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曹禺踏上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时，他就跨进了一个人民的新时代。
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那些日子里，他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他不但受到党和人民的热情接待，而且得到党和人民的高度信任。他以前所未有的政治热情，把全副精力投入人民革命的事业。下面这张时间表，就可看出作家在1949年10月1日前所面临的是多么繁忙而紧张的革命工作。
1月北平解放。
4月他作为中国人民的和平使者，参加以郭沫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在捷克斯洛伐克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和平大会。
6月他又光荣地参加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同党的领导同志以及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代表共同商讨召开新政协建立新中国的大事。
7月他出席了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被推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在这次大会上他当选为文联常委和剧协常委。
9月他正式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他和代表们一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作出自己的贡献。
的确，在曹禺的生活道路上，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体会到这种人民当家做主的自由和欢欣，也从来没有享受到这种祖国独立的骄傲和幸福。每当曹禺回忆起这些难忘的历史岁月，心中总是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热爱和感激。他说：“那真是高兴。知道国家站起来了，过去有自卑感，挨打挨惯了。过去，你看，就5月一个月里，就有多少国耻纪念日，心里真是说不出的难过。我还赶上二十一条那件事……唉，不快活的日子太多了，从四九年以后开始心里好过了。”赵浩生：《曹禺从〈雷雨〉谈到〈王昭君〉》，《七十年代》1979年第3期。曹禺，作为一个进步的爱国的剧作家，他早就呼唤着新中国诞生，盼望着祖国的独立富强。当他终于看到一个人民的共和国站起来了，就焕发出他高度的革命热忱。解放初期，他无暇从事创作，几乎把大部时间都放到对外文化交往的外事活动上。他曾经接待过以法捷耶夫为首的苏联文化代表团，还到莫斯科参加过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的纪念活动等。1949年，他担任过中央戏剧学院的副院长。1950年，他又被任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院长。对于党和人民的委托，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完成了大量而繁重的行政工作。
作为一个剧作家，面对着沸腾的新生活，他从内心深处渴望着创作。他要歌颂新的生活，他要反映新的时代。还是在第一次文代会上，他就提出：“我们是在毛泽东思想领导与新民主主义旗帜之下团结起来的。这是我们的原则。”“今后的文艺批评与文艺活动必须根据这个原则发展。我们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研究，认识新民主主义与今后文艺路线的关系。从思想上改造自己，根据原则发挥文艺的力量，为工农兵服务，为新中国文化建设服务。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解答的课题。”《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页404。
这是作家的庄严宣言，也是他未来行动的指针。从建国初期，他就积极投身到人民群众的火热斗争中去。他参加过土地改革和文艺整风运动，经历了三反、五反和抗美援朝的运动。其间1951年，还深入到安徽治淮工程工地，熟悉和了解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但是，他还不能进入创作。对于曹禺说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事创作，还需要一个重新学习和重新熟悉生活的过程。1951年，开明书店再版他解放前的剧作选集，为此，他对《雷雨》、《日出》作了较大的修改。这可以说是作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指导写作的尝试，可惜，这次尝试并不成功。大约，1952年初，周恩来同志关怀着曹禺的创作生活，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这次谈话后，他决定写一部以知识分子改造为主题的剧本。