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炳根
上个世纪90年代，《冰心全集》前后以8卷本和9卷本的形式出版发行，这两个版本相差不大，9卷本只是在8卷本的基础上，增加了少许的信件。《冰心全集》的出版，为系统阅读和研究冰心、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和中华民族文化的积累，做出了贡献。
《冰心全集》出版后，中外学者、专家陆续发现了不少未收入《全集》的作品，尤其是2004年冰心的家人将冰心全部遗物捐献给了冰心文学馆，在遗物中，发现了冰心大量的日记、笔记、书信与手稿等。冰心佚文与遗稿是冰心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当代文学研究乃至政治与社会研究的宝贵资料，是民族的文化财富。
一、佚文时有发现
冰心佚文的发现几乎是紧随《冰心全集》的出版而来。在长达79年的创作生涯中（1919～1998），冰心的作品散落各处，尽管编者投入了很大的精力搜集、整理，但一人之力毕竟有限。所以，《全集》一出版，便有人发现有文章未能收入。北京大学方锡德教授便是其中的一位，他先后在冰心经常发表作品的《晨报副刊》、《北平晨报》、《燕大周刊》、《益世报副刊》等报刊上，发现了9篇冰心佚文。2003年9月，方锡德先生携其发现的佚文与对佚文研究的论文，前来参加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与讨论。方锡德在他的论文中说，对《冰心全集》及编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当然是充分利用现有的《全集》展开深入研究……汲取冰心人格精神和艺术创造的营养。此外，如果可能的话，也不妨做一点拾遗补缺的工作，以便使冰心的《全集》更‘全’，能够更加全面地展现冰心著作的‘全貌’。”方锡德先生是这样，其他的学人也是以这种精神来发现和对待冰心佚文的。
1999年冬天，听说天津有一位废品收购者手上有冰心的资料，我和冰心的女婿陈恕教授曾专程前往探访。在那儿看到冰心于“文革”中一份交代材料，在作为“罪状”的作品目录中，冰心开列了发表于日本《妇人公论》（1947年9月号）上的《最近的宋关龄女士》。于是，我托日本关西大学教授荻野倚二先生寻找，荻野先生让他的研究生牧野格子女士找到了这篇文章，原文为日文。冰心的这篇文章很短，总共不到400字，但它却揭开了日本发现冰心佚文的序幕。
2005年秋天，我被邀请到日本关西大学做访问学者。
这时已是该校非常勤讲师的牧野格子女士告诉我，8月，她曾去台湾访问，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有大部分上个世纪40年代的《妇女新运》杂志，有一期是“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专号”，内有冰心的文章《评阅述感》。由于台北中央研究院的杂志为复印件，文字都看不清楚，她又到国民党部资料室查找原本，但未被允许复印与拍摄，只能在现场用电脑抄录。之后，牧野女士又向我提供了冰心1955年访问日本时与成仿吾先生关于中国出版情况的一个谈话。10月，我前往名古屋参加“日本现代中国学会第55届全国学术大会”，受到爱知大学COE研究员虞萍博士的接待。虞萍女士在名古屋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论题是《冰心文学的研究》，曾经访问过冰心文学馆，出席了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所以，她对冰心的作品相当熟悉。她说，她曾经见到茨城大学研究生青柳真理女士在写硕士论文时发现的8篇冰心佚文，除《最近的宋美龄女士》之外，其他均为新的发现。这些佚文均为日文，她正在着手翻译，首先翻译的便是《日本的风景》，希望我在访问期间寻找并游览冰心在此文中描写的景区与景点。
