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在我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事业中，他称得上是一位忠诚无畏的斗士。新中国成立后，身居高位的马老继续奔忙于国家民族兴旺之事业，其中最功勋卓著之处莫过于他为正确认识和解决我国人口问题所作出的重要贡献。马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这部著作从各个角度科学地分析和论证了我国令人担忧的人口状况，有力地说明了必须高度重视人口增长过快等问题，提出了控制人口数量和提高人口质量的政策建议。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是继马尔萨斯1798年《人口原理》之后世界上最伟大的人口论著作，是20世纪50年代诞生于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经典之作。马老的拳拳为国为民之心令人钦佩，其理论和政策建议当属真知灼见一目了然。未曾想《新人口论》发表不久，却在最应该重视其理论的国度，遭到了蛮横无理的批判和围剿，结果是马老硬被扣上一顶“中国的马尔萨斯”大帽子，其后便从中国政坛和学界及人们的视野中完全消失了。不用说，在当时极“左”路线支配下，马寅初要想逃避厄运是很难的，这是当时思想理论战线上接二连三发动的各种批判运动的一部分。几十年后的中国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深受“人口众多”之累，又经“文革”摧残，痛定思痛之际，方才有了重新认识并肯定其人口论的条件，遂有为老人平反昭雪和恢复名誉之举。马老及其《新人口论》的遭遇和命运乃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轨迹的一个小小的缩影，它昭示着历史的进步和认识的升华，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以为当初的批判与其说是出于对其学术理论观点是非的判断，莫如说更多的是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即使是后来的平反，也主要是基于实践检验和现实生活需要的考虑。为马老平反当然是完全正确的，顺乎民意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已经完全弄清了相关的理论问题，也不一定意味着人们在相关理论观点上已经取得了完全的一致，这正是今日重读马老《新人口论》时仍深感有必要对某些问题作出进一步研究和澄清的缘由。其要害还是当时批判马老时提出的那个老问题：马寅初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又如何认识这种关系？
怎样看待马老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之举？
据马老自己说，他最初（1955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小组会上提出控制人口的观点时，“除少数人外，其余的代表们好多不表示意见，好多不同意我的看法，且竟有人认为我说的是马尔萨斯的一套，也有的认为说话虽与马尔萨斯不同，但思想体系是马尔萨斯的”。类似看法更集中地反映在1958年人们对其人口理论的批判中，如马老所说：“南方有一位大学校长，人民大学有一位教师，某经济杂志有一位编辑以及北京大学经济系若干教师们认为我的人口论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的思想体系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看法在后来的批判运动中有一个看似调侃、实则置人于死地的表达，说马寅初姓的是马尔萨斯的“马”而不是马克思的“马”。据说，此说出自当时意识形态主管，也是批判马老运动的主要幕后主使之一的康生之口。这个说法无异于对马老及其人口论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判了死刑，因为马尔萨斯在苏联和当时中国早被定格为声名狼藉的反动透顶的人口理论家，集剽窃、投机和欺骗于一身的所谓经济学家。马老自己当然知道这顶大帽子的分量，以致他不得不站出来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反对把他与马尔萨斯的理论捆绑在一起的错误做法。
首先，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是“反动的”，是“错误的，而且已经破产”。他指出马尔萨斯的主要错误在于“两个级数”之说（粮食按算术级数增加，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不真实：“马尔萨斯没有想到以后的科学研究能够飞跃地发展，使得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并且比人口增加得更快。”马老进一步说：“应该了解，土地和劳动力这些自然条件，虽是农业生产最根本的条件，但它们在发展生产上是有一定限制的，而科学的发展是无止境的。科学愈发展，人民的文化水平也愈加提高。知识增加，一方面促使劳动生产率增长，另一方面促使生殖率减低……因此他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加的理论也就此破了产。”马老这些分析是否无懈可击，姑且不论，可以肯定的是他想借此分析在理论上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其次，马老还要在政治上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他指出：“我的人口理论在立场上和马尔萨斯是不同的。