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知道与和珅同朝为官的大臣中，很多都是出类拔萃的人才，大学士阿桂身经百战，威风八面；而名满天下的刘墉更是出身名门，才高八斗；更不用说才华出众、满腹经纶、深得乾隆喜爱的纪晓岚了。和珅的才学虽足以立身，但跟这些大臣们一比高下，似乎还差了一截，要想胜过他们，他必须要独辟蹊径。
所以，和珅在乾隆面前，从不摆大臣的架子，总是以“奴才”自称。在生活细节上，更是对乾隆关怀备至，乾隆身体不适，和珅总能一望即知，立刻恭身上前，亲自为他捶腰。史书上记载：“皇帝若有咳唾之时，和珅以溺器进之。”就是说皇帝如果要吐口唾沫，和珅也会立刻捧着痰盂等候。他还常常给乾隆讲一些世俗的俚语笑话，把市井之中庸俗不堪的故事讲给乾隆听，逗得乾隆开怀大笑，这些岂是一般的军机大臣能够做到的。
封建王朝的帝王，尽管位极人君，贵为天子，毕竟也是有情有欲的血肉之躯，也有作为普通人的情感的需要，但特殊的身份限制了他的这一需要，使他永远体验不到三五好友共望夕阳，把酒话桑麻的温馨。纵然后宫三千佳丽，妃嫔如云，也没有平凡人家的夫妻之情。紧紧围绕在皇帝宝座四周的是深深的孤独。此刻的乾隆已经是六十多岁的老人了，当年鼎盛时期的老臣，一个个落叶凋零，相继故去，朝廷中大多是新近擢升的官员，而乾隆的诸位皇子也是良莠不齐，亲情不再，再加上孝贤皇后又先他故去，正感无比的孤独，和珅的出现无疑填补了乾隆皇帝情感上的空缺。自此，乾隆几乎在生活中时时处处离不开和珅，和珅也凭借着乾隆的宠信为所欲为。他是天子的弄臣，他可以在天子面前奴颜婢膝，人格尽失，可是，其他人谁又敢不拜倒在他的脚下。《清史稿》中这样描述得宠的和珅：“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加以开脱或者是故意的拖延其事，等到皇帝怒气已过，才若无其事地提出来，以求不了了之。”
整个朝廷渐渐笼罩在和珅的淫威之下。和珅就是靠着在皇帝面前心甘情愿地放弃自己做人的尊严，才换取了他自以为得意的大臣们的依附。这一点，连乾隆朝时来使的英国副使斯当东也看在了眼里，他记述道：“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沟来向特使（马戛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帝亲人及侍从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
在清人笔记中，还有一则和珅如何猜中皇帝为顺天乡试所命考题的事情。
按照惯例，顺天乡试《四书》考题，例由皇帝钦命，由内阁先期呈进《四书》一部，命题完毕，书归内阁。这次皇帝命题后，太监捧着《四书》送还到内阁，正巧遇和珅在值房。和珅便向太监问起皇帝命题的情景。太监不敢不言，便声称，乾隆手批《论语》第一本，将尽批完时，始欣然微笑，振笔直书。和珅沉思半晌，遂猜中为“乞醯”一章，因为乞醯二字中嵌着“乙酉”二字在内，而科乡试恰在乾隆乙酉年举行，于是，以所测试题通报他的门生，门生果然个个考中。
以和珅的聪敏，猜中皇帝的考试命题，不足为奇。只是乾隆乙酉年，当在乾隆三十年（1765年），此时的和珅尚未被皇帝见用，还是个微不足道的小生员。因而，时间的差误，影响到事实本身的可信度。
然而，和珅具备揣摩皇帝意图的这一奇才，却是不容置疑的。