1946年至1951年秋天，冰心曾有5年的旅日生活。那时，她的丈夫吴文藻先生出任公使级的中国军事代表团政治组组长、盟国谈判顾问。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一度离开了代表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团，隐居于日本民间，1951年秋天，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与安排下，回到了新生的共和国。旅居日本之初，冰心生活无忧，但心情复杂，面对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灾难、同时自身也遭受了美军大轰炸与原子弹苦果的日本，作为一个提倡“爱的哲学”的女作家，既无法沉默又不愿谴责。这时，她应邀写作、演讲、座谈，这些文章与谈话发表在日本的报刊上。冰心精通英语，也懂法语，但不通日语，她的文章、演讲和谈话，使用中文，在各处发表出来时已被翻译成日文，散落各处，冰心本人也没有保存。她在日本发表的文章、演讲与谈话，均未在中国国内发表。其中有些文章，如《从重庆到箱根》、《给日本青年女性》、《怎样欣赏中国文学》等，是后来译成的中文，首次收入《冰心全集》，不少文章、演讲与谈话，没有被发现，没有译成中文。
由于冰心是战后第一位到达日本的著名作家，面对要求恕罪的日本人民，冰心认为战争的责任与罪恶不在他们，而在那些发动战争的军国主义者，所以，她认为中日两国人民、尤其是妇女与青年，应该携起手来，以人类之爱制止罪恶的战争。这种胸怀与大度，给战后的日本人民、尤其是知识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的作品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便介绍到了日本，40年代末又在日本生活，写文章、讲学等，因而有一定的知名度和影响，在学界，经常有人以冰心和她的作品为研究对象，写作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而日本的学者在做研究时，非常注意新资料的发掘与引用，冰心佚文在日本不断地浮出了水面，便是出于这种学术背景。
京都立命馆大学非常勤讲师岩崎菜子女士，对冰心佚文的发现颇费周折。二战结束后，美国及其盟国占领日本期间，日本报刊的出版需经GHQ（美国陆军总参谋部）审查。这些经过审查的校样和最终版，被一名叫普兰格的博士负责运往美国，捐献给了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普兰格文库”（The Gordon W。Prange Collection）。文库中的资料一度沉睡在美国，到了90年代，普兰格文库中所收藏的杂志和报刊被制成微缩胶片，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可以查找阅览。之后，“普兰格文库”收藏的杂志，又由二十世纪媒体研究所汇集整理，于2006年春天编辑成了《占领期杂志目录数据库》。岩崎菜子女士以前在日本报刊上曾经找到过一篇冰心佚文《梦》，这一次，通过查阅这个数据库，竟是一次性发现了8篇冰心的佚文，令她非常兴奋。但问题很快就来了，由于原件的保存状态不理想，缩微胶卷上有许多字辨认不清。于是，她又跑了很多日本的图书馆及其他藏书的地方，包括得到致力于冰心作品介绍的已故饭冢朗先生的儿子饭冢容先生赠送的剪报复印件等，终于弄清了文章所登杂志的发行年月、出版社等，解决了阅读全文的难题。
二、遗稿如珠
《给的回信》是《冰心全集》收入的最后一篇文章，作于1994年12月16日。冰心先生1994年9月24日最后一次住进北京医院，此后便未出院，直到1999年2月28日谢世。《全集》出版后4年多的时间，冰心确实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写作，但仍有题词、贺词、书信与访谈等属于一般写作范围内的事情。比如，她与巴金的通信、香港回归的题词、冰心文学馆奠基与落成的贺词等，都遗落在《全集》之外。
到了2004年春天，也就是冰心逝世五周年之际，冰心的家人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将冰心在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楼居住时留下的遗物，全部捐赠给冰心文学馆。我作为冰心文学馆的主事人，自是兴奋不已，亲自率领了工作人员前去整理与接收那一大批的遗物，最后用了三个10吨的集装箱，运回了福州。在整理遗物的过程中，发现了冰心大量的笔记和日记，包括1955年六七月间，赴瑞士出席世界母亲大会的日记；1955年十一二月间回福建视察的“还乡日记”；1957年四五月间，前往南京、上海等地参观的日记等。由于《冰·心全集》未收入冰心日记，以致许多读者和研究者认为冰心不记日记，从这一批日记来看，冰心有外出时记日记的习惯，但也有例外，在她的遗物中，我发现了几页撕下的日记残片，恰恰是1966年“红色八月”中的几页日记，从8月27日至31日，记载了红卫兵抄家的情况，极为珍贵。冰心的笔记一般是用来记录参加会议时领导讲话和讨论发言的，有周总理的讲话、陈毅外长的讲话、李维汉部长的讲话等，还有胡乔木、周扬等人的讲话。讨论发言，两大部分，一是民进学习讨论发言的记录，一是作协学习讨论的记录。吴文藻被打成右派时，冰心做了批斗吴文藻会议发言的完整记录，笔迹都是颤抖的。