马尔萨斯从掩盖资产阶级政府错误措施出发，我则从提高农民的劳动生产率，从而提高农民的文化和物质生活水平出发。”他用我国农村的实例说明：“我们过多的人口，就拖住了我们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使我们不能大踏步前进。有人称我为马尔萨斯主义者，我则称他们为教条主义者，反列宁主义者。”再次，马老指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呈现出一种冷酷忧郁的色彩，他似乎说……贫民的痛苦，不是外来的，是他们自己所造成的……虽然他建议采用预防人口增加的方法，他的人口学说给劳动群众一个没有希望的悲惨远景。”马老指出，这表明马尔萨斯是在人口增殖超过食物增加这样一个自然性质的观点中，去寻找贫民痛苦的原因。批判者们则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反对这种观点，即认为贫民痛苦的原因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真正的原因是社会性质的，而不是自然性质的。针对这个观点，马老反驳说，这个分析对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是适用的，但是对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就不适用了，“殊不知中国的情形已经大变了。这个社会性质的理论在中国已经失效，不能再用来对抗马尔萨斯了。我们的人民公社制度是最先进的制度，其组织形式也是最完善，不能再说我国的生产关系还没有搞好，还在那里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我们的问题不是生产关系桎梏了生产力的发展，乃是恰恰相反，生产力的发展还赶不上生产关系。”
马老的意思是，马尔萨斯是单纯以人口的自然性质的原因来掩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质，而他自己研究的是在我国已经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的条件下的人口问题，所以只谈论其自然性质的一面是理所当然的。最后，马老在《关于〈新人口论〉的说明》中指出：“我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学派完全不同，他们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主张把中国人口削减至两亿左右，我则不但不主张削减而且要提高劳动人民的劳动生产率，借以提高他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我只主张把还没有生出来的人口，用避孕的方法控制起来而已。”
马老的这些论述和反驳能达到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的目的吗？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是很成问题的。首先，马尔萨斯“两个级数”之说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可是马老说科学技术发达可以使粮食也按几何级数增加，甚至比人口增加得更快，显然也有失之偏颇之嫌，因为这种论断至今也未得到实践的证明，将来是否会实现也未可知。其次，说他自己的立场与马尔萨斯不同（一个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政府，一个是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生活），这固然不错，然而，这对反驳批判者指责他的理论与马尔萨斯是一丘之貉又有何用？再者，马老自己提出人口论，不也是要为自己所在的制度服务吗？为某种制度服务应该不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关键是某种理论是否合乎实际，是否真有道理。再次，批评马尔萨斯不应单以自然性质原因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口问题，可是他自己不也是按照这个思路吗？所不同者仅仅在于他们各自解释的对象不同。马老认为社会主义中国已经建立起了最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即人民公社，因此不必再谈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质原因，只需研究自然性质原因了；那么，马尔萨斯由于拥护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只谈人口问题的自然性质的原因，岂不也是可以理解的吗？至于人民公社制度是否为最先进的制度，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是否已经解决，历史早已经作了回答，当然我们也不应在这个问题上对马老过于苛求。最后，说马尔萨斯学派主张以瘟疫、疾病、战争等残酷的手段把人口削减，而中国的马尔萨斯者竟然主张把中国的人口削减至两亿左右，这种说法缺乏根据，至少马尔萨斯没有这样的观点。马尔萨斯所谓瘟疫、疾病和战争等对人口的限制，是指客观存在的使人口减少的几种原因，而不是他主张要这样做，否则他真是（如苏联学者所说）“反人类的反动分子”了。在人口理论上真正要判断的问题是：人口问题除了社会制度性质的一面之外，是否还有自然性质的一面？就后者来说，是否存在人口增长与生活资料增长不相适应的问题？如果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就不难看到马老的上述分析并不足以划清他与马尔萨斯的界限。他们的政治立场不同，这是事实，但是，他们都是从人口问题的自然性质的一面去说明人口问题，这也是事实。