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大通证券产品的负责人威廉？金正在卢旺达度假。
卢旺达这个地方不错，风景好人的心情就好。
但是令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次度假并不轻松。
这一切都源自戴蒙的一个电话。
你现在必须回来。戴蒙在电话中说。
为什么？
我发现房屋抵押贷款业务存在着巨大风险。戴蒙严肃地说。
他的口气听起来不像是在开玩笑。
但威廉？金并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甚至想和首席执行官商量一下是否能够延长几日假期。
戴蒙用威胁的口气提醒他：上百亿的资产在一夜之间变成零，这事并不鲜见。
好吧，那我就回去吧。
话说到这个份上，如果不回去，一旦证券业务出了问题，戴蒙肯定拿他是问。回去了再出问题，责任就会小很多。毕竟那是大家的事情，投资人首要问罪的肯定是戴蒙。
威廉？金一回到摩根大通的总部，就被要求参加会议。
他的直接上司是摩根大通投资银行的联合首席执行官比尔？威斯特和史蒂夫？布莱克。前者是原本就属于摩根的人，后者是戴蒙的亲信，跟随戴蒙多年，从美邦到花旗，再到第一银行。
他们俩都同意戴蒙的判断。
房屋抵押业务越来越显示巨大的风险性，最典型的特征就是拖欠贷款的人越来越多。
这让戴蒙感到一丝寒冷：在强调金融创新、金融衍生品花样百出的华尔街，整日都在上演各种圈钱的游戏，而无论何种游戏，其稳固的底座必定是广大普通的民众，拖欠贷款的人越来越多，只能说明民众的资产出了问题，他们正资不抵债。任何游戏都可能会崩盘。
想到这个结果，戴蒙倒吸一口凉气。
他对比尔？威斯特和史蒂夫？布莱克说：我们必须将房屋抵押贷款这个隐形炸弹扔出去。
威廉？金就是负责操作出售的人。
摩根大通为自己及其他公司经营的房屋抵押贷款相关业务高达几千亿，但在戴蒙的强烈要求下，截止到2006年年底，这笔业务已经被甩得干干净净。
这是极其明智的。这种明智在一年后的次贷危机中充分体现出来。
如果有一天我死去，请记住我的名字叫智者。
这应该是戴蒙的心境。
他的决断也充分体现了他过人的商业智慧，智者并非言过其实。
他是如何嗅到次贷危机的气息的？
显然戴蒙不是依靠占卜。这得益于他对数字的关注和全面分析。
但有些首席执行官不靠这些。比如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普林斯。
普林斯是律师出身，对业务并不懂。他看不懂各种数据列表。
他靠什么？
靠汇报。
也许他会问相关的负责人：我们的业绩如何？有风险吗？
报告首席执行官，我们的业绩很好，从目前来看没有风险。
目前来看没有风险并不代表未来没有风险。
也难怪：律师都是在解决已经出现的问题上体现价值，这个行业的人不需要远见。
看不到未来让花旗银行在次贷危机中险些掉入万劫不复的深渊。而看到未来风险的戴蒙和他领导下的摩根大通，不仅在猛烈的次贷危机面前损失最小，而且利润还有明显的增加。
这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差距。
根源就在数字。
也不在数字，在于前任领导人的眼光。威尔选择了普林斯，哈里森选择了戴蒙。
选择不同，结局就迥异。
次贷危机在2007年及2008年成为席卷全球的飓风。
但在2006年年底的那段时间，这个危机仅仅只是露出了一点信号。
就像是现在的人玩赌石。赌石的石是指翡翠的原材料，赌字的含义是：当这些原材料石头放在大伙面前时，大伙凭借各自的眼光来赌其中是否有翡翠。
也就是说：在石头的表面，是看不出里面到底有没有翡翠的。
结局有两种：有人用较低的价格买到了一大块翡翠，有人用倾家荡产的价格买了一块废石头。
也有另外一种情况：石头的外表露有一小块翡翠的绿。如果赌对了，里面有更大块的翡翠在等着你发财，如果赌不对，这块石头就这么一点翡翠，不能成器，钱也就打了水漂。
