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旨和要点
马尔萨斯《人口原理》初版问世引起了社会极大的关注，特别是该书引发关于贫困根源问题的观点出乎作者预料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鉴于该书初版的意外成功和轰动效应，马尔萨斯于1799-1802年赴欧洲大陆各国旅行考察人口问题，足迹遍及德法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随后他将所收集的资料加以整理加工，于1803年增订再版了《人口原理》。《人口原理》再版的主旨不再是人类和人类社会可否完善这一类比较抽象和一般的问题，而是明确地转向贫困的根源以及贫困是否与社会制度有关这一类更具挑战性的话题。话题的转换以及基于人口原理的论证，扩大了该书的影响力，强化了作者关于贫民贫困的根源在于贫民自身的论断。与此相对应，马尔萨斯在这个第二版中强调了贫民无权受救济的思想，这集中体现在这样一段著名论述中：“一个人降生在一个已经被瓜分完毕的世界上，如果他不能从父母那里得到相应的财产，如果社会不需要他的劳动，他将无权得到哪怕一丁点食物，而且实际上，他毫无意义地来到世上。大自然的盛宴中，没有他的坐席。就像是一个人没被邀请而前去参加宴会一样，女主人命令他离开，如果他不能唤起某些宴席中的宾客同情的话。而如果有宾客站起来为他让座，其他不请自到的人会立刻闯过来要求得到同样的恩赐。如果来者将分食物的消息传开，宴会厅里将会挤满数不清的想要得到的人。宴会的秩序与和谐就此破坏了，先前的富足变成了现在的困乏；宾客们的欢乐被破坏了，大厅里的每个角落都是痛苦和依赖的场面，都是被激怒的人们闹嚷嚷地纠缠不休，因为他们曾被告知得到一份食物但并没有得到。客人们将后悔不已，他们不该抵制女主人发布的对闯入者的严酷命令，因为女主人希望她所有的客人都有足够的享用，但她知道她无法满足源源不断的人们，因此当她的宴席已经坐满时，她就要客气地拒绝那些新来的人。”
再版序
马尔萨斯说：“和前作（按指第一版）比较起来，我在贯彻本书的原则上有一个大不相同的想法，就是认为存在另外一种抑制人口的方式，它既不属于恶习，也不属于苦难。而且在本书的后半部，我将尽力使我在第一篇论文（按指第一版）里所得出的某些苛酷结论变得缓和……关于社会可能的改善，我也希望不表述任何得不到历史经验支持的看法。对于那些仍然认为对人口的任何抑制都比要救治的灾难更糟糕的人们，前著中的结论仍然完全有效。因为如果我们一旦接受这种意见，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社会下层阶级中所广泛存在的贫穷和苦难是绝对无法救治的。”
这就是说，与初版相比，再版的基本观点（包括贫穷和苦难不可避免，因而救治无效）依然有效，但增加了一种抑制人口的方式，即道德抑制，这是其一；其二，缓和了初版的某些结论，特别是关于穷人无权取得救济等结论；其三，关于社会完善可能性问题，他的表述更谨慎了。第二版除序言外，正文扩展为四卷，其中前两卷重点论述世界各国对人口的抑制，第三卷评论戈德文和孔多塞等人的观点，评论《济贫法》，从人口论角度论述各种经济制度等，第四卷探讨消除或缓和人口压力的前景。全书阅读重点当数第一卷第一、二章；第二卷第十三章；第三卷第一、二、五、六、七章；第四卷第一、二、三、六、七、十三、十四章。我们这里将着重指出第二版的主要增删和变动之处。
书名、署名、篇幅、主题
《人口原理》第一版书名是：《人口原理：人口对未来社会进步的影响，兼评戈德文先生、孔多塞先生和其他作者的理论》，1798年匿名发表；第二版的书名改为：《人口原理，或其对过去和现在人类幸福的影响的见解，以及有关我们将来消除或减轻由此而引起的灾难前景的研究》，1803年署名发表；篇幅从第一版10万字扩充到第二版50万字；全书的主题也变化了：从第一版的“社会是否可以完善”这样一个比较宽泛的理论问题，转向第二版的“贫困与社会制度是否有关”这样一个尖锐的实践问题。主题的变动是对作者对初版问世后社会反响的回应。善于抓住当时社会的热点问题是马尔萨斯的一大特点。第二版分为四卷，第一卷“关于文化落后地区人口的抑制”；第二卷“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抑制”；第三卷“就人口原理产生的弊害对社会的提案以及各种可行的制度与手段”；第四卷“关于消除或缓和人口所产生的灾害前景”。
