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潮人
徐世昌是袁世凯的老朋友，是清廷进士。自袁小站练兵时就为出谋划策，两人一文一武互为同道。徐颇得袁之器重，又与袁保持距离，是故进退有度。民国建立后，徐以清朝忠臣自居，宣称“不受民国官俸”。这次徐出任“国务卿”，如何发薪水呢？袁世凯自有妙招，他吩咐主计处在“总统交际费”项下，拨出4000元送徐，因为这笔钱是从老朋友荷包里拿出来的，徐便欣然收下。
徐世昌担任国务卿期间，其施政理念就是“清静无为”四字。他认为“如今大乱之后，惟求休息”，所以不敢有新政发表。不过，在“清静无为”之下，他兴起了一股复古风。
民国初建，许多旧的糟粕尚未去除干净，而当政的又是北洋这股旧势力，于是当时各地还出现了不少荒谬绝伦的故事。甘肃都督赵惟熙获陆军上将衔，竟有“谢恩折，”依旧例为避袁世凯名讳，折中凡是有“凯”字处，均以“恺”字代替。像这类怪现象，多不胜举，主要是政府不认真禁止，且似乎在鼓励，所以才会像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到徐世昌上台，复古便成为一股潮流。徐到任后第一件事，是命令全国文职官吏，在呈送履历片时，必须开具清朝的旧官衔。当他任国务卿时的第一次端午节，他戴了红顶花翎，以“大清太傅”身份，参加了逊清的节宴，并且向溥仪叩头拜节。
（资料8，翰林徐世昌的硬气）
不但如此，徐世昌更是把民国的官名恢复旧时官名，改各省民政长为巡按使，改观察使为道尹。另外，所有前清官场中的旧习惯，包括称呼、排场等等也都恢复了，例如公文上或私函内一律禁止互称“先生”，以及恢复了端茶送客的习惯。
袁世凯对此推波助澜，将文官分为九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中大夫、少大夫、上士、中士、下士。这只是表示级别，与实际职务不相干，与前清的文官制度类似。此外，又恢复了“五等爵”，即公、候、伯、子、男。
在这种复古的浪潮下，上行下效。地方官吏有乘坐绿呢大轿鸣锣开道的，有卸任时勒令地方人民建立德政碑，恭送万民伞的。最为荒唐的是，安徽有某位县长，到任后去谒见安徽都督倪嗣冲，觐见时用的是名片而不是手本，结果被倪嗣冲这个老顽固严词申斥。
虽然此时还没有规定恢复辫子，可是留辫子的人还是很多。政府高官中，远的有张勋统率的军队和甘肃都督赵惟熙，近的有参政院中的十多个参政。那些留着辫子的遗老遗少就更多了。
在这股复古风下，北京上演了一幕活剧，民国的大总统要“祭天”。
“祭天大典”发生在1914年12月23日，由清晨3时开始，至8时50分礼毕。祭天那天，自新华门到天坛，沿途都用黄土铺在地上，所有规定的警戒线上，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袁世凯头戴爵弁，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着印有千水纹的紫缎裙，缓步走上天坛石阶。他所用的祀天祝版，只是把清朝皇帝所用“子臣”两个字改为“代表中华民国国民袁世凯”。
这一切，都预示着皇朝即将复活，就只差一个皇帝。
袁世凯准备向帝制迈进，但此时他的北洋再也不是铁板一块，分歧、疑忌在滋生，几个北洋的实权人物也不像过去那么忠诚了。
赵秉钧虽然是袁世凯的心腹，而且不计后果地甘心为其卖命，但宋教仁案发生后，为撇清自己，袁世凯毫不犹豫地抛弃了赵。袁世凯以避风头为由，将赵秉钧由国务总理调任为直隶都督。不久赵就在天津督署内七窍流血离奇暴毙。因之前宋案的另一重要疑犯应桂馨已被袁派密探刺死，因此赵的死世人多怀疑是袁世凯将其灭口。袁世凯为掩盖其罪状，下令拨给治丧费一万元，按陆军上将礼遇下葬，并重重优恤家属。这还不算，袁还亲自书写了一副挽联：弼时盛业追皋陶，匡夏殊勋懋管萧。可笑地把赵秉钧比作古代的良臣皋陶、管仲。虽然袁大耍伎俩，但在北洋内部，众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
虽然扑灭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但袁世凯与在外带兵的北洋将领之间也产生了猜忌。袁世凯本允诺把江苏都督给冯国璋，但张勋先打下南京，于是袁又变卦，将江苏都督给了张勋，冯国璋怏怏而去。结果张勋的部队军纪太坏，将南京城搞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外国的抗议，袁世凯就要张勋自动辞职。张勋大怒，认为袁拿外国人来压他，拒不离职。袁世凯只好许了张一个长江巡阅使的差使，又哄又骗地将张勋调离了南京。张勋也不含糊，从袁那里要了一大笔钱，并要求节制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的水上警察，然后才施施然上任去也。
