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
据《新唐书·五行志二》载：有唐近三百年，关中地区共历旱灾59个年头，平均五年就有一次大型或较大型的干旱，约占全国有记载的旱灾数的60%。其实，关中的旱灾远不至这些，据笔者个人考察，仅唐前期该地区就曾相继发生大、中、小型干旱53个年头，平均不到三年就遭一次旱灾。由于旱魃肆虐和关中“地狭人众”，从而不断诱发饥年馑岁，并一度造成“自河而西，无非赤地”、“白骨纵横，阡陌无主”的悲惨世界。然而，就在这个多灾多难的地域内，却有一片人间“天堂”，这就是被诗人誉为“春城”的唐都长安。京城长安之所以四季常青如春，就在于京师人爱绿如痴，除广栽槐、榆、杨、柳等树种外，并遍植松竹柏木之属，而种奇花异草者，更比比皆是。但这种对城居环境的绿化美化园林化，又无不以供水资源比较充裕为前提。下边就长安城附近水资源分布、城内供水、城市园林化及相关问题试说如下。
一
在中国历史上，言水利者，莫如关中，而引水美化都城环境者，则首推唐代的京师长安。有唐京城一带的水资源虽不及先秦两汉，但其河流池沼之多和地下水之丰富，则依然可称。且其资源为京城建设充分利用之程度，更非其他时代所能比拟。
长安城得天独厚，历来就有“八水环绕”之称：北有渭水沿禁苑自西而东穿过，并有泾水由西北向东南入渭；西有涝、沣二水；南有滈、潏北流；东有浐、灞环城。八水之外，又有诸多陂塘沼泽点缀于京城周围半径百里范围内；南有昆明池、皇子陂以及终南山中的仰天、水湫等池；西有渼陂、周氏陂，并有东西二十一里的马牧泽和周回十六里的百顷泽，以及野韭、八部、望仙、仙游等泽和宋、曲诸泊；北有清泉、龙泉等陂和煮盐、流金诸泽；东有丰润、洛女二陂和王尚等泽。至于因地下水丰富而名泉之多，更难以胜计。如咸阳县有马跑、要册、下村、李村等泉；兴平县有玉女、史家、板桥、泾龙、马嵬、灵宝等泉，又有县西十七里以龙泉命名的温泉和县东南二十里于贞观十二年（638年）“自然涌出”、“饮之疾愈”的礼泉；新丰县（武周及以后曾以庆山、会昌、昭应等为县名）有澄、鸣犊等泉，县南骊山的西北更有以温汤为名的温泉群一十八所，以汤泉宫改名的华清宫就建于此，唐明皇每年都要来此过冬；鄠县东南有野猪泉；蓝田县西北有咽瓠泉、东北有桂泉；渭南县有梁泉、甘泉和姜泉；万年县东南有“其水从底涌出如珠玑”之涌珠泉；盩厔有白龙、永安、没底泉。而京城内的泉水之甜美和地下河之流远，则更让人啧啧称奇：当初隋文帝在外郭城筑礼泉坊时，忽闻地下水如金石之声，“因掘得甘泉七所，饮者疾愈，因以名坊”；承天门街之东、第七横街之北太府寺玉作坊，有专供皇室使用的御井，可见井水之美；而供内厨的御井不只集中于宫城和皇城，在郭城坊里内也有多处分布，如早在隋初，隋文帝就曾在礼泉坊置礼泉监，以取甘泉水供御厨；又如，善和坊亦有井水甜美，开元中以骆驼驮水入内，“以供六宫，谓御井”；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许多民用和官用的深井竟与地下暗流相通，乃至于同地面渭河相接，如长安景公寺的八角寺井，有人将银碗误坠井中，一月后，“碗出于渭河”；又如京城昊天观有一眼井，其泉脉竟与数千里之外的常州惠山寺井泉相通，连宰相李德裕都为之“大奇”。由于长安地下水过于富裕，以至于走向其反面，不仅有“京城井水溢”和泉水涌出成湖（如隆庆池最初形成）的记录，且在暴雨季节，竟出现过“京师通衢水深数尺，有溺死者”，和“京师大水，城南深丈余，入明德门”的水灾。开元八年（720年）六月庚寅夜，还发生过一次特大水祸，京师兴道坊“一夕陷为池，居民五百余家皆没不见”。当然这种因水源过剩而至水患的现象并不常见，困扰京城上下的主要还是常旸为虐的关中大气候。
为了抗御经常性的干旱气候，从而把京城改造成为一个优良的生态环境，隋唐两代君王特别重视引近郊诸水堵堰造渠入长安城的事业。当时最著名的贯城渠水有九条。其一，龙首渠。又名浐水渠，隋开皇三年（592年）开。自东南马头控龙首堰分浐水入渠，北流至长乐坡西北，分为两个支渠。东渠北流，经通化门外至京城东北角，沿城北西流，入东内苑汇为龙首池，余水西穿大明宫至西内苑与漕渠合，再北上折而东注入大明宫太液池。西渠西南流至通化门南入城，经永嘉坊东南，又西南入兴庆宫垣，注入龙池（即兴庆池）后复出而西流分为两支，一支入东市东北隅，汇为放生池，另一支经胜业坊、崇仁坊景龙观西入皇城，经少府监南，折而北流，又经都水监、东宫太仆寺、内坊之西，北流入宫城（即太极宫），又北注为山水池，再北注为东海。贞元十三年（797年），又自永嘉坊西北，分支渠至大宁坊太清宫前。又据《类编长安志》载，龙首渠东支渠在灌注东内苑凝碧、积翠二池后，复西北灌太液池。其二，黄渠。渠水来自终南山的义谷水。在义谷口（即今大峪口村）分水注黄渠北上少陵原，西北流经三象寺而北注鲍陂，再西北流入曲江，流经慈恩寺而西。曹尔琴先生考证认为：黄渠在义谷口南先分一支渠，西流入樊川。在义谷口北又分支渠，入库谷水。两支渠均以灌溉为主。其干流北上少陵原，在东曹北、鲍陂附近再分一支渠，流经鲍陂东北、常家圪近处的亭子头，西北流入曲江。干流则贯鲍陂而出，西北流入曲江，出曲江后，再北流升道、升平等坊，西流通善、晋昌诸坊。其三，永安渠。亦隋开皇三年开。因引城南洨水，故又名洨渠。渠自今北山门口村西入城，经大安坊之西街，北流经大通、敦义、永安、延福、崇贤、延康六坊，分支渠流经怀远坊和西市的东部，并沿西市南大街又伸出一段支渠，干渠则又北流经布政、颁政、辅兴、修德四方及兴福寺之西，又北流入芳林园、禁苑，注入渭水。其四，清明渠。渠在永安渠东，亦开自隋开皇初年。“其水源和渠道部分即今河引潏河之道”。渠自今北山门口村东200米处安化门紧西入城，经大安坊之东街，又屈而东，经安乐坊之西南隅，屈而北流，经安乐、昌明、丰安、宣义、怀贞、崇德、兴化、通义、太平九坊之西，又北经布政坊之东、右金吾之东南，屈而东南，流入皇城，经大社北，东至含光门西北，屈而北流，经尚舍局东，又北经将作监、内侍省东，北入宫城永安门西，注为南海，又北流，相继注为西海和北海。其五，漕渠。漕渠即运河，漕运粮食、木材和南山炭以供京师的渠道共有五条。