冰心无论是写日记还是记笔记，主要是给自己看的，所以，她的日记与笔记，无标点符号、常有缩写句，时不时夹着英语或法语单词，整理起来相当困难，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这个集子还来不及收入她的日记。冰心散落的书信，最后都集中于她的家人处。整理出来，不少，二十余万字。《冰心文选》的另外一卷《冰心书信卷》，则收入大部分珍贵的书信。
冰心的父亲参加过甲午海战，使她有了许多深切的感受，曾多次说要写甲午海战，但每当提笔，便激动，便大哭，加上她已年迈，人们一直没有看到她的这部作品。实际情况是，她已经动笔了，起名为《甲2午战争》，但只是开了一个头，情绪激动，写不下去。在清理遗物时，她的女儿吴青从一本杂志中找到这部作品的遗稿，写在一个裁开的已用过的邮局公务信封上。因此，我在组织人员整理冰心遗物时，都是格外小心，生怕漏过只言片语。在冰心的笔记本中，经常夹杂一些纸片，纸片上往往就有一首古体诗词或打油诗之类的东西，大概是在开会期间的闲笔。
三、《惆怅》的真伪
方锡德先生发现的小说《惆怅》，在2003年秋天带入冰心文学第二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几乎是遭到了包括本人在内的与会人员的集体质疑。人们像捍卫冰心的纯洁性般地排斥着《惆怅》：因为它写了一个“双重三角”的恋爱（即两男一女：薛炳星与卫希褆追求黄葹因，两女一男：刘若蕖、黄葹因追求薛炳星），而冰心长期以来既不写男女情爱、更不会以这种方式描写爱情故事，童真、母爱与大自然才是咏叹的文学主题，爱情与爱情故事从来不是她描写的范围，尤其这个小说的爱情故事庸俗和老套；因为它的文字与冰心的风格不同，缺少优雅而显得有些粗糙，尤其是作品中的诗词，以冰心的腕力不可能是那样的文字。
因为，冰心的小说多散文化、故事性不强，且短，这个小说编造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有二万余字，相当于一个中篇；并且写于1923年，那时冰心忙着燕大的毕业论文和出国留学，哪有时间写这么长的小说呢？还因为，冰心自己也没有将发表于1929年的小说收入她自己30年代编辑的《冰心全集》（小说集）中，等等。
其实，在这次会议之前，不少学者都曾知道或读到过这部作品，初步印象基本被排斥在佚文之外，同时，就在这次会议上，日本年轻学者田川惠女士所提供的论文，便对《惆怅》的真伪存疑。也许有先入之见，也许是方锡德先生在事实的层面上论证尚不充分，未能说服与会人员。
事后，我在对待方锡德先生的观点与《惆怅》的真伪保持了相当谨慎的态度。在我主编的《冰心论集》（三）中，全文收入方先生的论文，并在“前言”中加以说明：“冰心佚文与盗版的理解，论者的观点不一，依然照登，以求争鸣与论辩。”同时，方先生的论文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刊出，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报道了《惆怅》的发现与方先生的观点。
我在会后再一次认真地阅读了《惆怅》，并且摈弃先入之见，平心静气地阅读。在我的观点开始发生变化的同时，我反思了那次研讨会的匆忙（因为研讨会对每一位发言者的发言与讨论都有时间的限定），好像双方的观点都没有说透，如果《惆怅》确实是冰心佚文，它在冰心全部的文学创作中，以至五四新文学中都有重要的意义，匆忙的讨论是不是有失责任？于是，我萌生了再一次寻找机会专门讨论这部作品的想法。
为此，我专程到了北京，与方锡德先生、卓如先生和冰心的女儿吴青女士、女婿陈恕先生等交换了我的想法，并取得了他们的支持。我还到国家图书馆专门查找《惆怅》始发刊——1929年《益世报副刊》。在冰心研究会和冰心文学馆举办的“冰心佚文与遗稿发布会”上，我们邀请了国内外冰心研究的专家和学者，以整个半天的时间，讨论《惆怅》。方锡德先生为此写了专门的论文《再论小说（惆怅>；是冰心的佚文》，会上脱稿作了一个半小时的长篇发言。
