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当和尚的顺治皇帝，在大清入关后的十个皇帝中，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但他却是一个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人”的一代君王。
以前在解读历史时，往往只讲阶级性，不讲人性，看不见鲜活的人。因此，现在应当“把人性还原于历史”。
皇帝也是人，自然也有人的属性。
（一）宁肯放弃帝位而主动出家修行的，在国外大有人在，但在中国不愿当皇帝而出家做和尚的则鲜见。即使有，如南宋的恭帝赵显和明代的建文帝朱允炆，也非出自本心。当然也有不想当皇帝而想出家修行的，如梁武帝萧衍，闹着非要出家为僧不可，但最终都不能如愿以偿，还是当他的“和尚皇帝”。
清世祖福临，也步梁武帝的后尘，一度闹着不肯为帝，非出家为僧不可，但仍然未果，徒演了一场闹剧。福临苦于出家不成，只好悲怆感叹一番：“朕乃西方一衲子，如何落入帝王家？”但也有人说，这是康熙游金山寺时写的。不过，从康熙对佛教的态度看，他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句。故从此说，为顺治所写。
皇帝与和尚，是截然不同的地位。
入世与出世，系人生不同的选择。
政治与佛教，乃人类不同的信仰。
在家与出家，是追求不同的境界。
清世祖福临（年号顺治，一般称顺治帝），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不算入关前的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论政绩他不如儿子康熙帝；论严政他不及孙子雍正帝；论风流他不如重孙乾隆帝，但他却更富有人情味，更能体现出“人”的品性与特点，所以宁肯呼之为“福临”。
这位少年天子，虽然龙体欠佳，多愁善感，且感情脆弱，但他却敢于突破皇门清规戒律，超越自己而大胆追求。尽管一度自我失落，行为扭曲，乃至人格分裂，最终却实现了自我回归，自我定位。即使不那么彻底，他在走向生命历程的最后一个驿站时，却在荼毗涅槃中获得了解脱与飞升。因此，他格外引人关注，令人幽思，也分外使人同情和理解。
就此而言，福临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又是最有影响、最富传奇色彩的一个。现在，不妨就走进他的内心世界中去吧。
（二）公元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清”。不久，皇太极病故，大权即落到了摄政王多尔衮手里。
当初，努尔哈赤临终时，曾指定由他器重的多尔衮作继承人，但他当时才15岁，结果被八阿哥皇太极以武力夺去了继承权。现在他死了，当然就轮到了多尔衮。可是，文武大臣不赞成，大多持反对态度。为避免内乱，多尔衮放弃了当皇帝的想法，而在皇太极的儿子中挑出一个年幼的来继承皇位。
这就是6岁的福临，史称顺治皇帝。其母即封为孝庄皇太后，其皇叔多尔衮则为摄政王，掌管朝政。事实上，大权则落在他的手中了。
清军占领了北京后，多尔衮即宣布定都北京，并派人立即将小皇帝福临接到北京来。从此，作为一度偏居东北的小朝廷，一下便成为统治全国的大清王朝。而皇帝却是一个少年天子，一切都由皇叔多尔衮说了才算数。他感到很压抑，觉得这个皇帝也当得太窝囊了，但又无可奈何，只有等待发泄的机会。
顺治八年（1651），也就是福临14岁的时候，39岁的皇叔多尔衮终于死了。二月十二日，福临开始亲政。他亲政后不到十日，就追究多尔衮的罪状，取消了摄政王最后的法令，免去了他的爵位，又将他掌管的正白旗收归到的自己名下，还将原依附于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全部贬职、革职或者处死。这一下，福临总算出了一口气，发泄了积压在心中的愤懑情绪。
这一些举动，对刚刚亲政才几天，年仅14岁的少年天子说来，不能不说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决策。因为，他要清算的多尔衮，不仅是羽翼丰满、炙手可热的摄政王，而且是扶他上台的皇叔，也是与他母亲关系较为暧昧的“情侣”。现在要清算他的罪行，必然会碰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但他还是果断地作出了这一决定，而且基本上获得了成功。足见，这位少年天子是有胆有识、敢于碰硬的人。
但不久，他却碰到了麻烦。这一次，是来自他母亲孝庄皇太后的压力。
