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士湘是一位细菌学家，他早年抱着科学救国的幻想留学美国，几十年来在细菌学的研究上很有成就。他为人正直诚实，富有正义感。当北平解放前夕，他依然钻进实验室里，埋头搞他的研究。但是，对国民党特务逮捕他的学生，他又表现出极大的愤慨。在他看来，那个世界“黑暗极了！乱极了”，没有“人道”。他看不见一点前途，但是中国再坏，他死要死在祖国：“做一个科学家，我也是中国的。”他不喜欢政治，他憎恶国民党，但也并不喜欢共产党。就这样迎来了解放。随着抗美援朝高潮的到来，他所受美帝国主义的思想毒害便日益暴露出来，使他陷入深刻的思想矛盾之中。作家集中剖析了他超政治超阶级的人道主义思想。凌士湘把政治和科学对立起来，他反对他的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他认为赵王氏死得不幸，但又认为这不是贾克逊害的。在他看来，贾克逊是个“学者”。他说，世界上只有杀人的科学，而没有杀人的科学家。他认为医学是救人的，而“救人就只有好好地研究”。他坚决反对把赵王氏被害事件同美帝国主义联系起来，他甚至为贾克逊辩护。这种超阶级超政治的人道主义，使他看不清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本来面目，也弄不清学术和政治的关系。作家为凌士湘的思想转变所安排的情节是有说服力的。首先是写党的团结、教育、使用知识分子的政策，为他创造研究条件，发挥他的才干。主动安排他参加细菌战展览会的工作，使他看到美帝国主义利用科学杀人的真相。而他听到庄政委对自己女儿凌木兰的谈话，更使他从庄政委的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境界中受到教育。而最根本的因素，是他看到贾克逊惨害赵王氏的铁的事实后，不得不承认世界上有“杀人的科学家”。他更从美帝国主义在细菌战中空投下感染鼠疫的中国田鼠身上看到，敌人正是利用了他的研究成果在杀人，他自己也成为“杀人的科学家”。这些，就深深击中了他的超阶级超政治的人道主义的要害，终于认清了贾克逊这个文化特务的反动嘴脸。凌士湘的错误思想是“美帝文化侵略的结果”。党并没有因为他的错误而厌弃他，而是爱护他，相信他，欢送他到朝鲜前线去参加反细菌战的工作。临走时，他自豪地说，“我高兴我是中国的科学家，完全站在正义人道一边的科学家”。此刻，他主张的正义是革命的正义，而人道也是革命的人道了。在曹禺解放前的剧作中，是时而流露着人性论或者人道主义的思想影响的。而在对凌士湘的错误思想的剖析中，显示着作家鲜明的阶级观点，他努力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出凌士湘资产阶级思想的实质。作家真实地描写了他的转变过程，就使这一形象产生了教育意义。
《明朗的天》较之作家过去的剧作，在风格、基调上也有了明显的变化。正如标题所显示的，它的风格是明朗的，基调是乐观的。
曹禺是带着对新社会的无限欢欣的心情，带着对党对祖国的满腔热爱从事创作的，而这些，自然反映到他的作品中来。他曾说，“英勇伟大的中国人民终于站起来，历史在飞快地发展，我们时时刻刻有一种创作的渴望。我们经常有一种新鲜的，明朗的，永远像是有一种出色的美丽的东西等待着我们的感觉”曹禺：《迎春集》，页100。。《明朗的天》就给人这样一种新鲜而明朗的感觉。他抱着一种崇敬的心情，去描写那些新的人物，尽管他还不够熟悉他们，但却以他的新鲜感勾勒出这些新的人物的身影。无论是齐观山、庄政委，还是赵铁生、赵树德，他描绘出他们身上所具有的新的道德风貌和新的工作作风，努力开掘他们明朗而崇高的精神世界，展示出他们是新生活中的朝气蓬勃的革命力量。在整个剧情的安排中，始终昂扬着一种胜利前进的节奏。第一幕第一场，尽管是解放前夕的北平，但作家在解放军围城的炮声中，描绘出燕仁医学院里的敌人岌岌不可终日的崩败景象，显示出胜利不可阻挡的趋势。第二场北平解放，在一片阳光中，天空湛蓝，到处是欢乐的舞蹈和欢快的锣鼓声。尽管斗争在激烈进行，但是，这种乐观前进的基调在整个剧情的跌宕中贯串着。而在剧终时，雨后北京的早晨，更是明朗而清新，庄严美丽的天安门在透明的空气中闪着光辉。就在这样的背景上，凌士湘身着军装，把显微镜当做了他的武器，和庄政委奔向前方。在艺术上，作家也绝少运用象征含蓄的手法。即使写贾克逊这样一个不出场的人物，也和《日出》中刻画金八的手法不同了。贾克逊绝不是象征的人物，在燕仁医学院的某些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他的具体的影响和活动，也看到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罪行。当作家以明确的认识和明朗的心情来观察现实、描绘现实时，他采取的艺术手段也为之变化了。