这一次，方先生以考据学的方法，从天津《益世报》的地位与影响（“并非一般的无名小报，而是中国现代史上与《申报》、《民国日报》及《大公报》齐名的四大报纸之一”）；从冰心与《益世报副刊》关系（首席“特约编辑”与“撰稿人”，担任这种职务的还有周作人、许地山、刘廷芳等）；从冰心在《益世报副刊》发表作品的情况（《惆怅》之前发表了冰心著名的《诗——往事集刊行以诗代序》，之后，连载11次冰心著名的译作、纪伯伦的《先知》，直至该刊停刊，同时，冰心的三弟谢冰季也在此发表了4篇文章）；从冰心与编者虹君的关系（冰心在燕大任教时的学生，并且推断张虹君在校时任“燕大周报社”总务部长时，与冰心与冰季均有交往，是师生与熟人的关系）；以及从《益世报副刊》的作者群——以“燕大系”为主的作者群和发表作品情况的详细统计等方面，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惆怅》是冰心的作品。在这样有影响、关系那样密切的报刊上，绝不可能有冒“冰心女士”之名的且是连载的伪作出现！
而作为冰心那样有独立品格、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的人，见到连续冒名伪作发表而保持沉默，那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所以，当方先生的发言刚刚结束，卓如先生说：“听了方教授的发言，我已无话可说了。”
这一次，由于专家和学者事先都认真阅读和思考了《惆怅》，所得结论发生了变化。有的从爱情婚姻观方面，肯定了《惆怅》就是冰心的作品，有的从“灯塔守”等语境上，阐述《惆怅》与冰心其他作品的联系等，但否定的意见依然。归纳起来，与三年前研讨会上的质疑大致相同。
我在《惆怅》研讨会上的观点是：《惆怅》真伪的争议，存在两个层面，即事实的层面与文本的层面。现在，在事实的层面上，方锡德教授以考据学的方法，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惆怅》是冰心作品这一事实，而在事实这个层面上，没有任何人提出质疑，也就是说《惆怅》是冰心的作品这一事实是确立的。质疑的意见多来自文本的层面，仅从这一层面看，种种质疑有相当的理由，但是，单个的文本对一个作家来说，可能与其他文本的叙述方式、语言风格、描写内容相一致的，也可能有不相一致的现象。也就是说，它可能在作者全部的创作中属于实验性的文本，或是另类的文本。不可以圈定一个作家一辈子只用一种方式写作，不可以不允许作者进行她的不同的文学实验（包括题材与体裁、叙述方法与语言风格），甚至不可以不允许作家偶尔的游戏之作。《惆怅》则可视为冰心的实验之作、另类之作，甚至是她自己并不怎么喜爱的游戏之作。所以，鲜有提及，也不愿意编入自己的文集中去。但这一切都不足以推翻经过严密论证的事实。如果这个事实确立，那么，有关文本的质疑便成了专家学者所面临的新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对以前研究成果的挑战，这是我们必须意识到的。
至于“1923年”的创作时间，我认为有误，这个时间不是“冰心女士”本人的落款，而是编者语中所言。我认为它的创作时间可能是冰心从美国留学归来后，在与吴文藻相恋有了爱情的体验之后的作品，写作的时间大概是1927年至1928年之间，这时的冰心有从容的时间写作长一点的小说。
我之所以将其设定在这一时间，《惆怅》中的爱情婚姻观念与吴文藻和冰心合作的《求婚书》是一致的，《求婚书》为1926年冰心从美国带回（为了说明这两者的联系，我将《求婚书》作为附件编入本书）。
在识别了《惆怅》的真伪后，便可思考其在冰心的文学创作与五四新文学中的意义了。可以回到方先生前一篇论文，几个观点引述如下：
对于五四青年最为激动、最为苦恼的爱情婚姻问题，就连人近中年的鲁迅，都还写下了那样一篇令人回肠荡气的散文诗体小说《伤逝》；可是冰心这样一位“不世出”的时代同龄人，而且自身还是女性，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意见，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现在，由于冰心从未收集出版的小说《惆怅》的出现，我们曾经有过的这点遗憾，大概可以消除了。
《惆怅》在冰心的小说创作中十分独特。值得重视的，也许还不是这篇小说在冰心自身创作题材范围内的“另类”特征，而是她所表现的恋爱婚姻观——
“自由选择、理性裁决、父母俯允”——在五四恋爱故事中风采独具的“另类”特征。因此，小说《惆怅》不仅在冰心自己的文学创作中，而且在整个20年代文学创作中，都是一个罕见的存在。它是五四爱情婚姻故事中一个独特的叙述类型，一个十分珍贵的文本。