皇太后见儿子如此对待多尔衮，本来就颇有微词。后来又见儿子焚其尸骨，杀害了不少曾追随多尔衮的王公大臣，她便感到儿子太过分了。由于她与多尔衮的暧昧关系，她又不便明言，只把不满情绪埋在心里。为了大清朝的江山，她抛开了母子之间的幽怨，没有和儿子计较多尔衮的事情。
可是在立谁为皇后的问题上，她却表现得非常的固执与果断。她要儿子立自己的亲侄孙女为正宫娘娘，儿子偏又不喜欢这个女人。于是，一场立谁为后的争执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开始，双方谁也不让步。后来，皇太后出奇固执而又果断宣称：你才亲政多久，就把额娘抛在脑后，置之不理，难道这就是你的孝顺吗？我不能什么事都由着你，立皇后的事就这么决定啦！去办你的事吧！就这样，一锤定音，绝无更改。
对母后一向有着深厚情感的儿子，心理承受能力有限，感情又脆弱，所以他只好忍气吞声地同意了母后的决定，把那个他根本不感兴趣的女人立为皇后。
当然，问题并未因此而解决。相反，在少年天子的心中，反倒平添了一层阴影，埋下了影响他后来人生道路的火种。
福临在19岁的那一年，也正是他处于爱情危机、内心十分焦躁的时候，与皇后、佟妃不同的另一个女人，无端地闯进了他的生活。
这个女人，就是后来最受福临宠爱的董妃（即董鄂妃）。据传说此人是江南秦淮名妓董小宛，她美貌绝伦，与江南名士冒辟疆相好，后被清兵掳去，弄进皇宫，即为顺治帝看中，封为贵妃，倍受宠爱，云云。
其实，这都是讹传。真正的董妃不是别人，而是福临的弟媳。福临有个弟弟，名叫博穆博果尔，是太宗皇太极之第十一子，封为襄亲王。董氏原是清内臣鄂硕的女儿，后嫁给了博穆博果尔。
一日，福临偶然见到这位美若天仙的二八佳人，顿时被她的美貌所吸引。其时，福临已将皇后废为静妃，断绝与她往来，只和佟妃相处。佟妃刚生了三皇子，即后来的康熙帝玄烨。福临对宫廷生活不无厌恶，太监们便引诱他去宫外寻乐，福临也借放纵的淫逸生活来排解心中的烦闷。但自从见了董氏以后，就不再去宫外鬼混了，一心想和她呆在一起。
那董氏刚满16岁（比福临小两岁），新婚不久，出落得光艳照人，十分俊俏，真可谓人见人爱，压倒群芳。福临见到她时，竟忘了天子之尊，而久久地凝视着她。那董氏娇羞不已，忙含笑而去。但临去时，又回眸一望，福临一看，不禁想起《西厢记》里张生见到莺莺时唱的那句绝妙好词：“怎当她临去秋波那一转。”从此，他便想方设法与董氏幽会，并很快发展到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史称“火热爱恋”。
火热中的恋人是不管周围人们的反应的。有一天，福临在与几个和尚打斗禅机时，他竟将“临去秋波那一转”作为“话头”，要老和尚“下一转语”。老和尚说：“不是山僧境界。”福临见他推却不语，又问另一个叫天岸的中年和尚：“天岸何如？”
天岸说：“不风流处亦风流。”福临听了，大笑不止。这是后话。且说当福临与董氏火热爱恋时，董氏的丈夫很快就知道了。他不敢指责皇兄的非礼之举，只好申斥夫人行为不端。
不料夫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即回敬他说，你有本事怎不找你皇帝哥哥说去？而且很快就将她丈夫的言行告诉了她的情人——当今皇上。
福临一听，立刻传旨，将弟弟叫来，二话不说，当堂便打了他几个“怪异”的耳光。然后叫他“安分”一点，别自找麻烦。
其弟哪能受得这种窝囊气，据说终因悲愤而死。有的说是自杀，有的说是被人暗杀。总之，他很快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拆除了爱河中的阻碍，二人的幽会就方便多了，也更勤了，但新的障碍又来了。
皇太后对此早有耳闻，她权当没听见。但董氏的丈夫不明不白地死了，大臣们议论纷纷，继之又是已废皇后静妃来告状，说皇上与董氏成天泡在一起。皇太后这才把福临传去，问他果有此事？福临始为搪塞，后来推脱不了，这才大胆说，又怎么样？皇太后斥道，“你身为天子，难道不知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吗？《太宗实录》明谕：禁止婚娶继母伯母婶母嫂弟妇侄妇，难道你要明知故犯不成？”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祖宗订下的天条，既是家法，又是国法。身为一国之君，怎好违犯？于是，福临立即将内大臣伯索尼传来，问他有无变通之法。
伯索尼说：“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当年太祖第五子莽古尔泰死后，他的妻妾就分从其子豪格及岳托；第十子德格类死后，其妻就给了他的弟弟阿济格；豪格死了，多尔衮又与阿济格各纳其福晋一人。至于……”
至于太宗皇太极死后，庄妃（即福临的生母，如今的皇太后）暗中与多尔衮来往的事，伯索尼不便明说，只作了一些暗示。
