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一个谜，需要解开它。如果你一辈子都在解这个谜，那你就别说浪费了时间。我在研究这个谜，因为我想成为一个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学生时代致哥哥的信
拿破仑在1812年燃起的一把大火，使古老的莫斯科城沦为一片废墟。战后的重建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在被称为“穷人之家”的苏舍沃区的昔日墓地，更是一派凄凉景象。肮脏破烂的小木屋挤挤挨挨地连成一片，那是流离失所的人们赖以栖身的一方天地。然而，在这片木屋中却矗立着一座三层楼的高大的石头建筑玛丽英济贫医院。1821年3月，从抗击拿破仑入侵的战场上下来后一直担任校级军医的米哈伊尔？安德列耶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携年轻的妻子玛丽娅？费多罗夫娜？涅恰耶娃来到这所慈善医院任职。同年10月30日，在医院右边侧楼的公家宿舍里，玛丽娅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费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个日后名扬四海的伟大作家。也许，正是这块苦难的土地预示了未来作家多舛的命运，正是这里不幸的人民孕育了他的艺术的良知。
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平民家庭。但是，据说他们家却源出于一支古老的贵族，家族史一直可以追溯到金帐汗国。先祖阿斯兰？切列别依―穆扎尔於1389年脱离金帐汗国，投奔莫斯科大公。1506年，他的后人获得了一块位于平斯克县的名叫陀思妥耶夫村的世袭领地。不久，领地的主人干脆将自己的姓氏改为陀思妥耶夫斯基。从此以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的名字开始在西南罗斯的文献上出现。不过，这个家族似乎少有人获得显赫的地位、名声或财富。16世纪后期出任过立陶宛公国最高军事法庭法官的彼得？陀思妥耶夫斯基大概就能算得上家族中值得夸耀的一个人物了。18世纪时，由于拒绝改宗天主教，陀思妥耶夫斯基家族受到西部贵族的排挤，被迫移居乌克兰。从此，家道中落。作家的祖父只在一个偏僻的小镇上当了一名穷神甫。作家的父亲米哈伊尔是祖父八个孩子中最小的也是最有个性的一个。他没有像自己的兄姐一样，循着父辈指定的轨迹前行，1809年他毅然中断了神学校的学业，只身来到莫斯科，并在同年年底成了莫斯科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而后，行医就成了他的终身职业。遗憾的是，战场上的腥风血雨，生活中的坎坷磨难，逐渐将他的锐气消磨殆尽，他的一生也是悲剧性的。
作家两岁那年，全家搬到了医院左边侧楼靠近院子大门的厢房里居住。此后，他就在这套房子里度过了他的整个童年时代。对于一个多子女的大家庭（除了一个早夭的妹妹外，费多尔有兄妹七人）来说，这套房子并不宽敞。因为“除去前室和厨房，其实只有两个像样的房间。从寒冷的穿堂里进去，靠门口，按一般格局通常是前室，只有一扇朝着院子的窗户。前室相当深，后半部分用一道高不达天花板的半截头光滑的板壁隔出半暗不明的后半间作儿童室。再过去就是大厅，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有两扇窗户临街，三扇窗户朝着空旷的院子。后来两扇窗户临街的会客室也用光滑的板壁隔出一间幽暗的后半间作为父母的卧房。整个住所就是这样！后来，到了30年代，我们的家庭人口又增加了，才增添了一间房间……”室内的布置也很简单，甚至可以说有些寒伧：粉刷的墙面、必备的桌椅，还有塞满马鬃的下凹的沙发和没有任何装饰的素色细布窗帘。生活暂时虽然还过得去，但贫困的阴影也时时威胁着他们。父母亲克勤克俭，节省着每一笔钱。
