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次次的政治改革最终归于失败，唐代中兴的渴望渐渐成为遥不可及的梦想；当元、白、韩、柳相继辞世，百花争艳的中唐诗人渐渐退出历史的舞台。这个号称拥有最贤明君主和最开明政治的朝代，最终也未能逃脱覆亡的命运，在经历了兴盛繁荣之后走向衰败。与之相应，从唐文宗大和初年开始，唐诗发展进入晚唐阶段。
风雨飘摇的晚唐社会
就像所有即将走向灭亡的朝代一样，晚唐社会充满了各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和危机。宦官专权，藩镇割据，朋党之争，整个统治集团腐败不堪。持续10年之久的王仙芝、黄巢起义更是给晚唐政权以致命的打击，极大地动摇了唐朝的统治。频仍的战乱，腐败的政治给老百姓带来了深重的苦难。“乾坤垫裂三分在，井邑摧残一半空”，这就是晚唐诗人们不想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
如果说中唐时代的士人们还在一厢情愿地渴望着振兴，将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改造社会的努力中，那么到了晚唐，士人们连这点愿望都已经消失殆尽，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消沉、颓废、悲观、沮丧的末世情绪。面对社会上各种黑暗腐败的现实，人们表现出一种无所适从的茫然，或者纵情享乐，得过且过，沉浸在歌舞声色之中；或者逃时遁世，隐居在山水田园之间；也有些人极端不满这样的黑暗和衰败，发出愤怒的呼号。所有的一切，都没能挽救唐代衰亡的脚步。对于晚唐社会，人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却又无力改变。这是时代的悲哀，但没有人能够超越自己的时代。
感时伤怀的晚唐诗坛
敏感的文人们率先感受到了时代的危机，在“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焦灼和恐惧中，他们用诗歌表达着独特的末世哀愁。国家将亡的预感、个人黯淡的前程以及朝不保夕的生活都给文人的思想蒙上了一层浓重的阴云，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多是抒发对世事的忧伤和个人命运的悲吟。
晚唐前期，有“小李杜”之称的杜牧、李商隐，成为光芒万丈的唐代诗歌史上最后一道绚烂的风景。他们的诗歌往往有比较高远的见识和充实的内容，在艺术上也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然而，“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末世气象成为不可抗拒的时代主流背景下，他们的作品大多充满了悲凉抑郁的感伤色彩。到了唐朝的最后50年，诗人仍然为数不少，却没有像其他年代那样出现堪称领袖的大家。总体说来，晚唐后期的诗坛有以下两种倾向：一种以温庭筠、韦庄等为代表，继承了中唐“大历十才子”和晚唐“小李杜”的某些特点，沿着重艺术形式的方向发展；另一种以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为代表，继承中唐新乐府的写实讽喻传统，创作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
同时代，还有陆龟蒙、姚合等人，苦于锤炼诗歌的技巧，形成了一种尖新小巧的诗歌风格，气象局促，成就不高。北宋初年的“晚唐体”，就是学习这一派的诗歌技巧。以写作艳情诗著称的韩偓等人，诗中虽有庸俗轻薄的狎妓生活，但也不乏含蓄细密、情致真挚的诗篇。各种风格交融在一起，共同构成了晚唐诗坛的末世景观。
俊爽清逸的杜牧诗
人们说，咏史诗兴盛的年代，往往是社会处于动荡的时代。生活在盛世，人们只需要体会和享受就可以了；只有处于衰落而又无力中兴的时代，人们才会想要总结和改变。晚唐是一个咏史诗繁荣的时代，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杜牧。
最能反映出世人心目中杜牧形象的作品，当属那首《遣怀》：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诗中的杜牧看起来风流潇洒，沉醉在轻歌曼舞的扬州城中，正是人们心目中向往的文人浪子形象。只有联系起杜牧的生平思想，我们才能真正读懂这首诗中所包含的自我解嘲和牢骚不平。
杜牧的祖父是中唐时代著名的政治家杜佑，曾著《通典》二百卷。生活在诗礼之家，杜牧自幼就受到良好的教育，怀有济世安民的雄伟抱负。纵观杜牧的一生，虽然辗转各地为官，但始终没有受到重用，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无从实现。怀才不遇的遗憾化作生活上的放纵疏狂，使得杜牧的诗歌呈现出“豪而艳，宕而丽”的特色。