第一卷第一～二章：两个比率，抑制方式及其后果马尔萨斯说，如果人口没有受到抑制，每25年就要增长一倍，或按几何级数增长；在最有利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下，生活资料的增加大概也不会比算术比率还快；把人口增长率与生活资料增长率结合起来思考，其结果更是触目惊心：在未来两个世纪内，人口对生活资料的比率将是256：9，在三个世纪内，将是4096：13，而推算到2000年，计算出的差数几乎无法令人接受了。这些论述与第一版并无二致。对人口抑制方式仍然分为两类：预防的抑制和积极的抑制；但是在预防性抑制中，马尔萨斯又分出道德节制和不道德抑制两种：前者是指“对于没有带来不正当性生活后果的那种对结婚的克制，可称为道德的节制。杂交、非法同居则属于罪恶一类的预防的抑制。”前者就是作者自己所说的在第一版未曾提及的“另外一种人口抑制方式”。在论述了各种抑制方式及其后果（贫困、罪恶或苦难）之后，马尔萨斯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人口的增长为生活资料所限制是必然的。第二，只要生活资料增长，确信无疑，人口一定会增长的，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的抑制，其增长才会受到阻止。第三，这些抑制与那些遏止人口增长并使其结果与生活资料保持同一水平的抑制，全部可以归纳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该书以下各章就是为了说明上述第二、第三点所提出的例证，这部分内容是第二版新增的。
第一卷第三～十四章：文化落后地区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在第一卷考察文化落后地区人口的抑制，在第二卷论述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抑制，这两卷大约占了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第一卷分别论述了美洲、非洲、大洋洲以及东亚、南亚、近东以及希腊、罗马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抑制，其中包括对中国人口抑制的分析，堪称一部人口抑制史。通过对这些国家和地区人口生活状态、风俗习惯的描写，特别是对影响其人口增减的史实的回顾，马尔萨斯企图进一步印证他的人口原理。他论述的主要依据是各种游记、报道和其他著作。第三章：马尔萨斯以南美火地岛和东方安达曼岛等地为例，指出在人类社会初级阶段，抑制野蛮人数增加的首要原因是饥饿，还有虐待、战争、格斗、疾病和瘟疫。第四章：美洲部落与印第安人的人口被压低到生活资料水平的原因，马尔萨斯认为，首推饥荒、贫困、疾病以及不利于人口增长的风俗习惯，还有妇女屈辱的地位、无尽的劳役和野蛮生活下的困苦，等等。第五章：马尔萨斯指出，部落之间不断的争斗，食人肉、杀婴和放浪、乱交等习俗，是阻滞南洋群岛人口增长的原因。
第六章：“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在北欧的游牧民族中，使那里的人口降低到他们的生活资料所允许的范围内，战争和饥荒是主要抑制。”第七章：抑制近代亚洲游牧民族的人口增长的原因，主要是无休止的征战和掠夺：“战争遏止了人口的增长，同时对于产业也有着致命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那些以扩展生活资料为目的的产业，打击更大。”第八章：影响非洲地区人口增长的原因，马尔萨斯指出，包括战争、饥荒、穷困和疾病，还有杂交等。第九章：西伯利亚的人口抑制，主要是严酷的自然环境，稀少的生活资料，可怕的瘟疫。第十章：土耳其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说：“它的暴虐、脆弱、恶劣的法令限制了国家人口的增长。”瘟疫、可怕的骚乱、流行病、饥荒和疾病，等等，则是导致土耳其人口衰退的主要原因。第十一章：印度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认为主要是宗教律令对两性生活的严格限制，对贞操的肯定，等等，“综合起来看，在印度的各种人口抑制中，预防性的抑制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第十二章：马尔萨斯辟出专章论述中国和日本的人口抑制。一方面，他指出中国地理位置优越，清朝以来给农业巨大鼓励以及对婚姻的一贯鼓励，使中国人口数量与生活资料的比例比世界上其他国家要高。然而，他又说人口的过分增长也产生了副作用：增加了负担，降低了抵御疾病和天灾的能力，“如果遇到重大的，接踵而来的饥馑往往会使人口大量的死亡，也许这是对中国人口所有的积极抑制中最有力的。”