一是天宝三年（743年）江淮租庸使韦坚引浐水抵苑东望春楼下，东与隋广通渠相接，以遭运关东和江、淮物资，被称为广运渠。二是太和元年（827年）开凿的兴城渠。时宰相李石鉴于汉隋旧漕及广运渠等“堙废”，奏咸阳令韩辽于隋渠基础上，在咸阳县西十八里兴城堰引渭水入渠。其走向大体是沿用汉漕渠故道，即由汉长安故城南入禁苑，流到城东，结合浐灞二水，循渭水之南向东流去。三是武德六年（623年）的宁民令颜昶引南山水入京城渠。渠名不详，姑且称宁民渠。从渠水曾流经石门谷，可知所引水渠应为浐水上游，但渠水如何流入京城，则难以考证，有谓此渠即黄渠前身，又似乎证据不足。四是咸亨三年（672年）于岐州陈仓县（今宝鸡市东）东南所开升原渠。“渠引渭水”，“通船筏京故城”。所谓京故城，即汉长安城，在唐城西北禁苑中，从“垂拱初运岐、陇水[木]入京城”的记载，可知此渠开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漕运岐州（治今凤翔）、陇州（治今陇县）一带的木材，以供京师的需要。是渠姑且称为“升原漕木渠”。五是引潏水入城的漕渠。此渠共分两段。第一段开于天宝元年（742年），京兆尹韩朝宗分潏水，自金光门入城，于西市街中置潭，“以贮林木”。第二段开于永泰二年（766年），京兆尹黎干以京城木炭价贵，因奏代宗请自南山谷口凿渠通于城内。该渠道于当年九月完成，其走向为：接前段漕渠后，东至荐福寺东街，北抵皇城的东门景风门，又北至兴安门（太极宫东北隅与大明宫西南隅的入禁苑门），入于禁苑，渠阔八尺，深一丈，以船“运木炭”。是渠竟可行船，可见水量不小，但来历颇不明。虽云“自南山谷口凿渠”，可是究竟引自何水，入城又自何处，让人感到突兀。《唐两京城坊考》在讲到天宝元年开漕渠注入西市贮木潭时，复称永泰二年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给，又自西市引渠，逾景风、延喜门入苑。可见永泰二年的漕渠只不过是天宝元年渠的延长。此段漕渠因水量奇大，特别引人瞩目，所以在渠成之日（永泰三年九月庚申），皇上（代宗）“幸安福门以观之”。按，安福门（遗址在今西安玉祥门南侧）为皇城与宫城之间横街的西面出口，南距东段漕渠，至少隔有三坊，如果不是安上门（遗址在今西安南城门，东距漕渠不远）之讹，则表明该段漕渠的水量确实非同寻常，以至于天子登高南眺，五里外犹清晰可见。这两段相接的漕渠，既水源来自南山，且以漕运南山木炭为主要目的，姑且合称曰“南山漕炭渠”。此外，应指出的是，当初韦坚开广运渠时，其西边的渠道是“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东流，即不仅仅是恢复这段的汉隋旧渠，而且自禁苑西引渭、沣等水，东注广运潭，再东至华阴（邻陕西华阴县）入渭，从而达到“引永丰仓（在今陕西华阴县东北渭河入黄河口处）及三门仓（在今河南三门峡市沿黄河以北自西向东所置太原、盐、集津等唐三仓）米以供京师”的目的。古漕运关东粮渠的修复和增筑，既解决了京城因“地狭人众”和旱灾造成的缺粮矛盾，亦改善了京师尤其是禁苑和城东的生态环境，更为晚唐时兴城渠的开凿创造了条件。
以上引入或流经长安的诸渠道，就用途论，可分三类。像流经外郭城东城区和皇城、宫城、禁苑的龙首渠，像引进外郭城西城区和皇城、宫城、禁苑的清明、永安等渠，则主要是为了给京城提供充足的地面水，以达到美化长安和为京城上下供给不被污染的饮用水的目的，因此这类渠水应归类于改善京城生态环境用水。第二类渠道如广运、兴城等渠则主要是为了漕运关东粮食及其他物资，以保障京师供给无缺。民以食为天，这类漕渠属于京城居民赖以存活的第一生命线，因此应归类于甲级运河。第三类渠道如宁民渠、漕运南山木炭木材渠、漕运岐陇二州木材的升原渠，虽亦与长安居民生计攸关，但毕竟不及漕运粮食重要，故可以归类于乙级运河。上述三类渠的区分，是就其各自的主要功能而言。事实上，他们还兼有其他用途，像黄渠上游和升原渠，还兼作灌溉农田用，即便是漕运渠，也还均有改良长安的小气候，美化和改善京师生态环境的作用。
二
漕运的修复和畅通，为京师居民提供了生存的基本条件。衣食足而知荣辱，于是人们产生了更高的精神文明追求。为了回归自然，再现田园风光，长安人，尤其是皇室和达官贵族，大都在居处利用龙首、清明、永安等渠凿池引水、积石为山，并点缀以亭榭楼阁或茅屋蓬舍之属。特别重要的是，无不广栽树木，遍植花草。这种通过美化绿化城居环境，将自然美和人工雕琢美和谐统一的结晶，被称为园、园林、林园、山池、池台、池亭等等。唐都园林之盛，堪称天下之最。
京师长安的园林，则可分为皇家园林、寺观园林、私人园林、公共园林等四大类，遍布于宫城、皇城、禁苑、坊里。知名者，不少于数百处。
皇家园林。
法令规定，皇家是入城渠水的最大使用者，故京城最恢宏最优美的园林为皇家园林。如宫城（即太极宫，亦曰西内），东西宽2820.3米，南北长1492.1米。中有龙首渠、清明渠自南向北延伸，分别汇为山水池、东海、南海、西海、北海，滨海池地带则分布着富有山水楼阁林园之美的山水池、四海等池阁。如东内大明宫，周围7.6公里，建于地高气爽的龙首山上，初于庭院悉栽白杨，后采纳契苾何力的建议，“更树梧桐”。又有龙首渠东支渠注入占地16000平方米的太液池中。山水林木之盛，使得大明宫本身就如一个特大园林。而园中又套园，山中更有山：太液池中有蓬莱山，“崭绝，上自然有奇草异卉，鱼鸟所集”。如南内兴庆宫，虽占地仅1.3平方公里，为隆庆坊一坊之地改建，但宫内居中略南有面积18万平方米的龙池，池水主要来自龙首渠西支渠。池深数丈，养有洞庭湖鲫鱼，并为泛舟游宴所在。浅水处，菏菱藻苋。池岸旁，杨柳依依。池周围有兴庆殿、长庆殿、勤政务本楼、花萼相辉楼等建筑，池东北的沉香亭前的木芍药园，更把兴庆宫置于国色天香的氛围之中。此外，在龙池西的胜业坊东南隅，还有作为兴庆宫附丽的宁王山池院。宁王李宪为睿宗嫡长子，玄宗即位，对宁王恩崇信重，特赐第于宫侧。山池院内有九曲池，引龙池水注成。并垒石为山，上植松柏。山上还建有落猿岩，栖龙岫，“奇石异木，珍禽怪兽毕有”。又有殿宇相连的鹤洲、仝洲，前列沧浪、临漪二亭。