在成年后漫长的生活道路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父亲始终抱着一种复杂的感情。对于父亲为了家庭生活和孩子成长所付出的一切，他是尊敬和感激的。父亲对孩子尽管十分严格，但是他爱自己的孩子，从不体罚他们。这在家庭乃至学校都盛行用树条抽打孩子以示惩罚的年代里是难能可贵的。家庭生活不宽裕，父亲处处精打细算，可是为了孩子的教育他总是乐意付出。陀思妥耶夫斯基记得，他在四岁时就开始接受启蒙教育。法文课和宗教课是请人来上的，教师都很出色。拉丁文则由父亲亲自执教。每逢父亲上课时，孩子们总是规规矩矩地站着，按顺序回答问题，一点也不敢疏忽，但父亲却常常因为孩子的差错而严厉地斥责他们。夏日傍晚，全家照例要外出散步。这时父亲总要给孩子们讲一些能增长知识的事情。晚上，父亲整理完病历，全家就一起读书。
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回忆说：“我出身于俄罗斯家庭，而且是笃信教的家庭。从我懂事的时候起，我就记得父母对我的爱。在我们家里子自启蒙开始便会念《福音书》了。当我还只有十岁的时候，我几乎道了卡拉姆津写的《俄国史》中的全部主要的历史事件，这部书是父每晚给我们念的。”父亲（有时是母亲或几个年长一些的孩子）念的仅仅是卡拉姆津的著作，还包括茹可夫斯基和普希金等作家的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看来，他对文学的爱好，对美和善的追求与父亲这种形的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因此，他在晚年与弟弟一起回忆起父亲时，父亲是当时的“先进人物”；认为“争取做一个好人（就其最高的意义而言），这种必不可少的和崇高的愿望是我们父母的基本思想，尽管有种种偏差”。
但是，在作家的童年印象中，父亲又是一个独断专行、不可亲近的人。他在家里享有绝对的权威，平时不苟言笑、郁郁寡欢，待人处事都十分严厉。他对自己的苛求似乎更甚于对家人。他每天过着刻板的生活，作息时间从不更改。他忠于职守，一天里除了三餐，就是去病房或出诊，晚上还要整理病历。全家人的生活都围绕着这个轴心转。家里被一种清教徒的气氛笼罩着，不容许有任何出格的行为。很少有人来做客，也难得有娱乐的时间。只有逢年过节，特别是到了父亲的命名日这一天，孩子们才能玩个痛快。父亲从来不给孩子一分零花钱（直到17岁时，陀思妥耶夫斯基才有了可以自己支配的钱），也不许他们单独外出，即使在医院的花园里也严禁他们玩“危险的和不体面的游戏”。作家的弟弟安德烈曾在回忆中谈到：“我一次也想不起哥哥们有过单独出外的情况，父亲认为那是不成体统的。”
也许是因为所承受的生活压力过重和自尊心屡屡遭受伤害所致，父亲身上本来就存在的易怒多疑的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进一步膨胀起来。这一切无疑在家庭生活和孩子童稚的心田上蒙上了可怕的阴影，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作家性格的形成。对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深感不满和自觉难以向外人启齿的。作家的友人扬诺夫斯基这样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告诉我许多他童年时代的艰难又凄凉的景况，尽管他谈到母亲、妹妹和大哥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时总是怀着崇敬的感情。关于父亲，他绝不愿意提起，也要求我不要问起他”。在作家后来的小说《少年》的手稿中留下了这样的文字：“有些孩子，从童年起就开始思考家中的事情了，从童年起就为自己父辈或家中其他人的不光彩行为感到羞耻。”这里显然有作家自身的影子。
