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不乐意走进这座楼房，因为这里面总有许多人。而且，有四次一开始我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它，只得找遍四个街角。费多西娅给我开门，我微笑着对她说：“我又来你们这儿了。”她帮助我脱掉外衣（因为我白天给了她二十戈比，她非常感谢我）。她去通报我来了。我在饭厅里等了一会儿，就跟着她走了进去。他在写字台后面坐着。我又给他鞠了一躬，便坐在了门旁边我一般坐的那个位置上。可是他建议我坐在他写字台的后面，说我这样写比在小桌子上方便许多。我换了座位，他则坐在了我在门旁边的椅子上，在那儿开始谈话。他又问我叫什么，还想知道我和前不久去世的作家斯尼特金［91］是不是亲属。我回答说，不是，只是同姓。他又问我有没有父亲和母亲。我说，我父亲今年四月去世了，我穿丧服就是为了悼念他。我有个老妈妈，姐姐嫁给了一个书刊检查官，弟弟在莫斯科上学。他又问我受教育的情况，在什么地方学习过，从事速记多久了，以后想做什么，等等。对这些问题我回答得都很简单，严肃；一般来说，我表现得很矜持，想把自己摆放在这样一个独立的位置上，让他不能对我说一句多余的话，不开一句玩笑。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举止，因为我是来工作的，根本就不认识，所以没有必要闲扯，持身严谨既好又体面。费佳后来告诉我，他真诚地感到惊讶：我那么会为人处世，举止极为得体，使得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出一句轻率的话，我正派严肃的语调迫使人缄口，我好像一次也没有笑过。费佳说，他很喜欢我这样举止得体，善于立刻把自己摆到令人尊重的关系之中；他见到过许多虚无主义派女子，已经看惯了，大概，以为我也是那样的人。在我们谈话的时候，费多西娅在另一个房间里沏好茶，给我们端进来，又给每人送上一个小面包。还送来一碟子柠檬。我开始喝茶。这时费佳又问我是否想吸烟，我说我从来没吸过。后来他站起来，向窗户走去，在那里的纸袋里放着梨。他取出两个来，直接用手递给我一个。这样不拘细节让我觉得有点怪，他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小盘子上嘛。我坦然地拿起来，毫不客气地吃了。
他开始谈他自己，说他如何在可怕的死刑恐怖中站了一刻钟，他的生命仅剩下五分钟了，他在度过这几分钟，他觉得，这似乎不是五分钟，而是整整五年，五世纪，他还必须这样活很久。他们被分成三排，每排三人，他在第二排；第一批已经被带到了死刑柱前面，给穿上了罩衫。一分钟之后他们将被枪决；然后便该轮到他了。天哪，他多么希望活下去呀，我的上帝！他觉得生命是那么珍贵，还有多少善事、好事可以做呀；这时候往昔的全部生活都浮现在眼前。生命并未曾得到充分的利用，他多么渴望什么都体验一下啊，多么渴望再活很多很多年啊。可是骤然传来了终止的号声，他马上振作起来。接着给三个死刑犯松了绑，向全体公布了减刑判决，他被判处送往鄂木斯克做四年苦役。这一天他是多么幸福啊，这样的日子在他的记忆中不会再有第二次了。他一直在单人囚室里（在阿列克塞三角堡）踱步，放声高歌，一直唱。赏赐的生命让他欢喜雀跃。后来哥哥获准来与他告别，于基督诞辰的前一天让他们上了路。费佳保存着在那天写给哥哥米沙的信［92］，是在宣读判决的那一天写的（是他不久前从自己侄子那儿得到的）。费佳在这一天给我讲了很多。使我尤其感到惊讶的是，他是那样深沉，对我则是那样坦诚。这个人貌似胸有城府，却给我详细讲述这一切，而且那样真诚坦率，甚至看起来都有点怪。我非常喜欢这种信任和以诚相见。我感到有点遗憾的是，他过了这么久还不开始口授。已经晚了，我今天必须回家，因为从一清早我就没见过妈妈，而我答应过，工作一结束便立刻回家。