姨父张敏纯先生今年高寿99岁。他的一生，既饱尝人间苦难，又收获辛勤劳动得到的丰厚果实，他的经历给后辈留下无尽思索和感慨。他慈祥、宁静的脸上，总带着淡淡的笑意，焕发出一种能够抚慰人心的力量。
张敏纯先生是霞浦下洋人，幼年在家乡放牛种田，8岁去村庙私人办的学校读了五个学期的国文。1927年春节刚过，13岁的他就到上海闸北虬江路昌明里精勤实业所当学徒。临行，母亲对他说：家里穷，吃饭人多，叫侬介小人到上海去做生活，实在没办法。侬要好好学习，为爹娘争一口气，也要为自己争一口气，不要给别人看不起，再苦也不要逃回来。张先生牢牢记住母亲的话。当学徒一开始先从买、汰、烧做起，厂里有师父师兄共14个人吃饭，张先生那时候人小个子矮，淘米箩大，灶头高，烧一顿饭实在不容易。冬天冰天雪地，手上冻疮烂得露出了骨头，他也不叫苦。一有空，他就到厂里找事做，师兄们下了夜班，他借用他们的车床、老虎钳学技术。师父见他聪明、手巧，进步快，一年多后，就给了他一个正式岗位。起先给师父帮忙，后来独立操作。
有一次，一位外来师傅被请来做木塞穿孔器。晚上，那师傅烧铜焊，叫张先生拉风箱。张先生犯困打了个盹，风箱一用力，火往上猛窜，烧坏了管子。那师傅把零件往地上一甩，操起烧红的火钳，就往他腿上抽。他的大腿被烫焦，全是水泡。他非常生气，但想起母亲说过“人要有志气，再苦也要咽下去”的话，心里暗下决心。过几天换做另一批零件了，他向师父提出他也要做。师父抱着让他试一试的心态同意了，结果他做的跟那位师傅一样好。过了一段时间，又要做木塞穿孔器了，他仍然提出也要做。他经过观察，改进了工艺，这回他做的木塞穿孔器比那位师傅做的还要好，以后那师傅就对他很客气了。
那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五早上，他起不了床，师父马上带他去医院。医生一看说，不用开药了，送他回乡下吧。师父送他到十六铺码头上船，还买了几段甘蔗给他。第二天天亮，穿山码头到了，他上岸走回家。从穿山到下洋，平常一个小时就能到家，那天他走走停停，实在走不动了，放下甘蔗，一共走了十多个小时，天黑才到家里。母亲心有预感，正心神不定，看到他极度虚弱，说话有气无力，母亲泪流满面。第二天父亲请来医生，开了三帖药。大年三十后半夜，已经是正月初一了，他16岁了。他忽然要起床大解。母亲扶他起身，还没坐好，他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母亲拿油灯一照，只见他的身上和地上全是血。全家悲痛欲绝。往后的半年多，他躺在床上，全靠母亲护理。烧饭时，母亲在锅里放个空碗，饭烧好，就有了碗米汤，母亲一口一口喂给他。后来，能够吃点薄粥了。过了中秋节，他终于能起身晒晒太阳了，从此慢慢康复。新年里，父亲带他到师父家拜年。过完年，他跟师父再回上海厂里上班。
张敏纯先生当学徒的这个小工厂制造过天平、平板仪、经纬仪、小火车、手摇发电机等教学器具和实用工具，在那里，他学会了各种机械加工方法和制造工艺，且样样精通。每一台仪器、工具调试完毕，他都偷偷在簿子上画好装配图、剖面图，用彩色铅笔在零件上涂色。这样的簿子，他画满了5本。就这样，他打下了扎实的机械制图、设计基础。学徒期满，他的技术很过硬了，比已经带了两三个徒弟的普通师傅还要好，师父给他加倍的工资。
1933年4月，中央研究院物理、化学、工程三个研究所迁至上海白利南路理工实验馆。工程研究所要扩招一批员工，师父叫他做好准备。中央研究院是民国时期的最高学术研究机构，1928年6月在南京成立，蔡元培任首任院长。工程研究所主要研究工学理论和应用问题，以改进旧工业，创建新工业为目的。参加考试的有各行各业的能工巧匠，年龄都在40岁以上，但张敏纯先生只有17岁。他顺利通过了考试。在工程研究所期间，张先生参与研制了一批当时新型工业领域，如陶瓷、钢铁、玻璃、棉纺织、内燃机、木材等，有创新意义的实用设备，为传统手工业的转型升级和民族工业的发展贡献了聪明才智。他聪明能干，屡次受到主任、科长的表扬。那几年里做过的每一件新产品，张敏纯先生都记得很清楚，他视自己最美好青春岁月里的这段工作经历为殊荣，尤其不能忘怀的，是蔡元培先生对他的勉励。那是在中央研究院的一次周年庆典上，拍集体照时，他蹲在第一排中间，蔡元培先生就坐在他后面。