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全性，1925年生。电化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现居武汉。
小滢回忆
查家记忆
查全性大哥1925年出生，安徽人。他的父亲查谦先生是华中工学院（今华中科技大学）的创始人之一，首任院长，为这所大学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根基，形成了醇厚活泼的教学学风。
查大哥是我小时候的好朋友，他们哥仨（其恺，其恒）都是很不简单的人物。查全性和他的弟弟全是我从小最熟的人，我常去他们家蹭饭。因为查伯母喜欢女孩儿，她生了三个男孩儿。查大哥1950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化学系，后来又到莫斯科学习，从事电极过程研究。现在是“文革”后最早任命的中科院院士。他主编了我国第一部有关电极过程的专著《电极过程动力学导论》。查全性大哥还是第一个在“文革”后提议恢复高考的学者，由于他的呼吁，高考恢复了。
查大哥给我题词的时候还很年轻，但是那时他就像我的亲哥哥一样鼓励当年想学医的我，做南丁格尔和居里夫人一样伟大的人，做对国家有用的人。还开玩笑似的希望我发明一种如糖一样好吃的药，使小孩儿吃药别像我小时候一样要让大人捏着鼻子灌。今天读到这些，我想其实这也是查大哥一生的追求，他刻苦钻研自己的学科，不断创新人生，并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二十多年前他去英国时专门去我家看望我。今年我们还在一起聚会，八十多岁的他从武汉赶到北京和我们团聚，现在也关心着本书的出版。请看下面这篇文章，此文详细介绍了查大哥在中国“文革”后建议恢复高考问题上的过程，反映出恢复高考的决策对于中国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产生的巨大影响。
特邀解读
查全性院士——倡导恢复高考的功臣
龚向前
（原文：一声春雷满园绿）
1977年8月初，盛夏的北京有些闷热，走在街道上的行人不断拿出手帕擦拭脸上的汗珠。老人们则摇着扇子，哼一曲京调，想驱散这炎热带来的烦躁。只有偶尔吹来的微风摇响树叶，给北京市民带来一丝凉爽。就在这时候，人民大会堂里的一群知识分子却在紧张地忙碌着他们的会议，当时，谁也没有料到这是一次改变中国科学和教育形势的会议。
此时，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组织召开了这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都是来自中科院和名牌大学的学术、科研带头人，还有许多中外闻名的大科学家。座谈会没有确定主题，就是要大家畅所欲言，谈谈我国科学界和教育界存在的问题。小平同志每天都准时到会，并认真听取每一位同志的发言。会议越开越活跃，大家打开天窗说亮话，把一个个问题摆出来，一个个点子献出来。查老回忆道：“会议有点‘神仙会’的味道，涉及的内容很广泛。”此前，教育部曾召开了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座谈会。与会者声讨“四人帮”，批判“白卷英雄”，但在讨论中心议题时却一筹莫展。当时高等教育领域还笼罩着两片乌云：一是“七二一道路”，一是“两个估计”。“七二一道路”，即大学要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两个估计”，即“文革”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和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次招生会议基本维持前几年“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老办法。
8月6日，查全性谈及招生一事，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祖国未来的忧虑驱使他勇敢地站出来，大胆倡言：从今年起就要改进招生办法，不能再忽视新生质量了。他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像工厂的原材料一样，不合格的原材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产品。当前新生质量没保证，主要矛盾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招收，而是现行招生制度招不到合格人才。”他还列举了当时招生制度的种种弊端：既埋没了人才，又败坏了社会风气，还影响了中小学教育；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一些不想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甚至连小学生都知道：“上大学不需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
接过查全性的话，教学所吴文俊、长春光机所王大珩、上海有机所汪猷等科学家相继发言。在座的科学家插话踊跃，情绪热烈，一致建议国务院下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进行改革。小平同志沉思了一会儿认真地说：“招生制度非改不可！只是今年可能来不及了。”“还来得及，今年正式招生还没开始。”查全性急切地回答。小平同志转过身问教育部长刘西尧等人：“你们看来不来得及？”大家纷纷指出：“虽然招生会议已开过，但招生工作尚未开始，要改变还来得及。”查全性还补充了一句：“宁可晚几个月招生，不要又招20多万不合格的。”看到大家积极性高涨，小平同志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地说：“来得及的话，今年就开始办！”话音未落，掌声爆发，经久不息。
恢复高考的重要信息如一声春雷，全国人民欢呼雀跃。被压抑了十几年的几千万中学生，甚至已届而立之年的“老三届”，做梦都没想到会有这一天。仿佛一夜之间，尘封十几年的中学课本，变戏法似的从床底下、墙旮旯、废纸堆里被“请”了出来。“有旧课本吗？”一时成为年轻人见面打招呼的常用语，以致1977年冬季和1978年夏季报考大学的考生竟达1160万人！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拿不出足够的纸张来印考卷，为解决77级的考卷用纸，中共中央决定调用印刷《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纸张。
提前一年的恢复高考，就意味着几十万青年改变了生活命运，国家增添了几十万栋梁之才。在当时人们还徘徊于“左”的怪圈时，作为一名学者，第一个站出来为民族教育大声疾呼，这是何等的胆识与魄力！从那时到现在21年多了，查院士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他还念念不忘77级至79级的学生。他说：“77级至79级的学生整体素质，比以前和以后的都要相对高一些。”
多年来，高考的成效有目共睹。而这位当年倡言恢复高考的科学家，如今却认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到了非要改革不可的时候。
查院士坦率地说：“现行的高考制度越来越严重地成为中小学教育的‘指挥棒’，使‘应试教育’盛行，严重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他说，这么多年来，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单靠几分差别就判断一个人学业好差，这不科学。假如风气正，推荐也不是坏事。他认为一些省、市明年高考采取“3 X”形式，是一个值得从事的尝试，但也要防止学生“偏科”。研究生招生考试包括面试、口试等办法，在有条件时本科生招生不妨试试。前苏联就很重视面试、口试。
查院士还谈到，事物总不免有两面性，有些事情令人遗憾。他说：“当年录取的青年人，特别是攻读自然科学的，有相当一部分由于种种原因出国深造后，至今未回。我深切期望他们在致力发展世界科学的同时，能以各种方式报效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