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刘伟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2009年中国经济已陷入低谷，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也出现了很大问题。我们如何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刘伟：2009年是世界各国共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之年，中国政府针对这次危机也采取了一系列宏观经济措施。可以肯定的是，这些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2009年第二季度数据显示经济增长率是79%，这样就止住了15个月来中国经济持续下跌的趋势。回顾2008年第一季度，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是106%，相比2007年的13%跌幅达26个百分点；第二季度是101%；第三季度是9%；第四季度是68%，跌破了7%，这是非常少见的！接下来到2009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速度是61%，更低。由此，中国经济15个月是直线下降。而2009年的第二季度拉升到了79%，从数据看止住了下跌的趋势。这与中央一揽子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以及全球各国政府纷纷出手对付此次危机的举措，有直接的关系。
可以做一个近期和中期的判断，近期就是2009年，中期就是未来两到三年。其中2009年可能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困难的一年。从数据看是这样：经济增长是“保8”，但2008年是9%；失业率2009年是力争控制在45%，但是2008年城镇登记失业率是42%。另外从2009年的财政看，包括中央和地方，1月到8月份大部分的财政收入是负的、放慢的；从企业的利润来看，2009年国资委刚刚公布的国有企业利润普遍出现下降；民营企业则不只是利润下降的问题，它的现金流都有问题，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生存都有问题。总之，我们应该从微观的企业情况、政府的各级财政、社会的宏观登记失业率和经济增长速度等几个方面来综合研判中国经济的下一步走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当前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信贷激增，从而让经济学界产生了对通胀风险的担忧。我认为应该从另外一个角度，即通货膨胀水平来看，2009年很可能处在“通缩”的警戒线之下。因为上半年的物价，不管是PPI还是CPI，工业品和消费品出厂价格，相比去年都是负增长的。
2009年我们实现“温和的通货膨胀”目标问题不大，就是通货膨胀率在5%以下。但是我们2009年有可能掉到通缩警戒线之下（2%），考虑到统计误差，如果物价上涨水平在2%以下，就认定为通缩。所以，2009年有可能是通缩警戒线的临界状态。通缩比通胀更可怕，更难治理。其实，2008年已被证明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最困难、最复杂的一年。最开始是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这个论断，当时人们还有不同的看法：2007年经济情况这么好，2008年有困难能难到哪儿去？经过2008年一年时间，印证了温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出的论断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当时人们的看法实属误判。各种矛盾，包括国际的、国内的、宏观的、微观的矛盾，各种失衡，包括结构的、总量的失衡伴随在一起，导致我们宏观经济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所没有的。因为2008年初，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反通胀。当时我们提出的是“双防”：一防经济从局部过热到全面过热，二防物价从局部上涨到全面上涨，核心是防通胀、防过热，控制总需求。
是年7月份，中央调整了这项政策，原因是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巨大影响，致使沿海的出口企业、加工企业停产，导致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这个时候，中央提出“一保一控”即保增长、控制物价水平，这样就把物价从年初的首要的调控目标，降为次要目标。但是，到了年底情况更进一步恶化，中央又调整了宏观政策，叫“一保（保增长）、一扩（扩内需）、一调（调结构）”。保增长和扩内需是短期的任务，调结构是长期的工作。短期就是扩张性的宏观政策，而2008年初是紧缩性的调控政策，经过7月份到年末变成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一年之内出现了方向性的逆转，这在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上是没有的。所以，2008年矛盾的复杂性、宏观政策变化的速度之快、抉择的难度之大、一系列的经济指标和上年相比跌幅之大、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力度之大、月度经济直线下降的速度等等，都是前所未有的。但是现在来看，2009年比2008年更糟糕，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已成为共识。
