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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大江健三郎的《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使我想起了劳伦斯·达莱尔的《亚历山大四重奏》。关于此处论述的达莱尔问题，我曾经写过硕士论文（《亚历山大四重奏的辩证法》，收于《柄谷行人初期论文集》，东京：批评空间，2002），那正好是《万延元年的Football》出版的那年。读到把那一年作为“难忘的一年”的大江健三郎《寄给难忘岁月的信》时，我才想起自己也写过的内容。
小说的第一部是通过“我”这个小说家叙述者书写的，第二部则采用“我”反省并重写这部小说的形式。第三部是以第三人称客观小说来写的，“我”作为其中的一个人物被彻底地相对化了。第一部和第二部写的男女关系的世界在第三部中作为政治的世界来描述。第四部再次采用“我”的视角。“我”受到一个叫克莱亚的女人引导，达到一种自我认识，最后从写小说这一意识中摆脱出来。在从前（Onceuponatime）故事开讲之处，小说结束了。
《亚历山大四重奏》是恋爱小说、政治小说，从别的观点来看，亦是成长小说或关于小说的小说。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不同的意义上，这是“全体小说”。其全体性不是依靠各种观点被综合，而是视角（主观性）本身作为绝对的主观性或者说因为视角本身的消失，才是全体的。小说的最后阶段，“我”已经停止写小说。这样，“故事”在最后被表现出来。
这样看就很清楚，这是一个对应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的结构。也就是说，四部曲分别对应自然意识、自我意识、理性和绝对知识，即作为小说家的“自然意识”达到绝对知识的过程。同时，这也是小说本身接近终结的过程。达莱尔本人是把四部曲（四重奏）的结构作为相对论的“时空连续体”来考虑的。他不仅完全没有意识到黑格尔，甚至根本没有读过。从相对论角度可以想到的也只有四维度=四部曲这一结构。实际上，采用《精神现象学》的结构并非必然。可是，在此之所以与黑格尔相似，是因为小说和写小说，或者小说与小说作者是不能分开的。黑格尔的现象学是“意识的经验之学”。所谓意识的经验，意味着对象经验的同时又是关于对象经验的意识，也就是自我意识的经验。所以，这是向前运动的主体（主观）同时又是从“终结”所做的回顾，即“精神”回归自我的运动。
当小说显示出难以与小说意识以及小说创作意识区别开来的时候，这已经预告了小说的终结。达莱尔与之对抗的就是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流年》，或者因为追求终结反而使终结拖延下去那样一种犹太式的时间性。达莱尔把爱尔兰式的幽默放在与其对立的位置上，那就是“生活在永远循环的时间当中”（大江健三郎）。也许可以说，达莱尔脱离物理学的意思，从爱因斯坦的时空连续体这一概念获得了超越线性延伸的“时间”观念的启示。但是，实际作品的结构一直与黑格尔相似。
在《寄给难忘岁月的信》当中，但丁的《神曲》成为提供结构和意义的关键文本。但《神曲》是灵魂（精神）达到净化之前的“经验”的记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黑格尔也创作了他自己的《神曲》。更进一步说，《寄给难忘岁月的信》的视角与日本私小说作家的“临终的眼”似是而非。“临终的眼”也是老年性的，那只不过是心理上的主观。
例如，康德所说的主观实际上意味着构成世界的“劳动”主体，即，那是通过假说和实验获得真理的近代科学的基础。在黑格尔那里，精神作为产生世界的变形的劳动，《精神现象学》中的“意识经验”仅仅是“精神劳动”。同样，《寄给难忘岁月的信》所写的“经验”主要是work（工作=作品）。这不但是“我”在外界中遇到的经验，而且是作为构成其经验的作家经验。正如达莱尔那样，《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不知不觉地与黑格尔近似的另一个理由在于“意识的经验”只有通过劳动才能实现。事实上，大江健三郎是唯一一个自觉意识到并清楚地讲过（三岛由纪夫除外）这种看法的作家，即小说不是天才的工作和偶然的事件，而是“劳动”。
