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少学者在外国学术界的启发下，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构想，发表了很多文章，出版了若干专著。虽然有些著作得到了评论者的高度估价，但毋庸讳言，它们大都只是初创和探索的性质。其中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解决，并存在很大分歧。这些分歧都在围绕“翻译学”的学术论争中充分表现了出来。争论的焦点问题是：第一，翻译学有没有建立的必要？能否建立起来。一派认为“翻译学”不可能成立，它只是一个“迷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另一派相反，认为建立翻译学是必要的必然的现实的，并且在我国也已开始形成；第二，怎样建立翻译学？这主要涉及到在翻译学的理论建构中，西方译论和中国传统译论的应发挥何种作用？如何看待中国传统译论的民族特色？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一派认为我国已经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翻译理论，应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另一派认为中国翻译理论是不成熟的和落后的，翻译学的建立应走国际化的道路。
一、“翻译学”可否建立？
将“翻译学”作为一门学问或学科建立起来，早就有人做过尝试。以“翻译学”为名称的著作，最早出现在1927年，那就是蒋翼振编写的《翻译学通论》，由编者自费出版，上海义利印刷公司印刷。该书是一部翻译课程的教材，只有导言和第十二章为编者所执笔，其余是编来的近代名家的论翻译问题的文章。1951年，董秋斯在《论翻译理论的建设》一文中，认为“翻译是一种科学”，应建立关于翻译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认为“翻译界有了这样一种理论体系，就等于有了一套度量衡，初学的人不要再浪费很多时力去摸索门径，也不至不自觉地蹈了前人的覆辙。从事翻译批评的人也有了一个可靠的标准。”他提出：“经过一定时期的努力，随着全国翻译计划的完成，我们要完成两件具体的工作，写成这样两部大书：一、中国翻译史；二，中国翻译学。”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有远见的、而且是具有一定可行性的设想。可惜在当时由于时代、政治等种种原因，应者寥寥，实施更难。20世纪50年代“反右运动”直到60～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翻译学理论建设缺乏最起码的语境和条件。1971年，张振玉的《译学概论》在台湾出版，但在大陆地区几乎没有什么影响。
1984年，罗新璋编选从古代到现代的中国翻译理论文集《翻译论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编者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的代前言中写道：“我国的译论，原作为古典文论是传统美学的一股支流，慢慢由合而分，逐渐游离独立，正在形成一门新兴学科——翻译学”。这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宣称“翻译学”的文字。到了1988年3月，由大陆学者黄龙教授撰写的英文版《翻译学》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这是大陆翻译界第一部有关翻译学原理性质的著作。同年3月，黄龙又出版了中文版的《翻译艺术教程》，内容与《翻译学》基本相同。黄龙的著作涉及到了翻译的定义、属性、职能、准则、可译性、等值、神韵、文体及翻译的各类技法、翻译教育问题等，初步尝试形成了翻译学基本理论内容框架。
1987年，在青岛召开的全国第一次翻译理论研讨会上，与会者讨论了翻译学的研究和学科建设问题。此后，有关翻译学论争揭开序幕。争论的焦点首先是：要不要建立翻译学。
1987年，谭载喜发表了《必须建立翻译学》的文章，呼吁建立翻译学。他指出，翻译研究虽不能被一般的语言研究所代替，但两者之间是有密切关系的，语言科学越发达，就越能促进翻译科学的发展。而现代语言学的建立也只有六、七十年的历史，因此很难指望翻译学产生于更早的时候。但他接着指出，在我国翻译史上，翻译学、翻译理论不健全还有另外一些原因，那就是：（1）经验主义，即认为翻译工作靠的是实践经验，靠的是译者的天分，而不是理论；（2）教条主义，即把严复的“信达雅”“奉为万古不变的真理、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3）是片面性，即“对翻译问题缺乏系统的、宏观的认识，大都凭个人的兴趣，津津乐道于翻译的个别方面，如翻译标准、方法和技巧问题，把树木当森林，而不能运用科学的方法，把分散的树木连成片，提出全面而系统的理论”。谭载喜还对翻译学的性质和建立翻译学的意义做了阐述，提出要对“翻译”和“翻译学”两个概念加以区分，认为“翻译”不是科学，而“翻译学”则是科学；翻译学是一门介于语言学、文艺学、社会学、心理学、信息论、计算机科学等学科之间的综合性、交叉性学科，在内容上可分为普通翻译学、特殊翻译学、应用翻译学三部分。他还对建立翻译学的一些具体步骤提出了看法。后来谭载喜把自己关于翻译学的思考，集中写进了题为《翻译学》一书中。
