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之后，东亚各国都呈现出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但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韩国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则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经济腾飞，成为世界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亚洲四小龙成功的秘诀何在？这是正在上升的中国需要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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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起飞前的亚洲四小龙都远没有完成现代化，都是以农业或轻工业为主要经济模式，而且在先天条件方面还有很大的不足。
在自然地理条件方面，这四个国家或地区颇为相似。首先，都是土地狭小。四者中面积最大的韩国才11万平方千米，中国台湾也不过3.6万平方千米，中国香港则仅有1074平方千米，新加坡作为一个国家，却仅有626.4平方千米。其次，这四个地方的人口密度都很大，1960年每平方千米人口数中国台湾为298人，中国香港为2877人，新加坡为2653人，韩国为254人。另外，这四个地方的自然资源都相对贫乏，韩国和中国台湾还好一些，而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则几乎没有任何矿产资源。不过这四个地方都属于海岛型或者半岛型国家或地区，都拥有较长的海岸线和优良的海港，特别是新加坡，恰好处在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交通孔道马六甲海峡的东口上，是海运的重要枢纽，这一点在战后石油经济的大背景下尤为重要。
从社会经济方面来说，这四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都存在不少问题。1948年大韩民国成立时，经历了几十年日本殖民统治的韩国几乎没有独立和完整的经济体系，随后的朝鲜战争又使仅有的家底损失殆尽，虽然得到美国的不少援助与扶持，但是到1961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仅有83美元。与韩国相比，以前同为日本殖民地的中国台湾稍好一些，但是从大陆突然涌进的大批人口还是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中国香港一直是一个依赖中国内地转口贸易的商埠，但是日军近四年的占领使中国香港满目疮痍，人口也锐减至60万，1949年之后虽然有中国内地特别是上海资本、技术和设备涌入，但是大陆长时间的封闭使转口贸易没有了依托。新加坡相对要好一些，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使它的转口贸易做得有声有色。
从政治上说，这四个地方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都高度稳定，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当时是在集权统治之下，中国香港则由港英政府一手主控。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政策也相对具有一致性与延续性，有助于刺激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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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左右，中国台湾、中国香港与新加坡和韩国都开始了经济起飞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中国香港开始消化来自中国内地的资本、设备和技术，同时这一时期大量的东南亚华人蜂拥到香港谋生。香港一下子具备了发展经济所必需的资本、技术和劳动力要素，迅速地开始了从转口贸易向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的经济转型。纺织业、塑胶、玩具、五金等轻工业增长迅猛，而英联邦成员的身份也促进了香港的出口，1959年香港产品出口首次超越转口贸易。进入60年代，港英政府开始完善法制，设立专门机构促进贸易和工业发展，加强宏观调控。香港一时之间成为远东地区的加工制造业中心，而与之配套的第三产业也齐头并进。进入70年代，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成为发展的重点，金融业也蓬勃发展起来，银行如雨后春笋般冒出，香港远东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确立。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通过香港进行的过境贸易额逐年增加，到1988年即达到2264亿港元，香港从中获利达170亿港元，而当时香港的人口只有550万。大陆的开放为香港带来了很大的机遇，港资大量进入内地市场，获取丰厚利润后又反哺香港经济，从而形成了良性循环的态势。
中国台湾的发展路径与中国香港不同。1949年后，中国国民党认识到农民和农业的重要性，所以在经济发展中采取农业优先原则，实行“以农养工，以轻养重”的策略，按照先农后轻再重的顺序逐步前进。首先实施了温和的土改，解决了农业问题，为台湾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接着，台湾为了促进本土经济发展，出台关税保护政策，限制进口，鼓励民族工业填补这些需求。这种策略被称做“进口替代”，在中国台湾、韩国、新加坡都曾实行过，为他们经济的起飞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另外，台湾把出口经济作为发展的重点，设立了出口加工区，努力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台湾从政府到民间均很早就注意到了产业升级问题，20世纪70年代主动开启产业升级过程，使经济从劳动密集型向高技术、高产出的资本、技术密集型转化，特别是台湾认准了当时电子化的浪潮，大力发展电子产业，迅速成为世界级的产业中心。
中国台湾改革的同时，韩国也在进行着一系列的发展努力。1961年朴正熙上台，开始着手改变韩国的贫穷局面。从1961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实现了8.5%的高增长率，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更是高达9.7%，国家开始进入工业化轨道。到第三个五年计划结束后的1978年，韩国国民生产总值实现翻四番，年均增长率达到10%。在短短20余年间就实现了由农业国向高度工业化国家的跃进，这一经济奇迹被称做“汉江奇迹”。
新加坡经济发展过程中政府的宏观调控措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不管是成为马来西亚自治邦前后进行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还是应对1965年脱离马来西亚和1966年英国撤军所带来的巨大衰退威胁而推出的“反经济衰退计划”，到进入70年代以后的产业升级，新加坡政府都起到了毋庸置疑的主导作用。到1979年，新加坡已经成为以制造、金融、贸易、运输和通信为支柱的世界航空工业、电子工业、金融和国际会展四大中心区，人均国民收入也在全世界125个国家中名列第31位。
总之，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努力，到70年代末，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韩国的经济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实现了工业化，被称做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到1990年，这四个地方的国民生产总值分别达到中国台湾1620亿美元，中国香港700亿美元，新加坡350亿美元，韩国2380亿美元，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明星”，由于这四个地方同处于传统儒家文化圈，所以世人就把它们称做“亚洲四小龙”。
起飞的原因
“亚洲四小龙”在经济发展中的优异表现使它们成了世界关注的热门话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对它们成功的原因感兴趣。一般认为亚洲四小龙的成功除了自然环境之外，还有这样一些原因：
第一，亚洲四小龙都处于长期安定的社会环境下，没有遭遇什么影响经济发展的大风大浪。第二，亚洲四小龙政府都非常善于利用宏观调控手段，及时解决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难题。第三，亚洲四小龙都十分重视教育的发展，培养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成为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第四，亚洲四小龙都注意抓住各种机遇促进本国或本地区的发展，特别是它们都赶上了高科技革命这班车，顺利完成了产业转型。第五，亚洲四小龙都努力地融入世界大市场中，找准了自己在世界产业链中的位置。第六，亚洲四小龙在发展出口之外，都努力地扩大内部市场，形成了内外双赢的局面。第七，亚洲四小龙都注重发展第三产业，促进经济结构的多元化，造成了经济全面繁荣的局面。
此外，儒家文化深深地影响着这四个地方的人们，这种文化所强调的勤劳、节俭和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于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
如今，“亚洲四小龙”的声名虽然已经不如当初响亮了，但是这四个地方在东亚乃至世界经济中依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