但是，这里所引用的work是作为“大江健三郎”的作品而被了解的。所以，人们也许会把这些作品作为私小说或者自传来读。而且，也许会读出大江自己所做的犀利的“自我批评”或者巧妙的“自我拥护”。但同时需要注意，这其中的人物以吉哥哥为代表，他们都是在此处引用的文本中生成起来的。例如，在这部作品中，《万延元年的Football》作为“我”曾经写过的作品而被回顾，而《寄给难忘岁月的信》的素材就来自这部作品。又如，在《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中，吉哥虽然成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中鹰四的模特，但实际上却正相反。换言之，《寄给难忘岁月的信》这个文本好像要写文本之外的世界和历史似的，但实际上仍然存在于文本的内部。
即，“我”看上去像“大江健三郎”，但并非如此。这部作品很明显是“大江健三郎”这位作家所写的自传，可另一方面却全都由文本独自构成。一方面，这既是“我”的体验，同时又是文本这一主体的自我实现。在黑格尔那里，个体的“意识经验”另一方面成为“精神”的自我实现这一形式。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寄给难忘岁月的信》完全是黑格尔式的结构。作品的最后出现了这样的情景：
吉哥哥！与这个画面重叠，我想到了那个早晨天窪大桧岛的景色。吉哥哥躺卧在草原上，不远的地方，阿雪和妹妹在采摘花草。我也情不自禁地躺在吉哥哥的身边。阿亮和阿友好像也加入了采摘的行列。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杨树的嫩芽新绿，大槽的深绿也被夜间的雨水冲洗干净，对岸山樱树上的白色花朵迎风招展。时间慢慢地消逝。因为一个威严的老人冒出来训斥我们，为何如此停留？快跑上山去清除污秽，否则，神不会降临你们的头上。所以，我们什么也顾不得匆忙朝大桧岛的山脚跑下去……时间像循环一样流逝，吉哥哥和我重新躺卧在草原上，阿雪和妹妹在采青草，姑娘一样的阿友和幼稚天真、智障反而增强了天真可爱的阿亮加入了采青草的组合。太阳暖洋洋地照耀着杨树的嫩芽新绿，大槽的深绿的颜色更加浓重，对岸山樱树上的白色花朵不停地摇动。威严的老人应该再次冒出来叫喊，可是一切都像循环时间中的平静而认真的游戏，急急忙忙爬上来的我们重新在大桧岛的青草上嬉戏……
吉哥哥！我一直不停地给生活在那个难忘的岁月中周而复始循环不停的我们写信。开始于这些书信，在这个你已经不存在的人世间，那将成为我写到生命尽头的未来的工作。—完—
在这种牧歌式的、一切都穿越否定后受到肯定的景象中，我们听到了Onceuponatime的声音。在这里一切都被替换，一切都成为“循环时间中的平静而认真的游戏”。不言而喻，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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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类学来说，“绝对知识”意味着“老年”。实际上，黑格尔是这样说的：
老年对于生活没有明确的兴趣。这是因为老年放弃了以前所怀有的实现理想的抱负。对于老年来说，与其说看起来未来好像没有新的约定，毋宁说，老年相信在将会遇到的某些事物中，自己似乎已经知道一般性本质的东西。这样，老人的感觉总是趋向这个一般者和过去，在过去中担负这个一般者的认识。但是，老人通过生活在对于逝去的以及实体性事物的回忆中，对于非常现在的个体以及随意性的事物——例如名字——会失去记忆。这正像老人相反会在自己的精神世界固守经验带给的明智的经验教训一样，把对青年人的教诲看作自己的义务。但是，这样的智慧——即主观的活动与其世界如此缺乏生机的吻合——就是向不具有对立的孩提时代的回归。那就像老年人的物理性有机体的活动依靠成为不具有过程的习惯走向活生生的个体性抽象否定——即死亡——一样。
这样，人的年龄变化作为依据各变化的概念所规定的整体而终结。而且，这些变化种类通过与个性共同实施的过程而被创造出来。
黑格尔《精神哲学》日译本，东京：岩波书店，2002.