在父亲的严加管束下，年幼的费多尔活动的天地是相当有限的。慈善医院的环境留给他最深的童年印像是疾病和贫困。虽然他从小就表现出一种热烈的性格特征（被家人称为“一团火”），可是这种热情更多地被压抑在内心深处。当时，医院的花园可以说是他唯一向往的乐园了。尽管父亲禁止自己的孩子与穷人的孩子交往，但他还是悄悄地在那里结识了一些小伙伴，他们是马车夫、看门人和厨师家的孩子。费多尔与一个九岁的柔弱、秀美的小女孩（厨师的女儿）成了很要好的朋友。两人常常在花园里一起玩耍，欢乐和友情滋润着幼小的心田。“你看，多美，多好的花呀！”每当小女孩看见石缝中长出来的花朵时总爱这么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一辈子也忘不了她那欢快的银铃般的声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和善在他的心中就融为一体了。然而，有一天，小女孩倒在花园的墙角边再也没有睁开她那双清澈的眼睛，一个醉汉摧残了她。费多尔眼中的世界破碎了，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现实生活的残酷。他后来曾回忆道：“这件事一直萦绕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最恶劣的罪行……就因为这个罪行，在《群魔》中我处死了斯塔夫罗金。”
费多尔九岁那年，父亲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梦想，晋升为八等文官，获得了贵族称号，全家注册为莫斯科贵族，并享有得到世袭领地的特权。为了最终摆脱贫困的威胁，保障孩子们的未来，父亲决定买一块田产，哪怕是小小的田产。经过几年的准备，1831年和1832年，父亲先后购得了图拉省卡舍尔县的两个毗邻的村庄达罗沃耶和切列莫什尼亚。这两处田产共有百名农奴和五百俄亩土地，价格是一万二千银卢布。为此，父亲几乎用光了他全部的积蓄，并欠了一大笔债务。
父亲由于公务在身，因此最初管理庄园的任务就由母亲担当。每逢夏天，孩子们总是随母亲在乡下度假。庄园离开莫斯科150俄里，马车需走三天。第一次下乡时，费多尔和他的兄妹一样，简直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虽说这是两个土地贫瘠的村庄，但是对于被禁锢在慈善医院围墙里的孩子来说，那里的自然风光宛若仙境一般。“我们的村子景色如画，清幽宜人。一片相当大的菩提树林，浓荫匝地，树林中是为我们下乡居住而修建的侧屋……这一片菩提树林向一片小小的田野延伸，和白桦林连接。白桦林十分茂密，地上土沟土谷纵横，是个幽暗而荒僻的处所……田野的另一边是一座大果园，约五俄亩左右。这座果园也是经过菩提树林进去的。果园的四周有深水沟环绕，水沟的土埂上种了密密麻麻的醋栗丛……两段土堤埂上面各长着四株百年以上的老菩提树，因此，这两座有百年老树遮荫的土冈子，比什么亭子都好，整个夏天我们都拿它当餐室……”
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又没有了父亲的管束，孩子们的心境是可想而知的。费多尔恢复了热情的天性。也许是想一反城里循规蹈矩的生活，孩子们最喜欢玩的是“做野人游戏”。孩子们在菩提树林里搭一个窝棚，用树枝遮好，这就是野人居住的地方。他们脱光衣服，用颜料把身上涂得花花绿绿，算是文身；用树叶和染过色的鹅毛做腰间和头上的饰物，再用自制的弓箭武装起来，而后就开始向那片桦树林进攻，那里有假想的敌人。没有大人来管这些“野人”，所以孩子们玩得特别有兴味。有一次，母亲为了让孩子尽兴，还让人把饭菜端到了树丛里。孩子们干脆用手抓着吃，以便与野人的身份相称。这个游戏是费多尔想出来的，他自然成了野人部落的大首领。费多尔的点子最多。“罗滨孙”的游戏也是他想出来的。他和弟弟安德烈常在一起玩这个游戏。他扮罗滨孙，弟弟当随从“星期五”。两人想方设法在树林子里再现罗滨孙曾在荒岛上所经受过的种种磨难。
费多尔还喜欢独自呆在林子里玩耍。作家后来这样回忆说：“我生平最喜欢森林不过了；那里有蘑菇、野果、各种小虫、小鸟、刺猬、松鼠，还有我非常喜欢的腐烂叶子的潮湿气味……这些印象会保留一辈子。”有一次，他在林子里，又沉浸于自己充满童趣的天地中，突然似乎听到一声喊叫：“狼来了！”他吓得惊叫起来，冲出林子，向一个正在耕地的农民马列伊跑去。马列伊五十来岁，身材高大，长着宽而密的大胡子。气喘吁吁的费多尔一把抓住了他的衣袖。于是就有了作家晚年在《农民马列伊》中所描写的一幕动人的场景：
“‘你怎么啦，哪儿有狼，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吧。瞧！这儿怎么会有狼！’他喃喃地说，想让我鼓起勇气。但我全身颤栗，把他的上衣抓得更紧。不用说，脸色一定白得吓人。他带着不安的微笑瞧着我，显然在为我担惊害怕。”
我终于明白过来，原来没有狼，‘狼来了’的喊声是我的错觉……
