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魏末的名士嵇康，是“竹林七贤”中唯一惨遭司马氏杀害的人。跟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有个《广陵散》的传奇故事，一直流传到今天。不少喜好历史的文人，只要提到他，就会把这个故事牵出来，满怀感慨地发一通思古之幽情。我们的余秋雨先生也不例外。
《广陵散》是一首古老的琴曲，又名《广陵止息》，也省称《止息》。据缪天瑞、吉联抗、郭乃安主编的《中国音乐词典》“广陵散”条介绍：
现存琴谱最早见于《神奇秘谱》。据该书编者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此外还有《西麓堂琴统》等传谱。各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近人因此认为它是源于《琴操》（东汉蔡邕撰）所载《聂政刺韩王曲》。
这里所说的《神奇秘谱》，刊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它的作者是明太祖第十七子宁王朱权。关于《广陵散》曲的起源和传承，朱权说得很简略，只说“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那么隋朝以前呢？他就不得而知了。近人根据各种传谱“分段小标题均有‘取韩’、‘投剑’等目”，推测它就是蔡邕《琴操》所载的《聂政刺韩王曲》。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广陵散》的起源就被提早到了东汉末年的蔡邕（132-192）以前。然而从蔡邕以后直到隋朝的约400年间，这首《广陵散》曲的传承情况，却仍然是一片空白。
为了填补这段空白，余秋雨先生对此作了一定的努力。他在《山居笔记·遥远的绝响》中写道：
他（嵇康）又想起，早年曾在洛水之西游学，有一天夜宿华阳，独个儿在住所弹琴。夜半时分，突然有客人来访，自称是古人，与嵇康共谈音律。谈着谈着来了兴致，向嵇康要过琴去，弹了一曲《广陵散》，声调绝伦，弹完便把这个曲子传授给了嵇康，并且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再传给别人了。这个人飘然而去，没有留下姓名。（文汇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接着，余先生在叙述了嵇康被司马昭判处死刑，临终前请求行刑官让他再弹一曲《广陵散》之后写道：
琴很快取来了，在刑场高台上安放妥当，嵇康坐在琴前，对三千名太学生和围观的民众说：“请让我弹一遍《广陵散》。过去阮孝尼他们多次要学，都被我拒绝。《广陵散》于今绝矣！”
那曲《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之后，淼不可寻。（同上，第281、283页）
通过以上几段具体而生动的描述，余先生向当代的读者阐明了他自己的观点：
（一）《广陵散》的起源已无可考见。只知道在三国魏末，有一位神秘的不速之客，在洛水之西的华阳，将这首古曲单线一脉地传授给了嵇康；
（二）嵇康生前从未将《广陵散》再传给别人；在他被杀以后，这首古曲便“淼不可寻”地绝响了。
余先生讲述的这则充满传奇色彩的悲剧故事，是那样地富于诗意，洋溢着“秋雨散文”的动人魅力。然而，它是否真实可信呢？余先生所依据的文献资料是否经得起历史的验证呢？这是每一个严肃的学者，尤其是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的学者都十分关心的。我们就先来谈谈这个问题。
据我所知，关于嵇康学得《广陵散》曲的故事起源较早，始见于东晋荀氏的志怪小说《灵鬼志》，其书久已亡佚，现据《太平广记》卷三一七转录如下：
〔嵇康〕尝行，去路数十里，有亭名月华。投此亭，由来杀人。中散（嵇康官拜中散大夫，故称）心神萧散，了无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诸弄，雅声逸奏，空中称善。中散抚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没于此。闻君弹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来听耳……君可更作数曲。”中散复为抚琴，击节，曰：“夜已久，何不来也？形骸之间，复何足计。”乃手挈其头曰：“闻君奏琴，不觉心开神悟，恍若暂生。”遂与共论音声之趣，辞甚清辩，谓中散曰：“君试以琴见与。”乃弹《广陵散》。便从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与中散誓：不得教人。