“日本的情况在许多方面和中国的相似……其人口稠密的主要原因同中国一样，是那里居民自古以来就把他们坚忍和勤劳用在了农业上。对于由疾病和饥荒而来的各种积极的人口抑制，与中国差不多……日本人与中国人不同的是，他们好战，喜欢作乱，在淫荡和野心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中国人……日本盛行在人口抑制上的有男女关系上的较大的放荡风俗以及更为频繁的战争和内讧，这与中国的杀婴现象不相上下。”第十三章：关于希腊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说：“人口不足容易使国家衰弱，人口过多容易使国家贫困。因此，希腊的政论家提出了各种方式以此保持食物的数量和消耗它的人的数量之间的比例。”马尔萨斯引述了柏拉图的令人无法接受的主张：消灭次劣的孩子们，规定晚婚年龄并限定婚姻的数目等；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以严格的和积极的法规加以限制。第十四章：最后说到罗马的人口抑制，“在大多数国家里，阻止人口增长的种种恶习是结婚不多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可是在罗马，道德的堕落却是阻碍结婚的直接原因，至少在较高阶层的社会中是这样。”马尔萨斯总结道：“在回顾人类社会这一过程中所考虑到的一切对人口增长的抑制，可清楚地归结为道德的节制、罪恶和贫困。在预防的抑制中我称为道德的节制那一分支，虽然在遏止人口的自然威力上确实有它一定的地位，但严格说来，同其他抑制比较起来它的作用是很微弱的。总称为罪恶的预防性抑制的另一分支……总起来说，它的作用比其他各种积极抑制要小。其中，战争是最突出的和最惊人的，其次是饥荒和各种疾病。”
第二卷近代欧洲各国的人口抑制
马尔萨斯在第二卷分别考察了挪威、瑞典、俄国、欧洲中部地区、瑞士、法国、英国、苏格兰及爱尔兰等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抑制，所根据的资料除了别人的著述以外，还有他自己考察欧洲期间的所见所闻，这是不同于第一卷的地方。在分别论述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抑制以后，马尔萨斯集中论述了婚姻的繁育力以及瘟疫对出生、死亡和结婚的影响等问题。第一章：挪威在19世纪没有因战争而减少人口，优越的自然条件也使它得以避免流行病的危害，按理说它的人口死亡率要低于欧洲其他国家；然而，它的人口却从来没有高速增长，究其原因，马尔萨斯认为主要在于挪威当时有关兵役的法令不利于青年人成婚，还有挪威的特殊情况（工业很少，农村人手已经过多而且死亡率低，就业率低）也成为早婚的障碍，这些都属于对人口的预防性抑制。第二章：马尔萨斯说：“瑞典对人口的抑制主要是积极抑制，也就是说这里的人口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在谈到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时，马尔萨斯说：“很难说明瑞典较高死亡率的原因。可以假设说，该国居民的习惯和政府要增加人口的号召，使现有人口遭受到生活的艰难，因而产生了种种疾病。事实也的确如此。”这种习惯是指瑞典人通常依靠进口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遇到荒歉年份就必须缩减消费，从而影响到人口增长。与此同时，瑞典政府却在不断号召增加人口，而出生率的大大提高，其主要后果就是死亡率提高，人口会因此而缩减。第三章：马尔萨斯指出：“俄国的天然资源是丰富的，从目前来看，它的出产可大大满足它的消费，阻碍人口较快增长的原因是它的社会制度——奴隶制以及伴随这种制度而来的愚昧和怠惰。”
第四章：通过对欧洲中部各国（荷兰、德国等）人口状况的分析，马尔萨斯得出这样的结论：“每年出生数对全体人口的比例主要取决于每年结婚的比例，因此，在人口不能有大的增加的国家里，主要是由于死亡数的原因。在人口没有减少的地方，出生数会填补因死亡而空出的空缺。在大的瘟疫、流行性疾病和毁灭性战争的间歇期间，出生数总数超过死亡数。”第五章：马尔萨斯指出，瑞士是一个自然条件优越，居民比较健康的国家，调查资料显示，它的死亡率较低，而出生率也较低，人口数量变动较小，预防性抑制对人口起着重要作用。他引用一位调查者的话：“最健康的国家有较弱的繁育力使人口不致过剩，而不健康的国家有非常的繁育力，以此维持住它的人口。”马尔萨斯接着指出：“不同的国家，由于水土、地理位置、人民的生活习惯和职业的不同，在健康卫生方面确实有很大的差别。