这样，老年回归少年，循环得到完成。当然，这不是黑格尔特有的认识。从某个意义上讲，乃是与浪漫派诗人（例如，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平行的浪漫派的根本问题。这里，精神的发展是通过对直接感性体验的内省而进行的，而这样的成熟也就是直接事物的丧失。黑格尔指出：
一个人越是有教养，他就越来越多地生活在自己与所有的直观同时产生的回忆之中，而不是在直接的直观中。于是，他几乎完全不看新的事物，一般新事物的实质内含都已经是熟知的。有教养的人同样特别满足自己的心象，几乎感觉不到直接性直观的必要。
黑格尔《精神哲学》日译本，东京：岩波书店，2002.
但是，例如，临近老年的人，比起为自己内省的洞察而自豪来，难道不羡慕充满盲目性的、野蛮的青年的行为吗？三岛由纪夫的晚年完全典型地示范了这一点。
大江健三郎在《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中，以吉哥哥的语言作了如下的描写：
年轻的时候，也怀有某种悲叹的情感，可是，非常粗暴。我完全赞成这样的观察。时常想起自己的、还有你的，我们年轻时的面容叠加在一起。提起那个时代，话题会很模糊，但是，感觉是可以传达的。那个时候，阿K，你总是在意自己的脸，说你的额头窄。可是，今年春天，从电视上看到谈话的你，眼睛靠近额头，产生了一种感慨。
接下来，你所说的上了年纪，一旦留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安静的悲叹。可以说，对于这样的感叹，我是阶段性、过程性地赞成。因为自己也想起直到前不久是这样自我觉醒的。但是，比你大五岁的我决不赞成下面的一段话。今后，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为非常平静的悲叹的）这种感情会不会继续加深呢？
上了年纪，突然会发生某种倒退。阿K，你有没有想到：也许一种非常粗野的悲叹在等待着自己？对于从来没有发自内心阅读但丁的你这样说也是无奈之举，他的地狱和炼狱中，充满了粗野的老年人。看到你的谈话笔记，受到启发，我写了自己最近的动态向你汇报。祝愿你和阿友以及孩子们身体健康！
很明显，大江健三郎在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意识到了“老年”。而且，其中也顾及了三岛由纪夫。大概大江健三郎迫于某种选择。
在不断加深的平静的悲叹中，达到“绝对知识”的是黑格尔，是浪漫诗人华兹华斯。他们认为这样失去的直接性会在内面的回忆中得以恢复。换言之，个别性的事物被吸收进一般性的事物中，偶然性的事物被吸收进必然性的事物中。黑格尔的哲学宣告了依据这种“内面化”的胜利。科耶夫是这样论述黑格尔的：
这样，他确切证明自己围绕一个圆环运动，并记叙之，即使希望进一步继续也只是来回兜圈子，毫无进展。即，确切证明进一步扩大延伸他的记叙是不可能的，可能的只有重复前面的记叙。
这就意味着黑格尔的话语吸取了思维的所有可能。把并没有成为他话语一部分的话语、没有作为整体的契机（Moment）体现在体系的一节中的话语与他的话语对立是不可能的。因此，黑格尔的话语可以理解为叙述了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绝对真理。
亚历山大·科耶夫《黑格尔导读》日译本，东京：国文社，1987.