和珅擅长揣摩帝意，迎合君旨，玩弄权术，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增补兵额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清楚。康熙在位时，各省提督、总兵等将官即有空名坐粮，即吃空饷的事情，但不为常制。雍正八年（1730年）以文官有养廉银，遂正式规定武官养廉吃空饷的（称为名粮）数额，提督亲丁名粮80分，总兵60分，副将30分，参将20分，均马、步各半。游击15分，都司10分，守备8分，把总4分。此各级武官应得的虚粮。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乾隆欲将此虚粮及红白赏恤银两俱由部拨，然后再将空额补为实额，达到增兵不减饷的目的。当时统计增兵部分，需增加开支每年300万两。乾隆询问阿桂有何意见。尚在河南督办河工的大学士阿桂复奏：“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以为继。此项经费岁增三百万，统计二十余年即须用七千万两”，请不添补腹地省份之兵。乾隆不听其言，于四十六年（1781年）九月二十八日下谕，坚持增兵，并命大学士、九卿、科道详悉议奏。
和珅深知乾隆必行此法，故极力赞成。大学士、九卿、科道于十月复奏：“现在统计部库每年出入大数，约余银九百万两有零，户部经理一切裕如，所有各省挑补名粮，议给养廉，请遵照前旨，不论腹地边陲，一律办理。”乾隆于十月二十一日降旨批准此议。随即添补满汉兵士65143名，每岁增支军费银300万两。
在办理一些重大案件的过程中，和珅也颇能捕捉皇帝的意图。相比起来，那些直臣就不那么讨皇帝喜欢。如阿桂在处理李天培案件中的做法与和珅处理李侍尧案件的做法，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阿桂在审理湖北按察使李天培一案过程中，也想从维护皇帝重臣的角度了结此案，但却引起了乾隆的不满而受到了处罚，远没有和珅在案中做得那么甚合帝意。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发生了湖北按察使李天培因私令漕运船帮携带桅木致漕运迟滞的案件。阿桂作为钦差大臣前往审理此案。但阿桂在办案的过程中，发现李天培所私带的桅木，主要受福康安之托，系为福康安代购，因此便“欲了结，消弥此事”。
从阿桂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做或许有几点考虑：一个是，此案为巡漕御史和琳举发，和琳是和珅之弟，而福康安又与和珅素不相和。阿桂因憎恨和珅，以为此案乃和珅有意倾陷福康安，欲从中保全周旋；另一个是出自对全局的考虑。其时，福康安不仅在平定台湾上克成大功，而且正以两广总督的身份在前线与安南交战，福康安是朝廷中难得的一员武将，不当以小过罚之。此外，或许还因为福康安是乾隆所偏爱的大臣，怕处罚他得罪皇帝。
不管阿桂出于哪种考虑，他欲包庇福康安的做法，都引起了乾隆的不满。乾隆颁旨谴责阿桂说：“阿桂以受恩深重，具有天良，不肯蹈欺隐之愆，自应于荆州初闻时即行具奏，乃直至途次接奉屡次严旨，复见毕沅报过”，“是阿桂不知朕向来办事一秉大公，从无偏向。即欲加恩治罪，权衡出自朕裁。岂因福康安为傅恒之子，又著有劳绩，遂置之不问乎？若此事系福康安所为，而阿桂等欲代遮掩，朕亦从而不问，则亲信大臣通同一气，即如阿桂、和珅更何事不可为耶？”在处理此案时，和珅是副手，他的责任自然是小得多了。因此虽然一同受到乾隆的责备，但和珅心中有数，他的前面有挡箭牌。
同样是办案，和珅在办理李侍尧贪赃案时，就办得深合皇帝心意。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正月，31岁的和珅受命远赴云南，查办云贵总督李侍尧贪赃案。一到云南，他首先拘审李侍尧的管家，取得实据，迫使精明干练的李侍尧低头认罪。前后仅两个月，即已定案，出手不凡。
善解人意则自会阿谀逢迎。如在对乾隆的文才方面，和珅则盛赞乾隆才思敏捷，出口成章，他曾肉麻地吹捧道：“皇上几余吟咏，分章叠韵，精义纷论，立成顷刻，真如万斛泉源，随地涌出。昔人击钵催诗，夸为神速，何曾有咏十余，韵至十叠者！”这一番恭维，让皇帝好不开心。
朝鲜使臣以其在中国的耳闻目睹，向其国王介绍说，和珅“为人狡黠，善于逢迎”，以故“不次升擢，宠幸无比”。
在官修史书中，很难找到和珅如何逢迎乾隆的记载，但却无处不流露出乾隆对和珅的深深称许。