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人口大量死亡时，同比例的出生数会表现出来，因为社会需要的增加使得每年的结婚数增多，每对配偶结婚早或是多育都能促使出生数增加；相反，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健康状况非常好时，由于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剩余的人口找不到移民出境的路，预防抑制的绝对必要性必将会引起他们的注意，否则的话就要被饿死，其结果是结婚被推迟了，每年的结婚数对人口的比例不仅缩小了，而且每对配偶的自然繁育力也较差。”在马尔萨斯看来，这种现象完全印证了他的关于人口必与生活资料成比例的基本原理。第六～七章：马尔萨斯注意到，法国尽管在长期的战争（包括法国大革命动荡）中遭受了种种损失，但它的人口却没有减少。究其原因，他认为革命期间人口虽然受到毁灭性摧残，工业也受到很大损失，但它的农业生产却是增长而不是减弱了。他解释说：“让大量的妇女在田间劳作是法国的风俗，这一风俗在革命期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同时一大部分优秀及年富力强的人的离开，对提高劳动的价格很有帮助。由于增加了新土地的耕作，而一大部分的消费者都在国外，食物的价格不会同比例地增长，劳动价格的增长不仅对结婚起了有力的鼓励作用，而且还会使农民们的生活更美好一些，可以养育更多的子女。在法国有很多小农和小业主，这对于人口的增长起到了强大的鼓励作用……”马尔萨斯认为法国的人口现象证明了他的人口原理：人口数量总是与生活资料成比例的。第八～九章：马尔萨斯根据人口报告和人口法案等资料，用两章篇幅对英国人口抑制问题作了详尽论述。他的中心论点是：“对英国社会即使是作一次最简单的调查，我们也会得出这一结论，在那里对人口的预防抑制在各个阶层都占有优势。那些住在城市里的上层人物，由于沉溺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往往缺乏结婚的意向。另外一些人由于担心有了家庭以后自己必须节省开支，并要放弃某些快乐，这些人是不敢结婚的。对有家有丰富资产的人来说，这些顾虑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对于众多的社会普通人来说，家产愈小，对婚姻的惧怕就愈有远见，这类预防在他的思考中所占的分量就越大。”他还依据1811年的人口法案报告强调指出：“如果一国的资源能迅速增长，且这些资源的分配有利于对劳动需要的不断增加，则这个国家的人口一定会伴随这些资源的增长而增加。”第十章：关于苏格兰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指出那里常常遭受荒歉之苦，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死于绝对饥饿的人数不多，但致命的疾病往往会随着荒歉接踵而至。关于爱尔兰的人口抑制，马尔萨斯认为主要是积极抑制。爱尔兰广泛使用马铃薯使它的人口在过去一个世纪中能有迅速增长。然而不久人们就会发现人口增加得太多了，其结果是下层人民陷入更为穷困和悲惨的境地。这又一个人口原理的例证！
第十一～十二章：马尔萨斯根据人口生产数、死亡数和结婚数等资料，对“婚姻的繁育力”进行了推算，得出的主要结论是：妇女的自然繁殖力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是相差不大的，一般婚姻的繁育力容易受到不同国家整体环境的影响，特别是受晚婚数目的影响。这些结论再次重申了他的基本论点。
第三卷就人口原理产生的弊害对社会的提案以及各种可行的制度与手段这一卷是对当时几位进步空想家（主要是孔多塞、戈德文和欧文等人）理论观点的评论以及对《济贫法》和其他相关制度和法律的评论。与第一版相关内容相比，这一版的内容有了相当多的补充和发挥。第一章：平等制度与华莱士和孔多塞。对华莱士和孔多塞观点的评论，从文字到内容，与第一版几乎完全相同。第二章：平等制度与戈德文。第一版对戈德文观点的评论占了至少六章，第二版大为压缩，论述也更简练了。马尔萨斯指出：“初看起来，戈德文先生所提议的平等制度是那么的美丽动人，一种靠理性和信仰而产生的社会改良，比用无力所进行的改革更有长期维持下去的希望。推进社会的因素是仁慈而不是自私的说法，这好像是我们所热诚希望的最高理想……只是可惜，很可惜！这个我们所热望的日子是永远不会到来的……戈德文先生所犯的重大错误是将人类社会所难免的一切罪恶和贫困都归因于社会制度。他认为政治法规和财产所有制是万恶之源。如果事实真是这样，那么，要消除这个世界的祸根，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事实往往如此：虽然社会制度是危害社会的原因，但是，这个原因如果和自然规律及人类情欲所造成危害的原因比较起来，实在是微乎其微，并且这仅仅是表面上的原因。”
