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阴谋论在中国为何流行？据我所知，您的《金融的逻辑》，主要是根据当前中国热点问题，基于金融学逻辑，对转型期中国社会经济所作的冷峻思考，得以在金融危机拐点乍现的背景下出版的。陈志武：是的。有本《货币战争》给公众产生了诸多误导，不少朋友都一直考虑如何理性回击。因为它本身就是“歪门邪道”，就像看金庸的小说一样不能太当真。其实，作者对现代金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金融交易和金融市场对于社会的贡献到底是怎么一回事，理解都非常欠缺。我觉得，他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是不得要领的。针对于此，《金融的逻辑》更多从正统、正道的角度来理解金融，包括金融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才能经营得好；而不是那种从上往下看，讲一些金融大家和金融财团的历史，内容充斥着剥削和阴谋的论调……那样导向不好，不能给后人一个学习的机会，也会对领导层的决策产生误导。几个月前，大家一谈起美国的金融，还都想到的是“危机”，实际上危机在3月份已经探底。两个月前，实体经济已经明显复苏，估计美国经济三季度会有2%的增长，这使得人们对美国金融负面的态度也开始发生变化，回归理性的认识。
在这种背景下，《金融的逻辑》出版，也能够让公众从更理性更具有建设性的角度来看待金融。其实我本人也没有想到，出版的时候会遇到这个转折点。不过话说回来，关于金融的阴谋论，在中国为什么能够这样流行，是因为中国社会总体上还存在着比较相信迷信的风气。那种阴谋论，与其说是科学的理论视角，还不如说是一种迷信。像《货币战争》所宣称的，一小撮金融巨头掌握了众多的金融资源，具备了巨大的金融实力之后，可以产生巨大的控制能力，由此剥削了社会，控制了政治，引发了战争。这些听起来貌似很过瘾，但是，没有讲清楚的是，这些人背后是怎样发展起来的？就像我们当年教科书的逻辑：西方的跨国集团总是在掠夺、剥削，如此定调之后，却没有给中国社会以及学界一个机会反问——为什么这些跨国公司在中国会经营得很好？因为，跨国公司面临的政治、文化、制度环境，包括人种环境，这些因素都是非常不利的经营因素。这些公司到了国外之后，是怎样克服方方面面挑战的？包括他们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和礼仪安全，他们有些什么技巧和方法去开拓市场？这些都值得我们学习。
以前，没有从另外的角度来问这些问题，所以没有给知识界学习的机会，以至于中国的公司今天要走出去的时候，回过头来看一看，原来的教科书和教育里面，没有可以给中国的公司提供什么帮助的。没有让海尔这些公司走出去的时候，吸取西方跨国公司的经验，减少交学费和少走弯路的机会。原因就是以前的西方式掠夺、帝国主义阴谋论的宣传教育所致。归根结底，是没有给人们问为什么的机会，也就是英文讲的“why”和“how”。连提问的机会都没有，就没办法去学习，更无法挖掘背后的知识和道理。《货币战争》一书中，“揭秘”了美联储为“私有的中央银行”。以金融的逻辑来讲，这个问题该怎么看？陈志武：这是作者搜集的原始资料里面，很大的一个误导人的地方。他本人一直强调一个基本前提，就是货币的发行权必须掌握在政府和公权力的手里。根据这个假定，他看待美联储和英格兰银行，不是以历史演变为背景，而是以现在的政治格局作为一个价值尺码看问题，这是非常误导人的地方。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政府手里，是近几十年才出现的。
举个例子，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存在好几种货币，30年代更是种类繁多，中央和地方都在发行自己的货币。往上追溯至晚清和民国初期，山东省各个县都有自己的货币，而且银钱和铜钱彼此不同。有美国学者研究，当时货币之间的差价悬殊甚大，烟台等沿海地区的3000钱才换一两银子，内陆的县可能是1500或2000钱换一两银子，差距悬殊却同样可以维系下来。同时，内陆的铜钱和铁钱相对受欢迎，而沿海的银钱更贵，原因是跨地区的贸易，往往以银子做货币兑换；而内陆的县更多的是农贸市场交易，更受欢迎的是碎钱。中国古代的当铺、钱庄、票号等民间金融市场一直比较兴盛，甚至很繁荣。尤其是到20世纪中期，各个省都有自己的纸币和金属币，银钱和铜钱的成色不同，比价差别也很大。因此，历史上除了官钱之外，私钱历来就有。西方国家也存在同样的状况。这其实和民主宪政有关系，当公权力受到社会制约太强的时候，有私钱做银行，做货币发行，可以使中央集权受到老百姓的制约，不会把金融的财富全部集中到政府的手里、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公害。如果单独存在官钱，朝廷转移民脂民膏的能力达到极致，后果就难以想象。