在翻译学的学科理论建构中着手较早、成果最多的是刘宓庆。他在《论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和《再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中，提出中国翻译理论应该以汉语作为基本的“经验材料”，提出中国的翻译理论应重“描写”、重对策研究、重对比研究、重传统研究等。他在《现代翻译理论》（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和《当代翻译理论》（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9）一书中，对自己的翻译理论主张进行了系统详细的阐述。
1995年，刘重德发表《关于建立翻译学的一些看法》一文，认为“翻译可以发展成为科学”，他写道：“翻译这门科学对象的特殊矛盾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是双语转换。它不仅涉及到两种语言文字本身语音、语法、修辞、惯用法、体裁、风格各个层次的异同问题，而且还涉及到作者和译者的思维方式、风俗习惯以及所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的异同问题。而上述问题，都是翻译学这门独立的科学需要进行全面而系统研究的对象。据此，似可为翻译学下这么一个简明又高度概括的界说，那就是：翻译学是全面而系统地研究翻译中的双语转换规律的科学，是研究翻译思维规律和方法的一门基础科学。”他还提出了建立翻译学的指导思想、途径和基本理论原则。
同年，张南峰在《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一文中指出，现有的各种翻译标准大都是片面的，不切实际的，“大都过分强调忠于原文或原文的某些方面，而忽略了影响译文面貌的其他因素”，因而，翻译理论研究“走进了一条死胡同”。而出路则是建立一门独立的、综合性的“翻译学”。而这个翻译学的基本架构是翻译学家福尔摩斯在1972年提出来的，即把翻译学分为三个分支：描述翻译学、理论翻译学、应用翻译学。
1996年，杨自俭发表《谈谈翻译科学的学科建设问题》一文，提出翻译学既不属于语言学，也不属于文艺学，而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他指出，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学科分类与代码》把翻译学列为语言学（一级学科）之下的应用语言学（二级学科）中一个门类，即三级学科，这是不科学的。翻译学应该是“一门跨学科的综合性很强的学科，应该是与中国语言文学和外国语言文学相并列的一级学科”。
上述建立翻译学的呼吁和主张提出后，翻译界呼应者众，提出不同意见者、反对者也有。1996年，《中国翻译》杂志刊载了劳陇（许景渊）的一篇文章，题为《丢掉幻想，联系实际——揭破“翻译（科）学”的迷梦》，文章旗帜鲜明地反对建立“翻译（科）学”。劳陇针对张南峰的《走出死胡同，建立翻译学》一文中的观点，针锋相对地指出，张南峰所推崇的福尔摩斯的翻译学构想“其设想之宏伟，规模之浩大，任务之艰巨，理论之玄妙，实前所未有，使人难于想象，更无法理解。自从1972年提出以后，到现在已有二十三个年头了，但那个宏伟的‘翻译学’至今仍渺无踪影，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实现。而翻译学中的基本问题都没有解决，甚至最基本的‘什么是翻译’的问题也搞不清楚……人们不禁要怀疑：究竟二十三年‘翻译学’的研究解决了什么问题，起了些什么作用呢？当初福尔摩斯先生提出的这个宏伟规划，到底有没有确切的事实根据，说明它可能实现；或者，只是凭他的丰富的想象力，虚构出一个神话般的幻梦，借以炫人耳目，而实际上永无实现之可能呢？”他接着说：“由此，我联想到我国翻译理论界也有类似的情况。早在回十年前，前辈翻译家早就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宏伟目标。回十年来，不少翻译家不断提出建立‘翻译学’的宏伟规划，而且规模越来越大；但是，至今……仍然是一个渺茫的梦想。”他针对刘重德和谭载喜提出的翻译学是研究“双语转换规律”、“解释翻译过程中的客观规律”的说法，认为，“在两种语言之间，直接进行对等转换是不可能的，因此也不存在什么双语转换的规律。”他指出：
