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创业板上市的有关政策业已明朗化，但此前您却认为创业板出台为之过早，不知您持此态度的缘由是什么？吴晓求：我对创业板的理解经过了几个阶段。早期，从资本市场结构的角度考量，需要呼吁推出一个孵化中小企业的市场；之后，开始思考资本市场的风险结构设计，包括社会公众、原始股东、风险投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些是必须分清职责的。原来有观点认为，创业板上市能够解决中小企业急于融资的困境，我认为是不合适的。因为资本市场对融资的要求很高，实际上是一个并不便宜的融资渠道，它对股东的回报超过债务的回报。就是说，如果到银行都融不到资的话，到创业板就更成问题。我们可以看到，创业板政策的出台非常谨慎，到创业板上市还是有条件的，上市的条件虽然比主板低，但上市后的监管则更严格。第一，门槛不能太低。股本现在已提高到3000万元，而且还必须有赢利要求，有一套财务标准，主要是为了过滤风险。第二，创业板企业上市之后，要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行为进行严密监控。减持条件从理论上讲要比主板苛刻，因为创业板主要是一些规模比较小的企业，控股股东一旦跑了，企业就完了。所以，对控股股东的减持要吸取股权分置改革的经验和教训。
控股股东每年减持不能超过所持股份的10%，按照这个标准十年之后才能减持完。第三，一定要对创业板的违规、违法行为进行最严厉的处罚。这中间没有警告，也没有停牌，上市公司和控股股东，一旦有严重的违规、违法行为，那就要迅速退市，而且是永久退市。创业板首先是个高风险的市场，其次才是个高成长的市场，要跟投资者说清楚。第四，要把壳资源废掉，创业板没有什么壳资源。把以上四条做好，创业板才会有希望。如果没有这些约束，让创业板任意发展下去则会对中国资本市场带来巨大的灾难，可能会变成“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值得欣慰的是，这些观点正在被有关部门逐渐接受，在逐步落实。人性是贪婪的，没有制度约束，贪婪的人性会无节制地膨胀。2009年6月18日，上交所和深交所就重启IPO发布的有关办法已实施，关闭长达九个月的A股IPO大门重新打开。我认为IPO重启，没有什么指数标准，甚至也没有什么最佳时机。纯粹来说，发行上市是有标准的，符合标准即可IPO。IPO重启不应与指数挂钩，而应该按照正常发行规则走。把IPO重启当做市场调控的砝码是不恰当的，不能认为指数越低，重启IPO的风险就越大。
IPO是中性的，在一定意义上有利于股市的发展。我认为只要是成长性的、信息透明的上市公司，资本市场都欢迎。股市回暖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对于上半年股市转暖的话题，您曾表示“资源能源股价格的上涨并不是由实体经济需求引起的”，那会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吴晓求：前段时间资源股价格涨得非常快，这并不是经济回暖所带来的需求增长。实际上是投资者对美元贬值的担忧，从而带来资源配置性需求的提升。事实上，在美元贬值预期下，投资于战略资源是一种避险行为，资源配置结构调整之后，所带来的需求不是因为经济回暖，而是一种避险需求。这种上涨是不会长久的，经过一段时间后就会稳定下来。关于2009年股市的走势，基本上是一种上升态势，当然这种上升在下半年是会有波动的，预计在2000点到4000点左右徘徊。现在的行情，实际上就是2008年大幅度、非理性下跌的一个校正，使之回到一个正常的价值体系中。我认为，3000点左右是比较符合目前的经济情况的。
当然，整个的经济回暖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国的情况大概会比其它国家率先复苏。这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中国的银行体系是健康的，信贷市场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在大规模扩张，这样就有资金支撑并推动实体经济率先复苏。欧美国家主要是金融体系受到了严重影响，从而信贷市场大幅度收缩。第二，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结构发生了变化，内需正在扩张，而美国内需已经不可能再扩张。我们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正在形成。因此，中国的股票市场往上涨，是有经济好转预期的。应该说2009年的市场不会出现2007年疯长的情况，应该是相对理性的上升趋势。中国资本市场好基础已形成，改革需深化。您怎么看待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情况？吴晓求：中国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情况，应该说已经处于一个良性发展的过程中。过去几年，我们花大力气解决了制约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三大问题，从而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一是股权分置改革。改革的成功为资本市场发展奠定了非常好的制度平台。如若不然，中国的资本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二是资本市场的资金管理体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06年之前，证券公司都是准银行，每个人买股票都要到证券公司存钱，证券公司把客户的钱分成三部分，一是结算，二是自营，三是同业存款。所以，经常会出现证券公司挪用客户保证金的情况。市场一旦大跌，证券公司便纷纷破产。但是，这次股市从6000多点下到1600多点，没有一家证券公司破产，原因是我们改革了资金管理制度，从原来的证券公司保管客户的保证金，到现在由第三方也就是银行来保管，中间有一个非常高的防火墙。以前的证券公司是市场风险的放大器，市场涨的时候，它挪用保证金助市场上涨；市场下跌的时候它又疯狂地抛售，这就加剧了市场的波动。因此，资本市场资金管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为中国资本市场的规范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三是克服了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资源约束。这指的是2006年5月份之后海外蓝筹股的回归。蓝筹股的回归确实为中国资本市场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