至于与皇宫配套的内苑、禁苑，因专供皇家游猎、种植、养殖使用，不仅有殿亭楼阁和山池园林，还有难以胜数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唐长安的御苑多达四处：西内苑（因在太极宫北，又称北苑）、东内苑（在大明宫东南隅）、禁苑（在都城之北，东接浐水，北枕渭河，西包汉长安故城）、南苑（在郭城东南隅，即曲江池之东的芙蓉苑）。西内苑置有离官别馆和亭台楼阁，并有避暑消夏的洁渌池、瑶池多处。高祖雅爱其“山村景胜”；中宗率臣下尝新于樱桃园，宴五品以下官于葡萄园中；睿宗敕天竺僧人入白莲池旁的甘露亭译经。诸帝以西内苑紧挨太极、大明二宫，故使用率最高，为皇室的最主要的风景游览区。东内苑南北三里，东西尽一坊之地，内有水源来自龙首渠的龙首池、凝碧池、灵符池，以及与诸池相陪衬的龙首、蓬莱等殿。并有梨园、樱桃园、东西葡萄园。还有御马、小儿等坊，以饲养御马、雕、鹞、鹰、犬等，供皇上玩乐、狩猎和仪仗队使用。禁苑范围最大，东西二十七里，南北三十三里，周一百二十里。并东临灞浐，北接渭河，且有数条漕渠自西而东或由南向北穿过，与渭、灞、浐等水交汇。由于水源丰富，苑内林木花草郁郁葱葱，与诸多宫殿、院、亭构成数十处景落。著名者有芳林园、桃园亭、临渭亭、汉故未央宫、梨园亭、葡萄园、放鸭亭、明水园、樱桃园等。这些园林景区，大都建在近水之处乃至池山之上。宋人程大昌称：“禁苑池中有山，山上建鱼藻宫”。这个禁苑池即鱼藻池。既然池中有山，山上又能建造宫殿，鱼藻池的面积当大得非同寻常。池深原为一丈，德宗犹嫌其浅，遂于贞元十三年（797年）诏“更淘四尺，引灞河天濠水涨之”。如是皇上尚不满足，为使池水“光艳透见”，竟“池底张锦，引水被之”。二十余年后，宪宗又动用神策军三千人修浚此池。据史书记载，唐后期的诸帝大都热衷于在这里游山玩水，皇家的竞渡、划船活动多于此进行。
又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一《三苑·鱼藻宫》条注，“宫中有九曲山池”。果如此，则池中有山，山上建宫，宫中又有山池。这就难怪天子会如此酷爱这片奇特的园林。此外，唐周边民族乃至远国多以朝贡形式向天子献土特产，这些贡物中有不少属于动植物种类，如驯象、白象、战象、狮子、豹、骆驼、名马、奇犬、天铁熊、野驼、犀牛、羚羊、马蹄羊、拔兰鹿、褥时鼠、鲻鱼、鹰、鹘、白鹦鹉、五色鹦鹉、驼鸟等，以及金桃、银桃、马乳葡萄、郁金香、俱物头花、泥楼钵罗花、佛士叶、波稜菜、酢菜、浑提葱、胡芹、菩提树等等，从文单国自永徽以后迄大历十四年（779年）百余年间，“累贡驯象三十有二，皆豢于禁中”可知，禁苑中的饲养业和种植业不仅规模极大且包罗万象。如果说这个作为皇家的最大林园又是超大型的植物园和动物园，则毫不夸张；这从高宗时的少府监曾打算卖苑中的马粪，谓一年可收二十万贯粪钱的记载中，就可足以证实。南苑即芙蓉苑，或称芙蓉园，为都城东南隅以曲江池为中心的五大风景点之一（另三大为乐游原、慈恩寺、杏园）。宋人赵彦卫据吕大防《长安图》谓：芙蓉园“引黄渠水注之，号曲江”。似乎芙蓉苑即曲江池，其实不然。曲江池为士庶皆可至的公共游览区，而芙蓉苑既为皇家园林，自应与具公园性质的曲江池隔开。从唐人吟咏中可知，若没有天子召许，即使大臣亦不能随意在苑中出入，故《唐两京城坊考》谓：曲江池的“次南”为芙蓉园。然而，文物考古工作者钻探的结果是：苑在池东；以池无夯土，而苑周则否也（芙蓉苑周围的夯土层，应理解为苑墙墙基）；芙蓉苑实测面积一百四十四万余平方米，而曲江池则不足其半。芙蓉苑，秦称宜春苑，汉谓乐游苑，后为曲江园。隋时置为离宫，文帝恶其以曲为名，遂以其池荷之盛，以芙蓉易名。也就是说，苑中盛植芙蓉的池，本名曲江池。那么苑西的曲江池名又自何说起？武伯纶先生认为：“唐又分出曲江池，则大约是唐玄宗将池（按，谓芙蓉池）加以疏浚扩大以后的事。”由于失察，我想这应当是许多古代学者将二曲江池（一为后凿，另一隋唐称芙蓉）混而为一的原因；二池既有先后因果关系，又复主要引自黄渠，所以至今犹有人坚持二者为一之说。“六龙南下芙蓉苑，十里飘香入夹城”。杜诗名句中的“夹城”是指开元二十年（732年）玄宗沿东郭城西壁外修筑的复道。这条御道起自兴庆宫，北与开元十四年（762年）修筑的兴庆宫至大明宫间夹城相接，南到新开门，入芙蓉苑。天子之所以要专修夹城，以频幸南苑，当然不只是那里有“十里飘香”的芙蓉池，皇家所向往的还有苑中的“青林重复，绿水弥漫”的“帝城胜景”，和以紫云楼、彩霞亭等为代表的“广厦修郭，连亘屈曲”的建筑艺术，以及“延袤爽垲，跨带原隰”的复杂地形。而“修竹茂林”、“绿丝垂柳”陪衬下的桃园、李园、芍药园在“春风上苑”花开时，则尤其令人心醉神往。
寺观园林。
在皇权加神权统治的时代里，僧侣阶层的地位每与皇亲贵族同等重要。有唐三百年，因多数皇帝纵容，全国不应建立的寺院就多达四千六百余所，充数的僧尼竟有二十六余万人。据《唐会要》、《寺塔记》、《长安志》、《增订唐两京城坊考》等记载，仅长安城内就建有寺观二百余座。这些寺观大都建在六岗高阜之处，几乎占尽京城风水地势。其一寺造价，“大则费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其实，京城里的寺观营造费用，大都远逾二十万贯的数字。如神龙中崇仁坊的元真观，“盛加雕饰，朱楼绮阁，惊绝一时”。仅建筑木料，就值二十万贯，而山池造价，“仍不为数”。再如元和八年（813年），宪宗命修缮兴唐观，为“壮其旧制”，用钱六十万贯，绢千匹，茶千斤，杂谷千石。中宗时的左拾遗辛替否，曾批评天子“盛兴佛寺”说：“今天下之寺无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用度尚或过之。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代宗时的君臣佞佛情况尤为严重，“胡僧不空，官至卿监，封国公，通籍禁中，势移公卿”，“凡京畿之丰田美利，多归于寺观，吏不能制”。