任何翻泽都必须经过（1）语言转化为思想，和（2）思想转化为另一种语言，这两个程序；也就是说（1）理解（原作的思想）和（2）表达（进行再创作）的程序。这就说明，任何翻泽过程都必须通过人的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这一过程中，主观能动性起决定作用，而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在实际翻泽工作中，我们知道，任何一个原本，经过各个翻泽家的翻泽，必然产生许多不同的泽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泽本，也不可能断定哪一个是标准的泽本。这就以具体的事实说明翻泽活动是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的。所以，翻泽不可能成为科学。
……
如果我们脱离了当前翻泽实践的基础，只凭着主观想象，妄图凭空建立一门空中楼阁般的翻泽（科）学来，那注定是要失败的，这是一条最可悲的、危险的道路。
劳陇的文章反对建立翻译学或者翻译科学，出发点显然是反对脱离实践的、主观想象的“空洞的理论”和架空的翻译（科）学，而并非反对翻译理论研究。他的文章的最后，希望在“当前的翻译实践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解决翻译理论的基本问题”，在“可靠的基础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翻译理论体系来”。
劳陇的文章观点鲜明、色彩强烈，发表后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和争论。1996年，王东风、楚至大先生在《外国语》杂志发表《翻译学之我见——与劳陇先生商榷》一文，认为劳文对翻译学的否定“有点太绝对，也太笼统”；“所谓太绝对者，是指劳文的观点有全盘否定之嫌。这么多年来，无数翻译工作者（当然也包括劳陇先生在内），一直致力于翻译理论的研究，其结果竟然是一无所成，这似乎太难以令人接受了。”王东风认为，劳文所引用的福尔摩斯的翻译学的构想并不是“神话般的幻梦”，而是有充分根据的。近年来，翻译学的研究又有了新的进展，证明翻译学的建立已逐渐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针对劳文提出的“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的支配”的论断，王东风等质问：“翻译活动不受客观规律支配，难道是受主观意识支配？如此说来，译《红与黑》，张三可以让于连上绞架，李回可以让于连去流放，王五可以让于连入空门了！”他们指出任何实践活动都要受客观规律支配，翻译活动自然也不例外。而劳文讲的一种原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译文，但“从总体上看，同一原著的不同译本之间的‘相同’（内容）是绝对的、本质的、无条件的，‘不同’（形式）是相对的、非本质的、有条件的”。他们还指出，劳文所批评的现在的翻译界“不断地制造空洞的理论”一语，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们说：“翻开当今各种翻译著述，不难发现，翻译论著的显著特点就是它与实践的紧密联系……总不能说都空洞无物吧。”他们最后指出，学术界对翻译学能否建立所持的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否定之否定的规律，这正是“一种否定的标志，它标志着翻译学的建立已走完了它的第一阶段（否定阶段）……将走向它的第二阶段：否定之否定（新的肯定），亦即翻译学的初步建立”。
吴义诚在《关于翻译学论争的思考》一文中，认为劳陇先生对翻译学的批评“是过火了些”，“劳陇提出质疑，为什么霍氏的宏伟计划在经历了二十多个春秋之后至今仍渺无踪影？这种质疑有其积极的一面，他代表着部分论者对翻译研究‘恨铁不成钢’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又说明一些论者对译学研究的艰难性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他的结论是：“翻译学必须是一门科学，而绝非空谈。”张柏然、姜秋霞在《对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一些思考》一文中写道：“有人认为建立翻译学只是一个‘迷梦’，是不可企及的目标。我们则认为这是完全可能也可行的。”“没有充分揭示规律并不等于不存在客观规律，事实上，概念的转换就是翻译过程中的一条规律。任何事物都有规律可循，都有理论可依……翻译学的建立便只是一个迟早的问题，终究能够实现的。”
劳陇的反对翻译学的文章引起的反响尚未平息，1999年，张经浩又发表了一篇题为《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的长文。刊登该文的《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在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希望翻译界能够就张文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和劳陇一样，张经浩也把建立翻译学看成是“梦”，提出的问题论断都同样尖锐，同样富有理论勇气，相比之下，张文似乎更富有思辨性，也更具有情绪和理论的感染力。