在五四爱情故事普遍感伤滥情的时代，不随大溜，不阿世俗，提出“理性婚姻”的思考和表现，单就这一点，小说《惆帐》就足以在五四爱情故事叙述史上占有一份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
四、冰心与宋美龄
冰心和宋美龄是先后毕业于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校友（宋美龄1913年至1917年就读于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本科生；冰心则是1923年至1926年的研究生），这两位杰出的女性，对中国的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但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两个人的关系却少有人提及，包括《冰心全集》未收入任何一点关于宋美龄的文字，除了传记中略有记述，研究者也未曾涉猎。这一次发现的4篇佚文，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威尔斯利女子大学坐落在波士顿郊外的一处湖畔，环境非常优美，这个湖英文名：Lake Waban，宋美龄译为“韦班湖”，冰心则将其译为“慰冰湖”。冰心入学时，宋美龄已经毕业6年了，但在威校，宋美龄的话题依然流传。
“1924年，我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留学时，我的美国老师们经常自豪地和我说，本校有一位中国学生，即1917年毕业的宋美龄小姐，她非常聪明、漂亮。”冰心1926年学成归国，次年底，宋美龄与蒋介石在上海举行了20世纪最为隆重、最为显赫的婚礼。冰心说，“我经常在新闻、杂志上拜见夫人的照片与讲话，但始终没有机会和她见面。”
冰心与宋美龄终于见面是在1940年的秋天。那时，宋美龄一方面在美国斡旋，力争援助，一方面以妇女指导委员会的名义，指导新生活运动。当时冰心在昆明呈贡，为师范学校义务教师。就在这时，冰心收到了重庆一位朋友的来信，因为妇女指导委员会缺一名文化事业部的部长（沈兹九原为这个部的部长，因为要到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去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位置便空缺了），言谈中提到了谢冰心，宋美龄十分高兴，表示想很快能见到她，并且希望坐飞机来重庆。此时的冰心对宋美龄在抗战中的表现很有好感，也想见见这位昔日威校的校友，今日抗战的女英雄。
恰巧，吴文藻要到重庆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两人便坐了飞机，飞往战时的陪都重庆。这一次会面，决定了冰心迁往重庆。《我所见到的蒋夫人》详细地记载了冰心与宋美龄三次见面的情景，地点均在黄山，蒋介石与宋美龄在重庆为躲避日本飞机战略轰炸的郊外官邸。
冰心在重庆接替沈兹九出任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的职务，也接下了在她手上便开始了的一个专项任务：“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这是一个以宋美龄个人名义设的奖项，但征文工作则由妇女指导委员会来做，责任单位自然是文化事业部了。1940年的抗战处在十分艰难的境地，宋美龄组织这次征文，却并不是为了抗战这个直接的目标，而是为了引导女性青年投入写作，她在《告参与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文艺竞赛诸君》中开宗明义：“我们这一次举行文艺竞赛，目的在藉此鼓励女界青年热心于写作。”
接着便是阐述它的意义：“我们中国受过教育的妇女，在全国女同胞总数中所占的比例，实是太小了，而能够运用优美的文字，表达胸中的思想，更是不多。我们国家正迈步进入于现代国家的舞台，在一切方面要获得与世并立与国同等的地位，因之就必须提高我们国内的文化，普及国民知识，使人人有发表意见的能力。对于教育国民，发扬舆论，没有比文字这个工作更重要的。在20世纪的世界中，无线电和有声电影对于现代民众生活诚然有很大的影响力量，然而并没有夺去报纸杂志与书籍的地位。实际上有了这些新发明以后，报纸和杂志的推行，更具普遍而广泛了。”这些观念到现在也不落后，冰心当时接替这一工作也不显勉强。