和珅知道乾隆平生性喜铺张，所以，他多次巧妙安排乾隆巡幸江南，所到之处极尽奢华之能事，他还力主为乾隆扩建宫室，修造园林，多方筹集钱财扩建圆明园和承德避暑山庄。哪怕是圆明园已经成为一片废墟的今天，漫步其中仍然不难想见当日的奢侈与豪华。为了更好地满足乾隆的各种铺张的需要，和珅设计出了多项广开财源的措施，收得的银两绝大部分供乾隆一人挥霍，减轻了国库的负担。乾隆还是一位“风雅”的君主，他性喜收藏古董，见了稀有的画册、墨迹，比多少金银都能令他高兴。和珅为此利用各种机会四处搜罗，将各地的官员、富商进献给他的珍稀古玩，挑拣出好的进贡给乾隆。天长日久，各地欲向和珅行贿的官员也都知道和珅喜好古董，多拿先人的遗珍来进献了。史书中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京城内有佛铺子，互相买卖，朝臣用此作为贡献，皇帝亦以赏赐贵臣，千秋节晨朝，有进贡覆黄帕架子，盛以金佛一座，长可数尺许，舁入阙中，闻户部尚书和珅所献”。
和珅对乾隆的了解，在乾隆临终之际的一件事中，最为鲜明地体现出来。乾隆末年，嘉庆初年，襄阳地区以齐林、王聪儿为首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起义军气势浩大，极大地震动了清朝统治者的统治，令已经禅位归政的乾隆整日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即使到了弥留之际，也念念不忘。
不少清人笔记中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乾隆禅位之后，有一天单独召见和珅，等到和珅进入后宫，发现乾隆面南而坐，而当时已登基称帝的嘉庆，则只坐在乾隆身边的一个小凳上，和珅跪在地上，过了很久也不见乾隆说话，乾隆闭着眼睛好像睡着了一样，只是口中念念有词，好像在说什么，嘉庆侧起耳朵，努力想听清楚，却终究无济于事，不明所以，过了一会儿，乾隆忽然睁开眼睛大喝道：“那人叫什么名字？”跪在地下的和珅不假思索立刻回答道：“徐天德，苟文明。”乾隆不再言语，继续闭起眼睛默默念诵着什么，大约一个时辰后打发和珅出来，其间没有同和珅说一句话。嘉庆大为惊愕。过了几天，秘密地传见和珅，问他说：上一次，父皇召你进宫，他说的是些什么，而你回答的那六个字又是什么意思。和珅应该是颇有些得意地说：太上皇背诵的是西域流传的一种秘密咒语，默诵这种咒语，被诅咒的人虽然远在几千里之外的地方，也会突然死去，所以，当时太上皇问及的时候，我用白莲教匪首徐天德和苟文明的名字来应对。嘉庆听说了，更加惊愕，知道和珅一定也擅长这种妖术，所以等到乾隆驾崩之后，没几天就诛杀了和珅，以免他动用妖术，诅咒自己。
这虽是野史，有夸张成分，但由这件事，可以窥见和珅对乾隆已经到了心思一动，无所不知的程度。乾隆口中默然无声地念诵咒语他都听得出来，而且会立刻联想到乾隆所为何事，连坐在一旁的乾隆的儿子嘉庆帝都是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和珅对乾隆了解到此，乾隆又怎么能不引他为左膀右臂呢？
在人与人的交往中，许多人常常互相奉承，说一些违心的话。因此说真话才显得更为可贵，君臣之间也是如此。如果做臣子的每天同君主说真话，会惹得君主的恼怒，失去君主的宠爱，甚至会引来杀身之祸；可是做大臣的天天同君主说假话，溜须拍马，阿谀奉承，甚至不顾事实，乱加吹捧，也会引起君主的不悦甚至猜疑，最终也会失去君主的信任。
和珅正是在二者之间取得了平衡，他最善于说皇帝喜欢听、愿意听并且相信的真话。
乾隆执政60年创下了非凡的业绩，可谓一代明君，虽然他也有好大喜功，爱受人吹捧等毛病，但绝不是历史上那些昏暗无能的君主可比的，一眼就可以看出的虚妄不实的谀词，在乾隆那里不但占不到便宜，还很有可能会换来一顿斥责。和珅深明此理，所以，他在乾隆面前评古论今，纵横春秋的时候，多是力求讲真话，让乾隆觉得满朝文武中和珅可算是一个勇于直言的骨鲠之士。当然，和珅讲的真话只限于乾隆爱听的范围之内。