也许是历史学世家出身的缘故，杜牧对于历史、人生甚至军事都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特别是他的怀古咏史诗，有些对历史上的人物或事件做出新的解读：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通过慨叹周瑜在赤壁之战中得到东风的便利条件而成功，抒发的是自己的怀才不遇；再如“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通过对已有结局的楚汉争霸做出假设性猜想，抒发的是人应该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有些怀古咏史诗则借古讽今，批判了晚唐统治的腐败，如《过华清宫三绝句》：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通过描写唐玄宗荒淫误国的故事，讽喻了当时仍然过着醉生梦死生活的统治者。杜牧的这类作品，往往有着盛衰兴亡不可抗拒的哲理意味，因而笼罩着一种伤悼往事的情绪。
写景抒情也是杜牧擅长的题材，《山行》、《江南春》等诗脍炙人口，向来为后人称道。其中，“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和“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成为千古流传的佳句。
杜牧作诗文词清丽，情韵跌宕，形成一种豪爽俊逸、清丽明快的风格特色。特别是他的七绝，成就最高，是继王昌龄、李白之后的大家。清人管世铭在《读雪山房唐诗钞》中写道：“杜紫微天才横逸，有太白之风，而时出入于梦得”。在晚唐一派颓靡的风气中，杜牧凭借天赋的才气，让我们对诗歌存有想象，对盛世存有想象，对生活存有想象。
深情绵邈的李商隐诗
李商隐16岁时，就因为擅长古文而闻名，并得到了当时文坛宿儒令狐楚的欣赏。令狐楚邀请他入幕为官，并两次资助他参加进士考试。得中进士后，李商隐入泾源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府，并娶其女为妻。当时党争激烈，令狐楚属于牛党，而王茂元则属于李党。在这种背景下，李商隐无奈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生都没能走出这个阴影。
虽然没有在政治上实现自己的抱负，李商隐的文名却一直很盛，在当时就被人们认为是集“韩文、杜诗、彭阳章檄”于一身的才子。可是，这并没有对李商隐的现实处境有所改善。相反，天赋的才华，敏锐的诗情，让李商隐的内心承受了深刻的痛苦。对历史人生的洞察，对现实处境的无奈，对政治前途的失望，对个人生活的嗟叹，让李商隐成为那个时代最伤感的诗人之一。他也试图改变命运，甚至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几年里，三次离家远游，到各地幕府里充任幕僚。幕主们都很赏识他，可是只把他当作一个刀笔吏来使用。他为很多人代言写文章，这些文章大多属上了别人的名字，而李商隐依旧沉浸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苦苦寻找着难以找到的出路。
李商隐写过不少讽刺当时社会现实的诗歌，如《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就是一首长篇的五言古诗，叙写了从“安史之乱”到“甘露之变”的100年以来，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程。不过，李商隐更好的作品应该是咏史诗。人们在面对现实的苦痛时，往往会从远古中寻找一些同样的事例，既作为安慰，也作为勉励。如《贾生》：
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怀才不遇的贾谊何尝不是象征了诗人自身的无奈——虽然有着高远的抱负，可是人们永远只把他当成一个文字写手，不肯看重他在政治上的见解。在现实生活中，李商隐既清高自持，心中又充满了求告无门的悲鸣，他借《蝉》来抒发感慨：
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薄宦梗犹泛，故园芜已平。烦君最相警，我亦举家清。
也有些诗作，对社会现实有所批判，如《重有感》：“昼号夜哭兼幽显，早晚星关雪涕收”，对国家平叛的渴望化为声嘶力竭的呼号，让人无限感动。再如《隋宫》，讽刺隋炀帝“地下若逢陈后主，岂宜重问《后庭花》？”这是对封建统治者辛辣的讽刺。
李商隐写得最有特色的作品，就是以无题为中心的爱情诗。对于这些无题诗，后人做出了种种猜测，甚至种种附会。我们无法走进李商隐的内心世界，分析出当时的李商隐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能做到的仅仅是透过他的诗，设法超越时空沟通他的精神与灵魂。在寂静的夜里，对着寂寞的影子，李商隐的诗就像我们心灵的镇静剂。当深陷痛苦的时候，他让我们想起“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的伤感和冷清；相爱的时候，他让我们品味“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和心领神会；失恋的时候，他让我们低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的无奈和惆怅；面对人生中的种种坎坷，他让我们坚信“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忠贞和决绝。