我不想到斯尼特金家去借宿。我甚至想给他说明这一点。不过，最后他自己建议开始口授。我又把自己的铅笔削了一遍（我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削铅笔，所以我的手经常脏得吓人，两只手都脏）。他在房间里快速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从火炉走到门口，不停地吸烟卷，一支接一支，把烟蒂扔在我面前写字台上的烟灰缸里。他给我口授得很慢，因为是直接口授，所以我有很多时间干坐着不做事，只是看着他，或者看房间里的什么东西。口授了不多一点，他便让我把记下来的读一遍，可是从第一个词就让我停了下来。开始是这样的：“我们在巴黎”，或者类似这样的内容。“怎么在巴黎呀？难道我给您说了：在巴黎？不可能！我给您说的是：在轮盘赌堡。”［93］我回答说，您给我说的是“在巴黎”，否则我怎么能这样写呢。他让我改过来。
这天晚上他从头到尾给我讲了同斯捷洛夫斯基的事［94］，这是个什么样的骗子，他如何不肯向费佳让步，费佳如何必须在11月1日之前写完这部长篇小说；可是，他说，我连一个提纲都没有，写什么，这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它应该有斯捷洛夫斯基的七个印张，而它是一种什么风格，我还一点也不知道。后来我们谈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家。比如，迈科夫，他称迈科夫是最好的人，是最好的文学家之一。又谈论屠格涅夫［95］，他说屠格涅夫住在国外，完全忘记了俄罗斯和俄罗斯的生活。然后又谈及涅克拉索夫［96］，他直截了当地称其为骗子手，可怕的赌棍，他大谈特谈人类的苦难，自己却坐着宝马香车兜风。总之是畅谈形形色色的文学界名人。
当时钟敲响十一点之后，我说我该走了。他问我到哪儿去，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在佩斯基。”他说，他一生中一次也没到过那里，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可是我又说，这一次我将住在我的亲戚斯尼特金家，他们住得离这里不很远。他请我明天十二点以前把口授的抄写好。我答应一定做到。我戴上帽子便往外走，当我们从他的书房走到饭厅的时候，他的不拘礼节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您的假发髻怎么这样大呀，难道戴着别人的头发不丢人吗。”我对此深感诧异，说，我的发髻根本不大，而且这是我本人的头发。这一次他把我送到了前厅，然后让费多西娅为我在楼梯上照亮。下楼的时候我问她的老爷叫什么，她说：“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我知道他叫费奥多尔，但不知道他的父称。
我来到木匠胡同的时候已经十一点多了。街道上空旷得吓人，只有几个醉醺醺的工人偶尔经过。走在这样的地方上我很害怕。最后我找到一个老年车夫，用四十戈比租下了马车。为了尽快到家，我一再催他。因为这是一位非常善良的老人，我便同他闲聊起来，主要是聊农村。后来我告诉他，本来要派人来接我，但没有来，所以我来晚了。最后他把我送到了家。我只得敲门，因为妈妈估计我要住在斯尼特金家，便锁上了门。她听到了敲门声，便开了门。我给她讲了这一天的事，虽然实际上我并不十分满意。可是对妈妈却表示很满意，为我结识这个人，这样一位著名作家而高兴。还欢天喜地地讲了他如何开诚布公地对待我。然后，我抓紧时间躺下睡了，并请妈妈早一点叫我，以便把口授的东西誊清之后给他带去。