乾隆对自己一生的所作所为甚为满意，认为自己执政久，成就大，影响深；而且身历四朝，眼通六代，亲见曾玄；在他执政期间，多次平定了西南、西北和东南等地少数民族的起义，加在一起就成了他始终挂在嘴边的“十全武功”。他还曾经六次下江南巡视，为确保中央政权对江南的控制，保证江南作为国家经济中心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外，他自认自己的文采也绝不输于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帝王，他平生性喜吟诗作赋，撰文著述。他的诗作流传下来的有四万余首，可称历代之最；在他的主持下，朝廷还编纂了巨型的丛书《四库全书》，更可谓前无古人的功业。在年逾古稀之际，乾隆曾说过，自尧、舜、禹三代以下，年纪超过古稀之年的皇帝，一共只有六个人。然而，说到国家的强盛，领土的广大，四方的邻国纷纷前来臣服，天下的百姓都能够安居乐业，虽然现在还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了，但总可以称得上是小康之世了。而且，以前历朝历代亡国的原因，诸如，国家中有独立存在的强大藩国，外有蠢蠢欲动的强敌，朝中有僭越掌权的大臣，还有诸如外戚掌权、女优祸国、宦官专政、奸臣当道等原因，现在一件都没有。即使那六位年界古稀的皇帝中，元世祖和明太祖都是开国创业的君主，他们治下的礼、乐、政、刑都有不够完善的地方，其他的就更不用提了。相比较而言，自古以来真的是没有如今日一样的太平盛世啊！言外之意，乾隆自己是前无古人的千古第一明君。
和珅对乾隆的喜好了如指掌，知道他喜欢与自己的祖父康熙帝、父亲雍正帝相比，就常在他面前言语中肯地比较他们祖孙三代做皇帝的功绩，讨得乾隆欢心。
和珅在乾隆面前评述康熙的文韬武略的时候，往往讲述完上面的业绩，会特意地拿出乾隆的文采来与乃祖相比。不可否认，康熙处于清朝开国不久，刚刚入主中原，不失满洲贵族的骁勇强悍，却略输文采，尤其在吟诗作赋上，是不能同乾隆相比的。这样一来，乾隆不禁觉得自己在武功上毫不输于乃祖，而文采自然略胜一筹，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细加推敲，康熙一朝的政策偏向于“宽仁”，而雍正则稍嫌“严明”，因此，到了乾隆推行的政策强调“中道”而行，他曾经说：“治道贵乎得中，矫枉不可过正，皇祖时臣下多有宽纵之弊，皇考时臣下多有严刻之弊。朕恶刻薄之有害于民生，亦恶纵驰之有碍于国事，中道为最上，过犹不及。”和珅常常能抓住问题的核心，轻而易举地博得乾隆欢心，以至乾隆对他的恩宠也与日俱增。
和珅为官，终生自称奴才，并非他身上只有奴性，而是他认识到要想被别人喜爱，更重要的是关怀对方而非引起对方的注意。
为了讨好和亲近乾隆，除了直接在乾隆面前献媚以外，和珅还尽力地关爱乾隆的母亲——皇太后，因为乾隆毕生对母亲都极为孝顺。那时的封建君主为了能以儒家的仁、义、忠、孝等美德教化普通黎民百姓，总是以身作则，为世人做出榜样，如，每年春季来临时，皇帝都会到某个祭祀的地方“亲自”躬耕，象征性地举起鞭子赶着牛车耕地，并播撒下几粒种子。这种象征性的行为充分表明了皇帝对耕作的重视和督促天下百姓效法自己之心。
不管实际情形如何，大部分帝王都会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一副慈父孝子的样子，从而给天下百姓一个榜样。但乾隆对自己母亲的孝敬并不是表面工夫，他真正孝顺自己的母亲，乾隆写过很多描绘母子之间共享天伦之乐情景的诗，这些诗迄今我们仍能在他的诗集中找到。
现摘录一首题为《新正重华宫待皇太后》的诗如下：
凤辇临龙阁，新年第一祥。
彤庭增喜气，绿野遍春光。
欣答初韶令，钦称万寿觞。
围械兰百合，胜帖燕双翔。
浮服孙曾绕，遐龄日月长。
宫中行乐养，欲以在群方。
