，挥其弟福祥夺二栅。督战益力，昼夜循环攻下，连下七栅栏。敌尸骀籍，埤堄间血为之殷。时末下者仅一栅耳。六月六日（阴历）夜大雨，公率敢死士蹂之，击退敌兵，大呼跃栅。而忽飞弹入口而殒矣”。

这是甘军抗击八国联军、保卫北京战役中最悲壮的一幕。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中，与马福禄同时殉难的，还有其从弟福贵、福全和侄子耀图、兆图及亲族百余人。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下中国近代史上光辉的一页，表现了中国各族人民为挽救祖国危亡，争取民族独立，不畏强暴，勇于献身的崇高品质和英雄气概。时值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四日（农历六月七日），马福禄是年四十有八。其弟马福祥收其遗体，葬于北京阜城门外三里河清真寺侧。清廷追封他为振威将军，谥忠烈。

三

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马福禄的一生也是矛盾的一生。其前期曾参与镇压河湟反清起义，屠杀过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人民，这是他的错误和过失，是应该批判的。但是，如果我们站得高一点，客观、历史地分析，这是由具体的阶级和时代局限性所决定的。他出身于回族世家大户，自幼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教育和熏陶，形成了支配他一生的封建忠君爱国思想。成年后又取得较高的功名利禄。“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决定了他必然走维护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道路。再从他的家庭及社会环境讲，其父马千龄参加过同治年间的河州回民起义，又接受“招抚”和“册封”。在受到朝廷优待的同时，必然为人民群众所敌视和谴责，精神上捆绑着一层无形的束缚。生活在这种社会政治环境中，他及其家庭成员，绝不能染指任何忤逆朝廷的活动。所以面对河湟人民的反清起义，他只能站在对立的场上，积极响应朝廷号召，兴办团练，参与镇压活动。至于奉命处理善后，对他来说则是干了受人利用的蠢事。董福祥及其主子举心险恶，玩弄了“借刀杀人”的伎俩。清政府决不会放过对起义群众的镇压和屠杀的，这是由其反动统治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授权马福禄等处理善后，把屠杀河湟起义的罪责，强加在当地回族上层人士的头上，这样既达到报复起义群众的目的，又转移了河湟人民对清政府的仇恨。其实当时他们既非朝廷命官，又不是镇守一方的大吏，完全可以不接受这种“利用”。由于历史的局限，他们被别有用心的人“当枪使唤”了。他们参与善后的结果，许多回族、撒拉族和东乡族群众，被无辜地杀害。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马福禄个人难言的悲哀。这笔帐应该记在董福祥及其主子的头上。

马福禄的后期，确实是光辉而壮烈的。为抗击八国联军的武装侵略，他率领简练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直到最后壮烈牺牲。没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是绝对不可能的。

清光绪年间是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高潮时期。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疯狂地侵略和清王朝封建统治阶级的投降卖国，致使我国山河破碎，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存亡的关头。作为一个下级将领，面对八国联军的武装进犯，马福禄力赴国难，舍生忘死，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先于敌军拼杀于廊坊，沉重打击了侵略者的气焰。名垂青史的“庚子之役第一恶战”，戳穿了帝国主义分子吹嘘的“西方军队无敌”的神话。在守卫京师的战斗中，马福禄立誓“以身报国”，血战正阳门。在城陷敌军入城，仍“死战不退”，坚守城楼，与装备精良的敌人拼死搏斗，“敌尸骀籍，埤堄间血为之殷”，最后饮弹身亡，为国捐躯。是役，同时牺牲的还有他的从弟、子侄及亲族等百余人。他们的英勇事迹，可谓惊天动地，他们高尚的爱国精神，将永垂千古。马福禄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一位杰出代表，是回族人民中值得歌颂的英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