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心安（1902—1970）名壮猷，字欣安、欣庵、心安，武汉大学著名教授，历史学家。
小滢回忆
说说方家
方伯伯我回忆不起来很多，但是方心安伯伯的几个儿子我都很熟，其中一个还是我的把兄弟呢。大哥在空军，当然已经退休；老二克定在国家行政学院退下来以后，又被聘为国土资源部部长顾问，老三曾任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的院长。方伯伯的两个儿子都在我的纪念册上题了字。当年我在抗战胜利之夜写给父亲的信中还提到了他们曾经和我一起高举火把跑到街上游行的事。克定爱人黄民智女士在为本书找父亲相片的时候，来信对高艳华说：
方老先生分居三地的四个儿女，他们都很感谢作者和编辑投入这本回忆录的热情和劳作。回想1937年“七七”事变后武汉大学西迁四川乐山（前后近十年），已成60—70年前的往事，1970年方老先生在“文革”中猝然辞世至今也快四十年了，这些往事对后人既是一种代际的文化传承，也起着不可磨灭的激励作用，是值得铭记的。我们自应积极支持和配合。因时间仓促，只找出三张照片附上……另送上丰子恺先生1943年给克强、克定兄弟手绘的“努力惜春华”复印件，供丰老先生后裔知悉，并代致意。这件墨宝与小滢纪念册上的画面很相似，题词相同，时间也差不多。克定在和我闲谈中曾回忆说：记得当年家居乐山县铁门坎的‘高望楼’（父亲命名），从大阳台上可正面眺望大渡河，侧面还能远望大渡河、岷江与青衣江汇合处的凌云山（依栖霞峰凿成高71米的乐山弥勒大佛）和乌尤山，他11岁那年父亲曾邀请丰子恺先生做客高望楼（好像还有朱光潜先生等在座），宴谈尽兴，流连忘返，挥毫泼墨，接连画了几幅横轴和条幅形式的乐山大佛（裱糊的横轴一直挂在客厅里，现在不知何处），小滢纪念册上的《努力惜春华》只是一挥而就的小品，这一代人六十多年前的春华不再，赋予子子孙孙应倍加珍惜。
名家后人群言堂
我所了解的方伯伯
吴令华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会当临绝顶，一览众山小
小莹（滢）天资颖敏前程远大书此勉之。
看着半个世纪以前方伯伯给同学小滢留下的墨迹，想起来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方欣（心）安的名字，还是在童年。
大约1936年的一天，父亲和母亲说起在北平时与宾四（钱穆）、欣安等同游长城的趣事，两人大笑，父亲顺便提到：“欣安从法国回来了，景况还不好，我对某某说了，请他来武大教书。”又过了些日子，方伯伯携全家来访。与以往不同的是：每次家中来客，父亲都在客厅接待，除非深入探讨学术问题，才请进书房查书。而这方伯伯初次来访，略事寒暄，父亲便把他让进书房，留下母亲陪方伯母在客厅聊天，我则和克强、克定兄弟在地毯上玩“过家家”。过了许久，我们的游戏角色已经变换多次，我已想不出新鲜花样了，他俩才从书房出来。后来父亲对母亲说：“欣安全家刚来，人生地不熟，你多陪陪方太太”，又叮嘱我多和克强兄弟玩。正好他家和我家同住在新二区，所以，从珞珈山到乐山，我们两家来往一直较多。记得1937年夏，父亲大病初愈，老同学戴家祥出川，特意到珞珈山探望，方伯伯设宴，父亲作陪。过了一个月，日寇入侵，平津陷落，一大批文化人逃出北平南下，叔叔吴世昌夫妇也来到我家。一天，沈从文、杨刚、萧乾同来我家访父亲和叔叔。父亲专门从汉口订了“北平烤鸭”，也请方伯伯作陪。这很可能是我第一次吃烤鸭。那次宴请使我现已89岁的表哥徐璇（人民大学教授）至今齿颊留香，认为现在只有一些酒家的“精品烤鸭”差可比拟，并对我的无知健忘深为遗憾。我则一直搞不明白那时从汉口到珞珈山，是怎样保持烤鸭的嫩脆的。（按：最近方听说是请汉口餐馆的厨师带半成品来家烤制的。）
方伯伯在武大授课，有自己的特点，很受学生欢迎。有一位学生说：他讲《宋史》，准备了两套书，发给学生，让学生按不同专题整理剪贴，剪贴完了，一部“宋史资料分类长编”的雏形也出来了。学生们则学到了治学的一种方法，受益匪浅。