张文首先对建立“翻译学”做了一番回顾和评论，通过回顾，他的结论是：“译界普遍认为‘翻译学’至今没有建立。”他不赞成王东风与楚至大《翻译学之我见》一文中所说的我国“已形成了一系列较为成熟的翻译学分支系统”，他说：“一门学科的分支必然形成于这门学科建立之后，‘翻译学’尚未建立，分支从何而来？”他认为杨自俭在《我国近十年来的翻译理论研究》一文中所宣称的“中国的翻译学理论体系于1988～1989两年间初步构建问世”的结论“出言大胆”，根据不足。接着对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做了分析，其中涉及了多种有关翻译研究的论著，多给予一针见血的评论。如，指出刘重德的“信达切”的“切”字不及“信达雅”，认为范守义先生在《模糊数学与译文评价》一文“叫人越看越‘模糊’”等。通过现状的分析，他的结论是：“近二十年来，我国翻译理论研究显得活跃，新说层出，然而莫衷一是，这种局面说明大多数人赞同的系统理论根本未能形成，因此，建立翻译学就只能停留在一句空话了。国内如此，国外也如此。”张文在最后一部分对今后“翻译学”的建设做了估计。他指出：“说穿了，问题不在翻译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发现，而在于翻译是有赖于个人能力的艺术，译者的工作存在许多共性，但不存在译者照办不误就能做好工作的什么‘规律’。”他认为翻译“与写作一样，是艺术，一直没有什么‘写作学’，也不会有什么将挖出许多尚未发现的客观规律的‘翻译学’。”他最后的结论是：“翻译学不但是至今未圆的梦，而且是个将来也难圆的梦”。一句话，“翻译学”是个“未圆且难圆的梦”。
张文发表后，引起了广泛而又强烈的反响。《外语教学与研究》杂志在2000年第7期发表了几篇争鸣文章，并加了“编者的话”，说：“张经浩先生的《翻译学：一个未圆且南圆的梦》发表后，引起了译界学者的注视。我们组织‘翻译学大论辩’，目的是为中国译学打开一个新的局面。”
该栏目中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是翻译界前辈刘重德的《事实胜雄辩——也谈我国传统译论的成就和译学建设的现状》，刘重德认为我国的翻译理论研究和译学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我国的译学建设现状是令人十分鼓舞的，而且日趋成熟。而“令人遗憾的是，张经浩的大作，却对我国大多数受到译界认可并对翻译理论较有研究的专家学者进行了不加分析地低估以至全盘否定，如此目中无人，妄自尊大，窃以为不符合与人为善、取长补短的学术交流的态度”。刘重德举出了张文所涉及到的对译界几位专家的评论，并写道：“所举例证已足以说明《难圆的梦》的作者居心所在，无非是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尤其令刘重德更加不能忍受的是，“在《难圆的梦》一文作者的‘横扫’之下，想不到我这个已届髦耋之年的译坛老兵也没有能够幸免，只不过没有直呼其名罢了”。接下去刘重德用较多的篇幅、援引他人的肯定的评论，再次强调了受张经浩否定的“信达切”的“切”字的涵义和价值。刘重德的文章的基本立足点是用“事实”来批驳张文的“雄辩”，对中国翻译研究的成就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与张经浩的看法形成对照，应该说，文章的立意是好的。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文中似乎流露出了太显眼的个人的情感意气，不够冷静，有时用词有失分寸。平心而论，只要不带成见地阅读，都会看出张经浩的文章完全是学术的，正因为是学术的，作者对译界的评论时没有太多地顾及人际关系，但那似乎并不是“把自己凌驾于众人之上，否定一切，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刘文得出这样的结论，怕是已经脱离学术争论的正题了。
该栏目的第二篇文章是侯向群的《翻译为何不可为“学”——读〈翻译学：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该文从回个方面对张经浩的文章提出反驳。第一，认为翻译学问题的讨论必须具备一定的科学理论及学科理论知识，关于翻译学问题的讨论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进行，他指出，张经浩所说的“一门学科的分支必然形成于这门学科建立之后，翻译学尚未建立，分支又从何而来？”是“犯了一个主观主义的错误”。他以科学史上的学科创生的规律来说明，张经浩的说法是“用自然界的事理推断科学创生规律，认为树长不出干，怎么会生出枝来，因而得出一个主观臆断的结论”。第二，对待翻译学的建立应持怎样的态度，他不同意张经浩对当今各种各样的“学”所持的否定态度，认为，20世纪80～90年代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学”，“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而不是人为的一哄而起。