拍照后，蔡元培先生对最年轻的他说：“你们年轻人要好好学习，将来为国家出一份力。”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历史语言、工程、化学、天文四个研究所经湖南南岳转至昆明。由于张先生的工资收入要交给父母补贴家用，担心路太远照顾不到家，他没有随工程研究所内迁，另找了一份工作。上海沦陷后，理工实验馆被敌伪用作“市政府”，所有设备全部拆毁，他伤心惨痛，义愤填膺。覆巢之下无完卵，那时候张先生东躲西藏，工作不稳定。在福熙路九星大戏院对面弄堂内的亭子间避难期间，天气凉了，他去虹口原来的住处拿些衣服。走上外白渡桥，快要到北岸，迎面冲过来一个日本兵，不由分说把他的鸭舌帽甩到苏州河，撩起手猛打他耳光，刺刀顶在他胸口叫他跪在桥上。张先生非常气愤，但没有办法。跪了有半个多小时后，另一个日本兵出来换岗，才叫他起来，他扭头就往回走。
上海待不下去了，1939年3月，他和一个同事结伴去香港。轮船一路走走停停，半个多月后才到。由于局势紧张，工厂进不到铝皮，眼看就要停产。他设计了一台轧床，用冷硬铸铁做轧辊，轧出了合格的铝皮，后来这个先进工艺被广泛推广。在一家制造柴油汽车的南华公司工作时，设备是德国造的，为了弄懂加工方法，他向厂里一位同济大学毕业的工程师借书看，看完一本换一本，一共12本，全是德文书。工程师问他看不看得懂，他说虽然看不懂德文，但能看懂图示和符号。他随手翻开一本，讲起了铣汽车螺旋伞齿轮的方法，炮弹热挤压工艺等，讲得头头是道，工程师很佩服他。
1941年12月8日早上，张敏纯先生正在九龙保安公司厂房屋顶平台上，试验新做好的橡皮汽艇，突然附近的启德机场遭到轰炸，日军向香港发起了猛烈进攻。香港沦陷了，日军到处烧杀抢掠，百姓断米断炊，苟延残喘。工厂关闭了，为了谋生，张先生不得已买来太古砂糖和淀粉做小糖卖。刚去卖第二次，在山上就碰到日本兵。被抓的一共有14名无辜百姓，他们被押到牛池湾沙滩上，日军勒令他们一字排开，就架起机枪扫射。张先生应声倒地。不知过了多久，他昏昏沉沉醒来，浑身血肉模糊，挣扎着爬出死人堆，跌跌撞撞回家，侥幸逃过一劫。1942年3月，张先生和两位朋友一起逃难。从九龙，经深圳、龙岗、惠阳、惠州，乘纤船到九连山，乘汽车到曲江，半个多月后到韶关。一路遭到几次大轰炸，被抢、被勒索，身外之物几近殆尽。
张先生辗转到了湖南衡阳，找了份工作，暂时安顿下来，以后又去桂林工作了一段时间。1943年10月，张先生接到父亲来信，要他回家完婚。当时他手头上正在做汽车活塞，一时离不开，等到第二年3月，才搭乘老板的柴油汽车回家。从衡阳出发，途径福建建阳、浙江丽水，再乘船到温州。接下来的路，他跟着跑单帮的人走，脚底起了好几个血泡，经宁海、奉化，第四天才到了宁波咸河头，在那里坐上了航船，很快就可以回家了。正要开船的时候，突然出现几个日本兵，要查良民证。张先生的心顿时提到了嗓子眼儿。他是从内地来的，拿不出良民证，当查到他的时候，他假装在布包里摸索，头上却直冒冷汗。就在这个紧急关头，岸上一个日本兵叫“巴里巴里”，查张先生的这个日本兵就上岸走了。张先生庆幸：今天又捡了一条命。航船开到宝幢，他下了船，翻过育王岭，到杨乐河头，再乘夜航船到霞浦。天还没有亮，他不敢走，在一家豆腐店坐了会儿。坐到天亮，谢过老板，又走了五里路，才回到下洋家里。父母兄弟多年不见，彼此庆幸度尽劫波大难不死，不胜唏嘘。
家乡的生活依然艰难，婚后，张先生只得再次外出工作。这时衡阳已经失守，去不了了，他只能到上海以前在香港时的一个同事那里做工。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八年抗战的最后胜利，张先生一遍遍读着报上的消息，禁不住热泪盈眶。在那个时代，国产缝纫机已经广泛在西服店、裁缝铺以及中上层家庭中使用。一次，张先生听同乡张鹤庆说，缝纫机中有一种零件叫梭芯套，中国没有厂家做得出来，全部依靠进口。张先生要他拿个样品来。根据德国样品，张先生仿制出中国第一批梭芯套120只。张鹤庆拿到这批仿制品，取出9只，再加进一只德国进口货，拿到郑家木桥的缝纫机商店，请商家在10只里面把其中一只进口货挑出来。商家试用后，挑不出哪一只是进口的。这说明张先生做的产品，质量与进口货完全相同。郑家木桥各家缝纫机商店纷纷向张鹤庆订购梭芯套，张先生帮他设计、制造了全套专用设备，并负责指导生产。