这次征文，参加者有552人，征文360本，初审后保留120本，分论文卷与文艺卷，评委都是重量级的人物。论文卷由陈衡哲、吴怡芳、钱用和、陈布雷和罗家伦评阅；文艺卷由郭沫若、杨振声、朱光潜、苏雪林和冰心评阅。冰心作为著名作家、妇女指导委员会文化事业部部长，自然投入得更多，最后由她来作全面的评述。《评阅述感》即是为此而作。冰心说，她在妇女指导委员会只帮了4个月的忙便搬到郊外去了，也就是上了歌乐山。“蒋夫人文学奖金征文”于1941年7月揭晓，之后，才有冰心的这篇文章，可见她在离开了妇女指导委员会后，依然坚持将这件事情做完。
写宋美龄的4篇，文章只有《评阅述感》是在国内以中文发表，其他三篇均在日本以日文发表。冰心以近距离观察与女性的敏锐，描写了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形象：“她非常民主而且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她行动敏捷、态度活泼而温和，尤其是有出色的决断和勇气。”“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喜欢整洁，衣服的颜色总是那么的协调。她喜欢整齐、清洁，亲手插桌上的花。她喜欢孩子并喜欢干厨房的家务。她还喜欢文学和艺术。”对于外界而言，宋美龄诸多的社会活动都是公开的，但对于她的日常生活则可能不知，在《我眼中的宋美龄女士》一文中，冰心对宋美龄日常的衣食起居做了具体的描述，私人飞机上并排设立的两张夫妻床、种花与下厨房、身高与体重等等，这些都是一般人所不能目击的。所以，刊登这篇文章的《淑女》杂志的编者按语说：“我们从来日的谢冰心女士那里得知了举世闻名的宋美龄女士的近况。谢冰心女士是宋美龄女士最好的朋友。”
40年代冰心与宋美龄的接触与交往，曾引起不少的议论，闲话、风凉话以至不善的语言都有。就说那次从昆明往重庆搬家的事情，在云南的知识界就引起一些人的忿忿不平。当时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在昆明，梁思成是吴文藻清华学堂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则为同乡，相互之间的事情自然知道。冰心与吴文藻即将飞重庆，林徽因给她的好友费慰梅、费正清写信，告诉他们：“但是朋友‘Icy Heart’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再也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拉关系弄来的注册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也是生活。”原信为英文，译者在翻译时，故意不译Icy Heart，而这个Icy Heart，是“冰心”二字汉译英的直译，“冰心在汉语中是个好词，而Icy Heart在英语中却是贬义的。”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冰心去重庆“做官”是大有看法的。
甚至傅斯年在向国民政府请求接济战时的林徽因也不忘记在冰心身上踩一脚，说梁思成，“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这言下之意是，谢冰心可以享受那样的待遇，比其才高的林徽因却不能。而在他们看来，冰心可以享受如此待遇，与她和宋美龄的靠近以致攀附是分不开的。
无论是从各自的领域还是在对社会的影响上，冰心与宋美龄都是一棵独立的大树，不需要攀援与依附。但是，世俗的观念在知识精英中有时也在所难免，所以，冰心应邀写宋美龄的文章，不是在国内而是在日本，50年代之后，冰心对于宋美龄的话题三缄其口，这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是一种保护，而在开放的时代，也是一种避嫌吧。现在只能以佚文的方式，将她描写宋美龄或与宋美龄有关的文章发掘出来。描述冰心与宋美龄的关系，实际上也就是描述了冰心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这种描述人们可以做出各自的理解，但无论从哪一个意义上说，历史都应该受到尊重。
最后要说明的是，目前发现的冰心佚文与遗稿，总共有60余万字，所以，这个选本只是选编了其中的一部分。
将冰心这些尘封已久的作品，结集与她的其他作品一道，呈献于亲爱的读者，这还是第一次。
2007年4月9日于根叶绿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