北洋间隙
另外还有一件事，引起了北洋诸将对袁世凯的“公愤”。
二次革命期间，北洋势力纷纷南下，抢了不少地盘，原来的许多将领摇身一变，成了各省的都督。袁世凯惧怕地方割据势力太大，于是秘密计划实行“废省改道”的计划，即废除省一级，而以省以下的道（一省可以分为几个道）为地方行政的最高单位。这样一来，那些北洋总督的地位和权力就会大大削弱。
后来因有人劝说袁不可操之过急，此计划才没有实施。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计划泄露后，那些都督们很不满意，对袁世凯也有腹诽，从此都开始用心抓紧自己的军队，并且在北洋内部结成小圈子，如后来的奉系、直系、皖系等。如果说他们过去“只知有袁宫保，而不知有大清朝”，后来“只知有袁大总统，而不知有民国”，那么现在他们则只把袁世凯当作自己求取功名富贵的桥梁。
袁世凯和北洋将领交恶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就是段祺瑞的离职。
民国建立前后，袁世凯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斗争上，陆军总长段祺瑞实际上掌控了北洋的军事调遣之权。
段祺瑞原本是一介武夫，但在袁世凯种种政治手腕的熏陶之下，对政治也开始产生兴趣，加上自视甚高，因此对袁世凯的指令也就不那么言听计从，这也慢慢引起了袁世凯的猜忌。段祺瑞的得力助手、陆军次长徐树铮经常向段献计献策，使得袁世凯对其十分厌恶，称呼其为“小扇子”，经常想把他调开。这也引起了段对袁的不满。
既然段祺瑞已经不能让自己信任，袁世凯就要想办法将军事大权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大公子袁克定出了个馊主意：将北洋之龙王士珍招入北京，代替段主持军事。然后在总统府内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为全国最高军事机构，由总统亲自掌握。
这样一来，陆军部的重要职权都移转到办事处，陆军部就成为一个名存实亡的机关了。
王士珍入京后，袁世凯命其为“统率办事处”坐办，而原来的陆军总长段祺瑞则成了统率办事处的办事员。此时外间便有段已失宠，袁将以王代段的传言。
袁世凯对原来的老北洋人的跋扈自专也颇有微词，于是就想着再编练一只新军，对老北洋进行改造。王士珍既无大才，也不愿得罪人，在“统率办事处”无所作为，也更不想负起编练新军之责。袁世凯不愿意在老北洋中择人，自然也不愿让段祺瑞再有机会掌军。经杨度推荐，他选择了蔡锷，命蔡为统率办事处办事员。
蔡锷原为云南都督，在滇编练了一支军队，颇有建树，袁也早有耳闻。二次革命后，他命军队进逼云南，强令蔡锷来京，之后将蔡软禁。蔡锷是留学日本的士官，与北洋派毫无渊源，居然进入最高军事机构，这在当时引起了北洋系统的强烈反弹。
不久，更有消息传出，袁打算先任蔡为参谋总长，以代从不到部的黎元洪，然后调为陆军总长以取代桀骜不驯的段祺瑞。虽然虽经人劝说，袁世凯放弃了让蔡锷主持建军工作的计划，但深深的裂痕已在袁、段之间种下。
这时袁克定又出面扇阴风，在“统率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一支模范军，由大元帅兼任模范军军长。将来把模范军的官兵逐步地分配到北洋各军去，就可以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避免大权旁落。
组织模范军的目的在于削弱北洋旧将的兵权，实现个人军事集权，把北洋军彻底变成袁家军，以利于袁世凯子孙世代相承的家天下。袁世凯拍板，立刻命王士珍和袁克定组建模范团，以后再扩大为模范军。这模范团的组建，也参照原来小站练北洋军的模式，军队向袁世凯效忠。这不仅使段祺瑞，也使北洋诸将产生鸟尽弓藏之感。
真正使袁、段二人分道扬镳的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袁让段背了个“超级大黑锅”。
1915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自顾不暇，日本趁机大张旗鼓“对德宣战”，侵占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民国政府派外交总长孙宝琦交涉，这山东本来是中国的，你们即便对德宣战，将军舰开到欧洲去啊！