认清这一形势是必要的，因此也不必为翻译学的出现而大惊小怪”；“翻译学已经是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它的第一声啼哭不会是一首诗，不会那么理想和完善，它的成熟也有待我们的呵护与培育，千万不要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侯文提出的第三个问题是“怎样的知识体系可以成为独立的学科”。张经浩曾提出的一个学科形成需有三个条件：一，对基本问题有多数人赞同的看法，二，系统理论已经形成，三，理论经受了实践的检验，被人们广泛采用，而在侯向群看来，“这似乎不像一个新学科创生的条件，倒像是学科发展成熟的标志”，他认为科学创生的条件有三条，即：一，一定的历史条件，二，一定的理论准备，三，有一批思想敏锐、勇于创新的学术和学科带头人的队伍。最后，侯文还对张文的另外一些观点——关于翻译取决于规律还是取决于译者的天才和能力，关于翻译的本质是科学还是艺术这一问题如得不到统一认识，翻译学便不能成立的问题——提出了反论。总之，侯文显示了扎实的学养、缜密的思维，严谨求实的学风，以理服人，是翻译学论战中为数不多的高水平的文章。
该栏目第三篇文章是贺微的《翻译学：历史与逻辑的必然》，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分析了我国翻译理论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认为建立翻译学和翻译研究的必然结果，也是历史和逻辑的必然。该栏目中的第回篇文章是穆雷的《翻译学：一个难圆的梦？》，对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翻译研究界的状况做了细致分析，从专业协会的成立，到专业刊物的创办，到专业教学的展开，再到翻译研究的成果的大量涌现，都表明翻译理论研究、“翻译学”不是一个“未圆且难圆的梦”。该栏目的第五篇文章是韩子满的《翻译学不是梦——兼与张经浩先生商榷》，认为翻译研究应当被看作是科学，翻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可以建立起来的；建立翻译学的可能性和可行性都已得到中西大部分学者的认同，而且从当前的情况看，甚至可以说，翻译学已经建立起来了，翻译学不是“梦”。
从上述2000年《外语与外语教学》杂志第7期所刊登的这一组文章看，几乎全部文章都对张经浩的文章提出商榷或不同意见，可知翻译界大多数人对建立翻译学所抱有的信心和期望。但也有学者对张经浩的观点做出响应。如李田心发表文章认为，翻译是行为，不是客观事物，翻译过程中不存在客观规律，翻译学不可能成为寻找客观规律的科学。这与张经浩的观点和基本一致的。关于张经浩的文章引起的讨论以及其间的是是非非，余富斌在一篇文章中讲的一段话较为公道，他说：
尽管有人认为张先生的《梦》文是在别人精心栽培的嫩草上驰马，恣意的铁蹄践踏了他人领地围好的篱笆，我却认为《梦》文至少产生了振聋发聩的轰动效应。他的话刺儿是太尖了一点，触及了某些“前辈”乃至其“师长”的皮肉，扎着了某些“新秀”们的手脚。但是，张先生并未失去希望与信心，指出问题时用词虽太直截了当了些，但他并未否定一切。他在《梦》文中有这样一些话：“公允地说，学术界不同流派，不同观点的存在属正常现象，百家争鸣往往是繁荣的表现。现在泽界歧见甚多，未建立起‘翻泽学’，但如果能通过歧见的争鸣能达成共识，形成多数人接受的系统理论，那么现在的形象虽像层峦叠嶂，到时候会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进入20世纪以后，劳陇和张经浩的文章引起的冲击波仍未平息，有关争鸣文章仍陆续见诸《外语与外语教学》等刊物。如谭载喜的《翻译学：新世纪的思索——从译学否定论的“梦”字诀说起》，进一步重申了他建立翻译学的主张，对劳陇和张经浩的文章做了反驳。马会娟的《翻译学论争根源之我见——兼谈奈达的“翻译科学”》，认为早期倡导建立翻译学的学者将翻译视为“解释翻译活动客观规律的科学”，是引起这场论争的直接原因，而我国译界对奈达“翻译科学”的译介失误是这场论争的深层原因。文章指出，奈达“翻译科学”的实质是“对翻译过程进行科学描述”，而非“翻译即科学”；“如果一开始就明确建立翻译学是建立一门学科，而不是研究、探索能够指导翻译〔的〕客观规律的科学，想必就不会有劳、张二位先生的竭力反对了。”曾利沙的文章《论规律——兼论翻译理论与实践的辩证关系》，也表达了相近的看法，这篇文章在“结语”部分说：“在对翻译学性质的认识中，我们不必通过强调翻译活动的规律性而给翻译学贴上‘科学’这一标签，因为科学性所涵盖的不仅限于‘规律’，而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对一系列理论范畴的系统研究。建立翻译学科的宗旨不是为直接解决翻译实践中的每个具体问题而去寻找规律，而是为翻译活动走向理性以及为翻译理论研究的发展提供必不可少的普遍指导原则。”杨自俭的《我对当前翻译学问题讨论的看法》一文，以问答的形式谈了他对译学论争问题的看法，对反对建立翻译学的言论观点表示了困惑，他说：