如是的背景，造就了一个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政治实力的僧侣特权阶层，并在天子和达官贵族直接关注下，在长安城营造了为数极多的可与皇家园林媲美的寺观园林。据初步统计，长安四分之三以上的坊里都建有园林化的佛寺或道观，一坊有数座寺观和多处园林的亦不少见，而每一座寺观园林景点，都各具自己的特色。如开化坊南半部和其南的安仁坊建有大荐福寺，寺以塔（即十五级佛塔——小雁塔）、池（即周二百步的寺东院放生池）、花（即牡丹花，诗人多有吟咏）等著称；占有靖善坊全坊之地的大兴善寺，其“寺殿崇广，为京城之最”，寺以崇广（地势高、殿宇多）、林木（松、梧桐等）、池鹤（唐人卢纶有《题兴善寺后池》）为诗人所艳称；尽有保宁坊全坊之地的昊天观，以井水具常州惠山泉味著称，唐人并有咏昊天观竹诗；德宗时，于长兴坊马璘旧第改建的乾元观，以山池“屋宇宏丽，冠绝当时”称；崇仁坊西南隅有玄真观，观以“山池别院，山谷亏蔽，势若自然”和“朱楼绮阁”深为中宗及文人们喜爱；晋昌坊东部为大慈恩寺，该寺南临黄渠，水竹森邃，繁花似锦（寺有牡丹、秋荷、凌霄等花），佛塔突兀（即大雁塔），林泉形胜，均为“京师之最”；晋昌坊西南隅有楚国寺，李渊为纪念其第五子智云所立，其“水竹幽静，类于慈恩”；大宁坊东南隅有兴唐寺，以牡丹花繁驰名；大宁坊西南隅有大清宫，“宫垣之内，连接松竹，以象仙居”，并有龙首渠西支渠水流经宫前；兴宁坊有清禅寺，寺内“竹树森繁，仓廪盈满，京师殷有，无过此寺”；新昌坊南门之东有青龙寺，建在乐游原上，“北枕高原，南望爽垲”，有“登眺之美”，并有修竹、红叶、绿苔、井泉等如画景物；安业坊有唐昌观，观内有奇花，名玉蕊花，花开“若琼林玉树”，引得众多诗人吟咏；崇业坊有玄都观，一度以桃花“千树”闻名；道德坊有开元观，观以古柏为文人称道；延康坊西南隅有西明寺，“青槐列其外，渌水亘其间”，寺中的牡丹也很有名；修德坊西北偶有兴福寺，院宇壮丽，有果园一区，并有藕花池两所；礼泉坊十字街北之西有礼泉寺，寺以泉水甘美得名；普宁坊东南隅有东明观，观仿西明寺制，“长廊广殿，图画雕刻，道家馆舍，无以为比”；永阳坊东半部有大庄严寺，“其寺复殿崇廊连甍比栋，幽房秘宇，窈窕疏通，密竹翠松，垂荫擢秀，行而迷道”，并建木塔高三十余丈，“天下伽蓝之盛，莫与为比”；大庄严寺西有大总持寺，“寺以常贡梨花蜜”，可见梨园之盛。此外，长安东郭城通化门外的章敬寺，有四十八院，共四千一百三十余间僧房，据《类编长安志》引《代宗实录》：其寺为大宦官鱼朝恩庄园改建，“是庄连城对郭，林沼台榭，形胜第一”，及至建寺，“穷极壮丽”，连皇家的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等都被拆用，“土木之役，仅逾万亿”，等等。由上可知，每一座寺观园林景点都以有水源（即渠、池、沼、泉）为前提，并由之构建殿阁亭舍，置石垒山，部署林圃、花园和果园。
私人园林。
同皇家、寺观园林一样，长安私人园林也都是建在供水方便之所在，只是因用水有先“公”后“私”的限制，私人园林的规模一般要小一些罢了。若从水源考虑，京城私人园林应分如下几种情况。其一，漕渠系统园林。漕渠虽然主要是为了漕运南山木材和木炭，以供京城居民生活需要，但由于水量较大，在其流经的坊里，亦多少分水给私人园林。园林主要有三：1.李昌符幽居。晚唐诗人许棠有《题李昌符丰乐幽居》诗：“诗家依阙下，野景似山中。兰菊俱舍露，杉梧为奏风。破门韦曲对，浅岸御沟通。”丰乐坊北有漕渠自西向东流去，至崇义坊东南坊墙外折北径直流入御苑，故李昌符幽居（园林别称）有“浅岸御沟通”之称。2.高斋园亭。盛唐诗人张谔有《延平门高斋亭子应岐王教》诗：“花源药屿凤城西，翠幙纱窗莺乱啼。昨夜葡萄初上架，今朝杨柳半垂堤。片片仙云来渡水，双双燕子共衔泥。”诗人笔下的高斋园亭即云坐落在凤城（长安别称）西部延平门，而延平门外则有自南向北沿城流向的漕渠，则园亭用水应自延平门引入。3.李晟林园。史称，李晟以平朱泚之乱殊功，赐延平门之林园。其林园供水亦应引自延平门外的漕渠。其二，永安渠系统园林。是渠开凿宗旨主要是为了给皇家禁苑和达官贵人所居供水，故流经的坊里引水供皇戚贵族们私人园林山池使用的较为普遍。主要有：1.李晟竹园。贞元三年（787年），有流言谓李晟藏兵于其大安坊的竹园，以应吐蕃劫盟。晟为平息污蔑性议论，“遂伐其竹”。园称大安园，多竹并有大安亭，既然竹林可以伏兵，可见林园之大。大安坊为永安渠入城所经第一坊，李晟园用水当取自此渠。2.郭瑗大安亭。郭瑗为郭子仪子，尚代宗女升平公主。中唐诗人吕温有《春日游郭驸马大安亭子》诗：“戚里容闲客，山泉若化成。寄游芳径好，借赏彩船轻。春至花常满，年多水更清。”大安亭不只花满水清，山池中且可以行舟，可知池广水深。大安亭在大安坊西北隅，北与大通坊郭子仪园林相通。3.郭子仪园林。园跨大通大安两坊之地，与郭瑗山池连为一体，“盖引永安渠为池”。4.王昕园林。汝州刺史王昕园，在昭行坊十字街之南，“引永安渠为池，弥亘顷亩，竹木环布，荷荇丛秀”。5.永安水亭。白居易有《和杨尚书罢相后夏日游永安水亭兼招本曹杨侍郎同行》诗：“竹亭阴合偏宜夏，水槛风凉不待秋。”有竹亭、水槛可避暑热的永安园林，自应在永安坊。坊西有永安渠流经，池水当取自是渠。6.琼山县主山池院。山池院在延福坊西北隅。县主开元中适吐谷浑王裔慕容氏，家富于财产，其宅门置山池院，“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永安渠自坊西经过，山池当引自该渠水。7.曹郎中山池院。唐末诗人李洞有《赠曹郎中崇贤所居》诗：“闲房宅枕穿宫水，听水分衾盖蜀缯”，“刑曹树荫千年井，华岳楼开万仞冰”。刑部曹郎中所居崇贤坊山池院，当引自坊西穿过的永安渠水。