周恩来同志“认为这个主题很重要，很值得写，同时他也知道曹禺同志对知识分子的生活一向比较熟悉，写起来有驾轻就熟的方便”《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这次谈话使曹禺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特点和发展道路有了更明确更深刻的认识和了解，极大地鼓舞了他创作的信心。紧接着，他就随同中共北京市委工作组参加领导北京市高等院校教师的思想改造工作。他主要是在北京协和医学院深入生活。“曹禺同志认为他在参加协和医学院这次教师思想改造运动中收获很大，他说他不仅更加详细地了解这个学校的一些情况，并对它们作了进一步的思考和分析，而且也间接帮助了他自己的思想改造。”他终于在周恩来同志的亲切关怀和同志们的帮助下，于1954年完成了《明朗的天》的创作，同年9月在《人民文学》和《剧本》上同时发表，12月22日由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据有人撰文指出，演出到1955年2月25日止，“天天客满，受到群众热烈欢迎”。之后，曹禺对剧本又作了多次修改，于195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刊行了单行本。
一创作思想上的深刻矛盾
《明朗的天》发表、演出后，可以说得到一致的肯定评价。在一些评价中虽然也提出某些问题，也许由于历史条件的原因，并未能展开深入的探讨。当我们重新研究曹禺这部剧作时，我们不愿只是就作品分析作品，而是企图把它放到作家现实主义创作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放到特定历史阶段的政治背景和文艺思潮中，探讨它的得失和经验教训。曹禺认为，“《明朗的天》在创作方法上和他过去写的剧本是有些不同的”《曹禺谈〈明朗的天〉的创作》，《文艺报》1955年第17期。。如果说曹禺解放前的剧作，基本上是运用他比较熟悉的创作方法来写他熟悉的人物和生活，那么，他写《明朗的天》则是运用他不熟悉的方法来描写他熟悉的人物所遇到的新的生活和斗争，而有的人物则是他完全不熟悉的。这样，作家就必须用新的世界观来观察、研究和分析新的生活中的矛盾斗争，也必须用新的文艺思想和原则来指导创作。因此，作家创作思想所面临的课题是相当艰巨面复杂的。“不少新的问题”摆在他的面前。
应当说，作家于全国解放后，就开始了学习和探索。对《雷雨》、《日出》的修改，就是作家探索新的创作方法的一次尝试。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作家创作《明朗的天》的前奏和演习。在这次修改中，既可看到作家努力探索的热情，也可看到作家创作思想的深刻矛盾。
早在1950年，曹禺在《文艺报》第3卷第1期上发表了《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1951年又写了《曹禺选集·自序》。这两篇文章，是作家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点对解放前创作进行的一次初步总结，也是他对《雷雨》、《日出》进行修改的文艺思想指针。尽管这些富于自我批评勇气的文章，表现了作家改造文艺思想的迫切要求和渴望，并且也触及解放前剧作的某些根本弱点，如说“没有历史唯物论的基础，不明了祖国的革命动力，不分析社会的阶级性质”等；但是，由于没有较好地融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观点，就对自己的旧作否定过多。他甚至怀疑他的作品是否“对群众有好影响”，并为自己的“错误看法”影响了观众而感到“痛心”。作家的自我批评是真诚而严肃的。他认为“只有通过创作思想上的检查才能开始进步，而多将自己的作品在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的X光线中照一照，才可以使我逐渐明了我的创作思想上的疮脓是从什么地方溃发的”。可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批评要达到积极的效果，必须采取历史的具体的分析态度。只有通过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才能引出必要的经验和教训，而作家的“检查”是过于简单化了。我们并不是苛求作家，这种“检查”或许是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现象；但是，当作家以这个“初步认识”指导自己修改《雷雨》、《日出》时，却造成了混乱。张光年曾经指出，“曹禺曾经不公正地否定自己以往的作品，曾经不恰当地修改自己的旧作；要知道，这表现了一个作家在进步过程中的深刻的苦闷”张光年：《曹禺创作生活的新发展——评话剧〈明朗的天〉》，《剧本》1955年3月号。。
首先，它脱离人物性格的发展逻辑，为了改变剧作的所谓“落后倾向”，增强“阶级观点”，任意改动原来人物的性格，结果反而损害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
