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端六（1885—1966）著名经济学家，武汉大学经济系教授。袁昌英（1894—1973）现代著名作家，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
小滢回忆
我的干爸干妈
干爸杨端六（六，读陆的音）和干妈袁昌英，当年都是武大著名教授，干爸在经济系，干妈在外文系。在乐山，我们两家来往频繁，我的干爸干妈都喜欢我。小时候我们两家相距不远，联系不断，我和静远姐的生日，两家人经常聚在一起过。我的父母也是干姐的干爸干妈，干爸干妈他们的经历不凡。干妈是最早留学西方的人。从干妈为我写的留言看，在西方，干妈的说法就是所谓的“教母”。大概是天主教堂定的意思。我不信教，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说。但是从干妈写给我的雪莱的英文诗，可以感受到干妈是一个受西方新思想影响很深的大学外语教授。干妈晚年经历坎坷，很不容易。
以下是我的干姐静远写的回忆我的干爸干妈的文字。
亲情回忆
我的父亲杨端六
杨静远
我的父亲杨端六是一位在上世纪前半叶享誉学界的人物，现在似乎已经被历史尘埃淹没而成为专业辞书中一个干瘪的条目。作为女儿我有义务将他的情况做一介绍，但由于我们之间的专业和个性的差异，又由于父亲是一个实干、不喜张扬的人，我只能凭借我的点滴记忆、亲友的热情介绍和武汉大学图书馆的资料，来把父亲还原成为一个立体的人。
一、早期经历
父亲杨端六（杨冕、杨超，1885—1966）出身于长沙的一个贫寒家庭。我的祖父早丧，祖母艰辛地抚养大六个子女，父亲在兄弟中的排行为二。他在湖南的几所中等学校半工半读后，于1906年自费（后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东京宏文学院、第一高等学院等并学英语。时值辛亥革命前夕，一个满怀革命激情的青年，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同盟会。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他在上海组织海军陆战队，任秘书，在南京见到了孙中山。1912年初他以为革命大功告成，回家探母，就在《长沙时报》任记者。同年春与好友周鲠生、皮宗石、李剑农、任凯南等同去汉口法租界创办《民国日报》，任总经理。不久因为宋教仁被刺大声疾呼声讨袁世凯而使报社被查封，几人被捕，在法国巡捕房监狱关押四天，后被释放。
1913年初，我父亲等人受黄兴资助赴英伦敦大学入政治经济学院货币银行学，改名杨超（1984年我曾经去该校查找父亲入学资料未果，可能是因为名字的原因）在英国学习7年，期间短期留法、德。
1919年，他参与一批以王世杰为首的留英中国同学去巴黎。协同旅法中国工人，围困中国大使馆，抗议巴黎和会上中方代表签署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此举配合了国内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一内一外，对阻止签订“二十一条”是起过作用的。
父亲在英国时不断为国内报刊撰稿，以助学资。1917年，因为在《太平洋》杂志上发表《会计与商业》一文，受到商务印书馆领导人的重视，在他1920年回国前就聘他为《东方杂志》撰述。1921年在他建议和主持下推行新会计制度，获得成功，使商务财务扭亏为盈，被誉为商务的“金柜子”。据说他是第一个将西方先进企业管理引进中国企业的人。改良会计制度一举，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和自我检查中，被批判为“替资本家剥削工人效力”。
1922年至1929年任会计科长，兼《现代评论》主编，又兼吴淞中国公学教员，期间出书数种。我父亲一生与商务结下不解之缘，后来他的（以及我母亲的）书几乎全由商务出版。1921年，父亲与留学英国五年的母亲袁昌英在北平我外祖父家结婚，证婚人是吴稚晖（辛亥革命元老），婚后母亲留在北平，在女高师教莎士比亚，父亲回上海继续在商务任职，直至1928年母亲留法两年回国后，才带着我到上海与父亲团聚。