马尔萨斯认为的真实原因，就是我们早已知道的他的人口原理：人口增长快于生活资料增长，其结果除了预防性抑制中的道德抑制之外，不是罪恶就是贫困，而道德抑制只在上层阶级中才有实现的可能。另一方面，要对人口的抑制真正发挥作用，又必须存在激励人们自私心和责任感的私有财产制度以及负有养育子女责任的婚姻制度。马尔萨斯总是要否认社会制度对人口的制约作用，总要将人口问题仅仅归结为自然规律，这是没有道理的，虽然我们要承认人口问题有其自然的一面。但是，马尔萨斯毕竟是一个为不平等制度辩解、对穷人冷酷无情之人，他居然认为穷人没有生存之权利：“当财产的安全和婚姻制度这两种社会最基本的制度确立之后，身份的不平等会接踵而来，那些在土地已被分割后出生的人必将置身于一个被别人所占有的困境之中，假使他们的父母无力使他们得到生活必需品，他们还能做什么呢？假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权利来平均分配到一份土地，那么社会将会有什么样的恶果，我们似乎都已经看到了。”
第三章：论平等制度。马尔萨斯在这一章对平等制度提出了一个总的综合性评价，其矛头不仅指向孔多塞和戈德文，而且还指向英国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及其拉纳克共产主义试验。马尔萨斯对平等制度持反对立场，据他自己说主要基于两种论点，“一种论点是：根据经验和理论，平等状态不适于产生使人类努力的种种刺激力量……另一论点是：由于受到人口增长大于生活资料的增长的压力，每一种平等制度很快就会在一种不可避免的贫困和苦难中消亡，除非人口增长受到抑制……”，马尔萨斯的这些观点是值得重视的。第四章：论移民。移民可否被视为解决剩余人口的良药？马尔萨斯历数了移民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风险和困难，指出了美洲、澳洲等地移民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最后指出移民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缓和剂，并不能充分有效地解决问题。马尔萨斯的这种看法同他的人口论的整个精神是完全一致的。他一直强调的是：除了道德抑制之外，罪恶和贫困是使人口与生活资料相适应的唯一出路，换言之，人口问题没有充分有效的解决办法。第五～七章：《济贫法》。马尔萨斯对英国实施已久的《济贫法》持否定态度，这在第一版已经很清楚了。他在第二版以三章篇幅进一步系统地论证了《济贫法》的危害，从而强化了他先前的观点。他在第六章针对给贫民发放金钱的做法指出：“有钱人所能做出的一切牺牲，特别是金钱的牺牲，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不能使社会上的低层人民不再受苦。变化也许是有的，那就是有钱的人可能会变穷，穷人也许会变富了。但是现在的人口和粮食之间的比例要是继续下去的话，社会上一定有一部分人感到维持家庭的困难，这种困难往往要落到最不幸的人身上。”他指出，其原因在于社会上货币增加的同时，产品（特别是粮食）并没有增加，结果就会导致产品（粮食）价格上涨，得到津贴的穷人的生活改善了，而比他们上一层的人的消费却不能不有所缩减，得不到他们应该得到的生活必需品。这是马尔萨斯批判《济贫法》的第一个理由。马尔萨斯在第七章对《济贫法》的批判则偏重于道德层面的谴责。他指出，《济贫法》在两个方面使贫民的生活每况愈下。第一，它使人口增多而维持人口的粮食却无法增加，结果实际上营造了一批贫民；第二，贫民消费的增加意味着其他阶层消费的减少，这无异于鼓励更多的人走上不能自立的道路。马尔萨斯据此进一步断言道：“倚赖别人而导致的贫困应该被视为可耻的，虽然这种想法似乎是太狠心了，但这样一种羞耻心对于促进大多数人的幸福是必需的。”总之，在马尔萨斯看来，《济贫法》虽然起到了减轻苦难的作用，但它的危害更大，进一步促使贫民贫困化，而使富人也变穷了。马尔萨斯在第八章从《济贫法》能否解决失业问题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他首先指出，国家并没有对那些由于没有工作或其他原因无力养活自己或家庭的人们，由教区的征课来维持他们的生活并使他们就业；国家也完全没有能够替无数能工作并且也情愿工作的普通工人和技术工人找到充分就业的机会。究其原因，马尔萨斯认为在于《济贫法》并没有也不可能增加对劳动的有效需求；在他看来，这种需求应该来自公共工程等建设项目（似乎有点后凯恩斯主义的味道），这样做固然会减少对其他项目的投资需求，从而给其他人带来损失，不过，这种做法不但是慈善的，而且可以把灾荒分散减轻某些特殊部分的受害程度。马尔萨斯认为，由于人口原理，要使社会上所有的人都能获得优厚的待遇和充分就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我要说的是，把富人的绝大部分财产分给穷人，使整个社会不陷入苦难，同时又与道德和宗教的戒律不相冲突，其唯一的办法是人们对结婚问题的审慎以及婚前和婚后的节约。”