在2006年年底的时候，次贷危机就像是这块露了一丁点绿色的石头。
已经有风险的信号，但这个风险有多大，没有人知道。
这就看你如何看待。不管别人是怎么想的，戴蒙是持有谨慎和悲观的态度的。
他在2006年年报中，将摩根大通全年业务情况分为三种。
第一种是好的。什么是好的？好的就是次级贷款业务全部转给了渣打银行，风险被转移出去，摩根大通可以高枕无忧，这在戴蒙眼里是最美妙不过的事情了。
第二种是不好的。主要是指贷款的违约率高于预期。
还有一种，戴蒙使用了“日后可能难以控制”这样的字眼。这还是在说那些次级贷款业务。
尽管摩根大通已经将这些业务的大部分给清理出去，但戴蒙的思考是全局性的。
他认为，如果次贷危机一旦爆发，将会波及整个华尔街、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
当所有人都被裸体的时候，你凭什么还能穿着裤衩？
这正是戴蒙所担心的。
他向投资人说：各种债券包销环节的不规范，让危机的风险已经深入到各个银行当中。
他祈祷危机不要发生。但祈祷是没有用的。他唯一要做的就是为应对危机做好准备。
戴蒙用出色的业绩来证明当初哈里森选择他继任这个决定是多么明智。
2005年摩根大通赢利85亿美元，而一年之后，也就是在戴蒙正式就任首席执行官满一年之后，利润已经飙升到136亿美元。
如果戴蒙不是因为处于对未来风险的预期，而不得不在第四季度采取更为稳妥的业务发展策略，这个利润数字会更大。
如果再联想到这是在次贷危机爆发的前夜，这个利润数字就更显得十分难得。
性格冒进的同事建议戴蒙可以在明年将步子迈得更大一些。
如果一个人单单盯住利润，那么他的脑海里一定充满的是如何挣得更多，而不是损失。
这就是能够体现戴蒙高于别人的地方。他认为在明年，摩根大通必须采取更为保守的经营策略。
要想不溃堤，就必须在洪水来临之前加固堤坝。
既然将未来的形势定位明朗，戴蒙就向董事会说明，在2007年他将会采取比较稳妥的保守策略。但凡预感要烫手的业务，摩根大通都会尽力转移出去。
戴蒙不相信运气。
将带有风险陷阱的业务停留在家里，就有赌的成分。这不是一个成熟的领导者所应有的做法，也不是像摩根大通这样有着百年财富根基的企业的做法。
他更相信判断。
既然已经嗅到危险的气息，他就必须重视这种信息。
快乐一定是属于不战而赢的人，而在浑浑噩噩中死去的人最可耻。
做保守策略就是要为最坏的打算作准备。
什么是最坏的打算？
就是次贷危机爆发，就是股价狂跌，金融机构纷纷破产，就是1930年前后大萧条的亡魂重新盘旋在华尔街的上空。
为应对这些想起来都让人不寒而栗的场面，戴蒙唯一的做法就是将不良业务转移出去，持有优良业务和充裕的资金，然后静静等待局势的进一步发展。
他的这种做法其实充满辩证的智慧。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次贷危机没有发生，那么，戴蒙也并没有损失什么，无非是在个别业务上，比如在次级贷款业务上比别人落后一些。
如果危机一旦发生，戴蒙肯定会成为最后那位屹立不倒的人。当几乎所有的同行都在宣布同行或者自身难保时，对摩根大通来说，是不是预示着一种绝佳的发展机会？
因为满大街都没有对手了。
就像是19世纪的花旗银行，因为持有大量的黄金而屡屡在经济危机中获得业务的增长。别的银行因为储备的黄金不够多，存款人害怕资产流失就纷纷挤兑。而持有大量黄金的花旗，却因为黄金丰厚而赢得存款人的信赖，他们纷纷将存款从别的银行转移到花旗柜台。
摩根或许会成为花旗的翻版。
戴蒙想的是，只要东风一来，他就能超越花旗。
所谓东风就是指次贷危机。
摩根大通在很多业务领域内都是处在前三的位置上，总体实力仅次于花旗排名第二。如果经济的形势风平浪静，可以肯定的是，摩根大通要想超越花旗还需要一些时日。
但次贷危机一旦发生，花旗必然会落在后面。
为什么？
就因为一个人：普林斯。
普林斯被威尔指认为花旗集团的接班人。