这首诗描绘的是新春佳节之时，乾隆与母亲和子孙们欢庆一堂，诗中的“遐龄日月长”的句子是在祝福母亲健康长寿。每年五月，端午节来临，石榴花盛开之时，乾隆都会陪太后去圆明园观赏龙舟。
乾隆早年十分英明，但晚年却逐渐糊涂起来，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日渐奢靡挥霍，但同时又想在人前表现得严谨勤俭、爱民如子；而为了讨好乾隆，和珅替他筹划出许多敛财的办法，并心甘情愿地替乾隆背上奢侈的“黑锅”，如此，两人之间就形成了默契——乾隆在朝堂上下令要节俭，不要浪费，和珅则在下面怂恿督促各地官员和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千方百计的筹划主持下，内务府只一年就扭亏为盈，国库日渐充盈。在和珅所筹策的各种敛财方法中，最重要的就是“议罪银”制度，即犯有过失的官员，可通过纳银的方法赎罪，从而免受处罚，而官员们缴纳来的巨额银两归入国库的只有百分之十五，剩下的都专供乾隆个人挥霍。如此一来，乾隆就等于有了一座小金库，对这他当然感到很高兴，而作为筹措者的和珅，自然也就少不了会得到加官晋爵的奖励了。
既然府库充盈，乾隆也就不愿再老在枯燥乏味的皇宫中待着，他决定南巡。
自南宋以来，江南就是整个中国的粮仓和国家的命脉所在，“苏杭熟，天下足”这句民谣老幼皆知。再加上中国人口众多，因此家业生产的好坏直接决定了国家的安危，那时江南一带连年发生水患，乾隆也想趁机审视各地的河道，敦促各地官员加强水利建设，以解除水患，发展农业。
但乾隆并未公开向人道出自己的这番想法，许多人不明白这一层，都反对乾隆南巡，而和珅却对这一点了然于胸，并总是力排众议，劝乾隆南巡。乾隆因此很是欣赏和珅，总是把南巡的事全都交给和珅办理，并让他随驾南巡。
和珅明白乾隆极想出去走走，看看，亲自察看一下自己统治下黎民百姓的生活到底如何，但又怕被人认为是贪图享乐，挥霍无度，因此虽然很想南巡，但又犹豫不决。针对乾隆的这一心理，和珅便想出了一个主意，他向乾隆担保说，江南各地物产丰饶，官员和富商们久沐圣恩，早就想报答乾隆，倘若南巡，江南的官员和富商们情愿负担所有费用，而无须动用国库。如此一来，人们就不能说乾隆是在贪图享乐了。乾隆听后大喜，这当中的奥秘他也明白，只是和珅这样为他想，他当然感动，当即做出了由和珅全权安排南巡事宜的决定。
接受这一任务后，和珅便通知江南各地，说皇上要巡视江南，各地官商要悉心准备，并鼓励商人捐献钱物，以作为皇上南巡之需。尽管公文中的措辞并无强求之意，但皇上南巡，又是和珅的主意，官员们谁敢拿自己的顶戴开玩笑，又有谁不想趁这一机会讨好乾隆，从而谋得升迁，于是均不敢怠慢，一个个不惜工本大兴土木，唯恐不能让乾隆满意。而这当中花费的费用他们当然不会自掏腰包，弄到最后，这些开支是转嫁到了百姓头上。百姓们被迫出钱出工疏通运河，修葺龙舟，建造行宫，将江南修饰得美轮美奂，修饰好后，官员们当然满意了，而至于这当中又有多少哀叹，就没人管了。
不久，乾隆就到了扬州。扬州自古就是繁华之地，古人云“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扬州自古繁华，“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均是明证。乾隆数次南巡，每次都会在扬州驻留一段时间，扬州的慧因寺、倚虹园、致佳楼、怡情堂、法净寺等名胜，都有乾隆御笔亲题的匾额。明白乾隆对扬州的特殊喜爱之后，和珅对扬州自然就又多费了一番心思，他亲自命扬州的官员布置，大兴土木，修建了无数楼台亭阁，扬州变得更加繁华。而当乾隆驾临扬州后，他又命人在扬州城中的各个大街小巷全都铺上了锦毡，悬满丝绸，这样，乾隆一路经行，繁花满目，美不胜收。乾隆驻跸的高曼寺行宫，处处修葺一新，内中还新开凿了两个人工湖，湖中还砌有假山，使得这个行宫成了一座具有典型的江南风格的园林建筑。而更让乾隆满意的是整个修葺建造的费用，都是由两淮的盐商们“自愿”捐赠的，内务府全都不费分毫。如此一来，乾隆对和珅的能干又怎能不满意呢？