《雷雨》、《日出》的现实主义的突出特色之一，在于它真实地再现现实生活的人物关系，描绘出那些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它对人物性格刻画得准确而完整，每个人物的命运都严格遵循着自己的性格发展逻辑。作家甚至这样告诫演员：演出《雷雨》“应该明了这几个角色的脆弱易碎的地方。这几个角色没有一个是一具不漏的网，可以不用气力网起群众的称赞”。谁若不能把握住这些角色的“均匀”和“恰好”的性格完整性，就会破坏性格的“真实”参看《雷雨·序》，文化生活出版社，1947年。。但是，作家却离开这些现实主义的描绘，去追求另外的“思想性”，把一些“阶级观点”硬安在人物身上。如侍萍，作家为了克服她的“宿命观点”，增强人物的“明确的认识”，便让她大骂周朴园是“杀人不偿命的强盗”，甚至使她认识到周萍是周朴园教育的结果，“有你这样的父亲就教出这样的孩子”。看来，这些更动似乎增强了人物的阶级爱憎，但却失去了一个善良无辜的普通妇女对黑暗制度的控诉力量。又如鲁大海，这本是作家在当时思想水平下所描写的一个普通的工人形象；但是，作家也不公正地责备自己是“卖过一次狗皮膏药，很得意地抬出一个叫鲁大海的工人”曹禺：《我对今后创作的初步认识》，《文艺报》1950年第3卷第1期。。为了写出鲁大海“应有的工人阶级的品质”，便把鲁大海改成一个“有团结，有组织的”罢工领导者，同时，把鲁大海的“觉悟”也“提高”起来：他不但揭露周朴园背后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且指出周朴园同官府相勾结（为此还增添了省政府参议乔松生这个人物）。这样修改，反而损害人物性格的真实性。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因为当时工人只有那样的觉悟程度”。改动后的鲁大海的性格同《雷雨》的典型环境是不相协调的。《雷雨》中的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都是真实而复杂的现实关系的产物。周萍同继母私通，同四凤的乱伦关系，深刻揭示着封建家庭的罪恶。但是修改本却把周萍改成为一个玩弄女性的纨袴子弟。他先是同蘩漪私通，又玩弄四凤，后来又要和蘩漪私奔，这个改动似乎使他面目可憎，“阶级性”更鲜明了，而结果却损害了对封建家庭制度揭露的深刻性。正如我们在《〈雷雨〉论》中揭示的，尽管曹禺当时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者，但由于他怀着鲜明的爱憎，真实地刻画人物以及人物关系，就揭示了这些人物性格的阶级内容，也揭示了血缘关系掩盖下的阶级关系。而当曹禺硬是用“阶级观点”来改动人物性格时，反而失去了人物性格的真实性，而所谓增强“阶级观点”也就落空了。
其次，它任意更动、增添情节或者改变原有的艺术结构，以契合“历史唯物论”的要求，结果却损害了原作的思想和艺术的统一完整性。
《雷雨》、《日出》的情节、结构都是作家在特定的条件下根据当时的思想水平设计出来的，体现着作家现实主义的完整的艺术构思。它们的情节发展都是现实生活事件戏剧化的结晶，它们的结构也渗透着作家的思想评价。当作家把情节、场面组织在一个完整的艺术结构之中时，就像一串联结紧密的锁链，一环紧扣一环。而帮助作家把这些人物、事件联结在一起的就是作家对生活的独特而完整的思想态度。但是，作家在修改《日出》时，为了不致“将帝国主义这个罪大恶极的元凶放过”，揭示“造成这些罪恶的基本根源”，突出“向敌人做生死斗争的正面力量”，就按照“历史唯物论”的概念图解生活，生硬地更动情节，改变结构，拔高人物。如环绕着小东西的命运，几乎是另外增设了一条情节线索。小东西的父亲成为仁丰纱厂的工人，而仁丰纱厂的后台是日本帝国主义，金八就是这个厂的总经理。小东西的父亲是被金八杀害的烈士。而纱厂工人为此开展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小东西被金八送进宝和下处后，方达生寻找她的下落。但是，方达生不再是个具有正义感的寻找光明的人物，而改成一个从事革命斗争的地下工作者。方达生同仁丰纱厂的工人进行了联系，把小东西从虎口里救了出来。为此，作家又增添了田振洪和郭玉山两个工人形象。这样重大的更动，虽然表现了作家良好的愿望，却破坏了原作艺术构思的内在统一性。这些修改生硬地嵌入原来的艺术结构里，成为同原有的艺术氛围和情节发展都不相协调的赘物了。特别是对小东西命运的改变，全然失掉了她悲剧的揭露和控诉力量。这些修改，完全是图解的，毫无艺术的生动性。再没有对《雷雨》结局的修改更简单化的了。不但周萍没有自杀，周冲没有死，而且四凤也没有死。这就把原有的悲剧结局改得不伦不类了。无论是人物的结局还是作品的结局，乃是人物性格发展和人物性格冲突的必然结果。结局，是为一系列冲突不断强化过程中准备起来的，一切都为结局积蓄着力量，孕育着爆发，以便最后来一个有力的收缩。结局体现着作家的预期的思想企图和美学目的。艾亨堡说，文学作品“把它的全部重量集中在结尾部分”，以便像箭似的“拿它的箭头全力射击出去”转引自多宾：《情节结构和作品思想》，《世界文学》1959年第4期。。而作家任意改变人物和作品的结局，便丧失了它原有的“全部重量”。
作家原以为他的修改是会更“合情合理”，“比原来接近于真实”，对“读者和观众还能产生一些有益的效用”，而结果却是失败的。这是作家始料不及的。后来，作家也不得不承认：“在《日出》所描写的特定环境里，不宜于硬生生地插进去代表光明的先进人物”，“其结果必然写得不真实，以至于成为反历史的”曹禺：《迎春集》，页135—137。。我们并不想全面论述这次修改，但是，它的失败却提出一些引人深思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