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克虏伯时，克虏伯公司就象是一个缺少队长的足球队”，拜茨在一次采访时这样讲。这并不是针对阿尔弗里德的。从1945年到1953年，阿尔弗里德正式担任克虏伯公司领导的时间实际上只有半年多一点：从1953年3月份(梅莱莫条约签署以后)到同年11月(贝托尔特·拜茨来到克虏伯)，其余时间，阿尔弗里德后来称之为“我不在这里的时间”，那些克虏伯工厂的领导被迫独立支撑他们的公司，在混乱的年代与占领国之间不断地斗争。尽管如此，如今也已140多岁的董事会，它作为克虏伯公司中央决策机构，仍然保留了下来。董事会由至多12位经理组成。他们就象领主，分别控制着一定数量的单个企业，并形成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思维特征是，雇员自称克虏伯官员，而且，一个职位由一个家庭世袭两到三代的情况，并不少见。
这个结构是历史上演变来的。阿尔弗里德自从担任董事会的成员，他就对其顽固不化与复杂性非常清楚。因此他很明白，这个董事会已经无法满足康采恩现在的要求，即战后与康采恩解散后的要求。用阿尔弗里德自己的话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战后的几年内，部分是由于受盟军的影响，部分是通过德国的影响，我们所有的工厂都各自为政，独立作业了。每个企业都觉着自己不必依赖于其他企业。已经不存在同舟共济、同属一家的感觉了。也就是说，现在必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所有单个的工厂及公司重新相互协调一致，即要建立一个新的中央管理体系”。
拜茨的任务就是要考虑采用什么样的方式，如何来解决问题，以及康采恩领导又如何能适应新的情况。
贝贝不必受克虏伯传统及详细的专业知识的影响，他只须努力，先怀疑一切。自然有理由猜想，在受到董事会的冷遇后，他在严格分析董事会的任务时，不会有所顾忌。他系统地、细致地开始了他的工作，他研究德国其他大企业的组织结构，并让人向他报告，美国的康采恩是如何运行的，并与职工进行长时间的谈话。此外，在一次接受采访时，他说：“我在设计新的组织结构时，还借鉴克虏伯公司的一个老文件，即《总章程》，它是阿尔弗里德·克虏伯的曾祖父于1872年写成的。我只在它基础上加了几句话，并以新的方式将它确定为新组织的方针。有人背后说，我不懂得传统的意义，但实际上，尽管有些人在克虏伯工作已经长达30年或者更久，但我比他们更准确地继承了克虏伯的传统。”拜茨把他做的组织草稿交给阿尔弗里德后，阿尔弗里德亲手在那上面补上几句，指出这与他曾祖父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谁如果知道这些，他就可以估计，早在这时候，拜茨就已经志愿要象一个克虏伯来思维，这是表露拜茨这一志向的最初迹象。无论如何，阿尔弗里德为这部公司新宪法做了序言，序言听起来格外传统：它“……继承并发扬了弗里得里希·克虏伯公司《总章程》的传统，该章程是我的曾祖父于1872年颁布的，与《总章程》一样，它的目的是，在管理机构与企业内部，确定每一职位、每一岗位的权力与义务，并相互划清职权，以便在其可行的情况下，以这种方式为现在及未来建立一种固定的秩序，并保证各部分相互协作，从而确保整个公司的繁荣以及每个人的幸福。”尽管有这个指示，这个新宪法也毫不亲切。这个工作并不好做！
董事会受到沉重一击，似乎失去了一切权力。他们在全权总代理的领导下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参谋部。与此相反，克虏伯各单个公司的董事会则有了更大的职权，他们可能会有灵活度与效率。但是，在这次权力下放到各公司的过程中，只有两个中心位置保持不动，即阿尔弗里德·克虏伯，传统上人们称他为公司的“唯一所有者”；及他的全权总代理贝托尔特·拜茨。在组织结构图里，他们两人中间只有一条垂直向下的线，现在把拜茨与阿尔弗里德分开的还只剩下一个个人因素：阿尔弗里德是克虏伯。