父亲自留英时起，就逐渐疏离政治，专心治学。他研究学术极为勤奋。据亲友们说，他独居上海期间，在盛夏赤着上身伏案疾书，桌旁边放一盆冷水。汗流如柱时，就拧一把毛巾擦去汗接着写。1926年9月应杨辁（杨杏佛）邀请参加广州科学会会议。同年冬，杨杏佛介绍他参加国民党。此时他对于政治活动已经兴趣不大。1933年杨杏佛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后，他更是心灰意冷。1928年，以蔡元培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在上海成立，总干事杨杏佛聘请父亲为社科研究所代所长、经济组主任。另两位所长是李四光和傅斯年。这一年，他与侯厚培等合作编著了《六十五年来中国国际贸易统计》一书，1931年出版。后因患白喉重症，辞职养病。1930年到了武汉大学。
二、与毛泽东的关系
在我印象中，这是父亲生平中最扑朔迷离的一个方面。不仅因为史料匮乏，也因为他自己从来不提。经过多年的查考，情况大致是这样的。
1920年10月，也就是他五月回国后在商务任职期间，北大“讲学社”与上海公学联合组织罗素、杜威来华讲学团。罗素的陪同及翻译由杨端六和赵元任一南一北担任。父亲在1920年10月陪罗素到长沙后，为罗素作过一次翻译，自己作过三次演讲，看来是对罗素有研究的。在他的著作中有一本与张闻天合编的《罗素论文集》（二册，商务1930年版）。但他是怎样和毛泽东接上关系的，查找旧信，意外地发现我姑母杨润余的两封信和一篇报道《杨润余——最后去世的一名新民学会女会员》。原来，毛泽东当时在长沙创办中国第一个革命青年团体“新民学会”会员66人中有16位女性，包括蔡畅、向警予，年龄最小的就是父亲杨端六的小妹妹杨润余。通过她的介绍，父亲结识了毛泽东。罗素离长沙北上后，毛泽东请父亲在第一师范演讲，由毛本人做记录，发表在他任特约记者的长沙《大公报》上。这就是“杨端六讲，毛泽东记”一文的由来。1921年，姑母杨润余去上海就读中国公学，住在我家，考上李石曾、吴稚晖用退还“庚款”在法国里昂办的免费中法大学。这年毛泽东适在上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曾到闸北北四川路四达里我家去看望杨润余，并亲自把这批留法学生送上波尔多斯号海轮。这次会见是否见过父亲，不得而知。
姑母杨润余在1985年9月19日的信中提到，中共长沙党史办向她了解，杨端六是否毛泽东的“好友”，她答并无所知。问题的提出可能与毛泽东的一封信有关。1936年，毛泽东从延安致书南京中研院院长蔡元培，问及一些“党国故人、学术师友、社会旧朋”，名单中有杨端六。与毛泽东称得上“好友”的可能是我的外祖父袁家普（袁雪安），这里不谈。
据武汉亲友说起，新中国成立初年，毛泽东曾经致函武大（或者父亲本人）请他来北京工作，父亲婉辞（当时的武大校长父亲的挚友周鲠生即应邀赴京），固守武大，直至1966年9月“文革”中病逝。
三、与蒋介石的关系
我父亲虽然一心想避开政界，却都没有躲过。他1930年在武汉大学任经济系教授，曾任法学院院长、教务长、短期兼图书馆长。他在专业领域已声名卓著。1933年4月，蒋介石慕名请他为他个人讲经济学两次，这使他后来得了个“蒋介石的老师”的恶名。随后，蒋又任命他为新成立的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审计厅）厅长。我父亲不敢违抗，便提出三个条件：不离学校，不离讲台，不穿军服。蒋一一允诺。父亲只得在此后的四年中每年寒暑假去南京上任，成为国民党军中惟一一个不穿军服的“上将”。1937年夏抗战爆发，他趁机提出解散审计厅的建议获准，从此甩掉了这个包袱。抗战期间，蒋介石还不肯放过他，几次让他去重庆做官，他以侍奉老母为由婉辞，蒋也就不再纠缠。1938年至1947年，作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去重庆开过几次会，很少发言和提案。1945年，在本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当选为国民党六届中央执行委员。纵观他的一生，从热情投身民主革命到不满国民党政权，视政途为畏途，却难以脱身，实在苦不堪言。他的生活追求是“只做事，不做官”，却又做不到。他常叹道：“人怕出名猪怕肥（壮），表白了他无奈的心迹。如同遗传基因，他的这个信条传给下一代。我弟弟杨弘远虽然在学术上达到了中科院院士的荣誉，但始终不与”长字沾边。
四、武大岁月
父亲一生的两大贡献，一是在经济学特别是货币银行金融财会方面的开拓性研究论述，一是在教坛上呕心沥血默默耕耘，培养出一代又一代财经界杰出人才。他教过的学生无不终生感戴，尊崇他为“我国现代货币金融学的奠基人之一”。他著书约15部，撰文约180篇。我无法一一列举。仅就我所知略举一二。
