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以来，随着书刊审查制度在俄罗斯的废除、“文学中的‘国内战争’”以“新‘西欧派’”对“新‘斯拉夫’派”［1］（179）的胜利而告终，人文科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敞开了与西方学术交流的大门。具体到跨世纪的当代俄罗斯文学学，对本土文学尤其是20世纪文学的重新审视和价值重估，对巴赫金、洛特曼等本土学者的学术遗产的重新发现和深入挖掘，以及对西方文艺理论尤其是“后”学的大量译介和反复钻研，构成了文学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同时也推进了整个学科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以“狭窄的专业化和高水准的学科性”为办刊宗旨的文学学杂志——《新文学评论》在1992年年末的创刊及随后渐趋稳定的发展［2］（396），生动而有力地证明了这种转型的发生并揭示了它的主要特征。与此同时，1990年以来的俄罗斯文学学领域的建树，无论是文学史的重写，还是文学理论的革新，无不渗透着过渡性的“后苏联”时期独具的风格和特征。在新与旧的交替、激进与保守的拉锯、西方文论与本土文学学传统的磨合中，“后苏联”文学理论建设的多元尝试一方面取得了飞跃性的进展，另一方面又显示出矛盾性的特质。在这方面，俄罗斯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理论部的集体著作——四卷本《文学理论》，提供了具有说服力的丰富例证。
这套四卷本的《文学理论》迄今为止已出版三卷，按照发行的先后顺序依次为第四卷《文学进程》（2001）、第三卷《种类和体裁（基本问题的历史阐述）》（2003）、第一卷《文学》（2005）。四卷本《文学理论》毫无疑问会引发文学学史上的类比联想，即令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20世纪60年代问世的苏联社会科学院的集体成果——《文学理论：基本问题的历史阐述》三卷本，并顺理成章地将二者进行各方面的类比。毋庸置疑的是，正是与三卷本《文学理论》的对比突出了四卷本的优点，同时也凸显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理论研究过渡的、矛盾的性质。
颇具深意的是，《文学理论》三卷本的问世是在“解冻”开始之后十年左右，而四卷本的出现则是在苏联解体之后十年左右，这并非纯粹的巧合；新旧版本的《文学理论》都是在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社会文化震荡之后，文学学对学科自身进行反思和调整的产物，因此都打上了各自时代的鲜明印记。
首先，在《文学理论》三卷本中时时显露的具有“解冻”时代特征的意识形态印记，在四卷本中已荡然无存；而这种去意识形态化、这种社会历史文化存在的“后意识形态”状态，正是“后苏联”时代印记的显现。关于“文学理论”的学科意义和使命，在三卷本中的论证是从“理论与现实的普遍关系出发”，要求理论服务于现实、满足“社会实践的现实需要”，从而响应“将理论与共产主义建设实践创造性的结合”的苏共号召［3］（7—8）；而在四卷本中，“文学理论”则作为“文学的自我意识”［4］（8）而存在，通过“满足文学本身的需求”——“被阐释的需求”——而体现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三卷本中，文学理论的建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和列宁文集中寻找支撑，需要体现苏共党章和大会决议的精神；而四卷本则强调“文学理论”作为“一门语言学学科”的独立性，在“文学理论”与“作家”、“作品”、“读者”、“文学”的内在联系中显现其学科独特性。三卷本强调“文学理论”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本质区别，排斥“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学学；四卷本则在广泛涉猎世界范围内的社会文化思潮尤其是20世纪西方文艺学理论的基础上，在文学的本体论、形态学、历史诗学等方面对三卷本的相关论述进行了补充和修改。三卷本突出文学的认知功能与教育功能，强调文学的“人民性与党性”，并据此论证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而四卷本则提升了文学的审美价值，仅仅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进程中的一个阶段性存在、一段不可抹杀的文学史实而加以评判。
《文学理论》新旧版本的这种时代印记可以从各自的话语表述手段中得到生动而有力的证明。不仅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共产主义”、“人民性”、“党性”、“伟大的十月革命”等语汇在四卷本中踪影全无，而且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等引起马列主义联想的经典用语也销声匿迹。四卷本《文学理论》旨在“通过对文学的特质和规律在其历史发展中的领会……来生成并深化诗学概念和范畴”、“建构历史性的文学理论”［4］（19）。与三卷本意图构造的“辩证的文学理论”在三卷本《文学理论》第一卷的“导论：文学理论，历史主义与当代性”中写道：“辩证的文学理论将通过对文学的特质和规律在其历史发展中的领悟，而非借助定义来生成并深化诗学概念和范畴。”См.БоревЮ.Б.иЭльсбергЯ.Е.Введение.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историзм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Основныепроблемывисторическомосвещении.Образ，метод，характер.М.：Изд.АкадемиинаукСССР，1962.С.19.相比，二者的差别仅仅在于限定语的文字形式不同而已；其实，用“历史性的”代替“辩证的”并未改变这种文学理论的实质内涵。很显然，在四卷本写作的“后苏联”社会文化语境中，编著者刻意回避了带有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标识的表述方式，清除了与之相关的文字痕迹，从而使新版《文学理论》散发出强烈的去意识形态化的时代气息。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文学理论》新旧版本的编著宗旨本身并不存在根本的、实质的区别（尽管有关“文学理论”的构想在新旧版本的具体实现中表现各异）。《文学理论》四卷本与三卷本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反映了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学学矛盾性的、过渡性的特质。