8.尉迟敬德池台。《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谓长寿坊十字街北之西有尉迟敬德宅。据两《唐书·尉迟敬德传》称：敬德晚年，于所居“穿筑池台，崇饰罗绮，尝奏清商乐以自奉养”，凡十六年“不与外人交通”。唐开国功臣尉迟敬德幽居可以称得上是京城中的世外桃源。因永安渠自长寿坊西经过，尉迟园林的池水当引自是渠。9.马璘池亭。宋敏求《长安志》谓延康坊有代宗时的邠宁节度使马璘池亭。据史载，当初马璘建造这座园林宅第时，用费竟至二十万贯钱。及至德宗即位，藉言第舍“逾制”，“悉籍亭馆入之官”。是后，皇上赐群臣宴，“多在璘山池”。因永安渠自延康坊西经过，马璘园林当引该渠水。10.马镇西池。据《唐两京城坊考》卷四“延康坊马镇西宅”条下注：是宅位于坊东北角，有大池、孤亭，并有诸多怪异。11.刘崇望茅亭。李洞有《题刘相公光德里新构茅亭》诗：“野色迷亭晓，龙墀待押班。带涎移海木[水]，兼雪写湖山。月白吟床冷，河清直印闲。唐封三万里，人偃翠微间。”所谓刘相公即僖宗时宰相刘崇望，其茅亭、湖山既在光德坊，自应取坊西的永安渠水或坊南自西向东流向的漕渠水。
12.裴巽林池。据《长安志》卷十：裴巽宅于延寿坊东南隅。其居“土地平敞，水木清茂为京城之最”。有谓其林池供水来自漕渠，所论当误。因为漕渠东段凿于永泰二年（766年），而驸马都尉裴巽尚睿宗女薛国公主早在漕渠开凿的半个多世纪前，当时，尚无这段漕渠，又何来引该渠水供所居林池使用。裴池水当来自延寿坊西的永安渠。唐末诗人吴融曾吟咏延寿坊东南角的古池，当为裴池百余年后的遗存。其三，清明渠系统园林。清明渠的功用同于永安渠，其流经坊里亦有比较密集的私人园林。1.王竹园。在城南安化门内道东安乐坊第一家。园主自称：其园“祖父相传，已更数代，垂向百年”，但“竹树犹茂”，请天子同意宅为道观。清明渠由王竹园的西边通过。2.王相林亭。晚唐诗人温庭筠有《题丰安里王相林亭二首》诗，谓林亭主人已去，但花竹、石渚、红叶、曲堤柳、旧池莲等犹在。清明渠由南向北自丰安坊西经过。王相林池当由该渠供水。3.安禄山池亭。《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谓安禄山池亭在宣义坊东门之北。刘得仁有《宿宣义亭子诗》，备言池岛菰蒲竹鹤之盛。清明渠流经宣义坊西，安禄山池当引自该渠。4.李逢吉园。园在宣义坊内。《唐两京城坊考》称是园“园林甚盛”。5.窦巩宅园。在崇德坊。刘禹锡《秋日题窦员外崇德里新居诗》称：窦宅外有清渠，内种碧松、红药，景色极美。5.周渭宅园。权德舆《周渭墓志》谓守秘书少监周渭生前筑室于崇德里，“有嘉树修竹，休沐吟咏，以文自娱”。6.裴度池亭。据《长安志》卷九，裴度池亭在兴化坊东门之南。白居易《酬裴相公题兴化小池见召长句》诗：“蓬断偶飘桃李径，鸥惊误拂凤凰池”。并有《宿裴相公兴化池亭兼蒙借船舫游泛》诗：“林亭一出宿风尘，忘却平津是要津。松阁晴看山色近，石渠秋放水声新。”因清明渠自坊西经过，裴池自应引水于该渠。7.王自雨亭。王宅自雨亭在太平坊。“自雨亭子檐上飞流四注，当夏处之，凛若高秋。又有宝钿井栏，不知其价”。王宅亭供水当引自坊西清明渠。8.王龟林亭。王龟林亭在永达坊。龟为晚唐时代人，因不愿与人交游，“乃于永达里园林深僻处创书斋，吟啸其间，目为半隐亭”。半隐亭西距清明渠仅一坊之隔。9.程怀直池榭。贞元十年，横海军节度使程怀直为帐下所逐，入朝后授龙武军统军，赐务本里甲第，“又赐安业里别宅，有池榭林木之胜”。程池水疑引自清明渠（或漕渠）。其四，龙首渠系统园林。龙首渠西支渠经通化门南（即南距春明门2100米处）以涵洞入城，经永嘉坊南，又西南入兴庆宫，出宫垣后又分两支，西南支入东市，并延伸到平康等坊，西支经胜业、崇仁坊入皇城、宫城。贞元十三年（797年）又自永嘉西北，分支流入大宁等坊。长安外郭城东北隅十坊之地园林供水，均当来自龙首渠西支渠。其主要私人园林有：1.窦希玠池亭。《唐两京城坊考》谓窦希玠池亭在永嘉坊东。
中宗时的修文馆学士李有《奉和礼部尚书窦希玠宅应制》诗句：“家住千门侧，亭临二水旁”；“浦疑观万象，峰似驻三光”；“草向琼筵乐，花承绣扆香”。所谓“千门”、“二水”云，应指外郭东城诸门和城外浐、灞二水，极言窦居地理位置优越和园内山水花草之盛。2.申王池。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三，睿宗子申王李宅于永嘉坊西南隅，并毗连安兴坊东南隅。其山池本唐初大臣许敬宗宅池塘，引龙首渠凿成。3.宁王宪山池院。在胜业坊东南隅，引兴庆宫龙池水凿筑，前述山池院与南内相接，可以认为是兴庆宫附丽，但亦可视为私人园林。4.郑绩园池。绩为开元前期的尚书比部郎中，卒于开元十五年（727年），其墓志称：绩生前“于所居胜业里激流为沼，延石栽峰。植果万株，艺药千品。人野之际，形胜斯极”。5.浑家牡丹园。族出铁勒浑部酋长的奉天定难功臣浑瑊，被德宗于兴元元年（784年）赐甲第于大宁坊。此后，至少有四五代人住于此百年老宅。宅中有牡丹园，其花繁为京师之冠，因而诗人竞相吟咏浑家牡丹。6.李林甫宅渠。在平康坊东南隅。其宅东北角有沟渠，当引水自东市放生池（池由龙首渠支渠注）。7.岐阳公主沼。公主为宪宗嫡女，元和八年（813年），下嫁杜琮，并赐第昌化里。据《唐两京城坊考》，昌化即崇仁之异名。所赐崇仁坊宅，“第堂有四庑，缋椽藻栌，丹白其壁，派龙首水为沼”，并“辟毬场种树”。8.杨国忠园亭。王维《奉和圣制御春明楼临右相园亭赋乐贤诗应制》：“小苑接侯家，飞甍映宫树。商山源上碧，浐水林端素。”右相应指杨国忠。《唐两京城坊考》卷四谓：杨国忠宅第有二，其山第（即园亭）“盖即宣阳里之宅也”。从王维诗中所反映的“小苑”、“宫树”、“浐水”（此应指引自浐水的龙首渠）等园亭的的环境氛围，可知杨国忠园亭应断在宣阳里。其五、黄渠系统园林。据宋人张礼《游城南记》，黄渠在注入曲江后，“由西北岸直西，流经慈恩寺而西”。今天的一些学者，根据文献资料和实地考察曲江以北的地势后认为，自曲江流出的黄渠有西北两支：西支渠自曲江沿西北方向流经青龙坊至修政坊西南隅时，再分为两小支，一支西流经晋昌坊慈恩寺而西，另一小支自修政坊西南（或晋昌坊东南）沿西北方向穿昭国坊至永崇坊西北，再直北与漕渠接；北支渠则流经敦化、立政、广德三坊至升道坊南，因受阻于乐游原的较高地势，遂折而西流入升平坊，再西北经永崇坊东北隅流经永宁坊南，西流至该坊西南隅时与西渠北小支渠汇合，再径直北流与漕渠接。如是，则长安外郭城东南诸坊基本上都归入了黄渠水网，且朱雀门街以东的某些坊里亦可能受益于黄渠。