马尔萨斯说，他反对平等制度和济贫法的最大理由是：“实施这两种制度的社会，其最后必将在普遍贫困和颁布直接的禁婚法律这两条路之间选择其一。我真正建议的是，要用和缓且是十分和缓的步骤来废除《济贫法》，因为《济贫法》降低了劳动者的工资，《济贫法》所起的作用是到处不景气，首当其冲的便是大城市里的劳动阶级……”。
第八章：论农业制度。马尔萨斯在这一章主要想证明人口原理对于富裕的农业国来说也是适用的。因为人们可能认为这些国家自然条件好，国家又重视农业，食物自给而有余，因此人口增加对生活资料不会构成威胁，人口也就不会遇到抑制的力量。马尔萨斯的看法恰好相反：“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这个国家的人口情况，就会发觉，他们的实际工资收入通过抑制并调节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能力，实际上抑制和调节着他们人数的增加。”而这种实际工资从马尔萨斯的论述来看主要依存于农产品的价格；价格低廉则降低其实际工资收入，从而影响其人口增加。美国是个例外，因为那里条件优越，资本快速增长，维持着对劳动的需求，资本价值和劳动报酬都较高，人口的增长一直是非常快的。爱尔兰则是农产品价格低廉影响贫民生活的例证。马尔萨斯由此得出结论：“在农业制度之下，社会上低层人民生活情况极其艰苦，当资本积累陷于停顿的时候，劳动者的实际工资仅能维持一个不增不减的人口。”波兰属于另外一种情况。那里的劳动报酬很低，粮食价格和工业品价格也很低，劳动者的生活绝对不会是好的，因而波兰对人口的抑制属于积极的一类而不是预防的一类。他认为最好的补救办法就是发展工商业，但他又说发展工商业离不开农业，农业是基础，“农耕者的剩余产品衡量并限制不用在土地上的那部分社会力量的发展，这是永恒的真理。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一切制造业者、商人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其数目必须与这种剩余产品相适应。”这番议论显然不无道理。第九章：论商业制度。马尔萨斯这里要说的是工业国的人口规律。他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这些国家的人口增减或停滞受资本利润调节，受用于供养劳动者粮食数量和价格的影响。如果某国工商业发达，劳动报酬高，进口粮食数量充足且价格低廉，显然就会促进人口增长；如果进口粮食受到阻碍和限制，则它的人口必定会受到同比例的限制；“就整个世界的情况而言……假如维持劳动的基金在一个国家不再增加了，那么，对劳动的有效需求也不会再增加的，工资也将降低到仅够维持现有人口的水平。在这种情形之下，不管在其国家粮食是如何的多，资本利润是如何的高，国家的人口应是不能再增加了。在下一个时期里，假使科技有所发展，或者发现了新的贸易途径，或者与它有贸易往来的国家财富和人口都有大的增长，对它的出口有了非常大的需求，它可以输入更多的粮食了，它的人口也会得到增加了……”。
第十章：农业与商业制度的结合。马尔萨斯在这里说明了农业和商业制度相结合的优越性：“在一个工商业繁荣的国家里，土地产品总能在国内找到现成的市场，这一市场特别有利于资本的不断增加。资本的不断增加，是对劳动的需求和提高粮食价格的主要原因……即使在对劳动的有效需要开始减缩或工资降低的时候，相对高的粮食价格仍旧可以使劳动阶级的生活比较容易维持。虽然劳动人口的增加受到了限制，但极大部分的人仍然可以住得好穿得好，而且还能够尽量享用外国所产的生活用品。”这一点毋庸置疑。马尔萨斯还说：“要使国家繁荣，就需要把农业和商业结合起来，不能只有农业，也不能只有商业。一个国家如果拥有了广袤富饶的土地，同时这些土地的耕作是由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推动起来的，它的资源和产出会日益丰富，这种富足的程度很难让人说出它们到底什么时候会达到限度。但是，这一限度总是有的，如果一国的资本和人口总是继续增加，迟早会达到这个限度，但不能超过这个限度。