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通常处于歧视性少数人群先锋地位的有组织宗教权力和影响力的衰落使人们质疑其对少数人群及其生活的诋毁。大多数西方社会日益增长的宗教怀疑论调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曾经（有时仍然是）作为仇视和压迫同性恋少数人群的动因的宗教教条的衰弱。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美国，日益庞大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于是，一方面在欧洲委员会、澳大利亚还有其他一些地方，保护性少数人群合法权利的行动取得了进展；另一方面，虽然世界其他地方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非洲、亚洲部分地区、拉美地区和美国，反对同性恋的宣传在保守的宗教领袖的鼓吹下，导致了日益增加的暴力、不平等和歧视。
（4）在全球范围内，尊重个人人权，承认保障个人基本尊严的重要性取得了进展。这要归功于联合国自1945年以来不懈的努力：重要国际人权条约的通过；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核准执行这些条约；国际上对于人权状况和基本自由权利的监察以及全球媒体对这些的报道都使得人们期待人类自由条件的改善。诚然，许多国家还在就权利与义务、个人和群体、经济发展和个人自由之间的平衡问题进行激烈争论，但是在个人自我表现，包括成年人之间的性事方面，已经取得了无可置疑的巨大进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繁荣的最佳温床就是有创造力的社会。与经济发展不可分割的另一半就是在思想领域的进步，对权利的尊重以及承担对等义务意愿。
（5）在这些变化的背景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研究人类和其他物种在性的多样性方面的基因、荷尔蒙和社会特征。这些话题再也不是秘密和禁区。它们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发现的正当关注点。本次上海研讨会就表明了世界各地高等学府对性的科学和实证研究方面不断增长的兴趣。正如金赛博士所说，性是人性的一部分（更广义地说也是自然的一部分），应成为研究、科研和发现的课题。性和人类的关系不是疏远的，而恰是其一部分。
（6）出于以上所列举的主要原因，媒体更加公开地报道有关性的话题。关于性的描述和讨论越来越具思想性、启发性和指导性——而不是基于以往的成见和仇恨。至少在先进的西方社会，探讨同性之间情感的电影已经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抱走多项大奖的《断背山》就是一例。当然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最近几十年中，我们看到笼罩这部分人性的面纱被轻轻揭开，甚至在许多国家已经彻底揭开，扔在了一边。在澳大利亚，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改变社会对待同性恋态度最显著的事物之一就是肥皂剧《96号》。该剧描写了一个男同性恋者在澳大利亚普通生活的方方面面。剧中主人公不再被妖魔化成变态的、肮脏的笑柄或者令人恐惧的家伙。就我个人来说，我和我的男友约翰长达三十七年的共同生活也是再普通不过了。事实上生活在社会各个阶层的性少数人群今天能够走出过去的阴影，去帮助年轻人认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并采取同样的行动：抱着坦诚的态度并对那些要求他（她）们掩盖自己真实“自我”的人表示蔑视。早些年的恐惧和歧视慢慢被科学、知识和真理所取代。当然还有人想把“妖灵”再装回瓶子里面去并逆转历史的潮流。但是科学的研究以及人类智慧的成果是很难被逆转的。
当然，还有一个促使变化的理由，它迫使我们对人类性的多样性采取新的态度。那就是艾滋病。实际上这是一个单独的话题，不过它和性相关，所以不应忽视。这也是我要谈的最后一部分。
艾滋病的紧迫性
艾滋病的蔓延：今天，有四千万人身患艾滋病。每年，超过三百万人死于艾滋病。艾滋病带来的灾难世界各国都未能幸免。然而，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压力最大，包括个人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压力。这些不仅仅是医学方面的数据能说明的问题。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早期最先出现艾滋病蔓延迹象时，各国便开始意识到艾滋病毒带来的巨大挑战。一开始，人们预言可以在十年之内研制出安全的艾滋病疫苗。但是直至今日都尚未研制出来，看来有效疫苗的出世似乎还要假以时日。尽管对艾滋病的治疗手段有了长足进展（最新的方法就是三联药物疗法）但是这些治疗十分昂贵。联合国的三乘五计划（到2005年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三百万艾滋病患者接受抗逆转录病毒疗法）也远远未达成预期目标。使更多的人接受艾滋病抗体检测，并提供保密咨询的目标也没有实现。在许多国家，艾滋病仍然和歧视联系在一起。造成这种局面的一部分原因是感染艾滋病之后一般的后果就是死亡。另一部分原因是人们对于艾滋病毒传染途径的传统观念没有改变：即性交、注射吸毒以及卖淫嫖娼。