货币与银行是他研究的重中之重，早在三十年代就出版过一本书。抗战期间，他重写该书。1939年8月19日敌机狂炸乐山，我家和周鲠生、刘秉麟三家合住的院子遭燃烧夷为平地。几家人仓皇逃命时，我父亲救出的惟一财物是一包《货币与银行》原稿。1941年由重庆商务出版，以后多次重印，成为武大和其他一些大学经济系的必读教科书。在家，他不是一个溺爱孩子的父亲，但对学生，却像慈父一样关爱有加，倾其所有地传授知识，耐心地解答一切问题，并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为毕业生谋职。1944年他60周岁时，毕业同学和各界人士约二百人发起祝寿捐款约四万元，用以设立“端六奖学金”。五十年代初，见到党和政府短期内遏制了旧政府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国民经济迅速复苏，他这个搞经济的五体投地。他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并加入“民革”。年过七旬，应三联书店约编著了《清代货币金融史稿》于1962年出版，1977年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重印。
我父亲为人做事极端认真负责，一丝不苟。他在武大的又一件鲜为人知的业绩，是1938年他主持“迁校委员会”，将全部图书仪器一一装箱，溯长江，过三峡，运到重庆后改有木船运载。溯岷江抵乐山，再雇人肩挑车载，安放在武大校本部所在的文庙，整齐上架。整个抗战八年，全校师生没有因为无书可读而苦。1946年返校时，又是他负责将这批珍贵文献毫发无损，运回珞珈山。却不料，后来竟有人诬陷他贪污了复校经费。父亲一生廉洁，公私分明，最恨贪污腐败，这个不白之冤对他的打击之大可以想见。
处世哲学方面，我父亲尊崇儒家中庸思想。从十岁起就教我读《四书》、《史记》，母亲则教我读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他最景仰的古人是诸葛亮，父亲还奉诸葛亮的“鞠躬尽瘁”为座右铭。我的名字就是取自孔明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志远”。生活中，他崇尚简朴，惟一的爱好是园艺，只要有条件，就栽花种菜不止，当得上是绿色环保意识的信仰和实践者。
父亲对于我的影响，只是从我大学期间的日记中可以捕捉到，他劝过我，希望我不要黏上政治，政治就像恋爱一样，一旦陷进去就不能自拔。但那时候年轻的我怎么会听得进去？而且还为此闹过家庭矛盾。我说：“我不想搞政治运动，但我想了解中国革命，那么不要阻拦我。”我与父亲走的完全是两条路，他是个很古板的人，他的经济学我一窍不通，丝毫没有兴趣。我是个浪漫派。虽然他对我很好，但他看不惯我。
《让庐日记》摘编
杨静远
1942年9月1日
早上送弟弟上学，到文庙取成绩单。拿到成绩单，一眼望去都是甲、乙，仔细一看，果然没有丙、丁，先放了心。爹爹回来，先看信，刚才来了一封大伯伯的信。刚吃几口饭，忽听见爹爹在房里唏唏地大哭起来，我知道是那话儿来了，吓得进去看他。爹爹哭得很厉害，我知道没法劝他。信上讲婆去世的经过，说是临终时查得病已好，只是年事过高，无疾而终。信上又提起一应后事费用大概要五六千，要爹快寄去。
我的母亲袁昌英
杨静远
母亲袁昌英，字兰子、兰紫，1894年生于湖南醴陵农村的一个乡绅家庭。外祖父袁家普（雪安）是一位思想先进的饱学之士，民国官员。他对女儿的教育极为重视。幼时让母亲在家乡读私塾，打下了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基础。少时由外祖父送到长沙、上海读书，1916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女塾。外祖父自费送她到英国留学，一去五年。先就读于伦敦Blackheath中学，1918—1921年就读于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为该校攻读英国与欧洲文学的第一位中国妇女，主修古典与近代戏剧。1921年7月以论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论文获文学硕士学位。因她是中国妇女在英国获文学硕士的第一人，当时路透社特为此发了消息，国内各大报刊随即登出，但误将姓名译为“张英女士”。
此时，她已开始写文章寄回国内发表。现仅发现的一篇写于1920年的《论女子留学的必要》，响彻了“五四”运动时代倡导妇女解放的呼声。