根据私有财产制度的原则，这个限度与土地的产出极限还是有很长距离的。”后面这段话出自对人类前景悲观的马尔萨斯之口，着实让人感到有些意外。第十一～十二章：《谷物法》与谷物进出口贸易。英国的《谷物法》属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维持英国国内谷物高价，从而有利于维持高地租，不利于资本积累；围绕《谷物法》的存废，在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例如李嘉图）和土地贵族代表（以马尔萨斯最为著名）之间争论了很久。在这场争论中，马尔萨斯为了维护土地所有者利益，对《谷物法》持赞同态度，既赞同对谷物实行出口津贴，又赞同限制谷物进口。但是，马尔萨斯在这一章专论《谷物法》的论述中，却刻意掩饰《谷物法》为土地所有者所青睐的真实理由，大谈谷物出口津贴为英国粮食带来了更多需求，认为实行《谷物法》对全体民众有利：“一个国家设置出口津贴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加农业资本家的利润或地主的地租，而是为了使更多的民族资本投在土地上面，从而增加粮食的供应。”
马尔萨斯出于同样目的赞同限制谷物进口，可是他偏要将限制谷物进口说成是有利于全民利益：“在一个拥有大量土地资源的国家，对外粮进口的限制，不但会把从商业和工业中得来的利益散布在土地上，而且会保持和实现它，此外还可以防止农业和商业中常常带来的动荡。”在阅读中要注意这一点。第十三章：影响贫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分析。我们知道，马尔萨斯一向认为贫民的生活永远不会得到改善，除非他们控制自己的生育，而这种控制在马尔萨斯看来除了带来罪恶和贫困，不会有其他好结果，因为道德的抑制对穷人来说是无效的，也就是说，穷人的贫困源自穷人自身。现在，马尔萨斯居然又分析起影响贫民财富增长的因素，好像他要承认贫民的财富可以增长了，这岂不是自相矛盾吗？表面看来是这样，但当你读完该章之后，你就会发现他的观点依然如故。一方面，他勉强承认一个国家生产的发展和财富的增长会给贫民带来一定的好处，他们的劳动报酬会有所提高，生活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出，不能指望这种改善是持久和不断的，这不仅因为维持劳动的所谓“工资基金”不一定随着国家财富的增加而增加，即使增加也很少按财富增长的比例而增加。而且因为一个国家的财富和人口同时增长的时候，下层社会的人必然遭受到两种不利影响，一个是人口增长接近生活资料增长限度时，会导致养活子女的能力下降；另一个是会有更多的人在有碍健康的行业中工作，其工资容易受到波动。也就是说，生产发展和财富增长对贫民生活的影响是很有限的。可以看出，马尔萨斯在这里缓和了他先前关于贫民永远贫困的苛刻观点。
第四卷关于消除或缓和人口所产生的灾害前景第一～二章：道德抑制及其对社会的影响。这两章的观点在前已有述及，这里又加以重申和强调。其中心论点是：道德抑制是抑制人口的各种因素中最值得重视和肯定的，因为它对社会的影响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经济层面来说都是最可取的。第三～五章：改善贫民生活的有效方法。马尔萨斯在反对《济贫法》的同时，也提出了他自己的主张：“如果真要改善贫民的生活，必须提高劳动价格和生活资料价格之间的相对比例，使工人能够获得更大份额的生活必需品和舒适品……倘若我们真正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想根本、永久地改善贫民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对他们说明情况，向他们指出，压缩劳动的供给才是真正提高劳动价格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并且告诉他们，他们自己是这一商品的所有者，只有他们自己才有能力这样做。”换言之，改善贫民生活的唯一可行办法在于贫民自己节制生育，从而减少劳动供给。可是，我们知道马尔萨斯完全不相信贫民能够实行道德抑制，他反复强调说，不道德抑制的结果，要么罪恶，要么贫困。这就是马尔萨斯的逻辑和结论。第六～七章：贫困对于公民自由的影响。马尔萨斯在这一章反复（重复）强调指出前已提出的论点：贫民贫困的原因不在政府，至少主要责任不在政府，而在贫民自己，是他们不注意抑制自己的生育，以至于使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所致。所以救治之法不是推翻政府，也不是实行所谓政治改革，而是以其人口原理教育贫民，使他们抑制和调节自己的生育行为，减少劳动供给，从而获得较高劳动报酬，以摆脱贫困。可是他又说：“劳动阶级不会完全明白，他们痛苦的主要原因在某种限度和一定期限内是无法解除的，这是十分自然的。”