以下是今年这一天的情况。费佳昨天对我说，我明天肯定起不来，不能把信送到邮局去。为此我和他发生了争论，我说，我明天一定能做到。我起来得相当早，立刻便坐下来写完了信，九点钟便出了家门。我们的房东把自己的伞给了我，这让我异常高兴，因为正下着瓢泼大雨。在邮局我收到了帕沙的来信，不过我自然没有拆封。他答应〈未能破译〉大的，但是，从信的重量判断，这是一封极短的信。我真的更乐意收到妈妈的信，而不是帕沙的信。我自己收到一封未付邮资的信，便回家了。我到家的时候费佳还在睡觉。我把信交给他，然而他仅仅拆开了信封，却没有读，对它十分冷漠。我本以为他会立刻扑向这封信的，不料却恰恰相反。他穿好衣服，喝了咖啡，当我提醒他尚未读信的时候甚至还生了气。等他喝足了咖啡，收到信后已经又过去了一小时，这才坐下来读信。其中还有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信。“她是用德语写的，”他说，“真该谢谢她，我还能懂。”我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读给他听，并翻译出来。不过，她用自己的语言也好，因为她根本就不懂俄语。他开始读帕沙的信，甚至有点生他的气。原来，玛莎和妈妈给他找了两份工作：一份在拉多加，在一位调解法官那儿；另一份在铁路上。两份都是每月二十五卢布。他说，这让他必须认真想一想。只是认真想一想，而不是去上班。真的，这简直可笑。这个孩子以为，对于他来说工作还不有的是吗，所以突然决定要考虑考虑，请求再三延期决定，而位置可能立刻就被别人占据。真的，这个人什么也不懂。假如他被迫自己去托人找工作，假如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可以供他吃饭的人，假如他本人必须整天奔走求告而什么也得不到，也找不到工作，那时候他也许便明白该如何珍惜工作的机会了。可是这两个女人，玛莎和妈妈（真的，她们是那么爱我，要知道，她们根本不是在为他努力，而只不过是希望他不再是我们的累赘罢了）为他努力寻找工作，然而他还要端臭架子，要再看一看，挑一挑。还是迈科夫说得对［97］：“假如是去当部长，他也许就干了。可是［当？］给他找的是可能是：找到的。十二卢布的小差事，这对他当然不合适。”现在已经不是十二卢布，而是二十五卢布，可是他还依然端臭架子。真的，要知道，不是面包找肚子，而是肚子找面包啊，现在似乎应该明白这一点了。帕沙写道，在他看来，铁路上的工作好像更合适些，而费佳认为，假如他去拉多加要好得多。也许这其中暗含着某种摆脱他的愿望。我说不太好，不过我倒是很希望如此。他没有完成我的关于奥利欣的请托，我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根本没有学速记，那他还怎么去见奥利欣呢，那不是很丢人嘛。这让我生气，我一定给他写封信，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斗胆去打扰他。帕沙一定要费佳写明自己的地址，因为对他有某种请求。有何种请求，这不言自明，——当然是要钱。可是我们自己也没有钱，到哪里去给这个孩子弄钱呢。给他的生活费他还没有能力管理好。
在埃米利娅·费奥多罗芙娜的信中充满了各种指责，诸如，没有给她地址呀，她们在别墅一直住到9月26日，离开时她一文不名呀，她抵押了大衣还不知道如何赎回来呀。这真好笑，我的大衣也抵押出去，已经过去了多半年，在赎回她的大衣之前总得先把我的赎回来吧。这是多么了不起呀，不就是一个臭女人吗，［破烂儿货，］她还想装年轻，希望有一件好大衣，多么了不起的大事呀，她不好意思穿着破大衣去做客。她应该以我可爱的妈妈为榜样，她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服装，只是为让孩子们好而殚精竭虑。唉，这些妈妈们哪，她们都是多么无聊啊。我只知道一个例外，那就是我可爱的绝妙的妈妈。费佳不愿意读用德语写的信，便让我读给他听。我开始一点一点地往下读，好像很难辨认她的笔迹似的。