‘好吧，我走了。’我说，一边疑惑地、胆怯地望着他。
‘瞧，你给吓成这样。哎呀呀！’他摇着头。‘得啦，瞧你这小家伙，哎哟！’他伸出手来，突然抚摸了我的脸蛋。
‘喂，得啦，喂，上帝保佑，画个十字吧。’但我并没有画十字，我的嘴角不停地颤动，这似乎特别让他吃惊。他小心地伸出一个指甲乌黑、沾满泥土的粗大的手指，轻轻地碰了碰我发颤的嘴唇。
‘你瞧，哎哟，’他向我露出慈母般的微笑，‘我的上帝，这可怎么办呀！’‘好，你走吧，我在后面瞧着你。我决不会让狼伤害你！’他补充说，仍然露出慈母般的微笑，‘上帝保佑你，走吧。’他在我身上画了个十字，又在自己胸前画了个十字。我走了，几乎每走十步就回过头来看看。我走的时候，马列伊一直同那匹母马站着望我，我每次回首，他都向我点头……
童年时代的这一幕被陀思妥耶夫斯基“不知不觉地铭记在心中”，甚至在20年后服苦役的时候，他还是“记得那么清楚，连每个细节都没有遗漏”。孩提时代的费多尔第一次感受到了那些外表粗野的农奴的“慈母般的温柔”和深邃淳朴的心灵，后来马列伊更成了作家心目中俄罗斯人民精神美的化身。
除了在林子里玩耍外，费多尔还喜欢在田头看农民干活，有时也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次，一个带娃娃的农妇不小心把水罐给碰翻了，娃娃没水喝，哭闹起来。这个情景正好让费多尔瞧见了。他二话没说，拿起水罐，跑回到两俄里外的家里取来了满满一罐水。那农妇看着满头大汗的费多尔，感动得一个劲儿致谢。
夏天过去了，孩子们随母亲一起恋恋不舍地离开庄园，回到了莫斯科。1832年初春的一天，达罗沃耶村的管事面无人色地前来报告，说是一场大火把村庄烧了个精光。父母亲惊呆了，当场就跪倒在地。几天后，母亲带着几个大孩子去了乡下。庄园已成一片废墟，到处是烧焦的木桩和残剩的断壁，令人触目惊心。本来就困苦不堪的农民顿时陷入了绝境。这一切深深地烙刻在小费多尔的心头。几十年后，他还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通过德米特里的梦描写了当年进村时见到的凄惨景象：“近处有一个村庄，农舍全都乌黑乌黑的，有一半农舍烧掉，凸现出烧焦了的木头。村口大路上，站着许多农妇，排成一行，全都瘦弱不堪，脸色灰青。尤其是最边上的那一个，瘦骨嶙峋，高高的个子，看样子有四十来岁，但也许只有二十岁，脸又长又瘦，怀里的婴儿在哭叫，大概她的乳房干瘪了，没有一滴奶汁淌出来。这婴儿不停地哭叫，伸着光光的小手，冻得完全变成青色，握着小拳头……”事后，母亲借给了每户灾民50卢布，并收养了失去亲人的农家女孩阿莉什卡。
早年在农村所感受到的一切，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生都有影响。他后来回忆说：“这个并不出色的小地方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极为深刻和强烈的印象。”
1833年，费多尔和比他大一岁的哥哥米哈伊尔进入法国人舒索夫办的半寄宿中学念书。次年，兄弟俩又转入了切尔马克寄宿学校。这是一所偏重于文科的著名学校，有不少出色的教师。费多尔对自己的语文教师赞不绝口。就在这所学校里，费多尔第一次听到了别林斯基的名字和读了他的《文学的幻想》等文章，同时他又广泛地阅读了许多本国的和外国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而在这期间，一批不朽的作品如普希金的优秀诗篇和小说《上尉的女儿》、果戈理的中短篇小说和剧本《钦差大臣》等相继问世，俄罗斯文学正在冲破重压迎来它的黄金时代。年轻的费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这些作品中真切地感受到了激荡着的时代潮流，并与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家后来回忆说：“这股潮流对我的影响也许在我16岁时就开始了，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只有15岁时就开始了……我心中蕴藏着火一般的热情，对于这股热情我是深信不疑的，至于这股热情会以什么形式迸发出来，对此我并不关心……”对知识的渴求，使得年少的费多尔几乎手不释卷。他的家人和当年的同学在回忆往事时都对他那痴迷的情景记忆犹新。