克虏伯一这个概念在联邦德国又有社会地位了，以至于埃森的市长们又改变了他们对克虏伯的态度，他们不断地称赞克虏伯并支持克虏伯。但是在国际上，所有的都还是另外一回事。
1958年，阿尔弗里德有一次做商务旅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他在墨尔本下了飞机，他遇到了示威游行的人。他们往他身上扔西红柿，冲他喊“杀害犹太人的刽子手”。记者问他，他对此有何看法？他表现得很克制，这是他最典型的态度，他回答说：“一些人反对我访问澳大利亚，我感到很遗憾。”当然，他也知道，澳大利亚政府发给一个克虏伯旅行签证时，反对党领导人艾瓦特极力反对，他说：“他的姓氏同时意味着侵略、死亡和毁坏”。
人们不断复燃的仇恨不仅针对康采恩的领导阿尔弗里德，他们也直接针对阿尔弗里德本人。由于人民的强烈抗议，挪威皇家狩猎俱乐部最终拒绝他和他的船参加帆船比赛，尽管他从没有说过，但这件事一定深深刺痛了他。
对于这种遭遇，阿尔弗里德总是试图置之不理，这也符合他的内向性格，但拜茨却要以新的举措来应付它们。必须采取行动，来改善克虏伯这个名字，也即克虏伯公司的形象。因此，直属拜茨领导的参谋部中，有一个部门专门负责这项工作，他们足智多谋，且坚定不移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在50年代中期，使用现代的一些公关方法还会引起人们的嘲讽，或者成为逸事的起因，但拜茨可以很正当地指出，克虏伯公司在这方面也有很长的传统了。老阿尔弗雷德。克虏伯尽管不知道什么叫作“公关”，但他却是这方面的专家。1855年，克虏伯公司参加了在巴黎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今天每一个展览建筑家，如果参观了当时的克虏伯展台，他们可能会因嫉妒而失色。在开幕式上，演奏了理查德·瓦格纳的激昂的音乐，如果加一点想象力，那么就可以认出，这就是今天常用于促销的背景音乐的前身。
贝托尔特·拜茨本人是克虏伯康采恩最好的公关人员。
他积极参与这项事业，为了推销克虏伯的新形象，他把他形象的全部砝码都放在了天平上。在他到克虏伯工作的前两年中，有关他的报道不断见著报端。他与“鲁尔区男爵”完全相反，他的一切都与世界对鲁尔区大工业家的形象相矛盾。现在他开始向世界证明，事实上，事情恰好相反：不是他不符合人们的想象，而是人们的想象与事实不符。
他开始了他到美国的十字军东征。他象一个总参谋长，组织了一系列所谓的私人旅行，以康采恩代表的身份参加了许多美国工业家的聚会，并不断引起新闻界的注意。
当美国在瓦尔多夫·阿思托利亚举行钢铁工业诞辰100周年庆祝活动时，他是在贵宾席上就座的唯一的德国人。他在美国国务院向美国副国务秘书摩菲献媚，他向他介绍了一项他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计划，这计划是有关如何帮助第三世界国家的，当然克虏伯公司将积极参与这一计划的实施。
拜茨的这些活动一部分更象是政治活动而非经济活动，通过这些活动，他总是受到美国新闻界的大力称赞，美国新闻界高度评价他的坦诚和不矫柔造作，因为这些在美国人眼里根本不再是德国式的了。但在德国，许多人很怀疑贝托尔特·拜茨的美国运动的意义。这始自德国大使，他在美国国务院与贝托尔特·拜茨不期而遇，他觉着自己受了愚弄。还有那些著名的经济界巨头们，因为拜茨所发表的见解尽管很有魅力，但很不内行，他们对此感到很吃惊。总而言之，所有这一切，既没有给克虏伯，也没有给联邦德国带来什么值得一提的具体成果，尽管贝贝很愿意做一名德国民间政治家。
尽管如此，他不必在实现这一雄心壮志过程中半途而废。带着他惯有的投入和美好的愿望，贝托尔特·拜茨把他的目光投向了世界的另一端。西方世界所没有给他的，他就应该在东半球找到更多，即政治上的成功和个人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