1948年春，石家庄被服厂来人辗转找到张敏纯先生，他拿出一只缝纫机旋梭样品，问能不能做。石家庄被服厂专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制作军服、军被，那时候三大战役正在筹备当中，被服厂白天黑夜加紧赶制军服军被，急需一批缝纫机旋梭。当时石家庄已经解放，由于客观原因，被服厂没法进口到旋梭，国内也没有厂家生产。张先生接下了这批活，一共做了100套。新中国成立后，张敏纯先生从其他途径得知当初自己制作的这批货的真正用途，这才恍然大悟，他深感欣慰。
张先生后来在一家专业生产梭芯套的小厂任技术指导，他带了26个徒弟，在全行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的大潮中，他们并入上海缝纫机一厂，成了国营企业工人阶级的一员，到此，张敏纯先生多年的漂泊动荡生活终于安定下来。随后，他从霞浦下洋的老家，把姨妈、表哥、表姐接到上海威海卫路一条弄堂里的石库门房子，在那里一住五十年，直到被拆迁。
1954年6月2日，厂工会主席来到张敏纯先生家，向他讲解中国援助朝鲜开展战后重建的意义，并宣布了上级的决定：指定他去朝鲜参加援建。张先生第二天就去市政府大厦报到，然后坐火车到北京。在国宾招待所，周恩来总理设宴招待全体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并做了重要讲话。
张敏纯先生的工作单位是平壤纺织机械厂，任务是建起缝纫机梭芯套生产车间和摆梭车间。如果在上海，设备、材料样样齐全的情况下，要建起一个能够正常开工的缝纫机梭芯套生产车间，起码得有10个技术工人花四个月时间。但那时张先生手下只有5名朝鲜年轻人，设备也达不到要求。时间紧，任务重，他克服困难，每天早上5点起床设计图纸，7点到工厂，手把手教工人学会操作车、铣、冲、钳、磨、砂、抛光、热处理、装配等各道工序，下班回到住处，又工作到11点才睡觉。朝鲜的冬天太冷，气温达到零下三十几度，车床冷却液都结成冰块。一次下班，张先生在厂门口地上看到有一根大拇指粗、一尺多长的铁棒，他没戴手套就伸手去捡，铁棒粘在了手指上。翻译忙说不要拉，赶紧进屋。进房间等了很久，手热了，冰融化，铁棒才掉下。到第二年4月下旬，两个车间顺利建成，大功告成，张先生心里紧绷的弦终于松了下来。可是因长期超负荷工作，一次走路时他昏了过去。住了几天医院后，他住到帮他做饭的阿妈妮家里，静养了一段时间。不久他们接到大使馆的通知，回国了。
张敏纯先生后来曾担任过上海缝纫机一厂的技术副厂长，继续进行发明革新，取得了显著成效。1996出版的《上海科学技术志》有这样一段记载：“1955年，上海缝纫机一厂张敏纯开始试验在缝纫机的梭芯套加工中应用冷挤压技术，经过多年艰苦探索，1964年通过技术鉴定。自1965年正式采用该项新工艺组织生产，班产量提高了25.8倍，材料利用率由原来的14%提高到40%，这一新技术在缝纫机行业逐步推广。”
张敏纯先生65岁才从厂里退休，但马上又被江浙多家乡镇企业聘请担任技术顾问。在他指导下，鄞县下应一家缝纫机零件厂的产品出口到了日本。二十年前，有一次我乘中巴车到北仑来上班，车到霞浦停靠，忽然看到他挤上了中巴车，我感到很意外。他说，这几天他正在霞浦一家企业帮忙。那时候他已经八十高龄了，但还是那样精力充沛，每年都要到宁波来好几趟，解决一些企业的技术问题。直到85岁，他才辞掉所有聘请，彻底退休。他眼不花，每天坚持看报，只是有点耳背。前几年我去上海他家，他摊开地图为我指路，告诉我到哪里该换乘几路车等等，思路十分清晰。他每年都来北仑，在小舅家住上几天，到小山公园散散步，去九峰山、瑞岩寺看看。他的老家已经拆迁，现在是宁波钢铁的厂区。
张敏纯先生的一生，见证了我国民族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前不久，他一笔一画写了两万多字《我的回忆》，给后辈留下一份宝贵的史料。
衷心祝愿姨父张敏纯先生百岁之后健康更长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