福临自然心中有数，也不便多问。只说既有先皇明谕，事情就不好办了。
伯索尼说：“皇上免虑。当初太宗皇帝初定此例时，就因外藩不能遵行，就已有法难循了。如今若遵行定例，强制推行，恐反滋悖乱。不如仍照太祖旧例，以示宽容。只是《大宗实录》有此明谕，不许同族……又有皇太后……”
福临说：“《太宗实录》可以删改，太后那边由我去对付。”
看来福临下决心要和太宗之法和太后之旨对着干了。不把董氏弄到手，他是不会甘心的。
这是他在人生旅途中的又一次冲刺。
果然，就在其弟博穆博果尔死去28天丧服满之后，福临就将其妻董氏接进承乾宫中，正式封为贤妃。一个月后，又晋升为贵妃。不久，又为册封她为皇贵妃而举行了隆重的“颁恩赦”典（后来还封她为皇后）。
至此，福临在他个人的爱情生活中，大胆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追求。
但皇帝的婚姻恋爱，并不单是他个人的事，一般都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因此，他个人的选择、定位和实现，越是显露与成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
（三）自从与董妃生活在一起之后，福临感到从未有过的惬意和开心，尤其是当董妃为他生下皇四子以后，他更感到心满意足，乐不可支。他甚至决定将董妃所生之皇四子立为皇太子，而把佟妃所生的皇三子打入另册。这种出格的决策，表明了他很看中他与董妃的爱情之结晶，同时也说明他对董妃充满了真挚的爱。当然，对董妃母子的肯定，实际上就是对他的自我选择的认同与赞赏。
但不料三个月之后，不知为什么，皇四子突然夭亡了。这对福临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这里边是否含有争权夺位的政治因素，内廷封锁极严，无从得知。也许只有福临才知道，但从他的表现来看，似乎也不太清楚，或者说他根本不愿意从那方面去想，而仅把此事当做是命运对他的捉弄。
因此，他亟待寻求一种精神武器来保护自己，慰藉自己。于是，他开始向宗教靠拢。
福临的祖先是满族，信奉的是萨满教。清人人关之后，也将萨满教带进了中原地区，建立了不少“堂子”（萨满教的寺庙），福临也到堂子里去祭祀祖先。但随着对汉族传统文化的接收和同化，他对萨满教逐渐淡忘了，最后索性宣布不必去拜“堂子”。
这时，外来的基督教即乘虚而入。作为北京教区区长的洋教士汤若望，通过各种关系，很顺利地敲开了紫禁城的九重之门，首先奇迹般地征服了孝庄皇太后。她接受了汤若望送给她的“十字圣牌”，并高兴地悬挂在胸前，并不怕人们议论，而且干脆拜洋教士为义父，作他的干女儿。
对母亲有深厚情感的福临，自然尊重母亲的选择，也就称洋教士为“玛法”（满语，爷爷之意）。同时，福临本人对汤若望也很尊敬，允许他随时都可以出入“禁宫”，而且“免循常礼”，还经常与他共进饮食。其乐融融，情同父子。
汤若望当然向中国皇帝灌输了不少基督教的教义，但这位少年天子对此似乎不感兴趣，或者说受的影响不大。他感兴趣的是，汤若望传播的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知识。除此，还接受汤若望当时目睹到的“时政之得失”的批评。
汤若望在“恤民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等方面，可谓“随时匡建，知无不言”。福临也纳谏如流，一一听取。如有“万世之大计”拿不稳时，还要征求汤若望的意见。如立玄烨为皇太子时，汤若望的意见就起了很大的作用。
陈垣认为：“吾尝谓汤若望之于清世祖，犹魏征之于唐太宗。”可以说，汤若望对清朝是有贡献的。但未能以教义征服顺治帝，他又是一个失败者，或者说他只想把福临培养成一个仁慈的君王，而放弃把他培养成一代教主。因此，这位洋教士虽然跨进了紫禁城的皇宫内苑，但他却没有走进少年天子的心灵世界。
真正走进福临内心世界的，不是萨满教和基督教，而是中国佛教。
也许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福临对佛教文化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领悟，他曾对内大臣讲，崇祯帝本很聪明，却不信佛法，还亵渎神明。我朝于三宝，决不敢少有轻忽也。尤其是与临济宗的禅师们接触之后，他对佛门宗旨就更加了解了。
顺治十四年（1657）春天，福临巡狩南苑时，偶然来到附近的海会寺驻足休息。当时憨璞聪禅师正住持此寺，自然出来叩见当今皇上。哪知一见如故，龙心大悦。不久，便将他召进宫去，在万善殿说法。
福临问他：“从古治天下，皆以祖祖相传，日对万机，不得闲暇。如今好学佛法，从谁而传？”
