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有许多与民间故事、传说相关的“主题原型”在不同作品中体现出来，除上所提及的外，还有莫言小说中的“英雄主题”，苏童、叶兆言、李锐对“孟姜女哭长城”、“后羿射日”、“许仙与白蛇”民间传说的重新叙述，以及对其“主题”的重新理解等等。在众多小说中，“主题原型”的复现显然不是简单重复，而是赋予了“原型”新的创造性意义。在西方的原型批评中，特别重视原型的复现功能及其相互间的意义联系，不过，我们更应重视“原型”的创新功能及动力，不然就无法说明“原型”为什么会在当代发生置换，也无法说明“原型置换”的当代意义和价值。正如王一川在对维柯《新科学》做出评述后所言，何以如此强调原型的复现功能而轻视其生成与创新功能呢？原型显然意味着复现、回忆过去，但同时或者更重要的是它极富生成的能力，他说：“它既是一种规范，又是一种开放的空地，毋宁说它永远是一片充满种种可能性的空地，诗人们耕耘其上可以各得其所。与其说原型是一种胚胎，不如说原型是子宫，它只是孕育着什么，而不是像胚胎那样预示着什么。被孕育的东西就等同于子宫，它自有其独特的生命力和本性。”①●那么，新时期以来小说中“主题原型”的独特的生命力是怎样被表达出来的呢？“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②●这种“生命力”的独特表达与当代历史发展进程和时代、现实问题密切相关，也就是说是现实的文化力量在推动着原型的置换和意义的生成。
首先是作家对“现代性”问题的反思。“现代性”是一个宽泛、笼统的概念，在不同的范畴里谈现代性，对现代性也会有不同的理解。但通常意义上说，“现代性”是与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往往包含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商业规则的成熟、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等内容，“其另一种表述就是现代同过去的断裂：制度的断裂、观念的断裂、生活的断裂、技术的断裂和文化的断裂。现代之所以是现代的，正是因为它同过去截然不同，它扭断了历史进程并使之往一个新的方向——我们所说的现代的方向——发展”。①●“现代性”的历史发展向度有巨大的意义和合理性，但在发展过程中所引发的问题正在引起人们深刻的反思。在中国当代社会“现代性”展开的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道德精神的关系、人与生命的关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人们为了现代化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所带来的破坏和污染已严重威胁着自身的存在空间；在人与道德的关系上，人们趋利的物质化冲动已带来了道德伦理精神的萎缩；在人与生命的关系上，技术理性对于人生命的压抑已使人们日益感到生命的困扰与焦虑。如此种种必然引起作家对于现代性的反思，重新思考上述诸类关系。张炜在他的短篇小说《三想》中这样说：“事实上，哪里林木葱茏，哪里的人类就和蔼可亲，发育正常。绿树抚慰下的人更容易和平度日，享受天年。土地的荒芜总是伴随着人类心灵上的荒芜，土地的苍白同时也显示了人类头脑的苍白。这之间的关系没人注意，却是铁一般坚硬的事实。树木与阳光、空气、土地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生命都来得更亲近……，它们是真正具有灵性的扫帚，不断地扫去自然的尘埃。”②●在这里，他呼唤人与自然要建构新的伦理关系，他认为人与自然相互适应，人与自然界一切生命共同相处才有了人的一切，人只相信自己、依靠自己是决不能生存的，人的可悲之处就在于自己决定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这种决定的不合理性从根本上讲就在于忽视了大自然的一切。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张炜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这种理解，所指向的是对人在现代性追求过程中对“自然”的蹂躏和对人自身存在的反思，在这里他认识世界的方式呈现出“泛灵论”的特点。民间故事传说作为世俗的神话，也呈现出浓郁的“万物有灵论”的色彩，他也就必然在一个新的层面与民间故事传说中的“原型”相遇。王润滋对于人的道德问题的思考以及在作品中对于物质化人格的批判，也与当代社会出现的文化问题有关。在当代社会中，商品经济影响着城乡的每一角落，它以蓬勃的活力给社会带来生机，同时也以强烈的破坏力冲击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不能回避的一个事实是，自私、贪婪和赤裸裸的物质正在使人们的道德人格发生变化。虽然对于历史的发展进程不能只用道德标准去要求和衡量，但以人的“道德堕落”来完成现代化的进程，也未必是人类的福音，因此对非道德化人格的批判也是现代性反思的一项重要内容。王润滋回到传统的民间文化中，发现纯朴道德的美好价值，把道德化“主题原型”在当代作品中呈现出来也就具有了重要的现实性意义。对于阿城的《棋王》来说同样是如此，阿城作为寻根文学的重要代表性作家，回到传统，寻找生命之根，是他自觉的文化追求，其目的就是复苏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量。在当代文化语境中，多种力量对于人的生命的压抑已日益激发出作家的这种追求，莫言、贾平凹、韩少功等许多作家作品中“生命意识”的觉醒，都潜在地承接了民间故事传说中的主题原型。可见，新时期小说中“主题原型”的复现并不仅仅是与传统民间文化建立联系，更重要的是从当代出发，发现了原型新意，正是这种思想发现的动力，推动着“原型”在当代生活中展开其置换的过程。