日本态度相当蛮横，扬言：中国政府能力有限，现在你们的财政支出都得靠借钱，不如将欧洲各国的利益全部转让给咱们，反正西洋鬼子忙着内讧，如果答应的话，日本政府保证借一大笔钱给你们。
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与袁世凯进行秘密谈判，日方出的是选择题：要么行，要么打。
如果答应这个条约，则中国的主权将丧失殆尽，如不答应，则中日两国必有一战。
袁政府害怕与日本开战，在日本以战争威胁的形势下，由外交总长陆徵祥在条约上签了字（孙宝琦不愿背负骂名，已经辞职）。后来密约条文流出，举国声讨，日本向中国发出的最后通牒时间5月9日被全国教育联合会定为国耻日，称“五九国耻”。
国内沸反盈天，为缓解压力，袁氏父子竟将责任推到了段祺瑞的陆军部身上。袁克定公开向人表示：“日本提出最后通牒时，老头子问过段总长，可否武力抵抗？”段总长回答得很干脆：“如果发生战事，三天之内亡国。”
讲完这段童话般的故事，袁克定还大发感叹：“陆军如此无用，总长所司何事？这就是政府不得不接受日本条件的全部原因。”把签订卖国条约的责任，轻轻推到段的肩上。
段祺瑞一时间成为无能军人的代名词。面对袁氏父子的步步紧逼，段不得不以“养病”为名避居西山，不久提出辞呈。
（资料9段祺瑞不置私产）
袁世凯假惺惺的一面挽留，一面却命王士珍署理陆军总长，并将段之心腹徐树铮的陆军次长职务撤销。不久，袁世凯“正式批准”解除段的陆军总长，只叫他留任“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及管理将军府事务两个虚职。
这完全是卸磨杀驴的手段，袁世凯对待身边的人尚且如此，更遑论上信任在外带兵的北洋诸将了。
当时北洋派相传着这么一个段子：一天，“长江巡阅使”张勋到南京与“江苏都督”冯国璋相见，张多喝了几盅老酒，吐露真言：“老头子打了个密电来，叫我调查你的行动。”冯不慌不忙地说：“是吗？”也从案卷中抽出一张电报来，递到张勋的手里，说道：“这就是老头子叫我注意你的行动的密电。”两人哈哈大笑。
就在这种氛围下，袁世凯却向着帝制的道路大步迈进。
欲灭亡，先疯狂
清帝退位时，袁世凯许下了优厚的条件；他成为正式大总统后，对逊位的清室也是推崇备至，将自己包装成完美的“忠臣”形象，简直有影帝风范，加上国务卿徐世昌大力“复古”，于是时人猜测袁世凯将要请清室“重新登机”。一时间遗老遗少们感动得稀里哗啦，拥戴复辟的通电和请愿满天飞。
面对拍到马腿上的马屁，袁世凯极为恼火，真不知这些蠢才是怎么想的，下令将复辟谬说压了下去。他气的不是民国的人还想念皇帝，而是这些笨蛋只想到清室，没想到自己。于是，袁世凯一面表明自己拥戴共和，一面却大大加紧了帝制活动。
袁世凯的帝制之路，是从大造舆论开始的。
在他的授意下，总统府“政治顾问”美国人古德诺发表专文，提出“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紧接着总统府“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发表文章，称“中国应仿行君主立宪强国日本，如果中国改行帝制，则亦将步武日本为亚洲强国了。”
幕僚杨度对袁的意图完全了解，自然不甘落后，也写了一篇《君宪救国论》，袁看了击节赞赏，连声说：“真乃旷代逸才也。”遂把这篇大作寄给几乎是干儿子的“干殿下”段芝贵，令他秘密付印。
因为“二十一条”事件，袁世凯不敢将帝制活动公开化，一旦风头稍过，他就迫不及待了。
1915年8月，对日问题告一段落后，袁命杨度等劝进人士组织一个研究国体问题的学术团体，并网罗一些名流参加，使这个团体能影响和领导民意，借为帝制打下基础。杨度于是邀请了五位有名人物孙毓筠、胡瑛、刘师培、严复、李燮和，加上自己，总共六人，成立“筹安会”，这六人后来被称为“洪宪六君子”。可惜严复这位翻译过《天演论》的著名学者，虽然只是具名而不做实事，但为自己的一生留下了污点。
“筹安会”于8月23日挂牌成立，杨度、孙毓筠任正副理事长，其余4人为理事。他们打着“学术团体”的招牌，宣称其宗旨是“筹一国之治安”，“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何者适于中国”，实则是伪造民意，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
筹安会成立后，立刻通电各省军民两长及各政治团体派代表来京讨论国体问题，一些趋炎附势之徒纷纷复电赞成，并答应派代表入会。