俄罗斯社会历史文化发展所呈现的“钟摆”规则，即从一个极端朝向另一个极端急剧运动的定律，同样又在90年代的“后苏联”人文科学研究中发挥了效力；具体到文学学，出现了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倒向非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的极端情形。诚如谢·科尔米洛夫所指出的，“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崩溃后，‘方法论’一词简直令我们学界的代表们望而生畏”。［5］（4）苏联的消亡不仅葬送了与那个时代紧密相关的、官方意识形态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及其话语手段，同时，以其为基石的官方文学学也陷入了危机。“唯一正确的”方法论在苏联官方文学学中的长期统治及其在1980—1990年代之交的崩溃，导致了“后苏联”文学学在一段时期内的“失语症”。因为在摒弃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同时，“许多人根本不知道，文学学中还存在或者还可能存在哪些方法”。［5］（4）新世纪之初问世的四卷本《文学理论》，恰恰是俄罗斯文学学在经历了“钟摆”运动的高峰之后，治疗本学科种种历史“后遗症”的尝试和收获。
在去意识形态化的“后苏联”社会文化语境中，四卷本《文学理论》寻找新方法、建立新的方法论体系的努力主要在两个层面上展开。其一，回归俄罗斯文学学优良的历史主义传统。虽然在《文学理论》三卷本和四卷本中，对历史主义的诉求都是基于对文学理论学科发展的同一认识尤·波列夫在四卷本中沿用了三卷本的相关表述，始终认为，“各学科发展的当代阶段的特征在于，对种种现象的历史主义态度向所有知识领域的渗透。文学理论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一过程。如果抛却历史主义，文学理论则无法成为一门当代学科，无法达到人类其他知识领域的发展水平”。См.БоревЮ.Б.Введениевтеориюлитератуы.//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ТомⅠ.Литература.С.11；БоревЮ.Б.иЭльсбергЯ.Е.Введение.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историзми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Теориялитературы.Основныепроблемывисторическомосвещении.Образ，метод，характер.С.16.，然而，历史主义在新旧版本中的阐释和具体实现却相去甚远。三卷本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来理解和强调历史主义的重要意义，力求在文学理论研究中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3］（15—23）而四卷本则在维谢洛夫斯基的学术遗产中找到了历史主义的源头，并将维氏论述诗歌形式的历史主义方法发展为“对文学基本问题作出历史阐释的文学理论”［4］（12）。其二，从文学的“外部”研究转向“内部”研究，从文学的认识论转向文学的诗学、修辞学、文化学。这不仅是四卷本《文学理论》的总体追求，也标示着“后苏联”文学学“内部转向”的整体趋势。如果说以马列主义文艺观为指导思想和方法论基础的三卷本《文学理论》重点探讨的是“艺术和文学的使命”、“艺术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内部结构”等论题，那么四卷本则从艺术语言的美学功能、文学进程及其特征、文学与其他艺术类型以及其他文化领域之间联系的普遍规律等层面展开了论证；如果说在三卷本中文学的本体论关注的是“性格与环境”、“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那么在四卷本中探讨的则是“元艺术性”、“风格”、“方法”等文学学概念本身。这是在放弃“唯一正确的”方法论之后，俄罗斯文学学反思官方意识形态束缚下的学科历史、克服“失语症”的最初收获。在这方面，尼·盖尔的学术表现颇具说服力。在“解冻”年代，他致力于在形象性、真实性与“思想性、人民性和党性”的结合中阐释“艺术性”［3］（115—148），用文学发展的规律性论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6］（443—503）；而在四卷本《文学理论》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与“艺术性”相区别的“元艺术性”概念，并由此论证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存在的意义”［4］（98）。可以说，四卷本《文学理论》在打破“唯一正确”的方法论神话之后开发的学科课题，恰恰矫正了苏联官方文学学的一元论偏颇，填补了研究空白。
四卷本《文学理论》的“后苏联”印记及其与三卷本的“解冻”标识之间的差异，四卷本在两个方向上为学科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以及它对三卷本的补充、调整和超越，在第四卷《文学进程》中得到了广泛而深刻的呈现。
《文学进程》的问世本身就是新版《文学理论》对旧版的超越。关于文学的种类与体裁、风格与方法、艺术语言等关键论题，新旧版本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尽管阐述的角度和深度不一。然而，对“文学发展”的理论概括在三卷本中仅仅局限于“作家的创作个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之探讨，偏执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发展规律性”的论证。种种努力皆为证实苏联官方认同的马列主义文艺发展观的真理性和推行的文艺政策的正确性；所有研究不但囿于俄罗斯本土文学，而且仅止于它的某一阶段。因此，有关文学进程的理论阐述是三卷本《文学理论》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考虑到“马列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等三卷本的核心论辞已经从当下的文学学研究著作中销声匿迹的现实，那么可以说，曾经的文学发展论只能作为那个时代的文学学在苏联官方意识形态高压下生存状况的佐证而获得有限的学科史价值，却未能在实质上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文学进程》作为四卷本《文学理论》首发卷的问世，似乎正是对三卷本的编写体例、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之偏颇的质疑和反驳，而它也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后者留下的学术空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