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2010年整体启动了50个重点村的城市化工程，并同步推进“城中村”建设治理。北京市对城乡接合部地区人口密度高、卫生环境脏乱、违章违法建筑多的50个市级挂账整治督办重点村进行集中整治，通过整治建设，全面改善其生产生活环境，消除存在的各种隐患，同时加快其他“城中村”的改造。推动城乡接合部改革发展将以区县为主体，按“一村一策”的方法因地制宜地进行。这50个重点村分布在朝阳、海淀、丰台、石景山、房山、通州、顺义、昌平和大兴9个区县，“改造今年就要启动，但不一定都能完工”。
全部启动50个重点村的改造，挤出的“蚁居”族究竟有多少，没有数据支持，但是，50个城中村的过渡用房对于各个区域市场来说都是灾难性的。可租房源的大幅减少与回迁安置户过渡期达两年或两年以上，北京租价想回落是很困难的。
全国市场，只要是大规模拆迁改造的城市，都普遍存在租价上扬的局面。
广州：广州的城中村改造，从2009年底开始就开展得如火如荼，而村中租房客的大规模搬迁，也就随之涌现。在众多迁徙者的推动下，广州全市范围的二手房租金水平也开始水涨船高，从2009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多年没有变化的房屋租金，呈快速上涨势头。
昆明：2008年2月底，昆明启动城中村改造。一开始，城中村上百万外来房客可能普遍没有预料到后来房子难找、房租上涨。自2009年上半年开始，昆明到处报告房租上涨，很多城中村停止出租房子，准备接受拆迁改造，暂时不拆的村子房租明显上涨，有的甚至上涨了一倍。
西安：城中村改造是西安提升城市形象、加快大都市建设的重要举措，对解决城市“脏乱差”、充分利用土地资源有着积极意义。但伴随而来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西安市共有城中村326个，至2011年将基本完成二环内72个城中村的改造。如此大规模的改造拆迁，会对百万租房户的生存状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得到答案。
租房难，房租贵，已成为当下弱势群体面临的普遍难题。但是利益集团不能控制作为租赁房房源的提供者——出租业主。如果一味坚守中介控制租价，这种主观臆断对于未来的政策走向只能起到误导作用。
归根结底，房租上涨的主因是多方面叠加的，其中也有对于拆迁改造过程的配套跟不上的原因。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蚁族”大学生们彻底地被挤出了城市，只能向郊区转进。
政府主管部门必须把解决此类问题提上日程。但是我们也不能搞大工程，指望一朝一夕解决问题。像回迁安置房这类建设期还是未知数的改造项目，我们一定要有合理规划，分步骤实施。
行业自有行业的责任，我们看到的是在某些经济学家的颠倒黑白的言论中，调控之手频频举起，又屡屡放下，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从未改变过。
如何改变这种不合情理也不合市场规律的调控方式，正是我们行业中人的责任。以任志强为代表的行业中人提出理性建议，为这一次土地供应调控献了不少。
这个并不奇怪，行业中人也看得很明白。所以，我们也在强调适应政策去及时调价。开发商必须向政策低头，毕竟，宏观经济全局的稳定对于未来的房地产领域健康发展的作用是很大的。
这就是谩骂者眼中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从来都是理性看市场的。
顺应形势，顺应政策，这才应是开发商致力要做的事。
租售比不能与欧美指标对比
在我看来，非市场因素的强制调控虽然可以暂时压制高房价，但是长远看，导致房价上涨的因素远未消除，也不可能完全消除。在房价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租价上涨已经成为定局。不论是何种原因造成租价上涨，依靠强压和规范的手段，都解决不了由于市场短缺而造成的这一。
目前我担心的是房屋租售比会与所谓“国际指标”接轨。我为什么会有这个担心呢？首先让我们看一下租售比的定义：
所谓“租售比”是指每平方米使用面积的月租金与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房价之间的比值。
国际上用来衡量一个区域房产运行状况良好的租售比一般界定为1∶300～1∶200之间。
如果租售比低于1∶300，意味着房产投资价值相对变小，房产泡沫已经显现；如果高于1∶200，表明这一区域房产投资潜力相对较大，后市看好。
为了说明房价已经泡沫化，2009年的各种数据纷纷出笼。由于目前的调控，很可能造成房价恢复到2009年年底的水平，我们姑且以2009年底的数据作一下对比。根据北京美联物业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11月北京的楼市租售比突破1∶500，达到了1∶546，部分区域甚至高达1∶700。而上海、深圳的房屋租售比则分别为1∶500和1∶450。
即使如今租价上升20%，京沪等城市的租售比还是远远高于国际指标，也就是如果房价不能直线下跌50%，租售比就不可能与国际指标接轨。
我们的房屋租售比之所以居高，实际是投资者对于房价上涨的预期。中国房地产市场化仅仅发展了十余年，商品房与最低收入人群的距离很远属于情理之中的事。
在每年约1800万人进城的高速城市化过程中，每年的房屋生产量500万套，满足城市化过程新进入城市的人口居住尚且不足，那么住房改善就只能先满足城市和新进城市高收入群体。其余人就只能依靠租凭解决居住问题。
这样看来，房屋租赁市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到目前为止，抑制投资需求的政策，对于租赁市场的伤害是十分明显的。一味限制投资需求，最终市场租赁房源必将越来越少。这样做的后果是会让越来越多的人连房子都没得租。
让我们再回到土地供应问题上。快速工业化在发展严重不均衡的东西部、南北区域之间紧张进行中。在东部已经摆脱高耗能基础行业的情况下，西部北部还需要大量占地的基础工业投入。
在中国，土地资源是稀缺的，而且土地不只是在房地产领域奇缺，而是在基本建设与工业建设领域也是奇缺的。土地奇缺虽然现在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但有一天必将转移到西部北部地区。
一言以蔽之，土地资源会在很长时间都是严重制约经济发展因素。
而各地方政府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土地储备不足。地方政府为了完成保障房供地计划，在耕地不能扩大为建设用地的情况下，大规模的拆迁改造成为地方政府整理土地的主要方式。
我们看到的是，国土资源部坚守18亿亩耕地红线，与地方政府首脑签署问责制协议，不准占用耕地建保障房是情理之中的事。
我们也看到，住建部代表中央与地方政府首脑签署保障房建设的协议，也是问责制协议。
两个问责制，就这么把地方政府挤到了城市的拆迁改造上。而这一过程的大会战，必然把城市的租金提高50%～100%。
有人寄希望于拆迁安置之后会出现大量的住房空置，实在是痴人说梦。这种想法，既无知也无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