在英国期间，经其父介绍，与在英国攻读经济学的杨端六相识并订婚。1921年回国结婚时，父亲杨端六年三十六，母亲袁昌英年二十六，两人都为学业而晚婚，这在当时是不多见的。
1922—1924年，母亲在北平女子高等师范任教，教英国文学，主要讲莎士比亚，是我国第一位研究和介绍莎剧的女学者。1926年，她远离丈夫和三岁的女儿，只身赴法国入巴黎大学为研究生，进修法文和法国文学。在法国两年中，她继续为国内报刊撰写散文、随笔和文学评论。她还热情地关怀我国的一些勤工俭学学生，在生活上和学习上给予照顾，如帮助找工作，介绍法语教师等。
1928年回国后，她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讲莎士比亚和英文散文。同时写了大量散文、小说、论文，主要是剧本。她写了古代题材的多幕剧《孔雀东南飞》，现代题材的独幕剧《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人之道》、《结婚前的一吻》等，多涉及妇女及恋爱婚姻问题，歌颂纯真善良，鞭笞自私丑恶。这些剧本后合为一集出版（《〈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商务1930年）。她写的游记《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的感想》，文情并茂，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她还写过一本介绍法国文学的书《法兰西文学》（商务1929年），翻译过法国现代剧作家让·雅克·贝尔纳的两个剧本《玛婷·痛苦的灵魂》（商务1931年），并撰写了《西洋音乐史》。
1929年，母亲受聘为新创建的武汉大学的首批教授来武汉，任外文系教授，从此开始了如日中天、成果卓著的战前八年。她不遗余力地向青年学子介绍西方文化的精粹，教书育人的热情极高，恨不能把自己“扎扎实实填下的一肚子学问”统统掏给学生。不像有的大学教授多年只教一两门课，年年重复同样的教材，她不断开新课，不断更新老课的内容，总是忙着备课，阅读大量新资料，编写讲义。她在武大教过的课，除莎士比亚，还有现代欧美戏剧、希腊悲剧、希腊神话、法文、英文散文、中英翻译等。教课之余，继续从事写作，这期间写的论文、散文、随笔，自选为文集《山居散》（商务1937年）。其中论文有《文学的使命》、《论戏剧创作》、《莎士比亚的幽默》、《歇洛克》、《墨特林的静默论》、《短篇小说家契诃夫》、《妥玛斯·哈代》、《易卜生的野鸭》、《皮兰德罗》、《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读王独清君〈诗人缪塞之爱的生活〉》、《庄士皇帝与赵阎王》等。论及莎士比亚的就有两篇。
1933年，在相隔十年之后，她生了弟弟杨弘远（现武大教授，中科院院士）。她在校内和全国广交文友，过从最密的有苏雪林、凌叔华。由于她们三位都是珞珈山上的知名女作家，人称“珞珈三杰”。
1937—1945年抗日战争的八年，是母亲事业的又一高峰期。1938年初，她和全家随武汉大学西迁至四川。在那以大佛闻名于世的美丽的川西小城乐山，宁静的日子仅过一年，大灾难就从天而降。1939年8月19日，敌机狂轰滥炸了毫无设防的乐山城，在炸弹的肆虐下，全城精华付之一炬。我家的住宅被夷为平地，全家财物荡然无存。随后国统区物价飞涨，教职员生活日益困苦。不少人无心教学，或兼职，或另觅门路挣钱糊口。母亲虽身经大难，但对教学的热忱丝毫未减。她教外文系三四年级合班的莎士比亚和近代欧美戏剧，还教法语。跟她学过三年法语的学生，日后就能自由地阅读和应用。为了加深学生对莎剧的理解和体会，也为了扩大莎剧在全校的影响，她辅导高年级学生用原文演莎剧，记得演出过《皆大欢喜》。学生剧社演出王尔德名剧《莎乐美》，也请她作文学指导和顾问。教学之余，她仍笔耕不辍。这时期她写的文章已不同于二三十年代那种热烈奔放，挥斥激扬，而是增添了富于人生阅历的睿智、忧思和哲理，如《生死》、《行年四十》、《漫谈》、《爱美》、《成都灌县青城山游记》、《关于莎乐美》等。这些文章结集为《行年四十》（商务1945年）。她还写了一本专著《法国文学》（商务1994年），一部多幕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正中1947年）。正如随笔《忙》中所述，纵然为师为妻为母，柴米油盐家务缠身，她仍在文学的园地奋斗不止，精力旺盛有如一团不熄的火。