因黄渠供水，诸多园林应水运而出现，主要有：1.若耶女子宅园。这是个来自若耶溪（今浙江绍兴南）的风尘女子的宅园。据其《题三乡诗并序》称：余家本若溪东，不得以从良人西入函关，寓居晋昌里第。“其居迥绝尘嚣，花木丛翠，东西邻二佛宫，皆上国胜游之最。伺其闲寂，因流览焉，以不辜一时之风月也。不意良人已矣……”2.郑宅渠。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宰相郑居第在昭国坊南门内。其宅厨房东有水渠。3.韦应物宅竹林园。苏州刺史韦应物宅于昭国坊，其居处有“竹林高宇”、“啼鸟别鹤”。4.永宁园。据《唐两京城坊考》，园在永宁坊东南。天宝九载（750年）秋，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将入朝，“乃令于温泉为禄山造宅，又赐永宁园充使院”。5.永穆公主池院。池院在永宁坊。玄宗为取悦于安禄山，“又赐永穆公主池观为游燕地”。6.独孤公池院。据张说《独孤公燕郡夫人李氏墓志》：池院在永宁坊，“有通渠转池，巨石风喷险淙灂，回潭沈沈，殊声异状，而为形胜游衍者十四五”。7.王涯避暑山亭。在永宁坊。8.杨凭池。亦在永宁坊。其宅有池，并有“高堂舞榭”。9.安禄山华宅。
天宝六载（747年），玄宗以安禄山道政坊旧宅陋隘，更于亲仁坊选宽爽之地，出御库钱更造新宅。“敕所司究极华丽，不限财物，堂隍院宇，重复窈窕，匼币诘曲，窗牖绮疏，高台曲池，宛若天造，帏帐幔幕，充牣其中。……虽宫中服御殆不及也”。10.郭子仪园林。在亲仁坊东门之北郭子仪宅内。刘禹锡有“荀令园林好，山公游赏频”诗句。11.冯宿池亭。《唐两京城坊考》亲仁坊条注引《卢氏杂说》曰：宿从子衮为给事中，宅有山亭院，多养鹅鸭及杂禽之类，常遣一家人主之，谓之“鸟省”。12.郭侍郎幽居。晚唐诗人姚合有《题郭侍郎亲仁里幽居》诗：“入门尘外思，苔径药苗间。洞里应生玉，庭前自有山。帝城唯此静，朝客更谁闲。野鹤松中语，时时去复还。”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三《校补记》引《尚书故实》：亲仁里有侍郎郭承嘏宅。是郭侍郎幽居当为郭承嘏宅。13.段成式山池院。《酉阳杂俎》的作者，晚唐时代的太常少卿段成式，自谓其私第在修行里，宅内有松、紫荆等林木，并有果园数亩。刘得仁《初夏题段郎中修行里南园》诗：“高人游息处，与此曲池连。密树才春后，深山在目前。远峰初绝雨，片石欲生烟。数有僧来宿，应缘静好禅。”更云段宅不只林木茂盛，还引曲江池水入院，因其居处幽静，连出家人都常来光顾。14.尉迟胜林亭。尉迟胜，本于阗国王，为平安史之乱，亲率兵五千勤王。乱平，固请留宿卫，封武都王。“胜乃于京师修行里盛饰林亭，以待宾客，好事者多访之”。15.元宗简宅园。白居易多有同元八（即元宗简，排行第八）唱和诗篇，谓宗简新居在升平坊，宅内有“花屋”、“土山”、“高亭”、“松树”等园景。16.顾况宅园。宅园在宣平坊。《唐两京城坊考》卷三《宣平坊·著作郎顾况宅》注引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云：“宣平里环堵，嘉木垂阴，疏篁孕清，友生顾君寓之所也。”17.马燧园。园在安邑坊南门内。燧园以出产大杏有名，连德宗都所未闻见。18.杨师道园池。在长兴坊。师道尚高祖女桂阳公主。贞观中，代魏徵为侍中。“师道退朝后，必引当时英俊，宴集园池，而文会之盛，当时莫比”。19.杨慎交山池。在大业坊东南隅。慎交尚中宗女长宁公主。公主将唐初大臣高士廉宅与左金吾卫故营合并为一宅，“作三重楼以冯观，筑山浚池。帝及后数临幸，置酒赋诗”。其六，不明系出者园林。1.乐游园地区园林。长安外郭城东南隅的乐游原，分布着升平、新昌等坊，这一带地势较高，虽然南有黄渠北有龙首西支渠从原下经过，可是靠这些渠供水，当不可能。但原上并不缺水。如新昌坊，“城上青山如屋里，东家流水入西邻”，既言屋宇建在“青山”上，又称自东向西有渠水流经。此渠何来？是否自东郭城外由浐（即龙首渠）引入？既无文献记载，又无考古发掘资料。然而，该原并非旱原确是真切的。
它既有水竹常在的裴向园，又有以养鱼为主要目的的姚合池，还有靖恭坊的杨慎交山池。更重要的是，整个乐游原上林木葱郁，繁花似锦，其本身就是一个超大型的园林。这种不明取水于何处的现象，值得深入研究。2.太平公主山池。在兴道坊内。据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其营构技巧，如鬼斧神工，既有怪石岑的仙山，又有气象万千的海池，且规模之大，更非其他私人园林所可比拟。而这个京师之最的私人园林，有研究者认为：“本坊之南为漕渠所经，故池水当引自该渠。”此论有错，如同延寿坊的裴巽池不可能引自漕渠的理由一样，太平公主山池亦不可能由漕渠供水；因为太平公主时代运南山木炭的漕渠东段尚未开凿，又何能自兴道坊流过。山池是否另有所源，如其东西各有两坊之隔的龙首、清明渠，其中之一或有可能为山池的源头。3.萧氏池台。据《唐两京城坊考》卷二，池台在兰陵坊内。坊西永达坊内有华阳池、王龟林园、度支亭子，再西宣义坊内有安禄山池亭、李逢吉园、宣义池亭，均引水自清明渠，萧池亦引自该渠，不无可能。兰陵坊以北为尽靖善坊一坊之地的大兴善寺，“自兴善寺以南四坊（按：即兰陵、开明、保守、安义坊），东西尽郭，虽时有居者，烟火不接，耕垦种植，阡陌相连”。这种民居稀疏、地带开阔的环境，也为西引清渠（当然亦能东引黄渠）提供了方便条件。以上凡五十余座私人园林，多应为入郭城五渠分别供水，且园主绝大多数来自皇亲国戚或达官贵人。此外，由于地下水丰富，长安有“万家井”之称，许多名井如礼泉坊的太平公主井、布政坊的王纯宅井、太平坊的王宅井、开化坊的寿春公主宅井、光福坊的权德裕宅井、开明坊的萧氏宅井、靖安坊的张籍宅井、永兴坊的魏徵宅井、永宁坊的王涯宅井、安兴坊的同昌公主宅井、宣平坊的来俊臣宅井、道政坊的刘氏宅井、常乐坊的八角井和姚合宅井等等，大都井水甘洌，除供宅主饮用外，并具有浇灌园林的功能。正因为井泉为数极多且使用不受皇家限制，所以长安的私人园林远不至上述五十多个，仅《全唐诗》中人吟咏坊里无考的山池和花木园林，就数倍于本文所列数目。