憨璞聪回答说：“皇上即是金轮王转世，夙植大善根，大智慧，天然种性，故信佛法，不化而自善，不学而自明，所以天下至尊也。”
这种近乎溜须拍马的话，自然会赢得皇上的欢心。再加上憨璞聪又会结纳太监，所以更加如鱼得水，竟成了皇宫里的座上客。不久，福临召见他，并赐给他“明觉禅师”的法号。又询问他当今禅宗还有哪些高僧大德，让他开个名单，以便日后召见。
由于憨璞聪是临济宗人，所以便将他的师叔木陈道忞、同门高僧玉林通琇、茆溪森等逐一推荐上去。从此，临济宗的禅师们便一个个跨进了紫禁城。其中，最受欢迎的则是玉林通琇和木陈道忞。他们及其弟子，先后几次奉召入京为福临说法，成为佛门中的豪僧新贵。
玉林通王秀最先受到福临的特殊礼遇，先赐号“大觉禅师”，后又封为“能仁国师”，乃至奉为“本师”。他还非要玉林通王秀给自己取个法名不可，最后定为“行痴”，又称“懒翁”。后来木陈道忞又为他取“山臆”为字、“幻庵”作号。见面时，则称他是“木陈师兄”。又嘱咐他“勿以天子视朕，当如佛门弟子”相待。木陈道忞也称颂福临是“佛心天子”，说他必将“光显吾宗”。
至此，皇帝与和尚，双方都达成了默契，成了“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师徒、道友。他们经常在一起谈禅说道，终日交谈不倦。而且，一言知心，分外融洽，非常投机，无所不谈。
当然，真正把福临引入佛门堂奥的，还是木陈道忞。他是天童圆悟的得法弟子，自幼习儒，出家后又深谙诸子、戏曲、诗词、书法等世俗之学。这正是福临之所好，木陈道忞只要稍加点化，福临就心领神会，并将心事和盘托出。
有一天，福临对木陈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即已晏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薨，方始亲政。阅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诸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
他发愤苦读的，当然是儒家经典，八股文章。重佛而轻儒的木陈说：“此八股头文字，皇上读他何用。”福临说：“老和尚不知，朕要复试进士文章，不看不行。”又说：“老和尚年少时，不也习儒吗？这叫‘外学’，是不是？”
作为一代君王，他要治理国家，当然离不开儒家，必循程朱理学之道。不过，福临也有他的“外学”，这就是小说、戏曲、书法和佛法。而且，博览群书，造诣非浅。
一日，福临与木陈广谈古今词赋，当谈到苏轼的《赤壁赋》和陶潜的《归去来兮辞》时，福临赞不绝口，皆道尽其妙，无不中肯，而且，居然倒背如流。背完后问木陈：“念得不错么？”
木陈说：“一字不差。”
但福临在背诵《离骚》时，却忘前失后了。他不好意思地说：“久不经习，故觉龃龉也。”
木陈见皇上天真烂漫之神态，非不小视，反而尤加敬重，赞他“虚空粉碎，始露全身”。
有一天，相对言书，共品名帖。福临问木陈：“老和尚楷书曾学什么帖来？”
木陈说：“道忞初学黄庭不就，继学遗教经，后来又临夫子庙堂碑，一向由不能专心致志，故无成字在胸，往往落笔即点画走窜也。”福临说：“朕也临此二帖，怎么到得老和尚田地？”
木陈说：“皇上天纵之圣，自然不学而能。”
福临当堂挥毫展纸，先书一敬字，复连书数幅。然后问木陈：“此幅如何？”
木陈说：“此幅最佳，乞赐道忞。”
福临说：“朕字何足尚，崇祯帝字乃佳耳。”说罢，即命侍臣一并拿来，约有八九十幅。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字画圆劲，笔笔中锋，不落书家时套。
足见，福临又精于书法。他“极喜老和尚书法”，这又和佛家结了“书缘”。
福临爱看戏曲、小说，尤好读《西厢记》。
有一天，福临考问木陈：“老和尚看《西厢》写得怎么样？”木陈说：“风情韵致，皆从男女居室上体贴出来，故非诸词所逮也。”说罢，他又考问福临：“皇上曾经御览过《红拂记》否？”
福临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
你考我，我考你，双方都点中要害，考出了水平，更考出了各自的雅量和彼此的融洽。更妙的是，他们居然把《西厢记》妙词作为打斗禅机的“话头”。前面已说过，不再重复。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福临说的“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每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此话虽广为人知，但不知福临此悟正源于《西厢记》之“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也。也就是说，福临心中有佛，与佛结缘之后，已有出家的念头，只是机缘尚未成熟，而只得“于西厢待月”也，同时危机风暴也正向他袭来。