的确，黑格尔的体系包括一切。例如，批判黑格尔的青年黑格尔派（初期马克思也在其中）顾名思义只能是青年黑格尔，作为最终不具备客观性的主观存在，克尔凯郭尔也是青年黑格尔。如果“绝对知识”是反复全过程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尼采的“永久回归”已经被预见到了。但是，必须注意这样的圆环性在牺牲所有偶然性和直接性的“内面化”中才有可能。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包含了一切，原因在于那只是思维的形式，反过来说，一切都失去了。例如，在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中，固有名称完全没有出现。正如前面引用的那样，黑格尔指出：老人“对于个别以及随意性的事物——例如名字——会失去记忆”，在这个意义上讲，“绝对知识”就是“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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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的“悲叹”越是达到一般性的事物，直接而个别性的事物就会消失；越是达到明视，盲目的行动性就会丧失。但是，还会意识到一般性和必然性当中存在着无法涵盖尽的个别性和偶然性。例如，这里有一只叫阿黑的猫。这是属于猫这一类动物的个体。我们没有见过“猫”这一概念。任何人都是看到单个的猫，从此到达“猫”这一普遍性。阿黑这只猫也是这样的个体。认识即使从这样那样的个体出发，也必须达到普遍性。这种情况下，按黑格尔的观点来说，每一只猫中都已经包含了类。但是，叫阿黑的这只猫绝不会消解到猫的普遍性当中。对主人来说，这只猫是不可替代的。固有名称与“不是别的”正是这一个的事情相结合。例如，这只猫死的时候，主人的“悲伤”怎样才能得到安慰呢？“悲伤”是由于这只猫叫阿黑才发生的。
在黑格尔那里，忘掉固有名称趋向一般性的是“老年”，是“绝对知识”。所以，对他来说，拿破仑这个名字的个体仅仅是世界史理念（概念）的显象，或者说，理念包含在个体之中。拿破仑这个名字对黑格尔来说仅仅表示个别性，所以，应该消解到一般性当中。但是，抛弃拿破仑这个固有名称的话，世界也就消失了。在黑格尔那里，所谓世界的终结就是这个意思。实际上，它真正消解了个别性、偶然性时间，即消解了使历史成为历史的东西。
但是，在“悲伤”的深化上，我们必须承认个别性、偶然性的事件是必然的，即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可能性。黑格尔的“绝对知识”就是这样的决断。大江健三郎也迫于这样的决断。例如，吉哥哥是这样说的：
——现在，正在写的小说还处于草稿阶段，所以说与最终的判断没有关系……阿K，叙述者为第一人称，正在以阿亮为中心描写家庭的故事。读了以后我感到疑问。迄今为止，阿K用第一人称我叙述小说的方法，只要描写战争期间孩子的记忆和住不惯的大城市中体验不安的青年，自己就会感到有说服力。那个我的确接近作家本人，但体现时代风俗的叙述者也是确切的。作品是一个社会现象，同时，一边兼职做家庭教师，一边在就餐券（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由于主食限量，发给在外就餐者餐票——译注）餐馆吃饭的作家本身就是社会现象。我认为这里存在独立的意义。
但是，现在，阿K围绕实际的家族仍然用我这个第一人称写小说。就这样，你在写一个关于过了四十岁的我是这样生活的、正在生活的故事。正如你曾经在讲演中，引用漱石的悲惨主人公的台词，并按台词那样诉说：“请记住！我是这样过来的。”但是，作为写小说的人，对于这样的做法是不是要坚定自我意识呢？阿K，你能经常意识到这种觉悟吗？（《寄给难忘岁月的信》）
“阿K”曾经用“我”作为个别同时又显示类型的文体写作，但是，从某个时期起，变成了“我”才是个别的这样一种文体。例如，《个人的体验》中，“我”是特殊的同时又是普遍的。但是，在阿亮出场的小说中未必这样。这一系列的作品中，固有名称得到恢复。吉哥哥所说的是，能否赋予这种带固有名称的事件之世界本身以普遍的意义。
《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与《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不同，其中出现了具体的地名和年代。如前所述，这大致是自传性的。吉哥哥这番话是关于小说的叙述，同时其本身也属于这部作品的内部。吉哥哥批评“我”，但是，与吉哥哥的对话只是作为“我”的内省（自我对话）而存在的。