如果没有它们的回归，全是一些小公司，这样的市场还有什么价值？有了大量蓝筹股，才有大量资金通过基金等方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这个市场才会成为财富管理的中枢。上述三大改革，的确使中国资本市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当然，中国资本市场目前并非没有问题，比如虚假信息披露、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都还不同程度地存在。还有一些亟待改革的地方。股权分置改革给市场留下了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例如，大股东利用减持的机会来操纵市场，有的利用他们的信息优势，在进行实质意义上的内幕交易。最近，我发现上市公司高管们减持非常严重。在高位减持，相关部门要对此严格监控。在高管离任一年之后才能允许减持。无论是大股东还是高管，一般情况下不能随意买自身的股票，只有当市场遇到重大危机，下跌得一塌糊涂时，为稳定股价，才能允许增持或上市公司回购。如果说股权分置改革留下了一些后遗症的话，那就是大小非解禁到期之后，对于减持比例和节奏没有作出相应规定，这对股市的稳定会带来一些问题。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即中国市场如何更好地开放，毕竟中国市场还是要做大做强的。中国政府决定把上海建设成为新世纪的国际金融中心，这个中心的核心是资本市场，所以开放是必然的趋势。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持续增长的高额外汇储备让中国亦喜亦忧。记得您曾表示，完全不认同“投资美国国债是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结构最优选择”的说法，称是被迫的选择。为什么这样讲？吴晓求：中国的外汇储备之所以这么多，是和长期的贸易顺差、FDI联系在一起的，是目前外汇管理制度的必然结果。首先，中国无论是贸易顺差越来越大，还是外汇储备越来越多，我始终认为是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实际上全球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已经非常严重。本来中国的产品价廉物美，利用我们自身非常廉价的劳动力和廉价的资源，使得中国制造的日用消费品占据全世界消费品的80%。出现巨大的贸易顺差之后，我们想买一些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战略资源，或者是目前还不具备优势的一些高科技产品，以此平衡我们的贸易收支，相互弥补、共同发展。
一个国家不可能包打天下，它有自己的优势，也有自己的劣势。比如说美国，显而易见它的高科技产品是贸易优势，中国需要的就是用消费品交换它的高科技产品。后来发现美国人不卖高科技产品给我们，这样中国就产生巨大的贸易顺差了，这就是贸易保护主义带来的无奈。第二，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么多，也是投资保护主义的结果。中国逐渐富裕之后，我们的企业想去国外投资，却发现国外投资是难以想象地艰难。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成为世界上最开放的国家，有的地方不惜省长出动带队踏出国门招商引资。一旦我们的企业要去欧美投资，人家就觉得你有什么动机似的，像要来颠覆这个国家一样，对你严加防范、相当排斥。中国企业出国投资很不容易。反观自己，我们在某些方面似乎对外有点儿过于开放了。媒体经常报道，国内的很多矿产莫名其妙地就被外国人买走了！基于此，我建议，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法规：所有的地下战略资源严格禁止外资进入。
你看这次收购力拓，我们花185亿美元人家都不同意，他们不就是这样做的吗？本来跨国投资可以减少中国的外汇储备，但是阻力重重，投资不成就只能换成美元了，而美元一直不断贬值，无奈的出路就是买进美国国债。所以，购买美国国债是被迫的选择，是贸易保护和投资保护主义的牺牲品，一个受害的结果，决不是最优的选择。源头出在目前全球是单一的货币体系。单一美元货币体系有很大问题，它没有约束，全球的金融体系很容易被美国绑架。
在应对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刺激财政，剩下的伎俩就是通过大量发行美元来刺激需求；但大量发行美元就意味着持有美元及美元资产的国家资产贬值，中国首当其冲。现在中国已经是受害者，所以我们必须改革，推动全球金融结构和货币体系的改革，反对各种形式的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要改变目前的情况，首先必须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也就说国际货币体系结构上要有制衡，要有多样化选择。对中国来说，就是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其次，还必须调整全球金融市场结构，现在美国是全世界最重要的资产市场，但是一个不够，应该出现几个同等重要的资产市场，比如中国。因此，要改革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构造新的金融秩序，就要建设新的金融中心，就要让人民币逐步成为新的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一员，才能够改变目前的状况。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