（四）有一天，福临与木陈对坐谈禅时，福临突然感叹说：“朕再与人同睡不得，凡临睡时，一切诸人俱命他出去，方睡得着。若闻有一些气息，则通夕为之不寐矣。”木陈忙安慰他说：“皇上夙世为僧，盖习气不忘耳。”（同上）福临说：“财宝妻孥，人生最贪恋摆扑不下底。朕于财宝固然不在意中，即妻孥觉亦风云聚散，没甚关情。若非皇太后一人呈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同上）木陈一听，觉得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同时也感到这是不可能的，更怕担上引诱皇上出家的罪名，于是赶忙劝说：“剃发染衣，乃声闻缘觉羊鹿等机，大乘菩萨要且不然，或示作天王人王神王及诸宰辅，保持国土，护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如只图清净无为，自私自利，任他尘劫修行，也到不得诸佛田地。即今皇上不现身帝王，则此番召请耆老，光扬法化，谁行此事？故出家修行，愿我皇万勿萌此念头。”（同上）木陈的这番话，无非是说，出家之事，要诸缘具足，不能凭一时冲动。如只图清净无为，借此避世离俗，洁身自好，即使修行几劫，也不能成佛利民。何况诸佛菩萨变幻现身于世，也是为了保国护民。你今天请来诸多高僧弘法，就如诸佛菩萨幻现帝王之身来保国护民了，何必还要出家修行呢？你自图清净去了，谁来弘法呢？因此，请皇上万不可有出家的念头。
福临听后，也觉得老和尚说得有理，不再提出家的事了。而且，他俨然以诸佛菩萨罗汉转世自诩，更加虔诚地学佛弘法，护卫生民，保持国土。他不仅自己学佛入迷，而且也劝董妃学佛参禅。不久，董妃居然也“崇敬三宝，栖心禅学”了。皇宫内的太监、宫女和不少大臣，乃至皇太后也都学起佛来了。
按说，本不应该有什么问题，但偏偏就发生了大问题。顺治十七年（1660）八月十九，年仅22岁的董妃突然死了。
两年前，董妃所生的皇四子夭折的阴影在福临的心中尚未彻底消除，而今他宠爱无比的董妃又突然死去，这对福临的打击委实太大了。
此事是否与政治有关，很难断定。
不过，就常情而论，也许含有这个因素。
福临崇佛成癖，闹着要出家的事，早已为满朝文武大臣所知，而且颇有微词，皇太后也不无担心。连福临的“玛法”汤若望也惊呼，说“皇帝已把自己完全委托于僧徒之手”也。
而最得皇帝器重、也最能影响皇帝的僧人，则莫过于木陈道忞。若不把此人从皇帝身边赶跑，势必将皇帝引入佛门……顺治十七年（1660年）五月十五，也就是董妃死去的两个多月之前，本与福临一向相处甚好的木陈，却突然提出要回南方去。
福临闻言大吃一惊，忙问为什么要突然离去。木陈只推说离开宗门已久，有些事务急待处理。福临也就不便强留，又想到“忞将别去，后会难期”，便亲书“敬佛”两个大字，赐与木陈，同时也要木陈留下墨宝。
木陈遵旨写大小楷数十幅留宫，走时又作诗呈上，诗曰：惜别君王重，多愁会晤难。
何由能缩地，长此共盘桓。
托意存千古，留思寄墨翰。
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说是“留思寄墨翰”，其实他似乎受到某种政治压力，或者本能地预感到“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故言“正虞风雨夕，未易等闲看”，要君王不可等闲视之。
木陈走后，福临经常思念他，曾二次遣使存问，故有“方辞凤辇归岩窦，又报山亭接玉音”之说。《天童寺志》还载世祖福临赐木陈御书唐诗一幅，写的是岑参的《春梦》一诗。
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
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
这是董妃死后三个月的冬天写的，说明福临还“念念不忘美人枕上，不觉遂于老和尚发之”。虽然帝眷未衰，僧也念帝，但他们终归不能会晤，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了。
把福临身边最有影响的木陈逼走，轮到下一个倒霉的自然是福临最宠爱的董妃了。因为她不但不劝皇上远离和尚，反而与福临同敬三宝，共迷禅机。于是，把木陈逼出京城的三个月之后，即这年的八月十九，董妃突然死了。说是“病”死，难保不是暗害。
看来有些反常，不合逻辑。因为，若要断绝福临被和尚包围、阻止他出家而采取“清君侧”的话，那么，这样做岂不反而把福临推向佛门了吗？因此，这无疑是十分愚蠢的举动。