而和珅这样做，他自己也不是没好处的，盐商们贡献出的银两，有相当一部分流入了他自己的腰包。但对这些，乾隆当然是不知情了，他只知道，和珅十分能干，能够在不动用国库的情况下，满足自己奢华享用的需要，前后修建了圆明园及多处宫殿，源源不断地提供了大量的金银财宝，供自己挥霍，因此，对和珅，乾隆十分满意。据史料记载：“在乾隆末期，白莲教大起义嗣固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下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从这些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财政方面，乾隆信任和珅到何种地步。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年满八十，人生七十古来稀，更何况八十大寿呢，当然要大加庆祝一番，而这一庆典的负责人当然就由和珅来担任了。当时朝鲜使者的记述说：“皇帝虽令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到圆明园外，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需，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造，及其输致云。”尽管乾隆明令节俭，但和珅仍加紧敦促各地官员捐贡进献，他这样做是有原因的，因为他很明了乾隆的心理，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人觉得乾隆清明仁政，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其之虚荣奢侈的心理获得满足，你说，乾隆又怎能不引和珅为知己呢？
和珅之所以使乾隆对他言听计从，百依百顺，还在于他能为乾隆着想，抓住时机替乾隆换取好名声，替他立“德”。这对于把自己的名声看得比什么都重的乾隆来说，无异于一剂最贴心的良方。
乾隆六十年（1795年），乾隆皇帝已有85岁高龄，按照他年轻时许下的诺言，他准备在这一年把皇位传给皇十五子永琰。乾隆皇帝在九月初三日发布上谕，在冗长的谕文中，乾隆回顾了他做皇帝以来的成绩，说明了之所以要禅位的来龙去脉，也表示出他当太上皇后，实权依旧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愿望。
上谕发布之后，举国上下开始准备第二年元旦（正月初一）的禅位归政大典。因为禅让的典礼无据可依，如何办得隆重、庄严并显示出乾隆帝的仁君风范，着实让和珅伤透了脑筋。一直到了大年三十才把大典的礼仪制定好，交与乾隆帝圣裁。其中，最让乾隆满意的是和珅提议的“千叟宴”。所谓“千叟宴”就是要召集官员、缙绅中70岁以上的高寿老翁在皇宫中举行酒宴，与皇帝同乐。中国古人就有“仁者寿”的话，试想一下，近千名白发垂髫的老者济济一堂，同庆同乐，既可以看出乾隆归政禅位、年高德勋，又可以表明在乾隆帝统治的六十年中，四海升平，百姓都得以长寿。为了能筹划好这次千叟宴，和珅真是操碎了心。正月时节，北京城正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时候，到时候偌大的一个宫殿中，空空荡荡如何取暖，无疑是一个大问题。和珅别出心裁，调来了1550多只火锅，举行火锅宴，这一设想实在妙不可言，不但可以保证殿内的温度，而且火锅里燃烧的煤炭、沸腾的浓汤都会更好地烘托出喜庆气氛。
正月初四，千叟宴按照和珅的安排在宁寿宫皇极殿如期举行，声势浩大，果然不同凡响，单凭这一壮观的景象，和珅的名字足以载入史册。和珅的这一安排为他赢得了天下盛誉，令乾隆大为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