过去有不少人说“翻泽没有理论”，后来又说“翻泽理论无用，解决不了具体泽法问题”，现在又说“翻泽没有规律”，以后还可能有人会说“有规律也没有用”，再往后不知还会有人说什么。文学艺术界有以文学艺术为研究对象的文艺学和美学，这两个学科都被称为“科学”。写作很像翻泽，写作界倾注了极大的热情，把写作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在努力构建它的科学体系，这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些学界都不像翻泽界那样一直有这么多反对研究理论、反对探讨规律的奇谈怪论。到底为什么？在我心中一直是个谜。
但他认为论争是好事，应该给予充分肯定，预言“这场讨论将来一定会载入我国译学发展的史册”。
看来，对这些问题，要通过这一场或几场讨论在翻译界达成普遍共识，是很困难的。但是，通过这场讨论和争鸣，人们对翻译学的学科属性，学科创生方式问题、翻译研究与“翻译学”的关系，翻译的“规律”及“规律”的特性等，毕竟还是在大部分人中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而且，论争双方都是主张对翻译进行理论研究的，其中，反对建立“翻译学”的张经浩就曾出版过一本《译论》，且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论争双方只是对于如何研究，研究的目的是否为了要建立一门“翻译学”，看法不一而已。因而，虽然双方对“翻译学”要不要、能不能建立有着尖锐的意见分歧，但实际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为中国的“翻译研究”做着自己的奉献——反对的意见也是一种特殊的奉献。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争鸣文章所讨论的“翻译学”和“翻译理论”，涵盖了所有不同方式和不同性质的翻译。对于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学术翻译等不同种类的翻译，缺乏具体关注。实际上，正如有论者所提到的，在综合性的“翻译学”的成立，有赖于“分支翻译学”研究的成熟。正如《文学翻译学》的作者郑海凌所说：“不同专业的翻译活动，性质不同。笼统地讲建立翻译学是不切实际的。笼统地讲翻译是科学是艺术也是不恰当的。例如，翻译国际条约与翻译文学作品统属语际转换活动，但二者之间存在本质差别，怎么能够找到它们的共同规律呢……把文学翻译和非文学翻译放在一起是不明智的，就好比把诗歌和家兔放在一起研究。基于此，我们只好把文学翻译自立门户。”这番话是值得重视的。应该说，对文学翻译进行系统的理论描述的“文学翻译学”，当是分支翻译学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学者虽写出了《文学翻译原理》《文学翻译学》等重要的著作，但对于建立“文学翻译学”这一学科本身的相关问题，翻译界（包括文学翻译界）似乎还缺乏应有的热情、必要的讨论乃至争论。
二、如何看待借鉴西方译论，如何看待和吸收中国传统译论？
翻译学理论建构中是皈依西方翻译理论，还是强调中国特色？还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又如何结合？这是翻译学论争中的一个重要论题。在论争中，我们不妨把主张皈依西方翻译理论的一派叫做“西方派”，把强调翻译理论中国特色的叫做“特色派”。
罗新璋最早强调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和独特价值。他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指出：“近年来，我国的翻译刊物介绍进来不少国外翻译理论和翻译学派，真可谓‘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相形之下，我们的翻译理论遗产和翻译理论研究，是否就那么贫乏，那么落后？编者在浏览历代翻译文论之余，深感我国的翻译理论自有特色，在世界译坛独树一帜，似可不必妄自菲薄。”他认为，从古到今，我国的翻译理论形成了“案本—求信—神似—化境”为主线的“独具特色的翻译理论体系”。
1986年，桂乾元在《为确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而努力——从国外翻译学谈起》，一文中，介绍了国外翻译学的概况，强调在我国翻译学的建设中应体现“中国特色”，认为要体现中国特色，就要研究中国翻译史及译学理论史，要注意总结汉外互译的规律特点。
“特色派”中，明确强调翻译理论的建构应保有中国特色，并形成较大影响的是刘宓庆。1989年，他发表《论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一文，认为“任何翻译理论体系都必须（同时也是必然）以某种特定的原语和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皈依。翻译理论的这种对象性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其结果往往是将一种以某特定原语及目的语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依据和依归所推导、概括出来的基本理论模式看成‘放之回海而皆准’的通用模式。实际上，这种通用于任何双语转换的理论模式是不存在的”。他强调，“毫无疑问，中国翻译理论基本模式应以我们的母语——汉语为出发点和皈依”；“中国翻译理论的基本模式应有明确的对象性和对策性，即有汉语参与的语际转换规律。而在推导这种规律时，不忽视汉语（不论作为原语或目的语）的语言文字特性及语法特征，不忽视具有独特性的中华民族文化形式及与外域文化的对比。因此，它必须重描写，注重汉语独特的意义陈述方式，及语义结构形式及手段，注重交际功能的作用机制。”