父亲去世以后，方伯伯撰写的《吴其昌教授事略》中强烈呼吁国民政府改善教授的生活境况，“顾自入蜀以来，物价指数率增至三五百倍而有加无已，大学教授薪津所得，远不逮贩夫走卒之差足温饱。学课之余，卖文售艺，力竭声嘶，犹不足糊口腹，赡妻子，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更何暇乎节劳养疾之足云哉！”批评当局对“既成之才，弃之若敝屣，悉任其贫病潦倒”，并列举武大抗战中死去的教授：“前乎君者，既繁有徒（武汉大学教授先君而卒者为郭泽五、王远、黄方刚三君，其余讲师助教死者尤多），踵乎君者，恐更将接十连百而未已也！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是岂国家前途之幸哉！”我记得，在我父之后，又有萧君绛等教授相继病逝。直到抗战胜利复员之前，方伯伯对我们流落异乡的孤儿寡母曾多加关照，至今我铭刻在心。方伯伯继我父任武大历史系主任。解放后，调任湖北省图书馆、文物管理领导职务。1983年，我公出武汉，特到珞珈山访旧，找寻问及方伯伯和方伯母，才知他们已含冤故去多年，我空对旧居，惟有长叹。
几年前，偶见一条新闻，某位考古专家花一千八百元买到一柄古剑，认为是越王剑，比上世纪六十年代出土的那款还要珍贵。后来又有人认为是赝品，沸沸扬扬，聚讼不定。我对考古一窍不通，但由此想起了我童年时期十分熟悉的、父亲的清华老同学方伯伯。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国考古界的一大成果，是在湖北江陵楚墓中发现了越王勾践剑。那是一柄锋利无比、精美绝伦的青铜剑，剑身刻有八个变体篆书。时任湖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年逾六十的方伯伯受命主持宝剑的研究工作，首先解读铭文、确定剑的主人。他们初步释读出剑铭中的六字：“越王自作用剑”。然而中间两个应是王名的关键字，却难以破译。于是他发起了一场书信大讨论，参加者有郭沫若、唐兰、商承祚、夏鼐、容庚、徐中舒、陈梦家、胡厚宣、于省吾、苏秉琦等一大批国内顶级的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方伯伯将铭文的拓片寄予诸专家，请学者们各抒己见。从出土的竹简确定墓主人姓邵，邵是楚国的望族，方最初提出剑铭中间的两个字可能是“邵滑”，得到郭沫若的赞同；但公认为识得甲骨文最多的唐兰却推断这两个无人认识的“鸟虫书”是“鸠浅”，而“鸠浅”，则是“勾践”的通假字。经过两个月的书信切磋，学者的意见趋于一致，认定了剑身铭文是“越王勾践自作用剑”。以后又有专家对剑的工艺进行专项研究，发现此剑被硫化物镀过，故能千年不腐，而这项技术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
一件埋藏地下两千三五百年
的国宝级的文物、一柄真正的王者之剑的身份终于认定，一场轰动一时的学术大讨论也圆满落下帷幕。学者们的书信被编成《楚墓通讯集》，永远记录下这段考古史上的佳话。而这也是方伯伯晚年学术生涯中的最为辉煌的一页。四年以后，一代学者，一生追求“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的方伯伯被迫害病逝。
方伯伯，名方壮猷（1902—1970），字欣安、心安，湖南湘潭人。据我父亲吴其昌的介绍，年轻时的方伯伯兴趣广泛，尤爱文学，“浸淫于西洋文学，凡诗歌小说剧本无不毕嗜，亦时有创作，然君自言自娱而已，非示人者，随即脱手焚之。后此治毛诗，攻中国文学”；入大学后，“又转其志于社会科学，凡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宗教、心理、哲学诸书无不攻读，且及于吾国史、汉、通鉴、通考及纪事本末、宋元明学案诸籍，益期有所成。”在清华研究院，他“治文史之学，著《中国文艺史》十四卷，《太平天国志》若干卷，此外积稿尚多。然君素不表暴，扃诸箧而已矣。”父亲说他：胸怀大志，“为磊落慷慨奇男子，然外又以和易隐之，温柔敦厚，人目之为妇人女子，君笑颔而已。”“得于诗教者独深”。奇怪的是，父亲总把他当弟弟看，“与余同年，日月后于余。故其亲予也，亦殊异于他人云。”但我从克立教授给我的《方壮猷传略》中得知他比我父亲足足大了两岁。这也可看出方伯伯平时为人的谦逊温和。
方壮猷伯伯在研究院学习一年后毕业，到上海一些大学教书。1929年，赴日留学，从东京大学白鸟库吉研究东方民族史。次年归国，在北平各著名大学讲课，并连续发表《室韦考》《契丹民族考》《匈奴语言考》等多篇有关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研究的论文，风头正健，其间发生了一些事，他复南下，1934年赴法，入巴黎大学研究院，从伯希和继续研究东方民族史，两年后回国，到武汉大学任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