在艾滋病出现的早期，在许多发达国家譬如澳大利亚和美国，大多数被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人是男同性恋者。发展中国家的艾滋病传播没有这个特点，比如说中国。然而，由于大量同性恋艾滋病人群的出现，再加上没有疫苗、早期没有有效治疗方案，就使得社会对人类性的反应产生了变化。
艾滋病的悖论：同性恋这个已经非常脆弱的社会群体又遭受到艾滋病的影响，此外他（她）们又没有得到有效的治疗，这给早期的艾滋病问题带来了许多困难。然而，解决艾滋病牵涉到一个悖论问题。减少艾滋病传播的最有效办法就是保护感染人群或者易感人群的权利。这在过去看来是一个悖论，因为在过去处理传染病的一般社会应对方法是进行隔离。但是当艾滋病的严重程度体现出来时，已经不可能实施隔离了。不论怎样，有鉴于艾滋病在许多病人身上发展缓慢，有效隔离是一种失当且无效的应对措施。
正是意识到了艾滋病所带来的这个悖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开始采取措施立法保护易感人群，包括：
（1）开展大型公共健康宣传活动，以空前开放的方式讨论性话题；
（2）规定全国性的为注射吸毒者提供针具交换项目；
（3）使卖淫（性服务）进行合法化或者非罪化；
（4）通过反歧视法律；
（5）使性少数群体非罪化。
在勇敢的采取了这些看似激进和悖论的措施之后，一些国家艾滋病感染率在早期飙升的势头被遏制了。血清抗体转阳性数量快速减少。尽管证据显示最近几年有上升趋势（主要是年轻一代无法在长时间内保持警惕和自我保护），非药物措施的有效性得到了广泛承认。事实上许多采取了上述悖论式措施的国家都出现了血清抗体转阳性数量减少的趋势。而那些继续推行或者允许歧视、制裁成年人私下性行为以及对少数人群歧视的国家却经历着艾滋病感染的不断蔓延。
在世界大多数地方，提供保密检测、咨询以及昂贵治疗的服务仍然十分有限。歧视仍然阻碍抗击艾滋病战略地有效实施。这些战略地实施十分依赖于行为的改变。而改变则依赖于认识、自我认知和自我保护能力的增强。
关于中国：新病例中有很多是由于注射吸毒和性交传播的。污染血液制品导致的早期蔓延已经基本控制，但是上述“两种行为”即注射吸毒和提供性服务都是“地下行为”。中国艾滋病的感染的确切人数还不确定。因此必须采取坚决措施遏制这一趋势。
中国需采取的保护性政策可以包括接纳艾滋病悖论。这包括通过性接触感染的易感人群，即有同性性行为的男性。在中国，他们有的公开了，有的没有公开自己的同性恋身份。但是有几个因素使得他（她）们成为非常脆弱的人群。其一，他（她）们总是受到社会歧视。其二，他（她）们的性行为一般是秘密的，被隐藏的，甚至他（她）们的家人和朋友都不知晓。其三，媒体常常漠视，或以成见的态度描绘他（她）们的形象。此外他（她）们没有有力的社区组织、专业救助或者政治支持来帮助传播预防和治疗知识，以进行自我保护并减少艾滋病的传播。
利用艾滋病的契机来采取措施保护性少数人群（特别是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群）也是有风险的。把一个已经备受歧视的群体与一种带来无知和恐惧的瘟疫联系起来很可能导致歧视加重。但是，由于存在这些易感人群，所以需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中国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根据本国国情采取可行性措施。它要求法律提供接受艾滋病悖论的保护措施。
在这些措施成功实施的国家，同性恋团体被动员起来，宣传艾滋病及其传播途径的知识。他（她）们开展针对这些群体的宣传活动。他（她）们对警方和其他官员进行教育，减少其对易感人群的骚扰和排斥。他（她）们敦促通过法律政策解决歧视、不平等对待、暴力的问题。他（她）们通过相关战略鼓励公众对性少数群体的理性认知，理解他们的需求，承认这些需求和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混杂的信息：尽管把性平等与艾滋病防控、关爱联系起来有风险，但是抗击艾滋病的行动必然要求所有国家都对人类性多样化有理性和充分的认识。
传统主义者可能感到不舒服。一些宗教人士也会以神的意旨的名义表示反对。但是有鉴于目前疫苗和治疗方案的现状，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来减少艾滋病的蔓延以及减轻它带来的巨大负担。这种负担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在经济上，它会抵消许多发展中国家艰苦获得的经济成果。政治领导人必须作出重要选择。现实是残酷的。大学应该向领导人提供科学数据，包括：艾滋病传播的规模，其存在可能带来的损失，必须作出的重要决定来抑制和削弱其影响力（包括个人、社会、国家和国际各个层面）。
政府需要做出许多困难的决定，其中包括解决发生同性性关系者和其他性少数群体的需求问题，保护他们的权利。由于艾滋病的蔓延，通过新法律政策来解决性多样化的问题就显得尤为迫切，这种迫切性已经被科学数据和人类价值观所证明，由于需要采用有效手段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它也为我们应急预防工作提出了新课题。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都要面对这些课题。
三万年前，源自人类情感的精美艺术品表明我们是能够感受、能够关爱的物种。我们的内心感觉超越了生存的基本需求。我们必须回到我们的内心世界。我们要在那里找到对其他人类同胞情感和需求的尊重，包括那些有别于自己的性少数人群。从他们身上看到我们的存在和关爱。在面对各不相同但是互相联系着的性和疾病这两个现实问题时，我们应该抛弃无知、残忍和无能。这是我们时代的紧迫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