张柏然、姜秋霞也指出：“建立中国翻译学，我们要自足于中华民族的语言、文化、思维方式，从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现实出发，从汉—外，外—汉语言文化对比研究出发，描写翻译实践过程，展开翻译理论研究。引介西方翻译理论无可厚非，也必不可少……但……西方的译学理论是建立在西方语言特点基础上的，我们不能机械地照搬和套用西方翻译理论模式，应该一方面吸取这些理论对翻译共性的描述，同时要根据本国的语言特点，透视语言中所反映的文化精神，构建具有本国特点的译学理论。”
对于上述文章中对“中国特色”的强调，有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如王东风在《中国译学研究：世纪末的思考》一文中，认为中国译论与西方相比差距很大，缺乏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令人信服的理论深度和广度，而译学界提出的建立中国特色的翻译学，至今仍停留在口号上。他表示不赞同“中国特色”的提法，他写道：
有一种观点认为，西方的翻泽理论讨论的拼音文字之间的翻泽，其理论不适合于拼音文字和方块字，即西语和汉语之间的翻泽，因此我们要发展适合于西语和汉语的翻泽理论，这一理论西方没有，所以具有中国特色。笔者认为，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将翻泽理论完全等同于文字转换技巧，这是很片面的想法。
……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特色来自于我们丰富的文化遗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的文化遗产中应该包括构建中国特色的翻泽学所需的一切或者是根本性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盲目自大的思想在作祟。科学的交流在于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我们的国学传统虽然博大精深，但毕竟不可能包罗万象；同时还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难免还有些不完善甚至谬误的地方。
他还指出，中国人提出的一些译学命题西方早已有之，如钱钟书的“化境”说在西方翻译理论中早以远离模糊状态，代之以一套完整而系统的语境论；许渊冲的翻译竞争说，Saint Jerome则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已提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何以创造中国特色？而只有独创性才是特色的根本。
朱纯深在《走出误区，踏进世界》一文中，认为“罗（新璋）文中并没有对其他语言文化体系间的翻译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从而同‘中国特色’对比而彰显出后者的‘自有’或‘独具’的特色来。因此，在缺乏进一步证据与论证的情况下，‘自成体系’的认定便只能是一个假定了”。他还写道：“在概念上应该进一步澄清的是，有共同历史渊源的观点可以归纳成一个系统，但并不等于可以自动形成一套可以成系统的理论。如果声称是成体系的，那就得严密地论证出该体系的（共同）哲学基础、理论框架和术语系统等基本要素的存在”。他从世界主义的立场，认为中国翻译是全球翻译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罗新璋在《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一文中关于中国翻译理论的“特色”论和“自成体系”论，以及对这两点的过分强调是“已经成为中国译学研究中的两个误区，既局限了自己的研究视野，也影响了中国译学体系与世界其他译学体系的互动”，因而提出“走出误区，踏进世界”。
