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的《樱桃园》，也写的是贵族之家，尽管上场人物不少，但是人物关系并不那么复杂，人物冲突也写得比较含蓄。它的人物关系往往是讽喻性的，通过象征、暗示、对比、反衬等手法来展现人物性格的冲突。《三姊妹》写娜塔莎和普罗托波夫排挤三姊妹，甚至最后把三姊妹赶走，但也很难看到多么尖锐的正面冲突。《北京人》则不同了，他写的也是日常生活的事件，但是人物的纠葛却显得格外复杂而尖锐。如文清的画被耗子咬了，这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由此却展开人物关系的复杂性和微妙性，人物的复杂心境也刻画得细致入微。几乎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的文清，因为画被耗子咬了，十分伤心。而思懿却幸灾乐祸，接着就说“叫愫小姐再画一张不结了么？”表现了思懿嫉妒猜疑的心理。文清说：“这是我画的。”思懿觉得弄错了，但是她决不肯认错，又立即掉转话锋，说：“奇怪，一张画叫几个小耗子咬了，也值得这么着急！家里这所房子，产业，成年叫外来一群大耗子啃得都空了心了，你倒像没事人似的。”她总是压住文清，使他没有还嘴的余地。愫方看到画咬坏了，主动要求裱画，思懿装着羡慕“愫妹妹这双巧手”，极不自然地笑着说：“有时想着想着，我真恨不得拿起一把菜刀，（微笑的眼光里突然闪出可怕的恶毒）把你这两只巧手（狠重）斫下来给我接上。”愫方吓得惊恐异常，不觉缩回双手。在这些矛盾冲突中，看来好像只有思懿在那里进攻，另一方面退却忍让，但每一个人物都充满着紧张感危机感。一方咬住另一方的强烈动作性，就使矛盾显得格外尖锐了。作家还善于抓住人物之间的特定关系，来展开复杂而紧张的性格冲突，赋予符定人物在特定场合下的矛盾冲突以特定的表现形式。为愫方说媒这场戏写得曲折迂回，错综复杂，紧张尖锐。思懿当着曾皓、江泰把愫方的婚事提出来，颇显示了她的阴险和诡诈，但表面上又是那么关心愫方，又很尊重公公。她要一箭双雕，既达到撵走愫方的目的，又打击了曾皓，撤掉他的“拐杖”。在众人面前，思懿这一着很厉害，非逼着曾皓表态不可。曾皓老奸巨猾，他深知大奶奶的厉害，他很怕她。如今，他再没有昔日那种号令的威严，采取强硬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利用愫方的善良，坚持让愫方自己考虑决定，这样又不失其家长的尊严，来个落落大方，同时又堵住思懿的嘴，暗中给思懿以狠狠还击。江泰是一片好心，他看不惯曾皓，也恨思懿，他赞成愫方出嫁，是要抱打不平，因此，他敢于直说，毫无顾忌。思懿怨恨曾皓，逼他的钱，出他的丑，但她毕竟是个儿媳妇，不敢公然地冒犯公公。因此，她是暗斗，表面上不失其礼。她恨江泰，但毕竟是客人，背后她能骂江泰，但也不愿撕破脸。曾皓明知思懿不怀好意，他反击了她，也决不失掉公公的身份。因此，这场戏既有明斗的火爆味，又有暗斗的紧张性，又都是每个人物在这种特定情势下所采取的特定的表现方式。这样就把一个大家庭的人与人之间的尔虞我诈揭示得十分深刻入微，而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也得到展现。这样的人物关系的复杂性，不但是封建大家庭特有的，而且都烙印着民族特点的印痕。在这些人物关系的描写中，也使我们看到，它和大观园里的那种错综复杂的人物纠葛有着共通的东西。在这些复杂微妙的人物关系的冲突画画中，也似乎更多的是继承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艺术手段。我们认为，曹禺在提炼矛盾冲突和组织矛盾冲突中，既吸收了契诃夫的某些东西，又汲取了《红楼梦》的优长，但都巧妙地加以溶化，形成了他特有的风格特色。
《北京人》对现实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的描绘，在戏剧色调上也反映出来。
