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作为全剧的中心人物是刻画得比较成功的。勾践卧薪尝胆的故事虽然在史籍中有所记载，但毕竟留下的材料不多。在传统的历史剧中，勾践也并非是一个英雄形象，往往状其复仇之志而过分渲染了他的屈辱行为，如“尝粪疗疾”就多少丑化了他的形象。而一些新编历史剧塑造出来的勾践形象，或拔高他的思想，俨然如现代的英雄，或又加以贬低，显得是个低能儿，事事均听命于臣僚的意见。《胆剑篇》在塑造勾践性格时，则比较准确地掌握住这一历史人物的性格分寸。作家在有限的史实中找到了他的性格的矛盾，在戏剧冲突的发展中揭示出勾践性格的复杂性，从而塑造出一个坚忍不拔的古代君王形象。作家是在勾践的“烈”和“忍”的性格矛盾中表现他的复杂性格的丰富历史内容的。历史上的勾践，当他年青时，曾经在槜李之役中打败过吴国，以致使吴王阖闾战死。作为“禹之遗烈”，他对祖先的光荣是不能忘怀的，他的倔烈的个性使他不肯听纳忠谏。据《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勾践在会稽之役失败后，派文种行成于吴。但因伍子胥的反对，吴王夫差拒绝了求和的要求。当文种回报勾践，“勾践欲杀妻子，燔宝器，触战以死”。可见勾践的性格是有着一种宁折不弯的烈性的。作家正是从这种“禹之遗烈”的性格线索中，把握了勾践性格的核心。第一幕，作家便把勾践置于尖锐冲突之中，突现他战败而不屈、被俘而不折的倔烈个性。当夫差宣布恩免越国，不灭宗庙，不杀勾践，召令勾践谢恩时，勾践目若耀火，满腔愤怒。他不但不知谢恩，反而痛斥夫差烧杀掠夺的滔天罪行。夫差对勾践极尽侮辱，更使勾践升腾起怒火，以致夫差要把勾践斩首。夫差把镇越神剑刺进石崖之后，勾践仰天疾呼“大禹的末代子孙”凡引《胆剑篇》中文字，均出自中国戏剧出版社1982年版。，要把剑拔出来，甚至要拔剑自刎。这些，就刻画出勾践那种“触战以死”的倔烈性格。在这样生动的个性描写中，显示出勾践形象的历史真实性。他的“烈”，既有对禹之先祖崇拜的信念，又有着一个年青君主宁折不弯不忍屈辱的尊严，也有着一个弱国决不能忍受强国凌辱的英雄气概。这样一个性格绝不会同现代人物混淆起来，作家把历史的阶级的因素都融入生动的性格描绘之中。随着剧情发展，作家把一个倔烈的性格放到不可忍受的屈辱的戏剧冲突中加以展现。不能忍受屈辱的倔烈同不能不忍受屈辱的忍性的矛盾就成为推动性格发展的动力。作家越是揭示不得不忍受一切的凌辱和磨难，便越能深刻地表现出勾践坚忍不拔的性格光辉。第二幕，勾践侍吴三年。这三年，真是“三个三百六十个痛心切骨的日子”。尽管身居石室备受凌辱，但其内心仍如一匹烈马一样。当王孙雄倔傲耻笑他们君臣的下场时，勾践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躁怒，“我为什么受这样的屈辱啊！难道我能长此忍受下去吗？我被囚在石室，让这些鸡狗猴子观看赏玩，成为笑柄，这给祖宗添了多少耻辱呀！”他止不住在石墩上猛抽着马鞭，其暴烈之个性虽经三年磨难仍不可抑制，他那种“触战以死”、粉身碎骨的复仇兴国的精神力透纸背。不可抑制的烈性同不得不忍受屈辱的忍性之间的内心冲突，形成他的性格的表里，显示着他性格的力量。在返国后的十年生聚教训中，作家大体上还循着这种性格的发展逻辑，揭示他性格的不同侧面的表现形式。如他满以为给大旱中的百姓送米，会获得百姓对他的拥戴。但是却受到苦成的批评和文种的诘难。他甚至不能容忍苦成的批评，表现了他君王的烈性。文种的劝戒，也使他深感“人真是难用啊！”“一个百姓竟然说我没有骨气，这真是难以耐下啊！”