但蠢人干蠢事的时候，非但不觉其蠢，反而自以为是。逼走其爱僧，害死其宠妃，谁还敢引诱皇上学佛、出家？就是皇上也要畏惧三分了。岂料，他们对福临的性格还未完全摸透，只知他多愁善感，素来胆小羸弱，最容易就范，扭曲自己，但哪知“龙性难撄”，喜怒无常。胆小的人，也有不胆小的时候。正如胆大者也有胆小的时候一样。
多愁善感者，也会暴跳如雷。
情感脆弱者，也会坚决果断。
从汤若望《回忆录》中不难看出，福临往往为一件小事情，竟会暴怒起来，看去如同发疯发狂的人一样。当郑成功占领南京的消息传来时，他完全失去镇静的态度，乃至想逃回关外。皇太后叱责他时，他反而狂暴地拔出他的宝剑，把御座劈成碎块。又宣称他要亲自出征，并命人贴出御驾亲征的布告，登时闹得满城风雨，人心惶惶。直到第二天早晨，情绪才稳定下来。经汤若望劝说后，他又转忧为喜了。
董妃死时，福临更加暴跳如雷，气得发狂，又嚎啕大哭，痛不欲生，乃至寻死觅活，什么都不顾了，只嚷着要去死。太监们不得不昼夜守护着他，以免皇上自杀。
自杀不成，又将三十名太监与宫中女官，悉行赐死，为董妃殉葬。又令全国服丧，为董妃致哀。还固执地坚持以佛家仪式，将董妃荼毗火化，大开道场，举国哀悼。最后宣布，他已万念俱灰，准备出家当和尚去。
（五）福临非常清楚，有人一直反对他娶弟媳董氏为妃，更反对董妃夫唱妇随，跟着他“崇敬三宝，栖心禅学”。因此，董妃死后，他就与反对者对着干，偏要按照佛家仪式，大办道场，荼毗火化。
道场设在景山，由茆溪森一手操办。据茆溪森回忆说：景山启建大道场，忏坛、金刚坛、梵网坛、华严坛、水陆坛，一百八员僧，日里铙钹喧天，黄昏烧钱施食，厨房库房，香灯净洁，大小官员，上下人等，打鼓吹笛，手忙脚乱，念兹在兹，至恭至敬，耑申供养董皇后，呵呵！茆溪森则随例唱赞“万法归一，一归何处？”然后抛拂子下座。
由此可见，景山道场之火爆与隆重，实属罕见。至于三七后的火化场面，则更为惊心动魄。福临同样亲临现场，命司吏院为董皇后收灵骨，然后又谟迎董皇后神主回宫。
点火时，由茆溪森秉苣说偈：“出门须审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说罢，便投火苣。登时火焰升腾，青烟直上，毕剥作响，光焰飞舞。
生命，在火里翻转，消失。
生命，在涅槃中又获得新生。
追悼死者。也是为了生者。
福临对董后的追悼，实际上也是他的一种自我拯救。
他不屈服于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也不甘心于别人对自己的摆布。他强烈而固执地企盼能回归自我。
于是，福临毅然决定：脱去龙袍，削发出家！他把茆溪森召进承乾宫，明白无误地对他说：大师兄，为我净发吧！茆溪，名行森，字慈翁，俗姓黎，广东人。他27岁时出家，先参雪峤信，信许入室。后参玉林，即命居首座，成为他的大弟子。玉林奉召进京后，福临又召茆溪森入京，后就留在京都。皇上叫他做啥，他就做啥。但这次皇上要他为自己剃发时，他却些下不了手，只呆呆地看着皇上，看去样子有些滑稽。
福临火了，喝道：“叫你剃，你就得剃！难道你敢抗旨不成？”
茆溪森结结巴巴地说：“小僧不敢，小僧不敢，只是有些怕、怕……”
福临说：“怕什么？出了问题，一切有朕，与你无关。剃吧！”，茆溪森这才抖抖地为皇上净发。不一会儿，福临的一头青丝乌发，纷纷落地，随风飘舞。茆溪森剃罢一看，忍俊不禁，噗地一声笑了，说：“皇上，你现在也同小僧一样，成秃头啦！”
福临说，既然与师兄一样，又何来皇上呢？皇上是皇上，我是我。我叫行痴，是秃驴！于是，二人大笑不止。秃驴之声，不绝于耳。承乾宫里，第一次充满了怪异的欢声笑语。
然而，皇太后的寝宫里却像炸了油锅一样，一片惊呼，一片呐喊。
皇上净发啦！皇上出家啦！这惊呼之声，登时震动了皇宫，震撼了紫禁城。王公大臣，奔走呼叫；后宫姻党，纷纷跑动；皇太后立即出马叱责；汤若望出面劝解。
最后，又火速召来玉林通琇。因为，大祸是由他的大弟子茆溪森闯下的。解铃还须系铃人，非要他把此事摆平不可。否则玉林通琇也感到徒弟闯了大祸，弄不好还会祸及宗门，自己更脱不了干系。于是，马不停蹄地跑到京城，一见到茆溪森就怒火中烧，骂他胆大妄为，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还了得。当即喝令众弟子，把茆溪森捆起来，一面又令人准备干柴薪火，要活活烧死他。
皇太后说：“你烧死这个蠢驴，难道就能解决皇上的出家问题吗？”
玉林说：“皇太后息怒，老衲自有办法，让皇上回心转意。”
皇太后忙问他有什么办法。
玉林说：“老衲深知皇上的为人，到时太后便知分晓。”说罢，叫人将茆溪森押赴刑场，等候命令，时候一到，点火焚烧。安排好后，他便静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不知过了多久，还不见动静，执刑者不得不催问，究竟何时动手？
玉林说，慌什么，让他再多活些时辰不好吗？又说，再等一等。