突然，我看到她在说妈妈如何如何。我扫了一眼，担心她会抱怨什么，便从从容容地跳过这个地方，开始读下面的。于是她的抱怨便不为费佳所知了。现在我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多么无耻的女人啊。她还嫌费佳给她的少，为她支付租房子的钱，这还不行，还一定要纠缠，抱怨缺钱，不断提出要求。与此同时，正像费佳在给她的信中说的那样，他自己也没有钱，他自己只有够一个月的生活费，以后怎么办，他一点也不知道。他说，安娜·尼古拉耶芙娜通过帕沙告诉她，费佳将停止为他们付房费。然而，因为这是通过他人转告的，她一点也不信，便仍住在他的住宅里。这个帕沙多么下流啊，他一定要转告的，如果他确实从妈妈那儿听到的话。大小伙子像女人一样搬弄是非，真够好看的呀。唉，这一家子，真没说的。我也得为费佳应该指的是作家的侄子，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译者注说句公道话，他不肯直接写信把这些流言飞语告诉费佳，便让自己的妈妈来做。这样做既聪明又委婉。就是这样一封信。我立刻开始唉声叹气，说他们没有钱，费佳的态度却相当冷静。天哪，假如果真如此，我就太幸福啦。然而，不，难道能指望他关心自己的家庭胜于关心他人的家庭吗？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他绝对不是这种性格，所以我们就只能准备生活在穷困之中，我的大衣只能被抵押出去，只是为了他嫂子的大衣被赎回来，为了她能吃上甜馅饼。唉，这一切是多么卑劣和无耻啊！
后来费佳开始写东西，今天我有些不舒服，但后来总算过去了。我们去吃午饭。午饭后费佳去找一位马约尔医生，奥加辽夫跟我们说起过他。可是他不在家，星期一以前也回不来。费佳今天胸闷得厉害，我非常担心，他千万可别得病啊。因此我劝他一定要去看医生。可是，因为医生不在家，他便去了咖啡馆，从那儿又去找［烟商］，问他是否认识医生。在这座公寓里住着一位席尔瓦医生，可是［烟商］说他不是名医，最好还是马约尔，或者某个另一位施特曼，我说不太清楚。费佳回家后我们便去找那位医生，他住在西岱街，据［那个？］烟商说，就在大喷泉附近。著名的大喷泉原来就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喷泉。医生也找到了，但他的女仆说，他只在一两点之间接待病人，其他时间不可能找到他。费佳问她：“假如一个人在夜里两点病危，那也找不到医生吗？”——“找不到。”——“什么时候也不行吗？”——“什么时候也不行，只能在指定时间里。”
呸，这家伙真无耻，怎么能这样呢？没有医生病人就要死去，人们在全市寻找医生，可是竟没有一个医生同意在非指定时间出现。这可是野蛮哪，而绝不是［有教养］。要知道，医生和神甫一样，应当每分钟、每小时都准备出现在病人面前。这是极为卑鄙的风俗。我们溜达了好长时间才回家。我坐下来写日记。今天这一天就像咱们那儿的大斋期那样，当涅瓦开河的时候，冰块常常是黄色的，大风狂暴得吓人，好像是西南风。看着让人无比忧伤。我想，这将对费佳的长篇小说产生影响。而且，谁也见不到，不能同任何人交谈，这也将对他产生坏作用。费佳今天在吃午饭的时候说，他很不愿意不见到索涅奇卡就死。似乎他很爱她，我的可爱的女儿，或者我可爱的儿子。而我爱得非常热烈。今天费佳对我说，自从他娶了我之后做什么都不顺利，没有钱，小说也写不出来，真的，我就是扫帚星原文为意大利语，本意是：长着毒眼的人。，就像不幸的〈未能破译〉。我在家里读了很长时间的书，喝过茶之后便躺下睡了。费佳好几次温柔地走到我床前来，说他仅仅因为有我才得以呼吸，才得以维持生命。亲爱的费佳，愿上帝保佑，让他像我爱他那样爱我。
星期四，（〈18〉66年）〈10月〉17日/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