五十年代初，武大外文系撤销，母亲转到中文系教外国文学。她真心实意进行思想改造，学俄语，热情地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将毛泽东诗词译成英文。她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当选为湖北省政协委员。她出席过三次武汉市文代会，当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于1956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这期间法国巴黎大学曾通过香港邀请她去讲学，被她婉辞。1957—1958年她受到不公正待遇，被错划错判，离开了她热爱的教学工作。“文革”中进一步遭受迫害，作为“五类分子”被遣送回湖南农村，仅靠我每月汇寄的二十元维持生活。就是在这样无望的境况下，她仍怀着天真的幻想，要为祖国的文化事业尽心尽力，重译莎士比亚戏剧。她带下乡去的少数财物中，就有一套1911年版的《莎士比亚全集》，篇页中至今留有她用铅笔作下的标记和解释。1973年4月，她病逝于醴陵乡间，年七十八岁。
1979年，在母亲逝世后六年，她的错案终于得到纠正。袁昌英这个被社会遗忘了二十多年的名字，重新被发现和认识。1981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刊出了《作家、学者袁昌英》一文（作者李杨），第一次对母亲的生平和建树给予了全面中肯的评价。她的著作在海内外重新出版，计有《袁昌英作品选》（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李杨编）、《〈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台湾商务1983年）、《袁昌英文选》（台湾勤洪范1986年，苏雪林编）、《袁昌英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年，王之平编，2004年重版）、《山居散墨》（《中国现代小品经典》书系之一，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她的散文风格特色也成了青年学者研究的专题。
母亲文如其人，一身正气，对国家、民族、社会、青年，怀着强烈的爱心和高度的责任感。她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以人格、品德教诲青年一代。据她的一位四十年代的学生、上海外语学院章振邦教授回忆：“袁先生常对我们说，值此世风日下之际，我们每个人都要严以律己，为国家保留一点操守和气节，我认为袁先生生前就是这样的人。她的教诲，至今还在对我起着教育作用。”母亲是一位爱国者，火一般的爱国心表现在许多方面，她曾用英文写过一本《中国的爱国诗人》，向国外介绍屈原、岳飞、文天祥、辛弃疾等。而她关于文艺的社会使命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她的一篇序言中的话：“实地研究我国下层社会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来多创造维新的戏剧，有生命的戏剧，因之可以影响及于改良社会，改良生活。”
《让庐日记》摘编
杨静远
1943年3月3日星期三
阴森森的天，死沉沉的空气。上午四堂课只上最后一堂英诗课，好不泄气。听说罗念生先生到成都去了，因为一位美国研究古希腊文学的学者久仰他的大名，特来拜访他。也许他就不会再来，到燕大去了。回家后，妈喊我一同到苏先生（苏雪林）那边听故事。苏先生的故事真是有趣，讲的是明末的一个遗臣独孙的遭遇。这是一篇真实的自述。作者在写完后就病死了，还不到20岁。苏先生把他改编为白话文，用一种别出心裁的方法写出来，把他经历的事在临死时回光返照的一霎那重演出来，根据柏格森（法国哲学家）的时间主观学说。这真是很特出的趣题。回来后，妈妈忽然说：“如果你真有聪明的话，可以试着写一种有趣的离奇曲折的小东西，倒可解解闷，又可试验自己的能力。”我说我总有一种成见，好像不是抗战题材的作品就不合时宜，而八股不合我的性格。她说，一个文学家的思想不能太严肃，有时也要写点轻松的东西调剂一下。虽然我口里还在分辩，然而心已活了。我发现自己对文学还是有极浓的兴趣。现在的郁闷不过是一时的不如意，遇了阻碍以致活水凝滞罢了。可是要写小东西也真不容易。虽然不要深刻的思想，可需要熟练的技巧和灵活性的想象力，我是否真具备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