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用建设性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
需要无优劣之别。它们是与生俱来的，不存在好坏之分。
大家都熟知的弗洛伊德，其理论的全部根基便建筑在人的基本欲望或说需要之上。在他看来，文明的进步以部分压抑人的欲望为代价，由于其中一些敏感的人过度压抑自己的需要，长久的内心冲突便使他们得了心理疾病。
因此，只要人能够认识并接纳自己的欲望，能以社会允许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人就可以健康成长。
在弗氏的理论中，有两个关键的概念：一是能否接纳自己的欲望，二是能否以社会允许的方式满足自己。
心理健康与不健康者恰恰在这两方面存在较大差异。
心理健康的人不仅能正视并接纳自己的各种本能欲望或说需要，而且能以建设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一个心理不健康的人则会花很多时间去否认自己的需要，严重的甚至是与自己的需要作战。即使他勉强承认自己的需要，他也常常会因为采用了破坏性方式而使自己陷入困境。
一位心理治疗者根本无法根据一个人的需要去判断他是病人还是健康人，但却完全有把握用一个人对待自己需要的态度和满足需要的方式，去区分他的心理健康与否。
如果一个人总是选择那种会使自己陷入更大困境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他通常都不够健康。
相反，如果一个人通常都能以建设性的方式满足自己的需要，那么，他的心理就不会出大问题。
此外，心理健康的人还知道在满足自身需要的同时注意满足他人的需要。
自己和他人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我与你，你与我，是我们构成了这个世界，如果一个想要满足自身需要的人不懂得尊重与关心他人的需要，那么他自身的需要也很难得到持续的满足。
所以，“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及由此而引申出的“己之所欲，勿强于人”等，就成了心理健康者的自觉选择。
需要无好坏之分，但满足需要的方式有优劣之别。
改革前的中国，人们被一种误区所困扰：需要是有问题的，考虑需要是一种过错；小到生理需要，大到爱、认识、审美以及自我实现等需要皆然。
中国自上而下的敌视、否认和压抑需要的理念到“文革”时达到了顶点。
“文革”初期，大批“以革命的名义”走上街头的红卫兵，在街头四处拦截烫发、穿西服、穿高跟鞋的人，剪去烫发，剪破西服，敲掉高跟……
那种对人基本需要的敌视与压制真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以至于后来出现了那极具象征意义的中国服装的“蓝色海洋”期。
而对“白专典型”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种种批判，以及“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理念的提倡，则使整个中国人的成就动机、实现动机受到极大的挫伤。
一个能诱发出对自身需要如此多对立情绪的国家，还怎么可能满足其国民的需要？
可是，需要是客观规律，它以其不可抗拒的意志要求着满足。于是，“文革”中便形成了全社会以非正常方式（走后门、拉关系、托人情等等）满足基本需要以及通过种种流言、手抄本满足精神需要的中国世相。
现在想来，那真是一幕惊心动魄的场景，几乎所有的中国人，为与生俱来的需要所驱使，那样顽强地与命运抗争，不顾一切地为满足需要而奋斗。那个年代对需要的压抑，以及因此而产生的以种种非正常方式满足需要的习惯，即使在今天仍然保持着惯性……
如今中国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物质极大丰富，人们的需要被过度关注和照顾，以至于事物又开始走向另一面：许多人开始把愿望当做需要。
这会不会为中国乃至世界的持续发展埋下新的隐患？会不会导致我们过度消耗后代的资源？会不会让现在的人类给自己的后代留下一个危机四伏、千疮百孔的地球？
此外，物质上的更多和更好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会给人带去更多的幸福和快乐感，相反，物质富足到一定程度后它能够给人们带去的快乐或者幸福就会减少。这是一个系统脱敏的过程。什么东西总接触，时间长了，对它就没有那么敏感了，虽然它仍然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但是我们自己能够体验到的幸福感却在递减。
从心理学角度看，这叫“适应水平现象”。指快乐与不快乐、满意与不满意的情绪都是相对于以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现在的所得超过了以前的水平，我们就会感觉满意、成功和幸福，如果我们现在的所得降到了以前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挫折感和失败感。
不仅如此，单纯追求物质上的更多和更丰富还有可能带来更多的烦恼，比如各种与不健康生活方式相关的躯体疾病，再如精神上的空虚与失意。最近十多年，西方社会心理学家在研究中发现，西方物质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减弱，人们在消费观上开始趋于成熟，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保护自然的完整性、社会公正和生活的意义等问题。
其实这点在我们中国也已经有所表现。环境问题、社会公正问题已经引起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只是在实践层面还没有形成规模，尤其是那些拥有最多资源的人还没有行动起来。
很多人在实践上总以为自己可以是个例外，喜欢把自己挑出来，这是“自我中心思想”在作祟。就环保问题而言，表现为认定自己的需要都是必须满足的，是可以例外的；而在环境出问题的时候，又确信自己一定是那个可以逃脱困境的人。
其实，这个地球上没有人可以例外，有的只是时间和程度上的差异而已。
人们在环保问题上的“知行不统一”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们有关环保的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大家对环境问题与自己的关系缺乏真正透彻的认识，在环保问题上还没有形成道德焦虑，也就是说在做违反环保伦理环保伦理由联合国规划署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等提出。的事情时没有不安，而在做了违反环保伦理的事情时不感觉内疚和自责。
人们一旦在环保问题上形成了道德焦虑，就能够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
因为有了环保意识的人在做违反环保的事时，会产生很强烈的让他不舒服的认知不协调的感觉，为了避免这种不愉快的体验，他会自动选择环保行为。
造成环保问题上“知行不统一”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社会不公正现象。资源占有、分配上的不公正，本身已经造成很多环境问题，如奢侈与腐败生活所导致的大量惊人浪费和对人心的腐蚀等，这一切导致人们归属感的丧失和不安全感的增加，结果人人都以末世心态生活，自然无暇顾及子孙后代。
很多乐观者喜欢说，我们有高科技帮助我们适应环境的变化，且不说这种“适应”所造成的种种新问题，只就地球资源的不可再生性和人的身体的诸多局限性而言，这种对环境问题的“适应”很难说不会断送人类以及人类后代持续发展的机会。
人的适应能力也是双刃剑，如果遇到的是有利于人持续发展的事当然好，但如果是对不利于人持续发展的事的适应，往往会断送人的未来。环境问题上就是这样，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所造成的问题将会成为环境问题的一部分。
以环保的态度生活是一种非常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祖先正是因为环保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才让作为后人的我们拥有了如此美好的世界。作为祖先的后人和后人的祖先，我们不能只顾自己眼前享受的最大化，不能只顾满足自己的愿望甚至是奢望而做出愧对祖先和后人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