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战胜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新反对派”，并战胜了布哈林、李可夫右倾集团（1929年）后，到1930年，有关共产国际或共产国际代表是否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负有责任问题，已经不影响联共（布）中央高层的斗争。而且，陈独秀已于1929年12月被开除出党。斯大林不再要求不追究国际代表的责任，已经到了对共产国际代表本人的批评的时候了。
1930年1月25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了第一次学术讨论会，讨论陈独秀的错误和中国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维经斯基、鲍罗廷以及瞿秋白、张国焘等出席会议。
科穆纳尔先发言，说：“我们认为陈独秀是一位资产阶级教授，热衷于欧洲文化，难怪他向诸如实用主义思想家美国哲学教授杜威、英国社会党人罗素学习。陈独秀深受罗素的影响，有时甚至在书信中向人探问，这位英国人对某一问题持什么看法。他甚至受叔本华及其他人的影响……他本来就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孟什维克。陈独秀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理论产生了严重后果，1925—1927年革命中我们之所以犯一系列机会主义错误，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陈独秀的理论造成的。”
“陈独秀是与共产国际背道而驰的……他认为，既然是资产阶级的革命，资产阶级就应当是这一革命的主要动力……陈独秀就是这样评价中国工人阶级的。他甚至说……国民党是个阶级合作的政党，它既保卫资产阶级的利益，又保卫无产阶级的利益。斯大林同志则完全不是这样看的。他说：国民党是几个阶级的联盟的党，我们之所以着重指出联盟这一形式，是因为其他阶级除参与这种共同的联盟之外，还有他们自己的政党。”言下之意，陈独秀混淆了国民党的性质，而斯大林没有混淆。
张彪（张国焘）发言时，分析了陈独秀世界观，关于国民党的认识，大革命失败后的消极悲观情绪以及与托洛茨基的关系。他说：“陈独秀在入党前和入党后，始终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他的思想严重不纯，夹杂着某些无政府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成分……陈独秀怎样评价国民党的呢？他对国民党几乎总是采取摇摆不定的态度。他的公式是：‘要么这样，要么那样。’要么干脆退出国民党，要么索性同国民党合并……陈独秀面临着这样的一种可能：同托洛茨基分子联合起来，全盘吸收托派的观点。第一次会议因为张国焘发言时间长，其他人没有捞到发言。
1月29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第二次学术讨论会，瞿秋白作中心发言。瞿秋白发言后，鲍罗廷、维经斯基和萨法洛夫在讨论中发言。
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谈了三个问题：“第一、陈独秀主义是中国现实的独特现象，是独特的中国孟什维克主义……陈独秀关于党的学说，已自成系统。与列宁的学说迥然不同。他的组织原则完全是孙中山的那一套。”
鲍罗廷发言时，也认为陈独秀应该负大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他说：“但据我所知，除共产国际批评陈独秀外，除八月会议决议、科穆纳尔同志的精彩报告以及斯特拉霍夫和张彪同志的发言批评陈独秀外，陈独秀孟什维克领导还未遭到如此深刻的剖析和尖锐批评……”
“斯特拉霍夫”和“张彪”分别指瞿秋白和张国焘。另一方面，鲍罗廷承认，自己也要承担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他说：“在很大的程度上，陈独秀主义要对我们过去所蒙受的失败负责……我强调‘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在中国的工作人员，尤其是我，也犯过严重的错误……我的错误之一就在于，我与陈独秀之间虽发生过意见分歧，甚至是极其严重的分歧，但没有把这些分歧引向公开的斗争……”
鲍罗廷认为，中国大革命失败，不能全怪陈独秀。但他不好明说共产国际有责任，含糊其词地说：“在研究中共党史、革命史和中共失败的原因时，不要只局限于研究陈独秀主义，因为我已说过，尽管在很大程度上陈独秀要对中国革命的失败负责任，但也有其他一些原因，我们必须把这些原因揭示出来。”“其他一些原因”，鲍罗廷没有说，他的话包含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政治局也有错误。但他不敢说。1949年年初，鲍罗廷因涉及斯特朗间谍案被捕；1951年5月29日，他死在西伯利亚一个劳动营。后来，苏联恢复了他的名誉。
维经斯基发言时，承当了大革命失败的部分责任。他说：“诚然，他并没有公开反对土地革命，也没有说什么反对土地革命的话。他确实没有说过这类话。”后面的话，是维经斯基替陈独秀说的话。
2月6日，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主要是批判鲍罗廷的错误。吉德科夫、维经斯基、萨法洛夫相继发言，其后是鲍罗廷回答问题，最后是科穆纳尔作总结发言。
吉德科夫第一个发言，除了批判陈独秀，他开始批评其他人。他说：“同志们在提及往事时，避而不谈自己的错误……斯特拉霍夫（瞿秋白）说得对，光讲反对陈独秀主义，不提右倾危险，那是一种最坏的机会主义错误。”在吉德科夫发言过程中，鲍罗廷忍不住几次为自己辩解。
维经斯基发言时，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失败的客观因素：“导致中国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国面临的是武装的帝国主义，中国党缺乏经验，等等。”他认为，当时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确实存在困难：“但在书面决议和实际执行决议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距离。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某些同志不愿意执行这一路线，而是因为某些同志，包括我，不善于在实践中执行这一路线，尽管大家深信这完全是必要的。”
在分析陈独秀等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时，维经斯基认为自己也有责任：“中共犯错误的根本原因是，没有经历布尔什维克的锻炼。对这一切应负责任的不光是陈独秀，还有我。”
苏联中国问题研究院召开第三次学术讨论会后，维经斯基写《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一文，承认自己犯了错误，不承认共产国际犯了错误，既个人承担了责任。他还替已经开除党籍的陈独秀讲了几句话：
我认为，陈独秀的错误是不久前才成立的殖民地国家的年轻共产党所犯的错误，这个半殖民地国家的无产阶级还没有自己的革命历史，它的知识分子也没有革命传统，只是刚刚开始走上学习马克思学说的道路。基于这些原因，我以为，陈独秀和中国共产党的许多其他同志，在革命知识分子中，后来又在无产阶级中享有很高威信，他们会在革命斗争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形成自己的意识形态。我想，陈独秀也可能发展成为共产主义者。当然，这就要求按这个方向在思想上影响陈独秀……不能把陈独秀的观念和观点的发展，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混为一谈……我不能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他们认为，中国革命在1927年失败之前，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和整个领导受陈独秀的影响很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