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需要1998年那样的大手笔——魏加宁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从结构调整来说，作为解决中国经济深层次矛盾的关键所在，究竟是哪些因素决定着我们的经济必须进行结构性的转变和调整？魏加宁：总的来说，有四个因素决定着我们必须调整结构。先看长期因素。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发展模式，主要是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高速增长。首先，土地价格人为地被地方政府压低了；然后，劳动力被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压低了；接着，资金的价格被中央银行压低了；最后，资源的价格被中央政府压低了，即价格管制。环境的价格实际上也被压低了，因为环保力度不够。但是，目前所有这些要素价格都在发生变化。土地如果真正流转起来的话，价格应该是上升的；劳动力价格，随着人口老龄化也会逐步上升；资金的价格随着利率市场化和人民币升值，也将逐步上升；资源价格也会上升，将会征收资源税；此外，随着环保力度的加强，环境的价格也会上升。
当这些要素价格都在上升时，依靠要素价格扭曲实现的快速发展模式，依靠隐性优惠政策的发展模式，就难以为继。我们一度引以为傲的“中国优势”，或者叫“中国竞争力”，首先靠的就是这种大量的隐性的优惠政策。靠政府的要素补贴，补贴到出口环节，实际是补贴给了外国的消费者。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走到尽头，需要进行一次调整。所以从长期来看，有一次调整的要求或压力。再有一个因素就是周期的压力。就是从经济周期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每一次经济过热之后，国家都有一次整顿和调整。而这一次，从2003年开始有些经济学家就提出经济过热的问题，但是真正的调整实际上是从2007年物价上涨以后才开始的。本来应是逆周期调整，因为姗姗来迟，最终却变成了顺周期调整。这也是2008年9月以来经济增长大幅下滑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因素就是来自外部的压力。美国的泡沫破裂，金融危机后导致需求萎缩，外部的萎缩影响到中国的出口，从而迫使中国经济要进行调整。第四个因素就是国内泡沫的破裂。
从短期来看，国内的泡沫破裂也构成了调整的压力。在这种形势下，抓扩大内需，目的是要缓冲调整的冲击力。否则，冲击力太大，调整过度，就可能很长时间上不来。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您讲的这些因素和压力，共同决定着中国必须下定决心进行经济结构的调整，才能减少潜在的危机或从危机中走出。那么不管是说中长期的结构调整，还是近期的扩大内需，它们有没有共同依靠的力量？魏加宁：在这里，我需要就此强调一点，就中国经济当前情况来看，无论是调整结构还是扩大内需，都必须依靠改革。现在很多人认为靠扩大内需就能解决问题，但我认为一定要正确、全面地吸取1998年抵御亚洲金融危机时的经验教训。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国内经济增长幅度出现下滑，1998年启动扩大内需政策，但实际上从1999年开始，中央政府的重点就转移到改革方面了。当时的改革，一是中央做出了关于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决定，当时的国家经贸委还提出了国有企业“三年脱困”的目标。
二是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赋予民营企业以外贸出口权（此前民营企业产品都须卖给国有贸易公司，然后才能出口）；国家经贸委还成立了中小企业司，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三是实行住房体制改革，停止福利分房，从而启动了房地产市场。这一轮中国经济起飞实际上房地产起了很大作用。四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当时成立了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了14万亿元的不良资产，国有银行的包袱解除。五是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成立了全国社保基金，最先从辽宁开始进行改革试点。这样，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加上一揽子刺激内需的政策，才带动了中国经济从2001年出现拐点，2003年以后连续5年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所以我们一定要全面、正确地总结这段历史经验。能不能这样说，当时的扩大内需有些“种瓜得豆”的意味？真正的内需并没有拉动，而是扭向了一个出口拉动经济的形势？可以说也有这一方面因素，但更多的并非如此。比如住房改革、民营企业出口权等，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所以这次改革确实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此，我一再强调要在改革上面下足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