当这些各省在京代表入会时，筹安会把自制的投票纸分别发给各省代表，请他们在纸上填写“君宪”或“共和”，做了一个所谓的“民意测验”，然后立即宣布“民意调查”结果：各省代表“一致主张君主立宪”，“废民主而立君主”。
至9月1日，筹安会又紧锣密鼓地组织各省旅京人士以“公民请愿团”的名义，向参政院请愿，并为各“请愿团”代拟要求变更国体的《请愿书》。筹安会自成立到组织请愿团，前后不到10天，可见北洋政府效率之高。
面对筹安会的疯狂表演，各方有识之士纷纷反对，甚至指斥筹安会群丑“乱政灭国”，要求将其“明正法典”。而袁世凯却展示了他“宽容”的一面，语重心长地表示“文人嘛，搞点学术研究，又没有祸害社会，大家淡定。”
另一方面，面对由筹安会引发的国体之争，袁世凯又发表了对于变更国体的宣言。宣言中很谦卑地说“我是人民选出来的大总统，要听人民的话，人民选择什么国体，我就拥护什么国体。”不过，他还善意“提醒”正在起草宪法的人士对“民意”要多加注意。
这其中的意思不言自明，如果“民意”硬要强迎他做皇帝，他便只能服从，而不便有所反对。
有了袁的授意，一些劝进的“民意”自然就出现了。
9月19日，“全国请愿联合会”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这是个名副其实的帝制行动团体，是由交通系领袖、原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筹组的。
其会下辖五花八门的请愿团体，谓为民国政治一大奇观：“人力车夫代表”请愿会、“乞丐代表”请愿团、妇女请愿团、公民请愿团、筹安全请愿代表团、商会请愿团、教育会请愿团、北京社政改进行会、旅沪公民请愿团。由于全国请愿联合会的出现，杨度的筹安会便退入幕后，更名为“宪政协进会”。
请愿联合会组成后，就发动各省和各机关投送请愿书，要求改行帝制。
本来，袁世凯拟以“国民会议”为解决国体的机构，其幕僚们认为“国民会议是民国的约法机构，不宜于解决国体，同时人数不多，不能算做真正代表国民。”于是，“请愿联合会”便上书参政院，请以他们出面“另组代表大会”，作为“解决国体”的正式机构。
在帝制筹备期间，袁世凯最伤脑筋的，便是外国方面的压力，列强虽一再照会袁，希望变更国体从缓。国内稀稀拉拉的反对声可以忽略不计，但列强的意见不可不听。面对列强的质疑，袁世凯采取了既不承认也不否认的态度，只是一再表示政府足以平息一切反对力量。
得不到列强的支持，做了皇帝也得不到外交上的承认，袁世凯心急如焚。
此时，大公子袁克定再次帮老父“解决”了这一问题。袁大公子一向热心于做皇太子，见父亲因列强态度暧昧而烦恼，于是派人每日伪造一份《顺天日报》送呈袁世凯，报上每天都有各国支持袁世凯称帝的通讯。实际上，这张报纸的读者只有袁世凯一人。
最头疼的外交问题“顺利解决”，剩下的就是从法理上把自己从大总统变成皇帝了。
“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组织大会”解决国体机构，代行立法的参政院也建议“选出代表大会”解决国体问题，于是袁世凯正式公布国民代表大会之告令。紧接着，段芝贵领衔14省将军密函呈袁请速正大位。值得注意的是，这14省将军里偏偏少了嫡系大将冯国璋和张勋的名字。冯国璋反对帝制，张勋则是忠于清室。
1915年12月11日，自称是“国民大会总代表”的参政院举行解决国体总开票，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赞成君主立宪票正好1993张，无一票反对，也没有一张废票。
各省的推戴书上一致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参政全体起立，一致通过。11点半，在欢呼声中散会。
下午，参政院向袁世凯恭上推戴书，称“全国人心咸归于我圣主”，请袁“登大宝而司牧群生，履至尊而经纶六合”。袁世凯这时却学起了历史上那些篡位权臣，来了个“坚辞不就”。他回复参政院，表示对要求君宪的“民意”表示尊重和服从，但自己“骤跻大位，于心何安”，请代表们不要“强我以所难”，还是“另行推戴”吧。
配合着袁世凯的戏码，参政院又向袁上了第二封推戴书，言辞恳切，将袁的“丰功伟绩”大肆渲染，表示“今日者，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已变，民国元首之地位，已不复保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凡此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这就替袁洗刷了背叛共和的罪名。