三值得探讨的经验教训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明朗的天》的创作，标志着作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但是，也如他自己所说，他对这个创作方法还是“比较生疏”的。因此，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一些不足之处。在我们看来，《明朗的天》根本弱点是：它的现实主义不够充分，不够深刻，在艺术上缺乏感人的力量。甚至有人认为，“它的艺术成就还没有达到作者以前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反映在他的创作思想上，他还没有完全解决在《雷雨》、《日出》修改中所暴露的矛盾。
在对待马克思主义和现实主义的关系上，他重视了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现实反映现实，但却忽略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自身的规律，甚至把自己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和经验也搁置起来。在对待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重视了加强作品的政治思想倾向性，而多少忽视了艺术的生动性，甚至不能发挥自己创作的优长。我们并不是苛求作家，但作为作家创作道路上的历史现象是值得我们深入地加以探讨的。
戏剧，是描写冲突的艺术。曹禺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家，他善于把生活的矛盾提炼为戏剧的冲突。即使是一些日常的生活中的矛盾，他也善于把它戏剧化，写出有声有色、动人心弦的戏来。他特别擅长描写家庭生活中的戏剧冲突，并以此反映出深刻的社会矛盾。但是，在《明朗的天》中却看不到格外动人的戏剧冲突的场景，更没有像《雷雨》、《日出》等那样跌宕起伏的戏剧情节。如果说，只有矛盾斗争的强度足以导致危机的顶峰才能构成戏剧冲突的话，那么，在《明朗的天》中，我们看到作家有时不是避开尖锐的矛盾，就是在矛盾冲突刚刚接近危机时就退缩了。董观山在全剧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他同江道宗、凌士湘等人很少有“正面的交锋”。作家承认，“由于他没有把握应该怎样处理董观山对待江道宗的态度，所以在整个剧本里，他一直避开了让他们两个人直接碰面”《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而在一些可以使矛盾冲突得以发挥的地方，作家也使之软化起来。第二幕第一场，整个剧情已进入开展矛盾的阶段，赵王氏的被害事件已引起激烈的反响。此时，凌士湘公然为贾克逊辩护。女儿凌木兰在会上激烈地反对爸爸的行为，宋洁方也很为老朋友担心。但是，凌士湘来了，宋洁方刚刚和他“接火”，便被作家调动下场了。凌士湘和凌木兰的冲突还写得比较充分，但是，正当他们争执得难解难分时，董观山来了。这本是董观山和凌士湘“直接碰面”展开冲突的好机会，可是，作家又绕开了矛盾，只是让董观山请凌士湘参加反细菌战展览会，使一个可能深化矛盾冲突的场面变成了过场戏。一个革命现实主义作家，不应当回避现实生活中的矛盾斗争；即使歌颂新社会，也应该敢于揭露矛盾，正视革命现实中的矛盾斗争，把它大胆地提炼为尖锐的戏剧冲突。作家也知道，《明朗的天》的“题材所包含的问题是非常尖锐的”。他深知“避开了生活中尖锐的冲突，其结果就必然会削弱人物性格的鲜明性，降低作品的思想深度”同上。。实际情况也表明，没有尖锐的戏剧冲突，就很难塑造出鲜明的人物性格。