所不同者，马尔萨斯专以人口与食物的关系立论，而马老立论的视野要宽广得多，他的着眼点不限于人口与粮食的关系，而是着眼于人口与整个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关系。不过，我们不忍心就此计较马老论证之缺失，如果了解当时那种政治高压态势，知道马尔萨斯在当时学界和舆论界被强加的恶名之盛，懂得被扣上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帽子无异于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如果还说得上的话）被宣判死刑，那么，我们宁可说，划清界限之举是这位勇敢无畏的老人为了维护真理而被迫作出某种自卫和退却。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基本思路和要点那么，马老的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论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第一，两个公理：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第二，两个级数：人口的增殖力远远高于土地生产（生活资料）力。人口在无妨碍条件下以几何级数增加，生活资料只以算术级数增加。第三，平衡法则、方法及后果：人口增殖力及土地生产力这两个力自然是不平衡的，而大自然法则却要求它们保持平衡。平衡的方法是对人口的限制，这种限制有积极的限制和预防性的限制，前者指对已经出生的人口所施加的限制，包括因贫困而引起的死亡，也包括战争、瘟疫、地震等灾祸所引起的人口数的绝对减少。后者指人们预计未来生活状况不佳或预计后果不尽如人意或追求一种独身生活，而不生育或少生育。预防性的限制又以是否会引起两性间的恶行或劣迹而分为道德的限制和不道德的限制。平衡的后果：除了道德限制以外，其余的限制所引起的后果，不是贫困，就是罪恶。后果的承担者：道德限制只对上等阶级有效，而贫困和罪恶多半要落在下等阶级或穷人身上。可见贫民贫困的原因在于贫民自身。第四，政策建议：取消《济贫法》，济贫的结果反而使贫困普遍化；废除限制劳动农民行动自由的教区法，让他们自由选择劳动工资较高的地方和职业，实现劳动市场的自由；奖励开放新的耕地，削弱和废除压低劳动报酬的种种制度，如徒弟法等；为极端贫困的人设立县立养育院等。
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基本思路和要点现在让我们看看马老《新人口论》的基本思路和观点。第一，“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中国农民肯定地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基本上解决了这个两条道路的矛盾。那么现在还有没有矛盾呢？矛盾是有的。除了毛主席所说的人民内部矛盾这一主要矛盾外，我认为人口多，资金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矛盾。过去的矛盾是阶级矛盾，现在的矛盾是生产矛盾。”
第二，“我国人口增殖太快”。根据1953年人口普查的结果表明，该年6月30日我国人口是6.0193亿人。现在一般估计我国人口大概每年增加1200万～1300万人，增殖率20‰；由于结婚人数增加，死亡人数减少等7个方面的原因，我认为增殖率或超过20‰。“各地人口增殖的情况虽不一样，我的印象是顶少也增殖了22‰以上；到上海视察时，感觉到增殖率更高。”
第三，“我国资金积累得不够快。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要改善人民的生活，一定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要扩大生产和再生产，一定要增加积累；要增加积累，一定要增加国民收入。我国的国民收入在1956年将近900亿元，其中消费部分约为79%，积累部分约为21%。因人口多，所以消费大，积累小，而这点积累又要分摊在这许多生产部门之中，觉得更小了。我要研究的就是如何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的比例降低，同时就可以把资金多积累一些。”马老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还指出：我国的主要矛盾是生产力落后，解决这个矛盾的主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力，高速度的工业化。“要高速度工业化就需要大力资金。资金从何而来？资金主要从国民收入中积累而来。但是，我国人口太多，本来有限的国民收入，被6亿多人口吃掉一大半，以致影响积累，影响工业化。因此，中国人口如继续这样无限制发展下去，就一定要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碍。”
第四，“我在两年前（指在1955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发言）就主张控制人口”。，而且，“由于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人口的控制已经有了办法。1957年10月26日发表的《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第三项规定：‘除了少数民族的地区以外，在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使家庭避免过重的生活负担，使子女受到较好的教育，并且得到充分的就业机会。’我深信有了这一项规定，5亿农民中多子多孙的思想，一定可以很快地扭转过来。”