所以，“阴谋论者”抨击美联储是私人银行的股东做起来的背景，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人类所有的金融发展史皆是如此。再者，对于私人银行掌握货币发行权，人们不必看得那么可怕，就像今天的香港，尽管货币发行权掌握在汇丰、渣打、中国银行的手里，并不是由政府公权力控制，但它的金融秩序、社会秩序照样运转良好。所以，私有银行控制货币发行并不意味着其会滥用，因为有市场的力量来制约货币发行权。我觉得，人类几千年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宁可把货币发行权留给市场、留给民间的金融机构，也不能完全掌控在公权力手中。至少因为市场的压力，避免了许多混乱和风险。正因如此，山西的票号，多数时候还是经营得颇为兴旺的。因为它们要想使自己的钱庄世世代代经营下去，就必须懂得信誉和声誉的重要性；滥发票号，最后会导致自己的钱庄崩溃。事实上，《货币战争》的逻辑有许多隐形的假设，最后一概没有解析清楚。整本书自始至终贯穿着一个基本的假设：民间私人银行或私人股东掌握货币发行权，是绝对不允许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糟糕的逻辑。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在金融危机全面爆发之后，国内有些人开始有所膨胀了，普遍认为中国比西方将更快走出危机、更快实现复苏。遗憾的是，正因为这种经济模式下的增长来得太容易、太迅速，反而使得国人易于虚妄，不去研究一些实质性的问题。陈志武：因而，中国长期的经济发展，接下来的道路，更需要的是制度机制的改革。民主法治才是更加基础性、更加重要的工作。我最近接触一些中高层人士，发现有的人已经开始飘飘然了。对他们讲法制和科学，无疑是对牛弹琴。许多人开始对美国经济危机幸灾乐祸，但他们忽略了美国制度的修复能力。美国之所以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绝不是偶然，背后的制度依赖和模仿是完全不一样的。前段时间，我在做电视访谈时曾说，不要以为奥巴马在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从长远来看，所有发达国家的成功，都是自由竞争的结果。美国虽然在上世纪30年代实行罗斯福新政，增加政府功能拯救经济危机，但是到了80年代里根做总统时就逐渐放松了管制，克林顿在90年代总体上没有强化太多的管制，所以成就了美国真正最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自主创业辉煌期。
英国当年也是因为实行自由经济才推动了18世纪、19世纪的繁荣，但今天的现状却很遗憾，原因是什么呢？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英国的上市公司，前十位相当于所有交易量的70%～80%，剩下就是很小的中小企业。原来，英国在“一战”和“二战”之后推出了太多的政府管制政策，比如，英国股票要征收05%的印花税，这比现在中国的还要高得多。这些政策使得“二战”后英国的资本市场停滞不前甚至走向衰退，逐渐被美国所超越。因此，从各国的发展经历来看，政府管制得越多，越会损害一个国家的发展活力和新经济的推进。在美国，1999年克林顿政府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法律中有关限制商业银行、证券公司和保险公司跨行业经营的条款，从而使美国金融业从立法上告别了分业经营的历史，迈向了混业经营的时代。
最初，《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又称《1933年银行法》)作为罗斯福总统上任后实施的新政策之一，起到了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符合当时的国家利益，与其他法律、政策共同作用，有效地遏止了灾难的根源——资本市场的混乱，恢复了公众对国家和金融体系的信心；二是法案只花费了较小的成本，受到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的共同欢迎。但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美国银行界为了生存和发展，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所导致的缺陷进行了深刻反思，并开始想方设法避开分业经营的法律障碍，通过兼并投资银行和金融创新等手段向证券业渗透。与此同时，美国金融界开展了由商业银行发起、证券业与保险业随后加入，游说美国政府和议会的活动，要求取消跨业经营限制，修改直至废除该法案，最终获得了成功。但是，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就是一枚硬币的不同两面。