凌士湘作为全剧的主要人物，他所面临的矛盾冲突应该是比较尖锐的，他的复杂的性格应该在错综的人物纠葛中得以展现。但是，作家并没有把他放到斗争的旋涡中。赵王氏被害事件是贯串全剧的主要情节，但是凌士湘在这个主要情节的发展中，并不是处于事件中心的人物。在围绕这场事件的矛盾斗争中，我们只能看到他的看法、反应，而看不到他被情节推动的强烈的性格动作。这样，他实际上成为一个游离于矛盾旋涡之外的中心人物，这就势必削弱他性格的鲜明性和深刻性。有人曾说：作家原来“具有现实主义素质的特色，在《明朗的天》里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它力求契合真实的现实，而不是仅仅追求戏剧性的构图”吕熒：《评〈明朗的天〉》，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而在我们看来，在透过戏剧冲突刻画人物性格上，作家没有达到其原来现实主义创作的水平。既没有在“契合真实的现实”上表现得很大胆，也没有很好地“追求戏剧性”。他唯恐把“现实生活中的旧的丑恶的事实揭露得太多太露骨”，以致可能歪曲生活，这正是《明朗的天》现实主义不够充分的地方。马克思主义只能帮助我们揭露和认识生活中的矛盾斗争；现实主义的戏剧创作规律也要求把这些矛盾斗争戏剧化，这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但是，当作家进入创作过程时，为了表现出生活斗争的强烈社会意义，甚至“对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和情节都加以仔细的思考和推敲，尝试着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它们”，这就忽视了现实主义的剧作只有把生活的矛盾斗争概括为生动而真实的“戏剧性的构图”，才能更好地表现这种社会意义。不可否认，作家的社会意识是增强了，创作的思想意图也更明确了；但是，如果不能对题材进行咀嚼消化，急于去扩大人物和事件所体现的社会观念的深度和强度，反而会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导致忽视了戏剧化。如凌士湘和他的学生何昌荃的关系，本来是有可挖掘的戏剧冲突的内容的。那么亲密的师生关系，解放后由于政治思想观点的分歧，可能带来复杂的情感上的深刻纠葛。但是，似乎作家只是让他们展开一场抽象的政治和科学的辩论。这样写，矛盾的社会意义的确是增强了，但这并不是戏剧冲突，而多少像讨论会了。凌士湘和女儿凌木兰的冲突也大都是类似的抽象争论。本来曹禺是很善于从塑造人物性格出发来描写戏剧冲突的，而现在他面对着自己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却不能放手描写。他明知笔下人物的内心世界是纠集着矛盾的，却不能给予深刻揭示。他说：“在揭露这些人物的丑恶时心怀顾虑，不敢放手地让人物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里，让他们按照自己的发展规律去思想、行动，却由作家来支配，指使和限制他们，使他们过着四平八稳的生活。”《曹禺谈〈明朗的天〉》，《文艺报》1955年第17期。如果把作家这些宝贵的教训同他过去创作的经验加以比较分析，是很能令人深思的。曹禺谈到，“过去他写剧本时，虽然也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但是对这些见解和思想常常自己也不是想得很明确、很深刻的”。他说这些话是证明《明朗的天》的创作方法是和过去不同的。他紧接着说：“就以《雷雨》中的周朴园来作例子吧，剧本描写他时常怀念侍萍，甚至把她过去用过的东西都原样不动地保存起来，不让挪动；可是当他真正见到侍萍时，却又非常惶恐，极力要打发她走开，不让她再见到自己。”他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当时认为周朴园这个人物性格就是这样矛盾的，至于为什么是这样矛盾的，他却不大弄得清楚，也没有想到应该找到正确的答案，也正因为这样，就必然影响了作品的思想深刻性和明确性。”《曹禺谈〈明朗的天〉》，《文艺报》1955年第17期。这里，恰好暴露了作家创作思想的紊乱。的确，他创作《雷雨》时，不像写《明朗的天》这样具有明确的思想，但是，他只是没有那种“明确的”概念式的东西。