第五，为什么非控制人口不可？马老强调了以下理由：首先，“要提高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就要大力地积累资金，加强每个人的技术装备，同时还要控制人口，因为如人口增殖任其自流，资金很难迅速地积累”；其次，“从工业原料方面着想亦非控制人口不可”，要积累资金，最好发展投资少、建设易、获利多而且快的轻工业；但扩大轻工业的建设，需要足够的资金和原料，而轻工业的原料绝大部分来自农业，尤其需要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这就不得不缩小生产粮食的种植面积，“所以各种经济作物与粮食互争土地，两者之间一定要求得一个适当平衡。若人口无限增殖，这一适当平衡将被破坏，因人口增殖，粮食必须增产，经济作物的面积就要减少，直接影响到轻工业，间接影响到重工业。因此人口的增殖，就是积累的减少，也就是工业化的推迟，故人口不能不加以控制。”再次，“为促进科学研究亦非控制人口不可”，原因是明摆着的，要发展科学研究，“唯有加速积累资金，一定要控制人口，不让人口的增殖拖住科学研究前进的后腿”。最后，“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我国地少人多，是一个基本的国情；自然灾害频繁，又影响到农业收入的稳定；要防止和减轻自然灾害的发生，必须兴修像三门峡这样的大水利工程，这有待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金的积累。第六，提高中国的人口质量。这个问题是马老在《为什么强调人口质量？》一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我国人口数量与质量之两不相称，几乎无人不知。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原子能时代，非把人口的质和量快快适当地统一起来；否则很难完成原子能时代的任务。”人口质量何指？该文没有具体论述。但通观该文，应该不难理解，所谓人口的高质量主要是指健康的体魄，健全的心理，良好的教育，丰富的科技知识和技能等，总之应该是能够适应原子能时代要求的人。第七，几点建议。首先，举办人口动态统计，在这个基础上来确定人口政策，把人口增长的数字订入第二个或第三个五年计划之内，使计划的准确性逐步提高。其次，大力宣传晚婚节育的好处，破除“四世同堂”、“多子多福”等旧思想的影响。再次，实行计划生育是控制人口的最好最有效的办法。最重要的是普遍宣传避孕，切忌人工流产……在《我国人口问题与发展生产力的关系》一文中，马老又说：“唯一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控制人口，实行计划生育。怎样实行计划生育，最重要的是普遍推行避孕。人工流产我是不赞成的，一则因为这是杀生；二则会伤害妇女的健康，使之一生多病；三则会冲淡避孕的意义；四则会增加医生的负担，造成很大的浪费。”
马寅初的《新人口论》是否是“马尔萨斯那一套”？
前已指出，虽然马老欲与马尔萨斯划清界限，但实际上难以办到；另外，当时的批判者并没有因马老划清界限的做法就不再给他扣上“中国的马尔萨斯”的帽子。那么，马老的《新人口论》是否就是马尔萨斯那一套或者“两者的思想体系是一样的”呢？将马老和马尔萨斯人口论加以比较，我们不能不说，尽管各自的时代背景不同，政治立场和主观动机迥异，理论结构和论题不一，然而就人口理论本身的基本思路和基本观点来说，他们的理论又确有一系列类似甚至相同之处。第一，马尔萨斯认为，一般来说，无论在哪个国家和地区，人口相对于粮食等生产资料来说太多了。马老也认为，相对于我国土地和粮食等生活资料来说，就国家建设需要大笔资金、工业原料、促进科学研究来说，中国人口的数量太多，增长太快了。第二，马尔萨斯认为人口过多的原因在于人类生殖的天性，还由于土地报酬递减规律；马老则认为中国人口过多的根源在于中国民众（特别是农民）中根深蒂固的“多子多福”一类传统观念。第三，马尔萨斯将劳动者贫困的根源归罪于劳动者自己无节制的生殖力，从而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马老则认为中国的社会制度问题已经解决，所以妨碍国家发展和民生改善的主要原因不再是社会制度，而是人口数量过多，人口质量不高。换句话说，他们都认为人口过多已成社会发展的主要障碍。第四，马尔萨斯确认对人口有积极限制和预防性限制，在预防性限制中又有道德的限制和不道德限制。马老则明确提倡控制人口，提倡晚婚和节育，认为这是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促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有效的途径。第五，马尔萨斯对道德限制对下层民众的有效性深表怀疑，而土地报酬递减规律在他看来又是不可违抗的趋势，因此他对人类自身发展的前景是悲观的。马老则对中国普通劳动者（尤其农民群众）人数猛增深表关注，对他们能否自愿节制生育表示怀疑，因此他主张用行政的力量和措施推行计划生育。在我们看来这些就是马老新人口论与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理论的类似和相同之处。然而他们的人口论又有明显的差异，甚至不可同日而语。马老的人口论出现在20世纪中叶的中国，作为一个刚刚步入发展新阶段的人口大国来说，这时提出人口问题正当其时；马老的出发点在于促使中国更快地实现工业化，发展劳动生产率，尽快实现国富民强的伟大目标；马老尤其明白人口问题的存在和性质，有由社会性质原因决定的一面，也有由自然性质原因决定的一面，因此他对中国社会未来发展的前景是乐观的。如果说马尔萨斯《人口原理》是18世纪末出现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的人口论的奠基之作，那么马寅初的《新人口论》则堪称20世纪中叶出现在刚迈进工业化阶段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经典之作，其思想境界和理论深度绝非马尔萨斯人口论可以比拟。