这时，家庭生活中的悲剧气氛开始浓重起来，母亲玛丽娅的身体越来越差。
母亲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殷实的商人之家，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也是普希金诗才的崇拜者。费多尔对自己的母亲有很深的感情，也许正是母亲在他的心灵中最初埋下了基督教理想的种子。母亲曾给年幼的费多尔讲述过《圣徒列传》的故事，也是母亲把《圣经中一百零四个故事》作为识字课本教会他读完了第一本书。这些故事，包括其中宣扬的基督美德，使他终身难忘。当他晚年重新见到他在孩提时代读过的那本书时，顿感“欣喜万分”，“把它作为神圣的东西保存”了起来。他在1875年给妻子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在读《约伯纪》，它使我欣喜若狂。我常常放下书，在房间里走一个小时，几乎要留下眼泪……安尼娅，说来也怪，这是我一生中最初看到的一本令人震惊的书，我第一次读它时还完全是个孩子。”
母亲生性善良能干，她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对丈夫与孩子的热烈的爱，全力支撑着这个家。可是，随着家庭生活的日见拮据，丈夫的性格也变得怪僻起来，他竟然无端地怀疑起妻子对他的忠诚。玛丽娅痛苦万分，1835年她在给丈夫的几封信中是这样表达自己绝望的心情的：“……我眼前一阵发黑；我坐立不安，心神不宁。三天来我像发了疯似的。”“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以我的孩子们、我的全部幸福和我的生命担保，我过去从来没有，将来也绝不会违背我在我们结婚那天，在圣坛前，向你，向我唯一亲爱的朋友立下的衷心誓言。”“尽管我心中充满着爱，但我的感情却不能被人理解，反而受到卑鄙的猜忌……这就是我那纯洁而炽热的爱情所得到的报偿；倘若不是由于我纯洁的良知仍在给我以力量，倘若不是由于我对天意仍抱有一线希望，我的命运将是极其悲惨的。”费多尔从懂事时开始，就感受到父母之间的不和谐的音调，并且越来越同情母亲的不幸。在他后来小说中那些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纯洁而又受难的女性身上，不难见到作家的母亲的某种印记。
过多的生育、家庭的劳作、久治不愈的肺病，加之内心的创伤，终于使本来就显得孱弱的玛丽娅倒下了。从1836年秋天起，她就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第二年年初，她的病情急剧恶化。2月26日夜晚，玛丽娅意识到自己已走到生命的终点。她拿着神像，用微弱的声音替孩子和丈夫祝福，而后就昏迷了过去。次日清晨，年仅36岁的玛丽娅留下了尚未成年的七个孩子离开了人世。全家人悲痛欲绝。
母亲的去世终于导致了家庭生活的崩溃。父亲决定把两个大儿子送进他们并不愿去的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把两个大女儿送交她们的亚历山德拉姨妈（富有的商人马库宁的夫人）抚养，第三个儿子送进寄宿中学，身边仅留下了两个年幼的孩子。他本人也准备不久后就离职退休，并决定在办妥手续后即把家搬到乡下。
当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沉浸在家庭的悲剧中痛苦不堪时，普希金在决斗中死去的消息又如一道晴天霹雳把他给击懵了。普希金是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最为钟爱的作家，是他心中的偶像。他的弟弟后来回忆说：“听到这一噩耗及所有详情细节，哥哥们几乎要发疯了。费多尔哥哥在和大哥的谈话中一再说，要不是我们家有丧事，他定会要求父亲允许他为普希金戴黑纱。”命运之神在将一连串的打击甩在他头上的同时，将年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无情地推向了漫漫人生路上的第一个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