终于，等来了一道急谕，说只要将茆和尚当场无罪开释，朕即蓄发留俗。
至此，一出皇帝出家的闹剧，终于告一段落。
茆溪森后来临死时作有一偈，说：慈翁老，六十四年，倔强遭瘟，七颠八倒。开口便骂人，无事寻烦恼。今朝收拾去了。
妙妙。人人道你大清国里度天子，金銮殿上说禅道。呵呵！总是一场好笑。尽管写得诗不像诗，偈不像偈，但他毕竟说了实话。这就是一直被一些人隐瞒、窜改的“大清国里度天子”的这一史实。一个“度”字，活脱脱地道出了福临曾有净发出家举动的历史真象。“总是一场好笑”一语，正好为福临出家未果作了绝妙的注释。但这出闹剧并未落下大幕，最精彩的高潮还在后面。
福临生平性躁，感情脆弱，处事极不冷静，临事又缺乏主见。这样，既容易轻率行事，又容易轻率变卦，乃至扭曲自己。因此，他在临危之时，即以“蓄发”为条件，要对方无罪释放茆溪森，以此平息这场风波。
但他的出家之事，并未因此而了结，只不过暂时缓和一下而已。这年十月二十八，福临把茆溪森打发走了，要他仍回杭州住持圆照寺，并赐书“圆照禅寺”额，茆溪森平安地返回了杭州。他的师父玉林，则被皇太后挽留在北京。
这时的福临似乎正处于伤感、尴尬与无奈的困顿之中。茆溪森离京前的十月十五，他在西苑万善殿召见了玉林。
二人相见，场面颇为滑稽，也很尴尬。
福临仍称玉林为“师父”，玉林也只好随喜称他为“行痴”。然后，再一细观，皇上虽然已经蓄发了，但仍然是一个光头模样。因此，一时忍俊不禁，指着他的光头说：“皇上，你可真是‘行痴’啊！”
福临也点着他的光头说：“同你一样，朕已成了‘秃驴’。”
一个光头和尚。
一个光头皇帝。
相对戏言，又“相视而笑”，真可谓“一场好笑”。不过，福临之笑。大抵是出家心愿难成，自我失落的“苦笑”；玉林之笑，也许是劝阻成功，稳操胜券的“喜笑”，兼以“谀笑”而已。
就在这种“相视而笑”的气氛中，福临又旧话重提，坦露心迹。他说：“朕思上古，惟释迦如来舍王宫而成正觉，达摩亦舍国位而为禅祖，朕欲效之何如？”玉林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同上）说来说去，还是劝他“永作国王帝主”。这样，对弘法、利民和护国都有好处。特别是能“安圣母之心”，避免很多麻烦，自己也减少很多烦恼。也就是明确暗示他，你身为一国之君，要想出家为僧，是根本不可能的，至少阻力很大，难以突破。
因此，福临听后，“欣然”接受。但他心愿未了，总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
因此，他改变了方式。这就是自己出家不成，找别人替自己去出家。此叫“替身”，许多皇帝皇后，都曾采用过这种方式。
于是，福临特命他的贴身太监吴良辅作他的“替身”，代他去悯忠寺出家为僧。同时，又特令寺内建造戒坛，准备隆重举行出家仪式。
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福临驾临悯忠寺，观看了吴良辅的祝发仪式。
吴良辅当然只有点头的份，那敢说半个不字，只得乖乖地剃发出家当和尚。当然，能给皇帝作“替身”，也是一份荣耀。不过，他也明白，皇上出家未果，心头正窝着一肚子火，但又不好向反对者发泄，只好借他这个“替身”来出气散火。
但对福临而言，这不啻是一种抗争、一种示威，自然也是一种补偿，一种妥协。反对者一方，也只好默认了。只要皇上不脱下龙袍而执意换上袈裟的话，什么问题都好办。
事实上，福临在寻找“替身”之前的一个月，即顺治十七年（1660）的十二月初八，就作了一次成功的试探：他命玉林选派1500名僧众，在阜城门外的慈寿寺，为他举行“菩萨戒”。
他认为，自己纵然不能如愿出家修行，但学佛之心不变，初衷不改，仍然坚持要“行菩萨道”。既要行菩萨道，就要受菩萨戒，也就是要取得菩萨的身分。
这种菩萨身分，既可在七众之中，也可在七众之外。也就是在家也可，出家也可，比较自由，二者可兼。因此，在家的居士、信徒，都可以受菩萨戒。
玉林认为这不失为两全其美的办法，既满足皇上出家不成，非做菩萨不可的愿望，又可照样当他的皇帝，何乐而不为？因此，他当即照办，为皇上授了菩萨戒，正式承认当他的“师父”。视之为徒。皇太后对此也无话可说。
但福临并不以此为满足，一个月以后，他又更进一步提出，要玉林安排他去五台山朝佛进香。玉林一听，不免紧张起来，心想：皇上出家之心未泯。分明是想借此脱离红尘，隐入清凉世界。但旋即又想，既已猜破你的心事，就不愁对付不了你。
因此，他便对福临说，皇上想亲自体验一下超凡入圣的意境，这也未尝不可。何况君王朝庙游山，也是美事一桩，善事一件，功德无量呀！不过，御驾出动，路途遥远，非一时能安排就绪，还望皇上慈悲，容老衲筹措一下。这分明是搪塞。
因此，福临见他说得在情在理，也就依他所奏，只说“速去办来”。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就在福临急盼五台之行能早日实现之时，一场灭顶之灾，突然从天而降。