张南峰发表的《特色与共性——论中国翻译学与翻译学关系》一文，认为那些声称建立“中国翻译学”的人，“既忽视世界翻译学各个分支的共性，又忽视中国翻译学各个分支的特性，是大汉民族主义的产物”。他认为，不同国家的翻译现象既有共性，也各有特性。假如认为中国的翻译现象与西方的翻译现象的特性大于共性，即彼此之间有质而非量的区别，因此必须建立相对的独立的中国翻译学，那么，必须证明以下两点：1.西方翻译理论（体系）全都非常不适合中国；2.这些西方翻译理论（体系）之中至少有一个非常适合西方。他认为到目前为止，这两点仍未得到证明。例如西方的等值等效论，“假如等值等效论不适合指导中国一切的翻译实践，只因为它们本来就不适合西方一切的翻译实践，而不是因为它们来自西方。”他认为，中西方的翻译现象之间的共通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特色派”的局限是无视纯理论的普遍适用性及其对翻译研究的普遍指导作用。翻译学可以分为“纯翻译学”（或宏观翻译学）和“应用翻译学”，前者对后者是有指导作用的，而“中国翻译学研究的特色，就是只有应用翻译学而没有纯翻译学”，具有“实用主义倾向”，如果我们承认纯翻译学对应用翻译学有指导作用，就不应再把中国翻译学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他进一步指出：“中国翻译学不但不是一个单纯的整体，而且根本算不上一个整体。中国在政治上、地理上是整体，但在语言文化上则不是整体”，因而中国的翻译学也算不上是一个独立的整体。中国翻译学必须“走国际化的路”；“当前的急务，是把外国的纯理论搬进来，应用在我们的翻译研究上”。
张文发表后，引起了许渊冲的质疑。许渊冲发表《谈中国学派的翻译理论——中国翻译学落后于西方吗？》一文，反对高估西方翻译理论而低估中国翻译理论。他说：
积六十年的经验，检验了一些西方的翻泽理论，我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学派的文学翻泽理论是全世界最高的翻泽理论，能解决全世界最重要的两种语文之间的文学翻泽问题。因为世界上用中文和英文的人最多，所以中文和英文是全世界最重要的文字。没有中英文互泽的实践经验，不可能提出解决中英互泽问题的理论。全世界没有一个外国人出版过一部中英互泽的文学作品，因此他们提出的翻泽理论不可能解决中英互泽的问题。前面我已经说明用奈达的“动态对等论”来检验我的翻泽实践，发现他的理论只能解决中外文有共性的问题（约占40%），不能解决中文有特性的问题（约占50%以上），如果按照他的理论应修改我的实践，不但不能提高，反而要降低泽文的水平。至于其他泽论，水平还在奈达之下，我从中找不到我不知道的东西。既然没有利用他们的理论，我已经取得了世界最高的、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成绩，那么还有没有必要借鉴什么翻泽理论来降低我的翻泽水平呢？
许渊冲进一步论列了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的五个方面的成果，如翻译实践论、翻译矛盾论、文学翻译的1+1＞2论，文学翻译超导论、文学翻译克隆论等（其中许多是许渊冲自己提出的），然后就张文所援引的许钧的“中国当代翻译理论研究，认识上要比西方最起码要迟二十年”的论断，针锋相对地提出：“我的看法恰恰相反，西方的翻译理论至少落后中国二十年。首先，西方的翻译理论（包括所谓纯理论）不能解决中西互译的实践问题，而中国提出的超导论和克隆论却能解决西方理论不能解决的问题……《共性论》的作者批评中国学派是夜郎自大，我认为百里之国自称万里之国，那是自大；如果真是万里之国，那就是名副其实。我倒认为《共性论》的作者‘奴化’思想严重……我认为中国翻译界的当务之急，也是克服自己不如人的心理，用实践来检验一切理论（‘纯理论’不但要接受翻译研究实践的检验，还要接受翻译实践的检验），这样才能使中国翻译学在世界上取得应有的地位。”看来，许文与张文的分歧，集中在对中西翻译理论的价值与作用的估价，而且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许文所说的“翻译”主要是文学翻译，张文所说的“翻译”是包括一切翻译行为的翻译；许文强调“实践”，认为中国翻译在实践上是世界最高的，理论自然也是世界最高，张文更强调“纯理论”的普遍意义，认为中国翻译理论过分拘于实践行为、过分注重应用而“纯理论”建构不够。
对于中西翻译理论的价值高低的正、反论的争执，导致了“合”论的出现，即主张中西融合。如白爱宏在《超越二元对立，走向多元共生》一文中，认为“特色派”和“西学派”是我国西学建设中互为补充而非二者必择其一的两个纬度。“特色派‘在发扬传统、建设’中国特色的译论的大旗下，对中国近两千年来的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进行了归纳梳理，厘清了我们的家底，由此我们有了马祖毅先生的《中国翻译简史》、陈福康先生的《中国译学理论史稿》等一批卓有建树的专著和研究成果，使我们对传统译论有了比较条理、系统而深刻的认识”；而“西学论者则以博大的胸襟、开阔的视野，使我们的目光由聚焦自身而投向广阔而五彩斑斓的世界”，因而，两派观点同样都“为中国的译学建设指出了两条同样正确的发展道路”。在这里，白爱宏对“特色派”和“西学派”在中国译学建设中的不同作用的看法是客观的和正确的。一百多年来，“中学”派和“西学”派在各个学术领域都有着不同的学术理念和学术追求，两派互为对立，互为对照，又互相竞争和互相促进。因此，尽管在具体论争中两派的具体言论并非都是无懈可击，但倘能超乎其上，则会发现两派的所有言论都是有启发性、参考性的。
归根到底，中国的学问毕竟还是要有中国的特色，而中国的特色并不排斥、而是应该充分借鉴外国的东西才能充分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