1915年12月12日，在“万般无奈”之下，袁世凯半推半就地发表了接受帝位的申令，建立中华帝国，改明年为“洪宪元年”。
1916年元旦，中华民国改称中华帝国，改元“洪宪”。
过把瘾就死
自袁世凯接受帝位那天起，他就陷入内外交困之中。从1916年1月1日正式改元到3月22日宣布退位，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只做了短短的83天。
袁世凯发布“接受帝位”后十三天，也就是1915年12月25日，蔡锷就在云南联合唐继尧等通电宣告独立，电文中称“天祸中国，元首谋逆”，号召忠于民国之士讨袁。
蔡锷被袁世凯胁迫到北京后一直受到监视，他干脆装作无心政事，迷恋八大胡同里面的妓女小凤仙，使得袁放松了警惕。后来蔡锷借与小凤仙乘车出游的机会，从北京出逃，辗转日本回到云南。那时候部分国民党骨干也来到云南，联系讨袁，蔡的到达，使云南的人心更加振奋。发表讨袁通电后，蔡、唐等立刻组织护国军北上。
云南的讨袁行动得到全国的热烈响应。
1916年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云南护国军的外围得到稳定，并威胁到湖南和四川两省的北洋军。
3月15日，陆荣廷在柳州行营改称广西都督兼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正式通电宣布独立。
至此，护国运动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
在战略上而言，贵州、广西以及后来等地的宣布独立，使得讨袁的军事行动不再是一个地区的行为，而是全国性的反对和声讨了。孙中山在日本已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闻讯后与蔡锷、唐继尧、梁启超等取得联系，并领导各省党员发动起义。
袁世凯称帝的确很不得人心，就在筹安会挑起国体论战的时候，袁派人请梁启超为变更国体摇旗呐喊，但梁启超不受威胁和利诱，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于全国各大报刊，指出“国体一更，政制即可随之翻然而改，非英雄欺人之言，即书生迂阔之论耳”，明确表示反对在共和国体之下鼓吹他种政体。
而副总统黎元洪则采取了消极回避的态度，黎到北京后，袁世凯对其竭力笼络，授以参谋总长一职，但黎一直不愿到部就任。袁世凯为分担责任，将黎元洪绑上了帝制的战车，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但黎坚拒不受，袁派人上门劝说，来人口口声声喊“王爷”，黎被逼急了，吐出六个字：“你们不要骂我！”关键时刻，平日里软绵绵的黎菩萨顶住了压力。
黎元洪虽反对帝制，但没有勇气反抗；徐世昌也不赞成袁世凯称帝。当袁世凯的帝制活动进行到如火如荼时，徐世昌便称病请假，不到政事堂办公，他的国务卿职务，也被袁另外派给了陆徵祥。当袁接受帝位后，徐世昌也采取了黎元洪装聋作哑那一套。
几个省的讨袁行动，袁世凯认为还可以通过军事行动去镇压；北洋外部的反对，袁亦认为无关紧要；但北洋的窝里反，则使袁的皇帝梦彻底破碎。尤其是由冯国璋主导的“五将军密电”，迫使袁不得不撤销承认帝位案。
冯国璋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武昌起义时正是他在前线屠戮革命军。后来，袁世凯留段祺瑞在中央政府帮忙，而把在外带兵的重任交给了他。“二次革命”后，由于张勋引起外交纠纷而调职，冯得以接任江苏都督一职。
袁世凯为了笼络冯国璋，特将自己的家庭教师介绍给冯国璋为妻，陪送的金银首饰、珠宝玉器达120余担，其他妆奁五光十色，不可胜数。婚后结算，仅招待费就支出白银数万两，一时轰动了大江南北。
不久，冯国璋还被授以“宣武上将军”。冯国璋深感袁世凯的知遇之恩，曾通电竭力叫嚣“应于世界上总统之外，别创一格，总统有权则取美国，解散国会则取法国，使大总统以无限权能展其抱负”。但是，冯国璋虽然主张袁世凯集权，不代表赞成他称帝。
冯国璋听说袁世凯准备搞帝制十分惊讶，特地跑到北京去问袁是否确有其事。袁却骗冯说：“华甫，你我都是自家人，我的心事不妨向你说明，历史上开创之主，年皆不过50，我已是将近60岁的人了，鬓发尽白，精力也不如昔。大凡想做皇帝的人，必须有个好儿子，克绳基业，我长子克定脚有毛病，是个无用的跛子，次子克文只想做个名士，三四子都是纨绔，更没出息。我如果做了皇帝，哪一个是我的继承人呢？将来只能招祸，不会有好处的。”还信誓旦旦地说什么他已在英国伦敦买好了房子，如果国人逼他做皇帝，他就去英国当寓公。