但是，他都“耐下”了。并非心悦诚服地接受，而是一个君王“在患难中”表现出的“容人之量”。在第五幕，他的忍性得到充分的刻画，他已经具有高度的自我控制力。夫差欲同勾践结为儿女亲家，实际上是要把勾跋的女儿作为人质。勾践夫人当即向夫差表示“小女无知，鄙陋不堪，不足以侍奉公子”。此刻，内心极度愤怒的勾践却断然拦住夫人，向夫差表示：“只要大王不加嫌弃，勾践敢不从命。”但是，正在他慨然应诺之时，却把手中的玉圭握断了。于此，他的极度的倔烈的内心和极度忍耐的性格得到深刻的展示。勾践作为一个有名的古代君王，卧薪尝胆、忍辱负重、复仇兴国的历史精神熔铸在勾践生动的性格的发展逻辑之中，而其性格的复杂性正是历史风貌的典型再现。但是，勾践的性格也有断裂之处，在第三、四幕的某些情节中，作家有时离开他“烈”与“忍”之间性格矛盾发展的轨迹，把卧薪尝胆的戏，写成是苦成献胆，这就失去了深入开掘这一性格的有利契机。一旦离开性格的基调，就是勾践关于胆的大段抒情独白，也似乎多少减却了戏剧的感人力量。这些，我们在后边还要加以讨论。
在以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历史人物的基础上，深入揭示历史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是《胆剑篇》塑造历史人物性格的宝贵经验。作家善于在性格复杂性的展现中达到历史真实的高度。历史上的夫差，一般都把他看做是一个拒绝伍子胥的忠谏而导致灭国的君王。而在传统的历史剧中，也往往把他刻画成为一个昏庸骄淫的君王形象。《胆剑篇》没有把夫差的性格简单化，而是对历史上的夫差作了深入分析和评价之后，较好地揭示了他悲剧性格的矛盾。作家说，夫差“喜功贪杀，骄傲自是，自以为有富国强兵的本领，立下独霸中原的大志。他狡而贪，如他祖父阖闾说的，‘愚而不仁’。但他却自认有权术，有机谋，而且容不得比他高明的臣下，听不进逆耳的忠言”。这就揭示了夫差虽有独霸中原之志，却无独霸中原之才。他的“大志”是建立在沙滩之上的。他虽非昏庸之君王，有些计谋和权术，但他骄横自恃，拒纳忠言，这就构成了他性格的悲剧。作家一开始便把他放到赢得胜利但却充满危机的机遇之中，他陶醉在一片“美丽的大火”的骄狂里。作为一个战胜国的君主，他满以为可进而称霸中原了。但是，在这样的胜利形势下，在是否杀勾践灭越国的政见上，伍子胥同伯嚭展开了尖锐的冲突。夫差面对这场争论，他要进行选择。羁縻之策是否正确另作别论。但他终于采纳伯嚭的意见，是因为伯嚭投其所好，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并非从称霸的大志对整个局势进行权衡所作出的深思熟虑的选择。而他拒绝伍子胥的忠谏，是因为伍子胥触怒了他的尊严，并非出于政见本身。伯嚭的意见正投合了他喜功贪杀的扩张主义的野心：“一个四海的霸主，应该既有军威，也有仁义”，“不杀勾践，却灭了越国，行了仁义”。这就是夫差的最后的决策。而这个决策不过是为其虚幻的野心涂上一层自我欣赏的灵光圈而已。后来事实证明，“不杀勾践”也不是他的既定政策，一旦勾践触怒他的尊严，他还是要杀勾践的。在这些地方，对夫差的性格是开掘得比较深刻的。一个君主的性格和他的决策的内在联系是为作家捕捉住了。夫差喜功贪杀骄傲自恃便失去了对决策的准确判断力，这正是一意孤行拒纳忠谏而导致亡国的渊薮。强吴终灭的历史真实在夫差的复杂性格上得到较好的表现，作家把历史的教训化入性格的悲剧之中，从而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在第二、三幕中，作家对夫差采取虚写的手法，但仍可看到他的决策是在伯嚭同伍子胥之间摇摆着。