尽管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出现了成效，经济增长止跌的势头在第二季度开始有所回暖，但是这种回升总的来说还改变不了2009年是最困难的一年的事实。这是我近期的一个判断。现阶段中国经济，反衰退还是反滞胀？未来的两三年应该属于危机的哪个阶段？会不会出现更大的困难？刘伟：2010年包括2011年，属于后危机时代中期，也就是“十一五”规划完成期间，我觉得不至于更加困难，但恐怕还是比较困难。2009年短期来看是反失业和反衰退，刚才讲短期内可能有困难，最突出的矛盾和威胁就是失业和衰退问题。政府救市使大量资金注入国有企业，而中小企业岌岌可危。但是，据了解中小企业承担了就业的3/4，国有企业近几年非但不能提高就业率，反而在减少。中小企业作为中国就业的生力军，它们要是出现了问题，就业保障失衡在所难免。短期内的主要威胁不会是通货膨胀。毕竟，这次救市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在2009年还显示不出明显的通胀表现。虽然下去很多货币，但由于货币本身有时间的滞后性，一般情况是长则两年，短则半年。
在西方，一般是6到8个月，我们国家大概是7到24个月，所以2009年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使得贷款大概已经超过8万亿元。总之，我们实施的是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因为财政赤字就已经9000多亿元了啊，已经接近了警戒线了嘛，通常财政赤字3%，相比国民生产总值也就是1万亿。这样下去，就会形成一个问题：中国经济实质上是“两个车轮”在赛跑，同一个举措形成“两个车轮”。这一轮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一方面会拉动需求扩张、经济增长；另外一方面，它也会推动各种成本的提高、带动通货膨胀。需求扩张的同时，它既有拉动增长的功效，也有推动通胀的作用。在一段时间里，特别是在形成通货膨胀之前，中国经过经济增长的拉动，让失业问题能够得到短期缓解，使反衰退、抗危机取得一定的成果；等过了一两年，当通胀成为首要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腾出手来集中治理通胀。所以，现在为了缓解失业率，所付出的代价就是未来的通胀压力。关于中期，未来两三年主要任务是反滞胀，因为有可能经济停滞，发展速度没有上来、失业率居高不下，另外一方面又通货膨胀。
短期政策实施之后，显示不了通胀，更多地显示拉动增长，但到中期就会表现为需求拉动物价，经过一两年的经济周期，带动了成本的提高，成本又在推动物价。如果这一轮的宏观调控举措，对经济增长没有明显的拉动，那失业率在短期内就不能有效地缓解和降低。过了这个时期之后，通胀就会表现出来，中国经济就可能出现一个非常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也便是，未来两年可能出现经济滞胀，即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的经济停滞、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并存的局面。这样就使得宏观总量政策很难抉择，因为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要求的宏观调控的方向是相反的。近期主要是反衰退，中期主要是反滞胀。意思是任务要先明确，近期就是反衰退，为此即使加重通胀也值得——凯恩斯主义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正是如此；中期就是反滞胀，那只是一个和近期衔接的事情。衔接不外乎两条：一是先采取的措施一定要尽快地显示出扩张效应，假使对经济增长和反失业没有取得预期效果，那就麻烦了；二是如果取得预期效果，失业率很低，经济增长上去了，过两年有通货膨胀就不再恐惧，届时宁愿牺牲失业率换取通货膨胀的降低也可以。
在经济学上，本来宏观调控就有两个目标：一个反通胀，一个反失业，但是中期很可能出现这两个目标同时有问题，那么宏观总量政策就没法选择了。20世纪70年代末西方就出现过这种问题。当失业问题和通胀问题同时出现，关键是能不能置换得动的问题。凯恩斯主义当时即是如此，在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之间有个选择和替换：如果一个时段内，威胁最大的、首要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失业率是一个次要的问题，就要先解决通胀。为此所有的目标都要服从这个目标，宁愿降低需求、减少通胀，宁愿让市场疲软、失业率上升、经济增长速度放慢，也要换取通货膨胀率的降低。
政策就是要有重点。假如在另外一个时段，中国宏观经济的目标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失业率，是经济停滞萧条，那么所有的问题都要为解决失业让步。到了这种情况，就要刺激需求，付出的代价是物价要上升，即意味这个时候政策重点的选择是要降低失业率，而不惜提高通货膨胀率。为解决当前的主要矛盾可以牺牲次要矛盾，这就是凯恩斯的政策主张。但也有人认为，为什么到70年代出现问题了呢？特别是当时中东战争、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从每桶3美元涨到12美元（上涨了4倍），整个国民经济的成本在全球范围内提高，此时就出现了滞胀。这种局面实际上意味着，凯恩斯那一套已经失灵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