见袁世凯如此信誓旦旦，冯国璋也就信以为真了，别人问起，他还气愤地骂那些造谣的人该死。后来帝制活动公开化，冯国璋去密电向反对帝制的总统府机要局局长询问，不久得到“事出有因”的答复。冯国璋深感受骗，便愤愤不平地说：“他哪把我们当自己人呢！”从此，冯与袁的矛盾逐渐尖锐化。
袁世凯不再信任北洋老人，欲夺冯国璋的兵权。一面派人监视冯，一面请冯进京就职“参谋总长”。冯国璋学黎元洪装鸵鸟，托词害病拒不进京，只在南京“遥领”参谋总长一职。蔡锷等开始讨袁后，冯便公开反对帝制，居然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西南一动，冯国璋便出面充当老好人。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等人与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国军停战。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都督李纯、浙江都督朱瑞、湖南都督汤芗铭、山东都督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
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一）取消独立，（二）退出战区，（三）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者：（一）取消帝制，（二）惩办帝制罪魁，（三）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
“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既对抗西南，又隐含对袁世凯威胁之意。
3月19日，袁世凯接到“五将军密电”，气急之下几乎晕倒。他急忙以请老朋友帮忙的名义，请黎元洪、段祺瑞和徐世昌出面调停，但三人默不作声，前段时间还嚣张不已的帝制分子也个个瞠目无词。
北洋内部已经四分五裂，自己众叛亲离，袁世凯为保住大总统的位置，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但是，袁世凯低估了护国军的讨袁决心，他宣布取消帝制后，护国军的军事行动并未停止。孙中山从日本抵上海后，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倡言把革命进行到底，反袁各派应众谋救国，相互提携，勿争权利，共任讨袁之事，并使谋危民国者今后绝迹于国内。
而北洋分裂的势头更加猛烈，冯国璋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世凯及早退位。
5月22日，四川将军陈宦迫于形势通电宣布四川独立，并“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对袁是一个巨大打击，因为袁想改造旧北洋时，将陈宦当作重要力量加以培养，不但委以重任，还令“大太子”袁克定与他交好。袁世凯接到通电后，竟然气得晕了过去，醒转来的时候，口中低沉无力地频频吐着“人心大变”四个字。
从这以后，袁世凯气愤成疾，病势日益沉重。5月29日，湖南将军汤芗铭继陈之后宣布独立。袁世凯一病不起，只得将一切都交由段祺瑞处理。之所以选择段，是因为他在北洋中还具有一定的威信。
段祺瑞也不含糊，立刻要求重开国会，变更政事堂制为责任内阁制，要求所有实权。袁被迫废除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从此，袁世凯就在病榻上接受外国医生的治疗，苦苦延续自己的性命。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内外交困的绝望之中，背负着“窃国大盗”的恶名，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据说他死的时候不断念叨“克定误我！”
其实袁世凯本色就是农民，机缘巧合才一路升职，当上大总统后也经常用袖子抹鼻涕，在他的脑袋里“共和”和“帝制”根本没有明晰的概念，别人怂恿，让他有一点动心，他便傻乎乎地干了——当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监控的时候，谁都会犯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