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之际和苏联解体之初，苏联和俄罗斯学术界已经开始重新思考和使用“文明史观”。古列维奇：《历史人类学：社会史和文化史问题》（《苏联科学院通报》1989年第7期）；巴尔格：《作为比较历史研究方法的“文明”范畴》（《苏联历史》1991年第5期）；舍米亚金：《60—80年代苏联科学著作中的文明问题》（《苏联历史》1991年第5期）等。1987年苏联政府宣布社会和解，侨民思想家的著作得以在国内出版，出现了“回归文学热”、“回归著作热”。萨维茨基、特鲁别茨科依等欧亚主义学者的著作和理论被大量介绍到国内，他们的学说被称为“古典欧亚主义”（Классическоеевразийство），他们对俄罗斯文明独特的理解一度成为解决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思想文化界寻找“路标”的“金钥匙”，为文明史观的复兴做了最初的铺垫。
1993年美国《外交》杂志发表了哈佛大学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随后他又在当年的《外交》杂志上发表《后冷战世界的各种范式——假若不是文明还会是什么？》，在1996年出版的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作为对各国学者诘难的回应，再度申明自己的观点。给国际学术界带来“地震”，也使俄罗斯学术界连发“余震”，并且使俄罗斯社会对“文化”、“文明”和“文明史观”的关注极大提升。
亨廷顿作为美国以政治保守闻名于世的“学政复合体”成员（academicpoliticalComplex），他以极其刻薄的学术语言将俄罗斯文明打入“另册”。他以文明间的冲突为视角解析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的思维框架。在亨廷顿看来，冷战后的世界是由八种文明构成：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而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正处在曾经导致并且仍将继续导致全球政治冲突的“文明断裂带”上，它无疑是冷战结束、意识形态色彩褪色后国际格局中最危险的“文明”，俄罗斯是出现“认同危机”的“无所适从的国家”。［17］（22）俄罗斯学术界立即对此做出反应。亨廷顿于1995年应邀到俄罗斯进行学术访问，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俄罗斯科学院等机构发表演讲。《社会科学与当代》、《自由思想》、《国际生活》、《哲学问题》、《社会政治》、《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等杂志设立“圆桌会议”专栏，大量刊发俄罗斯学者的相关文章。但是，“尽管教科书的作者们未必赞同亨廷顿提出的世界未来冲突论的观点，但他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念，即两极化之后的世界只有通过‘文明论’的图解才能解释：西方文化区或曰‘大西洋主义’文化区同‘斯拉夫—东正教’空间相对峙，而‘穆斯林世界’将不得不在同西方或者俄罗斯结盟之间做出选择”。［7］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常常被列为大学和中学的文化学课程的必读或首选书目。
“文化”和“文明”是“文明史观”的核心概念，也是当代俄罗斯史学家、文化学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必须认识和回答的问题。
在《俄国历史教学参考辞典》中“文化”的解释是“来源于拉丁文，原意种植。最初对文化理解为整理土地和栽培，以满足于人类需求。广义上文化是人类或人种集团的创造和成就的总和。物质文化是指服务于生命延续的工具、经验、建设、衣服和家具等。精神文化是指周围世界反映在相应的人类意识中的观点、道德、教育、科学、艺术、宗教等”。［18］对“文明”的解释是：“来源于拉丁文，原意公民的，非宗教的。在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方面相似，或者联合了相似的精神价值和理想，在物质的、法律的和政治文化领域，在社会意识，以及通过相似的途径发展经济方面，拥有共同特点的人的共同体。”［18］而“文化”与“文明”的核心是“民族心态”（ментальность）。法国年鉴学派在1929年出版的《经济·社会·文明年鉴》杂志第一次将该概念引入历史研究中，将其视为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社会团体了解周围世界特点的新方法。在法国历史学家之后，哲学家、文化学家和心理学家开始积极地涉足心性问题的研究。德国学者根茨认为民族心态是感情的和思想的禀性，是无意识的和未加思考的行为和反应方式。法国学者列维认为民族心态是处于社会条件语境中的心理本身。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的勒高夫将民族心态视为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团体成员，在自己行为中遵循的观点和方式的总和，在民族心态上反映了他们对完整的世界和他们在这个世界中所属的地位的理解。当代俄罗斯学者的解释是：“民族心态形成于心理反应和基础之上，是认识世界的理性方法。周围环境、宗教信仰和受教育程度对其起决定作用。民族心态是不同的民族和社会团体，以及个别的历史时代所特有的。民族心态特别保守，变化缓慢，转变对其载体来说毫无知觉，只有遇到其它其他的民族心态的事例时才被意识到。”［18］缘此，澳大利亚籍的波兰学者维斯别茨卡娅认为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几个关键词得到集中反映，在俄罗斯文化中的最具代表性的关键词即是“心灵”（душа）、“命运”（судьба）和“苦难”（тоска）。“命运”（судьба）一词本身具有多重含意，如“安身立命”（смирение）、“命中注定”（суждено）、命运（жребий）和“苦命”（рок）等，以及相应的词组，如“命运的打击”（ударысудьбы）、“命运的捉弄”（ирониясудьбы）等。维斯别茨卡娅通过对以上三个俄罗斯文化关键词的分析，总结出俄罗斯民族性格和心态的核心特点是“情绪化”、“非理性”、“被动性”、“关注道德”。［19］在确定“文化”和“文明”以及“民族心态”的定义之后，应该谈及俄罗斯学术界对“文明史观”的理解。
俄罗斯学者将“文明史观”看成是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家使用的方法论。“‘文明’概念是历史研究新方法的标准之一。文明史观包括下列方案：1.‘文明’概念与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阶段相重合；2.以‘文化—历史类型’概念代替‘文明’概念；3.‘文明’概念是历史类型单元的基础。”“可以将文明发展划分为三个最普通的类型：文明存在的非累进的（не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方式；文明周期性发展（东方式的）；文明累进（прогрессивный）发展（西方式的）。历史政治命运和经济发展的共同性和相关性、文化的交融性、从发展前景看具有共同的利益和使命，是上述类型的文明的一定标志。”［18］俄罗斯当代著名哲学家斯焦宾院士将文明划分为传统类型和技术型两种。“技术型文明大约在公元14—16世纪开始在欧洲地区形成。其核心价值体系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时期而形成。”［20］他将俄罗斯文明划归传统文明的行列之中。俄罗斯共产党主席久加诺夫认为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完全不同，西方文明是“刀与火”的结果，而俄罗斯文明完全是东正教教化的结果，“俄罗斯文明不是用刀剑，而是凭借十字架向前推进的”。［21］那么，如何从“文明史观”的角度评价近代以来俄罗斯乃至苏联的历史发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