所以，在1933年制定《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之后，美国国会又先后颁布了《1934年证券交易法》、《1940年投资公司法》、《1968年威廉斯法》等一系列法案，从而逐步形成了金融分业经营制度的基本框架。这一系列举措，使得之后十年，美国的金融创新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尤其是，世界制造业经济的业务逐渐转移到中国之后，对美国经济带来了许多挑战，逼迫美国的经济结构开始调整，经济重心开始放到金融、技术创新和销售市场。上述制度架构的改革对于美国强化经济竞争的优势，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不能问罪于美国的经济创新制度，否则未来十年的经济增长点更加是一个问号，更将失去应有的创新活力。重新让美国回到制造业为主的经济结构是不现实的，因为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根本没法和发展中国家竞争。另外，这次金融危机出现了跨行业的经营，完全放开之后，所带来的交易链条的不断延伸，由此导致道德风险和委托代理方方面面的扭曲逐步在放大化，因此这次危机及时暴露了问题，在更大意义上说这不是坏事。
从综合经营直接就跨到了混业经营，进入混业经营之后，链条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如果在综合经营时代，功能性监管就有效，而在混业经营之后功能性监管也出现许多问题。但是，“9·11”事件之后美国又出台了一个《爱国者法案》，针对亚洲和非洲特别是中国的企业在美国上市投资做了一个非常大的限制。比如，中国企业要在美国上市，基金一定要在半年之前冻结，这会付出巨大的机会成本。您怎么看待《爱国者法案》的问题？陈志武：你说的其实是一个很新的问题。早前我在瑞士日内瓦时，有一个非常深的感触。当地的人口十分稀少，国家却很富有，它们基本不制造生产什么东西，当然也有世界流行的瑞士军刀和瑞士手表，但总体上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很小，主要发展依赖金融服务业。瑞士银行业的发展，得益于发展中国家的制度缺陷。只要还有像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等等一些对私人的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家存在，那么，瑞士私人银行的业务需求就会继续高速发展，国家的经济发展就有大量空间。
可以说，瑞士的经济增长乃是拜拉丁美洲、非洲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不完善的国情所赐。两者恰好成反比。以此角度来理解《爱国者法案》，可以说，它相对于美国的金融业有利；但是会打击瑞士的私营银行，包括新加坡、香港，原本也想加入瑞士类似的金融业，来提供这种隐私保护的业务。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打击对各国制度方面的竞争非常不利。因为像瑞士这种给发展中国家的富裕家族和法人服务的私人银行，信用度会随之越来越低。
实际上，原本这种金融服务业的存在，对于那些法制不健全、私人财产保护较弱的国家，形成了一种制度上的压力。因为最终只要这些国家，在这些基础制度上差别很大，那么给瑞士这样的国家带来的制度套利的空间就可以很大。然后瑞士通过这种制度套利，给那些制度不健全、私人产权保护不好的国家产生很多压力，这样逼着更多的国家，包括中国，在私人产权保护和法制架构方面，尽量向所谓的国际水平靠拢。但是，有了美国的《爱国者法案》以后，逼迫瑞士银行和全球所有的金融机构，必须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短期内制造一些GDP。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许官方公布的GDP有一些虚的成分，但是总体上，能够看到的方方面面的迹象，表明经济复苏是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