李商隐作诗，更加注重对人内心世界的开拓，创造了“绮密瑰妍”的美学风格。在李商隐的笔下，经常使用一些似有似无的意象，借以表达自身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这样的诗歌既精美新颖，又含蓄蕴藉，营造出一种朦胧的境界，但往往令人难以索解，堪称是当代朦胧诗的先声。李商隐诗中华丽的语言，有暗示性和装饰性，往往在可遇与不可遇之间。北宋初年，以杨亿、钱惟演为代表的西昆体诗人，极力模仿李商隐的诗歌，但只流于形式，缺乏内在深厚的情感。
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才华对于李商隐而言，应该就是这样一把双刃剑。倘若他不是有这样敏感多情的内心，那么他的生活应该会快乐许多。可是，一个如此有才华的文人，生在一个走向衰亡的末世，辗转在党争的夹缝中，用生命为我们演绎了一场悲剧。在他看来，别人对他的猜疑都是以小人之心测度，“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鹓雏竟未休”。可是，终其一生，李商隐都未能走出这个无形的牢笼。在他死后，诗人崔珏在《哭李商隐》诗中写道：“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可算得上是对李商隐一生的完美总结。
诗词兼善的温庭筠、韦庄
温庭筠和韦庄同是晚唐末年诗词兼善的作家，因此他们的诗歌也往往带有某些词的特征，因而呈现出相似性。
温庭筠和李商隐并称“温李”，在生活的轨迹上，也有若干的相似之处。晚唐时代党争激烈，温庭筠虽然屡次想要凭借自己的才华而博取功名，然而在京师、江淮各地游走数年，却始终没有结果。
“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这类抒写个人悲愤情怀的作品大多出自诗人的早年。随着诗人生活的日渐艰辛，作品中的情调也越来越感伤，其中往往包含着深深的幽怨。温庭筠作诗重视字句的锤炼，“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向来为世人称道。当然，温庭筠也写过艳情的作品，而且比重还相当大，但远不如李商隐的深切古雅。
韦庄是晚唐时代另外一位重要的作家，他的远祖韦待价是初唐武则天时代的宰相，四世祖韦应物是中唐大历年间的著名诗人。韦庄早年生活坎坷，晚年入蜀辅佐王建，深受王建器重，官至宰相。
韦庄在当时最有名气的作品是长诗《秦妇吟》，叙写一个上层妇女在黄巢起义军攻占长安后的遭遇，曾传诵一时。对于流离失所的老百姓，诗人饱含同情，如“绿杨千里无飞鸟，日落空投旧店基”，描写了烽火之后国土的残破；再如，“如今暴骨多于土，犹点乡兵作戍兵”，表达了对乱世征兵的不满。晚年的韦庄多写怀乡、思旧的主题，如“更把玉鞭云外指，断肠春色在江南”，以景代情，渲染了浓浓的离愁别绪。这些诗歌往往写得清词丽句，情致婉曲。
批判现实的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
对普通百姓生活的关注和重视，向来就是中国诗歌的一个传统。生逢乱世，自保尚且不能，但却始终没有忘却天下百姓，这是晚唐时代难得而又不绝如缕的现实主义呼声。
皮日休受白居易的影响很深。他的《正乐府》十首，对官吏残暴、战争灾害、百姓疾苦都有具体而生动的反映。名篇《橡媪叹》写一位年迈的农妇拾橡栗充饥的故事，批判了当时“狡吏不畏刑，贪官不避赃”的社会现实。
聂夷中出身贫寒，对下层百姓的生活疾苦有所了解。《伤田家》是他最优秀、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中，“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不照绮罗筵，只照逃亡屋”，表达了改革现实的愿望。
杜荀鹤自称“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穷人”。他一生专写近体诗，五律多自伤身世，七律和七绝多反映现实。《山中寡妇》真实反映了当时农民的处境，发出“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的慨叹。而《再经胡城县》中写道：
去岁曾经此县城，县民无口不冤声。今来县宰加朱绂，便是生灵血染成。
这首诗表达了对贪官污吏强烈的憎恨之情。
曾经经历了无限繁华却最终不得不面对失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现实更加令人心情沉痛。我们有理由相信，身处其中的诗人有着更为痛苦的心理挣扎。既然不能改变现实，那么就在现实中麻醉自己的灵魂。所以，晚唐诗坛中多数诗人写得最多的是描写山水风月以及友人间酬赠送别之类的作品。他们锤炼诗歌的艺术技巧，也试图在诗歌的世界中逃避现实的苦恼。
作为继汉以后最为兴盛的一个王朝，唐王朝有着辉煌的历史。曾几何时，唐太宗被当时各少数民族统治者尊为“天可汗”，唐玄宗励精图治开创了“开元盛世”，甚至唐宪宗也颇有作为地实现了“元和中兴”……然而，这些都最终成为不可能再回来的过往，成为人们心中仅供凭吊的隐痛。
阅读四个时期的唐代诗歌，就像陪伴一个人走过生命的四季一样，告别了梦想的少年，走过激情的青年，度过理智的中年，迈入难以抗拒的老年。那些或振奋、或高昂、或深沉、或萧索的诗歌，经过1000年的洗礼，仍然焕发着独特的艺术生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