这对大清朝说来，并不亚于福临闹着要出家时的那种重大打击。这种冲击波，一下便震撼了大清王朝。
清初诗人吴伟业在《清凉山赞佛》诗中说：“王母携双成，绿盖云中来。”又云：可怜千里草，萎落无颜色。
所谓“千里草”，即指董妃；“双成”，则系用《汉武内传》王母侍女董双成故事。于是遂有福临因董妃的缘故而遁入空门之说。
再兼康熙帝奉母后之命，曾五次行幸五台山，遂有福临出家五台之传闻。吴伟业也曾描述“预从最高峰，洒扫七佛坛”，还说“中坐一天人，吐气如旃檀。寄语汉皇帝，何苦留人间”。人们便以为福临出家五台山，并与儿子康熙帝会晤过。金庸在小说中，则更为明白地写了顺治帝出家五台，后康熙帝派韦小宝去侍奉老皇帝的情节。
其实，这都是诗人、小说家之言，是信不得的。福临根本没有去五台山出家，或者说还来不及去五台山隐居。就在董妃死后，受菩萨戒和找替身之前的这段日子里，他始终处于郁郁寡欢之中。从这年冬天他赐予木陈的御书唐诗中，完全可以窥视出他当时的心境。就是一方面念念不忘他与董妃的“枕上之欢”；一方面又感到人去楼空、人生如梦的空虚与惆怅。再加上心愿难成，自我扭曲，便越发烦闷。在此心情之下，这位多情天子，似乎又故态萌发，外出寻欢。不幸染病在身，史称“天花”、痘病。更不幸的是，病情急转直下，很快病入膏肓。
次年（1661）正月初七，福临就“痘崩”了。五台之行，也就未能如愿以偿。他只好带着遗憾与伤感，离开了人间。
但就在弥留之际，他还作了最后一次努力。
首先，他对国事作了安排，指定玄烨为继承人，又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人为辅政大臣。因为玄烨此时才8岁，需要能臣辅政。这种安排，不可谓不细。
最后，他对后事也作了明确交待，按佛家仪式处理遗体——荼毗火化！火化并不是佛家的专利，塞外也有火葬风俗，清太宗就是火化的。但此毕竟出于风俗，并非出于佛教荼毗仪式。
福临诏令死后荼毗，则更含深意。
他想像释迦那样“舍王宫而成正觉”，如达摩那样“舍国位而为禅祖”，却事与愿违，终难实现。虽然有替身代己出家，自己也受了菩萨戒，但他并不满足做挂名和尚，更不满意屡屡与他作对、使他心愿难成的那些人。
因此，直到临死时，他不得不作最后一次抗争，毅然宣布，荼毗涅槃。这就意味着：生不作和尚，死也为僧人！这是他的生命呐喊。
这是他的自我完成。
最后，他从一次次的失落中，终于找回了他的失落之我，完成了生命的一次飞跃。
火化的场面是壮观的。
荼毗的气氛是庄严的。
秉炬点火者，是死者生前的大师兄茆溪森。荼毗的地点设在景山寿皇殿。
火化的时间，是顺治十八年（1661）四月十七。
点火时辰已到，茆溪森便高高地举起火炬，琅琅唱道：“寿椿殿上话别时，言犹在耳。行大机，显大用，随宜说法，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千圣万贤不能窥于万一”。说到这里，他环顾左右的人，问道：“大众见么，容颜甚奇妙，光明遍十方，即今在你诸人顶门，开无上甚深微妙正法眼藏，汝等勿得错过。将来个个盖天盖地，续佛慧命，受用无尽。”说得真妙。
这种类似祭文的说词，不但赞其好，而且也指出死者的不足，说他“雷轰电掣，这是皇上生平性躁处”，当然也是一种“大机大用”。
这正是福临的性格特征，也可说是造成他一生悲剧的一个原因，是他性格的一个闪光点。
茆溪森勇敢地揭示出来了，幸好康熙帝、雍正帝后来不曾发现，否则“大师兄”危矣。这都是题外之话。
且说茆溪森又回过头来，谛视死者良久，这才秉炬说偈：释迦涅檠，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又问“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
说罢，投火燃薪，登时梓宫璀璨，烈焰腾空，一股青烟，直上云霄。
人们仰头一看，冥冥中仿佛觉得，年仅24岁的一代君王，生前没有出家为僧，死后终于如愿以偿，脱离了红尘，进入了冥冥世界。
也许有人会说，他太“痴”了，放着皇帝不当，却偏要闹着去过冷冷清清的修道生活。
但人各有志，境界不尽相同，各有各的信念，各有各的选择，又何必非要强求一律呢？人生百态，三教九流，俯仰自得，各有乐趣，丰富多彩，这才是社会人生的画面。
福临，我不称他为“顺治帝”，是因为我把他当成“人”来看待。在清朝的十个皇帝中，他不愧是个“名人”，故为之作一小传。
我尊重他的选择，只是祝“行痴”升入天国，回归宁静，获得清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阿弥陀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