公共园林。
寺观是人们进行宗教活动的地方，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寺观园林也应属于公共园林的范畴。而本文所讲公共园林则专指具有旅游景点或公园的性质。这样的游览园林，在唐代长安主要有三处，其一，曲江池。位于都城东南隅并向城南延伸的曲江池，为唐长安的最为著名的风景区。据文物考古人员探测，曲江池约有70万平方米的面积，并呈南北长、东西短的不规则形状。曲江池风景区有内苑、外苑之别，内苑在池东，为皇家御苑芙蓉园，外苑则指“轮蹄辐辏，贵贱雷同”，即任何人都可观赏的曲江池。二者之间略偏南方向则是专供皇家登临以观曲江池的紫云楼。这里所讲的则是没有围墙断隔的狭义的曲江池及其近岸地带。唐代曲江池具有“四美”特征：1.奇异的城乡交融美。曲江池伸向城内部分跨有两坊之地，突出城外的东南西三面则分别是城郊的芙蓉、宁安、洪固、高平、义善等乡，这种城乡混一、都市与田园风光融为一体的情况，在我国建都史上极为罕见。2.池具曲线美。池“以水流屈曲”而得名，其不规则形状，体现了曲线美的特征。3.生态环境美。晚唐文人王棨曾盛道曲池生态之美：春天里，“沿堤草新，莺啭而残风袅雾，鱼跃而圆波荡春”；秋天里，“嫩菊金色，深泉静清”，“有日影、云影，有鸟声、雁声，环碧海以欲垂钓，望金门而思濯缨”；冬天里，“冰连岸白，莲照沙江，蒹葭兮以叶凝雪，杨柳兮枝枝带风”。康骈《剧谈录》中对曲池炎夏时的生态则尤为欣赏，“入夏则菰蒲葱翠，柳荫四合，碧波红药，湛然可爱”。中唐诗人欧阳詹更称曲江池具有“流恶含和，厚生蠲疾”，“含虚抱景，气象澄鲜”，“延欢涤虑，俾人怡悦”的作用，即有着改善长安小气候，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功能。其四，社会风情美。曲江池沿岸林木葱郁，花卉周环，烟水明媚，宫殿连绵，亭榭起伏。人们以“这边风景独好”，踏青的，度夏的，咏菊的，赏雪的，四季游人不绝，尤以中和（二月一日）、上巳（三月三日）、重阳（九月九日）等节日为盛，而“曲江大会”、“曲江流饮”、“曲江选婿”，更孕育了难以胜数的风流佳话。陶醉于曲池胜景的，不仅有天子后妃、皇亲国戚、达官贵人、文人骚客，还有为数更多的城中一般市民乃至最下层的群众，特别是每年春天的中和、上巳这两天，“自宰臣至都人皆游焉，倾动皇州，以为盛观”。其二，杏园。在慈恩寺正南、曲江池西。遗址在今西安南郊庙坡头村，西至植物园附近。园以杏林数百亩而得名。每当早春杏花怒放，赏花游人络绎不绝。诗人姚合的《杏园》诗记载了来园游客之盛：“江头数顷杏花开，车马争先尽此来。欲待无人连夜看，黄昏树树满尘埃。”
唐代科举，以中进士为最美最贵，一旦放榜后新科进士照例要在杏园宴集庆贺，被称为“杏园宴”。宴上谢座师，认同年，吟诗讴歌，以表达高中后的春风得意心情。宴后余兴更浓，纷至雁塔题名。宋以后的琼林宴，即源于唐代的杏园宴。其三，乐游原。在曲江池、芙蓉苑东北的乐游原，为京城的最高处。原上林泉密布，花草丛生，古刹亭阁与花木错落有致。且四望宽敞，京城与南山尽收眼底。乐游原历来为游人登高凭眺之地，早在西汉时，就于此置乐游苑，盛唐时又经太平公主等在这里大兴土木，更成为京师人游览观赏、祓禊登高的好去处，且迄晚唐，犹为文人吟咏的理想素材。李商隐的“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名句，更为脍炙人口的绝唱。以上为贵贱皆宜具公园性质的园林。此外还有小范围内的即上层社会（主要为官僚阶层）的公共园林。据《长安志》、《唐两京城坊考》等记载，在永达坊的度支亭子，既为度支司的官员游憩之所，亦是新进士“牡丹宴”的宴集之处；在修政坊有尚书省亭子和宗正寺亭子，新进士的“牡丹宴”，有时也在宗正寺亭子进行；在安邑坊西有奉诚园，本司徒马燧旧宅，被马燧子于德宗时献为奉诚园，园中有“百花”，尤以杏花和大杏闻名，中晚唐文人对此园多有吟咏记载；长乐坊西有官园，园中盛植梨树，宫中梨花蜜，多为此园所供；昌明坊有家令寺园，原为贞观中入朝的日南国王府第，王返国后遂改为家令寺园；皇城内有少府监山池，据李颀《题少府监李丞山池》，监内有山池、木、亭、长廊等；宫城内有史馆山池，据王维《和尹谏议史馆山池》，诗中有“春池百子外，芳树万年余”诗句；皇城尚书省内有山亭，据张说《南省就窦尚书山亭寻花柳宴序》，谓山亭园内有池亭、繁莺、芳树、高台等。这些园林，除皇上偶尔光顾外，主要为京官们的游宴场所，一般的平民百姓是难以进去的。
综上所述，可知唐长安的园林具有如下特征：其一、园林不论大小，大都水源无虞，并多有引水凿池者，且垒石为假山，被称为“山池”。虽名曰山池，其实大者称为湖，当更确切。不少的池水可以游船，且不说宫禁中的鱼藻池等可以供竞渡用，就连被谦称为“小池”的兴化坊裴度池，也都有游艇随时备用。像这样可以行船的“山池”，仅在坊里私人园林中，就有好多家，可见“山池”之大之多和水深。其二，正因为供水有保证，园林中无不植树种花，最常见的树为松、竹、槐、榆、杨、柳、梨、杏等，最热门的花卉有牡丹、芍药、莲花、菊花等，最为人称奇的是一种被称为玉蕊的花种。其三，化腐朽为神奇。当初隋以外郭城东南隅地势卑湿，不宜居人，遂废地利用，改造为园林，复经唐玄宗扩建和引黄渠水注入，一变而为京城第一大胜景。又，诸渠贯城地带，都应是地势低洼所在，而因势利导沿渠凿池造林置园，既保证渠道畅通，复绿化美化了宫禁坊里，且林木、果蔬、鱼藕、花卉、药材的经济效益，更属于意外的创收。特别重要的是，引水入城，渠网密布，改善和调节了长安的小气候，更使京师居民受益无穷。尤其应称道的是，京城园林化，对于加强这一带的造氧功能和涵养水分的作用，怎么估计都不算过高。其四，由于长安人创造了这一方优良的生态环境，从而为动植物的生存提供了难得的乐土。郁郁葱葱的街槐，从不见有虫害的记载，原因是长安为鸟类的乐园，栖入林木的无数的飞禽，当然会不容虫害肆虐；有文献记载说，以深山为窠的老虎竟窜入长安城游荡，而夜半坊里中还曾传出猿啼声；如果说京城有虎啸猿啼属于偶然现象，那么，因四方贡献，能在宫禁中存活的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林木果蔬、水产鱼类，则不知有凡几；如果说因京城园林化，从而使这里的生态环境大为改观，因而成为宜于人类和动植物生存的“天堂”，大概不算是无稽之谈。此外，唐长安园林一改既往园林艺术中的粗犷风格，设计者以奇巧的构思和规划，创造出大大小小的近于后代北方公园型和江南玲珑精致型的园林，其在我国园林艺术史上具有特殊的乃至划时代的地位。