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马老这样一部具有深刻科学意义和重大实践意义的著作，竟然在自己的国家，一个最该引起重视的国度，在最该引起重视的时刻，却遭到无情的批判和打压，这不能不令人感到深深地遗憾。在“错批一个人，多生几个亿”之后，痛定思痛，我们不能不对此汲取惨痛的教训。科学的问题，认识的问题，是不能靠政治高压来解决的，事实上也解决不了，马老就从来没有屈服过。然而对马老的批判却极大地损害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声誉，并最终损害了广大民众的利益和福祉，同时造成了理论和认识上的混乱，甚至是非的颠倒。后面这一点的危害尤其严重、持久和难以克服，这就是时过境迁半个世纪之后，我们深感仍有必要重读马老《新人口论》，认真总结历史教训的缘由。就认识和理论层面来说，最大的教训是什么呢？我以为在于未能正确认识人口问题的两重性，即以一定社会制度为转移的社会性和人类自身与土地等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自然性。马老事实上认定人口问题具有这种两重性，他的《新人口论》就是在肯定中国人口问题的社会性质原因（即社会制度）已经解决的前提下，专门研究其自然性质原因所决定的方面。正视这种自然性质原因，对之加以强调并针对这种性质和特点研拟对策，正是他殚精竭虑构建其新人口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恰恰就是这个出发点和立足点，即从自然性质的一面去考察和认识人口问题，是当年批判者们所最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的，哪怕这种研究（就像马老已经郑重声明的那样）是在肯定了我们的社会制度已经是最先进的制度的前提下来进行的，也绝对不能被接受。批判者们所持的是一种根深蒂固和危害极大的偏见，认为人口问题总是同特定的社会制度联系在一起的，在现代社会只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至于社会主义社会，则根本不存在人口问题。他们解释说，在资本家和其他少数剥削阶级花天酒地、骄奢淫逸之际，广大劳动人民和无产阶级却陷于长期失业和极端贫困的境地，就是资本主义制度所特有的人口问题，而其实质和症结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失业和贫困不会长期存在，甚至完全不存在，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都能过上幸福美满生活，所以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根据这种逻辑，批判者们断定，马尔萨斯以自然性质原因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和贫困，就是为资本主义制度开脱。同样，马老将人口问题视为社会主义中国发展的最大障碍，就是曲解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妄想用解决莫须有的人口问题来代替变革生产关系，尽管马老一再说我们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已经是最先进的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生产关系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他提出解决人口问题，正是为了有利于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也无济于事。
简单地说，这种批判的逻辑是：既然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所以除了肯定和宣传这种观点的言论之外，其他任何肯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人口问题的理论都是错误的。关于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的根据，除了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已经解决了失业和贫困之类的问题以外，还同当时国家主要领导人所提倡的人口观密切相关。这种人口观事实上成为当时批判马老人口论的指导思想和最权威的理论依据。对于这些观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应该不难理解其真实的价值，知道哪些是真知灼见，哪些是豪言壮语，哪些是大话或空话，但在当时它们却是批判马老的毁灭性武器。既然认为社会主义不存在人口问题，那么马老大谈“中国人口增长过快”，指出“我国最大的矛盾是人口增加得太快而资金积累得似乎太慢”，甚至进而“主张控制人口”，岂不犯了大忌？时至今日，人们早已看得很清楚，认为社会主义中国不存在人口问题，这种看法是过于轻率了，它带有很大的盲目性，甚至是完全错误的。道理其实很简单，简单得近乎常识：食欲和性欲是人的本性；人口与生活资料之间，人口与国家建设和社会发展之间，总要保持某种适当的平衡，否则就会带来灾难和损失。这些道理或者“规律”是普遍的，无论哪个国家或社会都不能幸免，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能例外；只是各国国情不同，其人口数量和质量各异，使得人口问题的分量有所不同罢了，对于社会主义中国来说，人口问题尤其严重，这还用得着多说吗？总之，人口问题从来都具有两重性，即源于人类天性和自然条件的自然性和以一定社会制度为转移的社会性；以其自然性否定社会性，或者以其社会性否定自然性，都是片面的，站不住脚的。实践已经证明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人口问题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和全面的认识，这也许是我们今日重读马寅初《新人口论》，重温半个多世纪前围绕它所进行的那场错误的带来严重后果的思想批判运动时所应汲取的最大启示和教训。