在是否放勾践返国的问题上，他先是听了伍子胥的话，欲把越国君臣绑出蛇门问斩。伯嚭接见范蠡，提出勾践和五千壮士的关系，要五千壮士归顺吴国。这些都透露了夫差狐疑不定的狡而贪的个性。最后，伯嚭的意见占了上风，仍然是夫差狂傲自负的结果。这点，正如范蠡所窥见：“吴王夫差，狂傲自负，始终看不起越国。大王，我们就在夫差的骄狂和轻视当中，也许可以释放回国的。”的确，夫差又一次恃骄傲横拒绝了伍子胥的忠谏，这虽使勾践返国前再经受一次作前马的凌辱，使夫差的骄狂心理得以满足，但却是放虎归山，为自己的失败准备下条件。直到最后一幕，伍子胥仍然迫使夫差于黄池会盟之前到越国巡视动静。夫差不是没有看到越国江上战船林立的情景，也并非没有警戒之心。但是，他仍然觉得伍子胥大惊小怪了。骄狂的偏见使夫差不顾逆耳忠言，在盛怒之下赐剑伍子胥。这种矛盾的性格，正是吴国内部君臣间尖锐矛盾的产物。夫差并非全然是昏庸之君，但他在内部的矛盾斗争中摇摆不定，而他的骄狂总是占了上风，导致了他一系列错误的行动。他的骄狂加剧了内部的斗争，而内部的尖锐斗争又助长了他的骄狂，终于使吴国朝着一条灭亡的道路走去。在这样一个性格的悲剧中概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一个历史人物性格塑造得是否成功，虽然取决于对历史人物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并不能代替性格的创造。只有把历史的教训寓于性格的真实刻画之中，才能被认为是成功的。夫差正属于这种情形。
范蠡和伍子胥的形象，可以说是全剧中塑造得最成功的人物。作为吴越两国的谋臣，于对比中显得两个人物各有其性格的光辉。
范蠡在史书中就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无论是《国语》、《史记》都写了他辅助勾践复仇兴国的事迹。他颇谙时务，于灭吴后辞勾践而去，放浪江湖，后来成为拥有巨财的陶朱公。《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说：范蠡“事越王勾践，既苦身戮力，与勾践深谋二十余年，竟灭吴，报会稽之耻”。他既有“苦身戮力”的辅君之志，又有谋略之才。他的突出特点是“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但是，在传统的历史剧中，作为一个“苦身戮力”、“不耻屈厄”的谋臣形象并没有得到展示，而是侧重写他具有巧文辩慧之才，向勾践献美人计，于灭吴后弃官与西施泛游江湖，俨然是个隐士。而《胆剑篇》则把范蠡塑造成一个“坚毅果敢、巧文辩慧”，“有智有勇，善于应变的人”。这是符合史书的记载的。这个人物在第一幕就被树立起来。当伍子胥强行入禹庙欲杀勾践的危险时刻，范蠡大喝一声，呼啸而出。一手执剑，一手抓住伍子胥的衣袖，以不惜以五尺之躯与伍子胥血溅越国的英雄气概，用生命阻敌于禹庙之前，确有“泰山压顶而色不动”的坚毅果敢的精神。“五步之内，血溅越国国土。天下震惊，二人同尽”，可谓忠勇俱全，侠骨铮铮。而他面对伍子胥的威迫，仗义执言，既有忠义耿耿之气，又有应对之才，字字千钧，掷地有声，不但使得吴国将士愕然僵立，连伍子胥也为他的忠义所打动了：“你不愧是个真正的汉子。你是英雄，是圣贤之臣。”在第二幕里，范蠡的性格得到进一步的开掘。随勾践侍吴三年，“不耻屈厄之难，安守被辱之地”，其忠于勾践之心坚定不移。有人认为写范蠡同伯嚭的谈话采取转述的手法，对范蠡的性格刻画有所损害。在我们看来，这正是作家运笔的妙处，以范蠡的转述方法突现其巧文辩慧善于应变之才。在处理西施告急和伍子胥派兵包围的危机中，刻画出他的深谋预见。他能从敌人的内部矛盾上审时度势并加以利用，不愧是一个有大智大勇的谋臣。正如勾践所说：“跟着范蠡我是能放心行动的。”