第八～十章：第8章，拟议中的废除《济贫法》的计划。马尔萨斯认为《济贫法》会造成专制政治、人们的依赖性、懒惰和痛苦，他主张“我们必须主持正义，放弃救济穷人的权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建议制定一条法令，规定凡该法令制定一年后结婚所生的子女以及该法令制定两年后出生的私生子女一律不得享受教区的赈济。”他还提出社会不应保护弃婴，不应救济被丈夫遗弃的妻子或儿女，对于这些人应该听任自然规律惩罚。他说如果采纳了他的建议，贫民救济税就会迅速下降，甚至补救就会完全取消。但人们从马尔萨斯的建议中却明显感觉到了他对穷人的冷酷无情。第九章：“关于人口问题的各种意见”，马尔萨斯指出，仅仅废除《济贫法》是不够的，还应当加强人口原理的宣传教育，这不仅对下层阶级是需要的，对上层社会也有好处。第十章：“试论我国慈善事业的方向”，马尔萨斯强调指出，慈善心固然是美德，但乐善好施不见得都可取。一方面，只有那些已竭其所能来避免灾祸而仍难免于苦难的人，才应该是受到赈济的对象；另一方面，最有利于贫民的行善方法，应该是对施舍者的心灵影响最好的方法。也就是说，应该让施舍者感到幸福，有助于纯洁人类的心灵，而不是出于某种功利目的。如果这样做，马尔萨斯认为私人慈善事业的存在便不会妨碍废除《济贫法》所要达到的重大目的，即使人口不应过于沉重地压在生活资料的极限上。第十一～十二章：在这两章“关于改善贫民状况的各种计划的探讨”中，马尔萨斯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救济方案发表了评论。他认为詹穆斯·斯图亚特爵士、唐森先生、杨格先生等人的观点，实质上都是在鼓励结婚者，因而不可取；而对欧文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中相关部分的批判，对克尔温先生的观点的批评，则着重指出其不可行。他赞同为穷人设立储蓄银行，这样便可鼓励穷人从小就知道节俭，知道量力而行，等等。第十三～十四章：最后这两章是对全书的总结，反映了马尔萨斯对社会现状和未来发展前景的整体看法。第一，“上等阶层和下等阶层这两部分人自然是绝对必需的，也是必然存在的，不但是必需的，而且还是有益的……但仔细比较一下欧洲的国家，我们就会看到，在上、中、下三个阶层的相对比例上存在着一个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差别的影响，我们增进人类社会广大群众的幸福是有希望的，这种希望寄托在增进中等阶层的相对比例上。”
第二，通过人口原理教育，会使人们领会由人口因素产生的问题：“（一）如何消除贫困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既没有多大的关系也没有任何直接的关系；（二）因为有钱的人实在没有能力为穷人找到工作并维持其生活，所以，穷人们也就没有权利向富人们索求这些东西。十分明显，如果下层阶级的人都知道这些，那么他们就会以更大的耐心来忍受他们可能遭受到的困苦，就不会因贫困而对政府和上层社会感到不满和愤恨了……下层阶级的人民，作为一个集体来说，就会更温顺、更守秩序了……”第三，“总起来说，在减轻因人口因素而产生的灾害方面，虽然我们未来前景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光明，但前景绝不是完全令人失望的，这其中不排斥人类社会的不断改善，这种改善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对于人口原理的研究使我们做出了这样的结论：我们绝不能把我们赖以向前攀登的梯子推倒，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可以不用这个梯子而继续向前。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将永远由有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组成，各个阶级的境况和两者之间的比例可以改变得更加和谐与美善”。值得注意是：这里所谓“梯子”，应是指他所维护的现存社会制度，尤其是私有财产制度和社会阶级结构；在社会未来可否完善这一问题上，马尔萨斯显然缓和了他原先所坚持的完全否定的极端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