三
任何一项建设，都要付出代价的。唐代长安园林化之所以成就卓著，它是以牺牲某些方面的利益为前提的。
首先，它是以倾全国物力（特别是粮食）之支援，才得以实现京师园林化。
京城所在的关中，地狭人众，再加上十年数旱的歉收，所以很难养活长安过剩的人口。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当然就不可能去追求风花雪月和林泉之胜。许多园林之所以未能在唐初出现，原因就在于隋代开凿的漕渠年久失修，漕运不太畅通，关东的粮食不能大量运到长安，关中（尤其是京师）饥民不得不东出潼关，到外地“就食”。当时，漕运关东粮食仅每年二十万石，为缓解缺粮危机，迫使皇帝只好率百官频幸东都。特别是武周时代，不仅曾迁关中数十万户落籍河南，女皇帝本人也不愿还京，并干脆将全国政治中心移向洛阳。中宗复辟后，兴冲冲地驾还长安，但不久就大发牢骚：“岂有逐粮天子邪！”玄宗时代，统治者决心改变京师人的吃粮危机。一方面将关中段的汉隋旧漕渠修复，另一方面又倾注人力物力经营水流湍急的三门河路，并以运丁的巨大牺牲和高昂运费，不择手段地“用斗钱运斗米”，岁运粮二百余万石至京城。正是在关东百姓以牺牲为代价的基础上，才保证了长安的粮食和物资的充裕供应。此外，京城园林建置达到高潮时，岚、胜等州还负有提供建筑材木的任务。也正是在这样的前提下，于开、天时代京师实现了园林化。
其次，京郊百姓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灌溉农田的权益。
唐代州县，有向朝廷贡献地方特产的义务，这种变相赋税，谓之“土贡”。而长安、万年县的土贡，却十分特殊，主要的贡物，竟是水和土。在令人发笑之后，再仔细分析，才觉得其中大有文章。以水而言，原来京郊诸水（特别是城南河流渠道）为皇家之专利，他人（尤其农民）未经特许是不能问津的。其用水制度为：“凡京畿诸水，禁人因灌溉而有费者及引水不利而穿凿者，其应入内诸水有余，则任诸王公、公主、百官家节而用之”。玄宗时代的这项规定有多层意思：引南山水入城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皇帝宫禁的用水需要，因此天子是京畿水利的第一大受益者，所以内宫诸苑的园林供水丝毫不受限制，以至于禁苑规模之宏大（周百余里）让人不可思议；王公、公主、百官是入城诸渠道水利的第二大受益者，其用水的前提条件以流入宫禁的渠水有富余为原则，因只是瓜分其余，所以这些达官贵人的私家园林一般都是规模不算太大，呈小巧玲珑特征；京城坊里中罕有平民百姓置私家园林者，可见最低层的群众连分一杯残羹的权利都没有（按，仅有若耶溪女子园林似出自平民之家，疑其背景当与上层社会有瓜葛）；最可怜的是京郊农民，水从田边过，若没有皇恩浩荡的特许，则滴水不能灌田，除了有“水涝淹稼”的记载外，城南很少有灌溉水利工程，原因就是有限的水被皇家等无限地使用，这大概当是农家频遭干旱饥荒的根本所在。以牺牲郊区百姓的利益来实现京城的园林化建设，其代价不算不大。
第三，用滥伐南山森林为代价，以完成京城园林建设中的土木工程。
有人估计，仅长安人上下薪柴用木，年耗就达四十万吨左右。而这些薪炭，基本上都是来自南山。为便利运南山薪炭入城，兼木炭使的京兆尹韩朝宗曾于天宝二载（743年）开漕渠至京城西市西。但因流经外郭城的面积有限，二十余年后的另一木炭使黎干将旧渠延伸到西苑之内。如是漕运南山薪火用材，固然较肩挑车拉方便许多，但因运量剧增，南山林木的采伐规模也必将扩大。如果说薪炭用木可以用森林的细枝末节取代，那么宫禁、寺观和私家园林中的殿阁、楼台、亭榭的建造则非用成材的林木不可。为就近取材，朝廷特地于终南山一线设置百工（在陈仓县，即今宝鸡市东）、斜谷（在今眉县西南）、就谷（在今周至县）、库谷（在今长安区）等监，专“掌采伐林木”事务。时天下共有此类监六所，而京畿南山地带所置竟居其四。可见长安用林木主要取之南山。京师的园林建设应主要开始于中宗复辟以后，由于久违长安，宫室陈旧，朝廷上下面临着改造旧居大兴土木的局面，加上统治阶级的侈糜无度，于是新建了一大批像以安乐公主的城外定昆池、太平公主的城内山水池等为代表的豪华园林。及至天宝时期，“京师堂寝已极宏丽”，唐初功臣李靖的家庙竟被杨国忠当作马厩使用。在这种情况下，关中终南山等林场的巨木滥伐净尽。德宗时的大臣裴延龄曾诡称他在同州的一条山谷里发现有皆八丈高的大树数千棵，皇上表示不信：“人言开元、天宝中侧近求觅六十尺木，尚未易，须于岚、胜州采市，如今何为近处便有此木？”可知玄宗时关中的原始森林因过度开采，就已不复存在，不得不到很远的岚州（今山西岚县北）和胜州（今内蒙古准噶尔旗东北）去采买。安史之乱平定后，大事兴建之风更愈演愈烈，据《德宗实录》透露：“大臣宿将，竞崇栋宇，无复界限，力穷乃止，人谓之‘木妖’。”由于“木妖”们作祟，所以当代宗要建章敬寺时，京城内竟无可用木材，只好以拆曲江亭馆、华清宫观风楼和已故蕃将哥舒翰旧宅木取代。森林有水土保持、调节气候、促进生态良性循环的作用，南山林被大量地砍伐，虽成就京城园林建筑于一时，但靠南山林木赖以保持水量的诸河渠，又终因涵养水分的森林减少，逐渐变成细流，而影响着长安园林的长期存在。
唐长安城的园林建设虽然代价沉重，但它的成就则依然应当肯定。它不仅是我国中世纪园林艺术的光辉代表，它还为我们就如何创造优良的生态环境的问题提供了可贵的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