其次是作家本土审美意识的觉醒。本土审美意识的觉醒也是“主题原型”呈现的动力之一。巴赫金认为：“艺术形象世界的结构形式不仅是对空间和时间因素的安排，而且也是对纯思想含义因素的安排；不仅有空间和时间的形式，而且也有思想含义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主题原型”作为文学的思想因素也是审美意识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和西方文化、文学对其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1）在1949年建国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意识形态一直规范着文学的发展和变化，民间文化、文学中许多内容都被当作封建迷信予以批判，虽然在政治意识倡导下，也曾出现过大跃进民歌运动、传统戏曲的改编等文学现象，但其“主题原型”都是包含于政治性主题的表现过程中，自身的思想力量未能充分呈现，仅仅成为一种结构性因素隐含于文本之中，民间文化、文学中的有益内容被忽略，甚至被遮蔽了。（2）在新时期以来，伴随着对外开放的发展进程，西方的文化、文学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资源，作家对民间文化、文学的意义相对也重视不够。中国当代文学中本土审美意识的觉醒是源于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寻根文学”思潮，这种传统审美意识的觉醒，自然激活了民间文化、文学中的审美因素，把存在于其中的原型主题、原型结构、原型想象、原型人物等纳入小说创作中。正如张炜所说：“假使真有不少作家在一直向前看，在不断地为新生事物叫好，那么就留下我来寻找我们前进路上疏漏和遗落了的好东西吧！……我觉得艺术家应该是尘世上的提醒者，是一个守夜者。他应该大睁双目且应该负起道德上的责任。而道德方面的经验和尺度，也只有从长期形成的东西中去寻找……只有从沉淀在心灵里的一切去升华和生发。他们整个工作简单说就是回忆。而回忆，就是向后看，眼前刚刚发生的事难以写成好作品。”②●这种“向后看”的审美意识所确立的正是当代与传统、现代性与民间性的沟通与连接。那么，为什么包含了原型内容的一些作品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而有些同样包含了原型内容的作品却显得低劣庸俗呢？产生这种情形的根本原因就是：那些能给人审美愉悦的优秀作品，其原型内容包含有对当代生活的深刻感悟和理解，原型的置换变形体现着巨大的当代性力量；那些仅仅为“复现原型”而无视当代生活和思想的创作，自然会流于简单的重复和俗套之中。对于那些一味模仿西方的作品，他们不会自觉以“原型”连起与深厚文化传统的关系。由此，就引出了第三个问题，即作家应有自觉的原型意识，这是提升当代小说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的重要途径。在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中，一些优秀作家都有较为自觉的“原型意识”，贾平凹在《白夜》完成后答陈泽平提问时说过这样的话：“荣格说过谁说出了原始意象，谁就发出了一千种声音。但是，得看到，太形而下，虽易为一般读者接受，也易被一般读者看走眼，而形而上的东西是给另一部分读者看的。形而上和形而下融合得好了，作品就耐读，就可产生多义的解释。”①●韩少功谈到寻根文学时说，寻根“是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这些作家虽没有明确提出“原型”的概念，但这种艺术追求中包含了对于“原型”的激情，“原型”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韩少功对那些具有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特点的作家，表示了由衷的赞美。他谈到1980年代中期前后的小说时说：“近来，一个值得欣喜的现象是：作家们开始投出眼光，重新审视脚下的国土，回顾民族的昨天，有了新的文学觉悟。贾平凹的‘商州’系列小说，带上了浓郁的秦汉文化色彩，体现了他对商州细心的地理、历史及民性的考察，自成格局，拓展新境；李杭育的‘葛川江’系列小说则颇得吴越文化的气韵。”这种与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对接，必然与“原型”相遇，可能是中国当代文学优秀作品产生的前提，韩少功借助对高更的评价说出了这一道理，他认为高更之所以创造出了杰作，是他到土著野民所在的丛林里，长年隐居，含辛茹苦，在原始文化中找到了现代艺术的支点。为什么有了这种“原型意识”，文学作品就会有价值呢？因为作家与“原型”的对接过程，就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之间意义关系的确立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拓展了文化的纵深感，而且使作家心灵释放出独特的、蕴含着民族文化精神的审美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