《灵鬼志》所述内容，在《太平御览》卷五七九中也有类似的著录，仅个别文字稍有出入而已，如“去路”作“去洛”，亭名“月华”作“华阳”，书名“灵鬼志”作“灵异志”等。拿这篇小说跟余先生那段文字一对照，就可发现两者写的虽然都是《广陵散》传承的故事，但《灵鬼志》中的传授者是“鬼”，而余先生说的却是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通过仔细的查找，我终于找到了余先生那段文字的真正蓝本不是《灵鬼志》，而是《晋书·嵇康传》：
初，康尝游于洛西，暮宿华阳亭，引琴而弹。夜分，忽有客诣之，称是古人，与康共谈音律，辞致清辩，因索琴弹之，而为《广陵散》，声调绝伦，遂以授康，仍誓不传人，亦不言其姓字。
细心的读者也许已经看出，我在前面所引余先生的第一段文字，几乎就是根据《晋书·嵇康传》逐字逐句翻译出来的。那么，《晋书》与《灵鬼志》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首先应当肯定，《灵鬼志》成书于东晋时代，而《晋书》则是唐太宗贞观年间史臣们奉诏修撰的，两者相距200年以上。前者的资料必然为后者所采用。但《灵鬼志》写传授《广陵散》曲给嵇康的，是一个在月华（或作“华阳”）亭中被凶徒杀害的断头鬼魂。这种荒诞的故事怎么能原封不动地搬进正史中去呢？可是史臣们又不愿意舍弃这个材料，就只好动手改写，把阴间的鬼魂改成了阳世的来客；虚构的鬼话变成了嵇康的生活实录。难怪有人要打趣地说：大唐王朝虽然还是封建时代，但制度不新朝代新，这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
《晋书》作者这种“以小说入史”的做法，历来是官修正史的大忌，早已受到过学者严肃的批评。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幾就在《史通·采撰》中说：“晋世杂书……其所载或诙谐小辩，或神鬼怪物……皇朝新撰晋史，多采以为书。”清代学者李慈铭也在《越缦堂读书记·正史类》中痛加指斥：“《晋书》之舛驳芜累，多采小说”；“嵇康、阮瞻之遇鬼，甚至载及荒幻，颇伤史体。”可见援引史料，论证史事，有一个分析鉴别、去伪存真的问题。《晋书》的作者这样做，是由于历史的局限造成的，生活在科学昌明时代的余秋雨先生，怎么也去步那些封建史官的后尘呢？如果你确实脑子里只有《晋书》而从来不知《灵鬼志》为何物，读者自可谅解，但希望今后能引以为戒，在开口发表议论之前，先把有关的史料好好收集鉴别一下，去芜存菁，去伪存真，力求得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结论。
现在回过头来对余先生提出的关于《广陵散》传承问题的两个观点，加以讨论和辨正。
（一）《广陵散》的传授并非单线一脉，早在东汉和三国初年就已流传于文人学者之中。
这里举两条嵇康以前的史料：
傅玄《琴赋》曰：“马融谭思于《止息》。”（据《文选·嵇康〈琴赋〉》李善注引。《止息》即《广陵散》。谭思，谓深入探究。)
应璩《与刘孔才书》曰：“听广陵之清散。”（据《文选·谢灵运〈道路忆山中〉诗》李善注引。）
第一条史料“马融谭思于《止息》”，是说马融在深入探究《广陵散》；第二条史料“听广陵之清散”，是说应璩听过《广陵散》。马融是东汉著名的学者；应璩是三国魏初的诗人，比嵇康早生32年。他们在嵇康以前早就听到乃至研究过《广陵散》琴曲，那么，仅仅由一个人向嵇康秘密单传《广陵散》的说法，也就可以否定了。
（二）嵇康被杀以后，《广陵散》并未绝响，自晋至唐、宋，仍然在民间流传。
这里举三条嵇康以后的史料：
潘岳《笙赋》：“辍张女之哀弹，流广陵之名散。”
《文选·嵇康〈琴赋〉》：“若次其曲引所宜，则《广陵止息》、《东武》、《太山》。”李善注：“《广陵》等曲，今并犹存。”
楼钥《谢文思许尚之石函广陵散谱》诗：“慢商与宫同，惨痛声足备。”
第一条史料“流广陵之名散”，是说演奏名曲《广陵散》。第二条史料“《广陵》等曲今并犹存”，是说《广陵散》等乐曲，现在都还保存着。潘岳是西晋诗人，他的死晚于嵇康约30多年；李善是唐代的学者。两人在嵇康以后还能听到《广陵散》的演奏。李善甚至明确指出，该曲在唐代还跟其他一些乐曲共同保存着。第三条史料说明南宋文学家楼钥亲眼看到过石函的《广陵散》曲谱，还写了诗来形容它曲调的惨烈与沉痛。那么，余先生所谓“《广陵散》被嵇康临终弹奏以后，淼不可寻”的说法，不是也可以否定了吗！
最后，让我再引用余嘉锡教授在《世说新语笺疏》中一段总结性的论述（本文的写作多得益于此）：
由斯以谈，则《广陵散》乃古之名曲，弹之者不一其人，非嵇康之所独得。康死之后，其曲仍流传不辍，未尝因康死而便至绝响也。《世说》及《魏志注》所引《康别传》，载康临终之言，盖康自以为妙绝时人，不同凡响，平生过自珍贵，不肯教人。及将死之时，遂发此叹，以为从此以后，无复能继己者耳。后人耳食相传，误以为能弹此曲者，惟叔夜（嵇康字）一人。（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7页）
我在前面所引明朱权《神奇秘谱》中那段“此谱传自隋宫，历唐至宋，辗转流传于后”的说法，也证实了余嘉锡教授的判断。如果《广陵散》琴曲在嵇康死后真的成了绝响，那么“传自隋宫，历唐至宋”就是不可能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