喜剧和悲剧的互相渗透，互相补充，是人类美学感受发展的结果。正如生活中的悲剧、喜剧的交织、转化、重叠，呈现出生活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而艺术中的悲剧和喜剧这种情形正标志对现实生活反映的深化。《北京人》的基调是喜剧的，但它绝不是只有一种色调，一种气氛。它的喜剧性中，既有无情的嘲笑，公然和隐谕的讽刺，也有微笑的幽默甚至是闹剧的场面。同时，在总的喜剧氛围中也有着悲剧的气氛。于此显示着《北京人》的现实主义艺术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它把丰富的生活色调都反映到它的戏剧世界之中。
在《北京人》的喜剧基调上，总是或隐或现地伴随着沉重的和凄凉的悲剧气氛，当人们被这种悲剧性所感染时，就看不到它的喜剧的本质了。如第二幕，一开始曾宅就笼罩在沉寂若死的气氛之中：算命的瞎子在深夜里打出的寂寞的钲声，长街上传来凄凉的叫卖声，这使曾家小花厅里孤灯残烛的景象更显得特别凄清了。正是在这种悲剧的氛围里，我们听到江泰对人生充满着咳叹、留恋和郁闷的声音；而在秋风阵阵，风雨袭来时，又看到曾皓在那里像怨鬼纠缠着愫方的善良灵魂，在昏暗的夜，愫方有大惊恐，而那一对小夫妻仍然在互不了解中度过人生最苦闷的日子，一个叹息苦闷，一个忍泣含辛。在更锣声中，文清和愫方的会面，有说不出的痛苦和哀伤。曾霆竟然也对着袁圆呜呜地哭起来，他真是“很难明白”啊！这一切都使这一幕具有一种凄凉的调子和悲怆的气氛。但是这一幕的基调，却写的是“人类的耻辱”，这个内在的深刻的讽谕性的基调统领着全幕。而那些凄凉的调子，不但没有减弱这种内在的讽谕性，反而突现着它的讽刺的喜剧的内容，在悲凉的氛围中激荡着的是作家的喜剧激情。如果我们这样理解它，回头看去：那江泰的激昂的陈词都化为辛辣的自我嘲讽，而在曾皓的丑恶表演的背后，却隐藏着作家无情的讽刺利刃。对于曾霆，作家也满怀同情地给予善意的嘲讽，这个“可怜的小耗子”又是多么可笑。可怜的，却是可笑的；可悲的，却是可耻的；可叹的，却又是可憎的。总之，在悲剧的形式下掩盖的却是喜剧的内容。当作家以其对生活的锐敏感受揭示了它，就更加深刻地反映了那种崩溃了的现实的喜剧性。
当人们总是把喜剧同嘲讽的笑声联系起来时，就常常忽视了悲剧形式遮掩下的喜剧性。从一定意义说来，这种透过悲剧的形式而表现的喜剧境界往往更为深刻隽永。文清的性格是带有某些悲剧特征的，正如我们已经揭示的，他的生命再也燃不起鲜亮的火花，他的全部生命失去了任何严肃的意义，因此，他的苦相都成为讽刺的画相。普希金曾说：“我们看出，崇高的喜剧不是只依靠嘲笑，而是依靠性格的发展，并且这种喜剧往往接近于悲剧。”转引自《马克思列宁主义美学原理》下册，页567。感受到生活的痛苦和压迫并为摆脱它而斗争，即使失败了，仍然是悲剧的，而文清、江泰都曾感受着生活的痛苦，但他们在痛苦面前只有叹息、牢骚，而不去为摆脱痛苦而斗争，这正是他们性格喜剧性的根源。愫方的生活遭遇是悲剧性的，她的爱情，她的生活都给她带来深深的痛苦。但是，她不同于江泰，也不同于文清，她对未来充满着执著的追求和向往，她为着希望而斗争。作家有时带着幽默的微笑批评她希望的虚幻，但又赞赏她那种忘我的助人为乐的品格。由于时代不同了，她终于得到一个喜剧的结局。作家就是从生活中发现了这种悲喜剧的辩证法。因此，《北京人》的戏剧色调是丰富多彩的，但又在喜剧的基调上统一起来。
曹禺作为一个杰出的戏剧诗人，在《北京人》中，有了新的创造。特别是在提炼生活的内在的诗意上，使它的主题具有深邃隽永的思想力量。
如果说，在《雷雨》、《日出》中，作家以他巨大热情的潮汐，使作品具有浓烈的抒情风格，而《北京人》就把这种抒情特色同对主题的诗意开掘结合起来，使它具有一种内在的富于哲理性的诗意抒情旋律，这点，有些像契诃夫的戏剧，但同契诃夫比较起来，更具有它自身时代的生活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