没有那种明确的社会学的概念，并不等于作家没有自己的思想倾向，只不过它是渗透在人物形象和情节场面之中罢了。像周朴园的性格矛盾，他是从现实生活中提取来的，他是按照他的性格发展逻辑描写的，他可能“不大弄得清楚”，只不过是没有从理性认识上“找到正确的答案”，但是，正因为他忠实于现实，从性格的真实出发，在刻画周朴园这种性格矛盾中，才揭示了人物性格的深刻性。在我们看来，由于作家真实地揭示了周朴园性格的复杂性，才把周朴园的虚伪冷酷的性格深刻地刻画出来。这个事实生动地证明，现实主义的创作有它自身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不能代替作家对生活的观察和研究，也不能代替艺术的创造。
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不管作家在理性思维上多么明确多么深刻，并不等于有了深刻而明确的作品主题；不管作家如何“企图发表某些见解或者宣传某种思想”，都不能离开生动的艺术形象。明确的创作思想意图，只有透过作家对现实生活的独特的感受和艺术发现，才能跃动着动人的思想力量。马克思主义只能帮助作家去发现和挖掘生活中的新鲜诗意，形成作品主题的独具的生命。而《明朗的天》却缺乏这种对生活的诗意发现。它的主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还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结论或者党的政策观念上。他曾说，他把《明朗的天》的创作意图明确地概括为“知识分子必须在党的教育下进行思想改造”，这就未免显得过于一般化了。这个作品的情节也不够生动，整个剧情虽然避免了当时许多作品按照开展运动的工作过程来描写生活的程式，但也没有完全跳出这样的一个框子。似乎，作家又太拘泥于生活的样子，而缺乏创造性的想象和高度的艺术概括。现实主义就其本质来说，既是真实的又是典型的，更是独创的。它开始于对生活真实的独特感受，在创作过程中又执著于对艺术真实的追求。像《雷雨》、《日出》、《北京人》等，每一部作品都有着作家独具慧眼的艺术发现，都为人打开一个新鲜的生活天地。我们听到的是属于作家自己的主题颤音，我们看到的是属于作家自己的艺术形象。一个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同现实生活的关系，并不在于他描写了人们司空见惯的现实特征，或者说出了人云亦云的真理。恰恰相反，他和现实生活的深刻联系，应表现在他对现实生活的真知灼见，对于他生活着的世界的独具的艺术发现。马克思主义决不能代替作家这种艺术发现，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不能代替作品的主题。曹禺后来对青年剧作家的一次谈话中曾深刻指出，“问题是在我们对于主题和现实关系的认识。主题永远不能像一个招贴，能黏在现实上面。每一个戏的主题都有它的独特性，那是根据那个戏的具体发生的内容而发展出来的。主题是个有生命的东西，它是从我们所十分熟悉的，并且日夜思考着的现实的土壤里生出来的”曹禺：《迎春集》，页109。。这里凝结着作家的宝贵的经验教训。
在曹禺探索以新的创作方法来表现新的时代的过程中，产生这些现象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把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就可看到，那种在文艺批评中强调政治思想倾向而忽视艺术性，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而多少忽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这些现象，就更不难理解了。周恩来同志曾说：“《明朗的天》好像还活泼些。有人说它不深刻，但这是解放后不久写的，写在1953年。这个戏把帝国主义办医学院的反面的东西揭露出来了，我看过几次，每次都受感动。”周恩来：《对在京的话剧、歌剧、儿童剧作家的讲话》，1962年12月17日于紫光阁。所以说，《明朗的天》仍不失为一部比较好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