附录：批判马寅初《新人口论》运动始末新中国成立后，马寅初以对共产党无限信赖和满腔热情迎接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到来，同样，也以警醒的态度审视着和平发展时期的人口问题。他将人口问题列入自己科研计划的重点项目，矢志不渝地展开攻关，并身体力行多次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在1955年7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小组会上，他提交了《控制人口与科学研究》的长篇论文，由于受到毛泽东对人口问题思想和态度的影响，更由于一些人的别有用心，马寅初的提案遭到康生、陈伯达等人的围攻和批判，他们搬出的论据是：“人不但有一张嘴，还有一双手，可以创造世界。没有人还搞什么革命？还搞什么共产主义？”并武断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人口问题。1957年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马寅初当着毛泽东的面，再次提出了人口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人口太多是我们的致命伤。1953年普查已经超过了6亿，如果按净增率20‰计算，15年后将达到8亿，50年后将达到15亿。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并大声疾呼，“不控制人口，不实行计划生育，后果不堪设想。”当时国家的领导人也同意这个观点，马寅初对此自然非常高兴，加之当时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治气候，因而加快了人口问题研究和写作的步伐。几个月的工夫，《新人口论》一书面世，再一次作为提案，提交给一届人大四次会议。
《人民日报》用整版篇幅全文刊载了《新人口论》，在国内外引起巨大反响，此举令对人口问题研究锲而不舍的马老先生备受鼓舞。可是，马寅初想错了，高兴早了。
马寅初做了“新人口论”的发言不久，便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
1957年10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的文章，不点名地批判了马寅初。1958年5月4日，在北京大学庆祝建校60周年大会上，陈伯达突然点名批评了马寅初，说：“马老要对他的《新人口论》作检讨。”7月1日康生向北大师生作报告时讲道：“听说你们北大出了个‘新人口论’，作者也姓马，这是哪家的马啊？是马克思的马吗？是马尔萨斯的马吗？我看是马尔萨斯的马！”康生一锤定音，从此《新人口论》成了“马尔萨斯在中国的翻版”，马寅初由一个进步的民主战士、正直的爱国者，变成了中国的马尔萨斯！仅1958年下半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光明日报》、《文汇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重要报刊发表的批判文章就达200多篇。马寅初感到个人遭批判、受委屈事小，国家的前途命运事大。要求见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三位领导人中的任何一位。然而，他的这一恳请未被批准，没有一个与他面谈。他公开表露，“为了国家和真理，我不怕孤立，不怕批斗，不怕冷水浇，不怕油锅炸，不怕撤职坐牢，更不怕死……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都要坚持我的人口理论。”
1959年夏，马寅初随人大视察团赴外地视察回到北京。中央领导他谈话。因为马老不服输，认准了理，谈话自然是谈不拢。后来，马寅初写了《附带声明》（《新建设》1959年第11期），在该文中写道：“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得拒绝检讨。”随后又发表了《重申我的请求》（《新建设》
1960年第1期），再次坚定地表
示：“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
1959年12月15日，康生对北京大学当时的领导人说：“马寅初最近很猖狂，给《新建设》写了《附带声明》和《重申我的请求》，猖狂进攻，他的问题已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之名，搞右派进攻，要对他进行彻底揭发批判，把大字报一直贴到马寅初门上去。我们不发动，如群众有人贴他是右派也可以，他的校长是不能做了。”他还说：“要像批判帝国主义分子艾奇逊那样批判马寅初。”这以后对马老的批判就升级为政治斗争和人身攻击了。一夜之间，上万张大字报贴满了北大校园，甚至连他家的院子里、书房里及卧室里，都贴满了大字报。“马寅初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在北大校园内此起彼伏。1960年1月3日，马寅初被迫向教育部提出辞去北大校长职务。不久，他又被免去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还规定马寅初不得发表文章，不得公开发表讲话，不得接受新闻记者采访，不得会见外国人士和海外亲友。以戴罪之身，遭到软禁。至此，近8年的人口论之争画上了句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