伍子胥的事迹在史籍中有较多记载。在传统戏文中也有较多的刻画。如京剧《乱楚宫》、《战樊城》、《文昭关》、《浣纱记》、《出棠邑》、《武昭关》、《卧虎关》、《战郢城》等，其传统形象乃是一个性情耿直、忠贞刚正的人物。有的戏称他是“一生孝子，半世忠臣”。《胆剑篇》在传统形象的基础上有了新的突破。作家说他“为人精诚廉明，但又专横残暴；倔强忠直，却又骄傲自负，不能忘怀他为吴国立下的丰功伟业”。伍子胥虽只有两次出场，但作家却深刻揭示了他性格的复杂性。在第一幕里，伍子胥还未出场，但从被离杀气腾腾冲进禹庙的行动中看到伍子胥专横残暴的性格。所谓狐假虎威，由其奴而见其主。伍子胥带兵入庙，却为范蠡拦阻。在尖锐的冲突中，他为范蠡的忠义所感动，亦映照他刚正忠直的个性。同夫差的矛盾，显示了他忠心为吴国设想而又恃功自傲的性格矛盾，特别是同伯嚭谄媚贪婪的卑琐形象对照起来，更突出了他的刚正不阿、精诚廉明的品德。《史记·伍子胥列传》中有两句伍子胥的自白：“吾日暮途远，吾故倒行而逆施之。”作家正是从这样一个性格线索中开掘了伍子胥性格的矛盾，刻画他进忠谏反遭忌恨，性骄直而终遭杀害的悲剧命运。在这个悲剧性格的描写中同样概括着深刻的历史教训，具有较强的认识意义。
这些成功的性格塑造，大体都有着历史的依据但又不拘泥于史实，而是由此生发开来，创造出鲜明的形象，既是艺术的创造，又保持着历史的风貌。
三气势恢阔的史诗特色
对于一个勇于探索的作家来说，风格绝不是一枚经久使用的印章。时代变了，思想感情变了，风格也不能不变。《明朗的天》，由于作家刚刚跨进新时代的门槛，正经历着一个思想和艺术上的过渡阶段，因此，在对新的主题、新的人物的掌握上还留下某些生硬的痕迹，还不能形成一种运用自如的艺术风格。《胆剑篇》就不同了，作家为时代激发起来的创作激情找到了他的喷射口，似乎我们又看到作家不可扼制的热情个性又在新的条件下显现出来；虽然是开拓了新的题材领域，但那种热情奔突的力量又在唤起他神思飞扬的艺术创造力。《胆剑篇》的风格气势恢阔，雄浑沉着，笔势健举。在史诗般的悲壮历史画面中闪耀着磅礴的时代精神和伟岸的民族气魄。
一个作家无论描写任何题材都会受到限制。特别是历史题材，更受有限史料的制约。但是，一个杰出的作家，却能把限制化为自由，突破限制向着艺术的自由王国飞跃。这种飞跃，并不能只是靠着小心翼翼严守历史的有限材料，而是善于从历史事件中找到那种同时代精神相通的共振点，由此而激发起创作的激情，驰骋起艺术的想象。《胆剑篇》就从历史事件中找到了时代现实的历史回声，也找到了作家喷吐其革命热情的出口。《胆剑篇》迸涌热情，自然不再是作家青年时代那种雷雨式的热情，但就其热情个性来说，却有了新的发展。这种热情是为时代现实激起的无产阶级的壮志豪情，是为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发挥出来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因此，更显示出其巨大的气魄和热力。在整个《胆剑篇》的悲壮历史画面中都鼓荡着这种巨大的热情潮汐，形成它摧枯拉朽的气势。
首先，在《胆剑篇》的艺术构思上，作家就表现了雄伟而博大的气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