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祚，号定庵，中国浙江仁和（今属杭州）人。道光进士。官礼部主事。为汉学家段玉裁外孙。自幼受汉学训练，但无志于汉学考据，而“究心经世之务”。后从常州今文经学家刘逢禄学《公羊春秋》，探索经书的“微言大义”。主张“展布有次第，取舍有异同，则不必泥乎经史”（《对策》）。自谓好“天地东西南北之学”，以“后史氏”自命。与魏源同为当时提倡“通经致用”的代表人物，世称“龚魏”。
政治上，龚自珍支持林则徐禁烟。主张修饬海防，加强战备；移民西北，巩固边陲。认为当时封建社会已进入“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衰世”（《乙丙之际箸议第九》），抨击官场吏治的种种弊端，称“一祖之法无不敝”，强调“更法”，提出按宗授田，要求“不拘一格降人才”。哲学上，反对天人感应和五行灾异之说。
龚自珍认为，社会生活起源于“农宗”——农业宗法组织。“天谷没，地谷茁，始贵智贵力”。自然生长的谷物吃光了，人类不能靠天吃饭了，就要开辟地土来进行生产。生产自然要以宗族为单位来进行。宗族自然又要分为大宗（嫡长子宗）、小宗（次子宗）、群宗（庶子宗）、闲民（不属于本族的人）。在龚自珍的“农宗”说里，自然包含着地主与佃农。不过，龚自珍认为，佃民是“有力者”，“佃非仰食吾宗也，以为天下出谷”。天下之人的生活实际上都靠佃农，帝皇、铺相大臣，在“农宗”之上，但原都只是“农”。他们区别于“农”
的，就是“土广而谷众”。“然而有天下之主，受是宗之福矣！”
天子、公侯都受之“农宗”。
从天子到农宗的社会组织，有一套“力能制其下”的方法，“名之曰礼、曰乐、曰刑法。”所以，礼、乐、刑法这一套统治方法是由下而上产生出来的。儒者失其情，不究其本，乃曰天下之大分自上而下。吾则曰：“先有下，而派有上。下上以推之，而率神其说于天。”礼、乐、刑法都是从下产生的，推到最上，才神乎其神地说成“天命”。正因为如此，天子、侯王、礼、乐、刑法这一套出现了，农宗中人才自然接受下来，无所疑惧。
龚自珍以诗人的敏感意识到当时的社会已是枯木将凋的“衰世”，法制已敝，须作改革以挽危世。
依靠什么力量改革？龚自珍提出了“自我”的概念。他反对传统的天命观，认为历史是由人创造的。他还针对儒家的传统说法明确地提出：“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
的观点，而且认为“圣人也者与众人对立”，强调“众人”在创造历史中的作用。
关于“众人”和“自我”的关系，龚自珍说：“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认为历史的第一个原理不是道，不是太极，而是“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等等，并不是说日月、山川、万物、伦纪都是我创造的，而是说日月、山种、万物、伦纪之“名”是众人所造。“万物不自名，名之而如其名。”“乃造名字，名字之始，名其人之声，声为天而天名立，声为地而地名立，声为人而人名立。”不过，在造日月、山川之“名”的“众人”中，每个人都有一个“我”。我们不能把龚自珍的“我光造日月”简单地说成是主观唯心论，但他确实夸大了主观精神（“心力”）的作用，引导到唯心论。他说：“人心者，世俗之本也，世俗者，王运之本也。人心坏，则世俗坏。世俗坏，则王运中易。王者欲自计，盖为人心世俗计矣。”把改造“人心”看作是改造社会的根本，以为变法改制的关键在于提倡一种精神力量。
龚自珍是我国清末一位大诗人，学者，思想家。针对当时清王朝危亡的时局，大胆提倡改革，为后来者指明了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