2003年7月16日，华尔街迎来一个极为重要的消息：花旗集团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威尔宣布，半年之后的2004年1月1日将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接任者是普林斯。而董事会主席一职，将等到2006年股东大会召开后再让给普林斯。
这个消息华尔街等待已久。
年迈的威尔终于肯宣布他的接班人。尽管大家对普林斯这个接班人没有充分的考虑和认知，但这个自从戴蒙被驱逐、里德被挤走之后就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普林斯。但接下来就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普林斯有这个能力吗？
普林斯在花旗集团非常重要。
这种重要性自从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合并的前夕就已经显现出来。
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并不符合《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和其他一些法律。这就意味着威尔要想成功和花旗银行联姻，首要的障碍不是花旗银行个别董事的反对意见。而是现行的法律环境。
他立即招来普林斯，问：我们在法律上有期待吗？
这句话一出口，就表明了威尔的态度：他希望听到一些有关法律未来变化的分析。
普林斯了解这一点。
现行的法律对合并有不利因素，但我们应该看到这些法律有松动的痕迹，有些法律是1930年前后大萧条时代制定的，在现在的环境下已经不适合，它们肯定会被修改。
普林斯说。
这些话足以让威尔感到欣慰。接下来普林斯的话，简直是让他恨不得立即跳起来。
我们能够找到利于合并的法律依据。他神秘地说。
威尔对普林斯的话惊讶得几乎不敢相信，尽管他平时对普林斯几乎毫无怀疑。
他问：你确信我们的并购在法律上不会有问题？
我们会找到办法。普林斯肯定地说。
后来的发展果然证实了普林斯的运作能力：旅行者集团和花旗银行的合并先是赢得了美联储的支持，后来又在法律上赢得了宽限期，1999年《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美国金融业结束了长达66年的分业经营的局面，这使得旅行者和花旗的合并彻底合法化。
威尔就像是躯体的大脑。他极其大胆而又充满创意地找到了花旗银行这个合并对象。
而普林斯就像是支撑这个大脑发出并购指令的神经。如果没有神经系统做支撑，大脑的指令就不会得到支持和反应，并购也许就不会发生。由此可见普林斯的重要性。
这种重要性在合并之后更加重要，尤其是进入了新世纪之后。
这和花旗集团所经历的一系列事情密切相关。
这些事情不管发生在哪家金融机构身上，都足以让人头疼。
是那种你明明知道自己会疼痛但不知道何时会疼以及会疼在哪里的疼痛。
甚至你都不知道疼痛的程度有多深。
这种让人忐忑不安的感觉全部都来自一个人施加的压力。
这个人就是纽约检察长斯皮策。
斯皮策的第一把火不是烧向花旗，而是从美林证券开始。
美林证券是华尔街上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亨利？布鲁杰特是美林证券里最有影响力的分析师。斯皮策从布鲁杰特的邮件中发现了重大问题：这哥们在对某只股票的研究结果表明，他对这只股票并不看好，但他却在股民面前大力推荐。这很容易让斯皮策下这样的一个结论：布鲁杰特一定有问题。他完全没必要欺诈和愚弄股民，这是有法律风险的，但如今他确实这样做了，唯一的解释就是这里面一定有猫腻，布鲁杰特一定获得了足以让他对抗法律的收益。
为了应付斯皮策，美林证券花费的代价是支付一亿美元的和解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