例如，关于《个人的体验》是大团圆式的结局，吉哥哥提议重写。“我”在深思熟虑的前提下表示拒绝。然而，吉哥哥的批评实际上是把“三岛由纪夫的书评”“内面化”的。唐突出现的“三岛由纪夫”这个名字是要把这部作品带进“历史”。但是，马上作为吉哥哥的语言，换言之，作为“我”的自我对话而被内面化。总之，《寄给难忘岁月的信》形成了在固有名出现的同时通过“内面化”而消解为普遍性事物这一黑格尔式的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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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围绕结束的故事，所以，作为这部作品无法回收的外部性，在此瞬间出现的“三岛由纪夫”这个名字保留了下来。可以说，这部作品大致是作为对三岛由纪夫的批判而创作的。而三岛由纪夫的《丰饶之海》也具有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相同的结构。即，那是用四部曲（四重奏）描写了本多繁邦的“意识经验”。行动的主人公，即《春雪》中的松枝清显、《奔马》中的饭沼勋、《晓寺》中的月光姬这三个主人公外表及其他完全不同，但是，生存的方式是一样的。另外，他们的相同性仅仅靠本多繁邦就可以找到。本多认为那是同一性的轮回转生。
这样，《丰饶之海》一方面是主人公们“同一性的循环”，另一方面又是追求同一性的本多繁邦的“意识经验”。本多没有这些人物所具有的自然性、间接性。由于这样的隔绝，他是“自我意识”的。他所能够做到的是在终极的认识中恢复这种自然性、直接性。但是，本多没有达到这样的“绝对知识”。相反，他只是遭到了背叛，被置于老年的无果和屈辱之中。
最后一卷《天人五衰》中的主人公安永透，与前三卷的人物不同。他们生活在自己希望的命运中，可安永意识到轮回转生，努力证明与迄今为止的人物是相同的，即，安永是“自我意识”。安永只能是假冒的，正是因为他想成为真的。本多讨厌安永是因为他与自己是相同类型的人物。《丰饶之海》（此小说名字意味着月亮表面）岂止达到了可喜的绝对知识，按字面意思，它反而归结于荒凉的不毛之地。
在此，可以说三岛由纪夫模仿黑格尔同时又拒绝了他。黑格尔与之斗争的是施莱格尔那样的浪漫派的反讽，那是永远停留在“可能性”的状态。相反，黑格尔的态度是把存在的事物作为必然来接受。但是，战争期间，在提出浪漫派反讽的日本浪漫派中，作为最年轻的作家登上文坛的三岛，在过了不惑之年（40岁）的时候决定性地拒绝了这样的成熟。把“认识者”置于无果和屈辱中。这是他创作四部曲之前就决定的。三岛在写完最后一卷的那天，在向自卫队呼吁政变后自杀了。
他的行动与冒牌货安永透相同。即，与“二二六”政变奋起的青年军官“同一化”，呼吁政变的时候，三岛已经不是《奔马》中的饭沼勋，而是《天人五衰》中的安永透。三岛充分了解这一切。施莱格尔指出：“反讽的极致是认真。”三岛的行动则是不惜死亡的游戏。但是，在此，我们有必要想起弗洛伊德说过的话，“游戏的反面不是认真，而是现实”。不言而喻，这个“现实”意味着“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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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看来，我们可以清楚三岛由纪夫和大江健三郎围绕浪漫主义的问题是逆向连接着的。简单来说，三岛拒绝“老年”而大江则试图接受“老年”。当然，这既不是狭义上的浪漫主义问题，也不是年龄的问题。例如，三岛不承认活在作为世界最终战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意义。然而，这次战争是最初的核战争，而且，其后的全面战争已经没有可能。大江所说的“核时代”就发生于这场战争。不承认最终战争以后的生命状态和恐惧最后之战争（全面核战争）的状态，两者是表里一致的。他们在拘泥“终结”方面，是以脐带连在一起的。而且，那是与“历史”不可分割的。
大江健三郎拼命否定三岛由纪夫。正如黑格尔拼命否定施莱格尔一样。但是，那不是单方向的，即，并不是单就年龄而言的后来者大江否定了三岛。例如，三岛开始写《丰饶之海》是因为大江出版了《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三岛有关大江《个人的体验》之“结局”的批评也适用于《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就是作为认识者的“我”承认输给了行动者的鹰四但重新在认识（内面化）上拥有它的那个“结局”，并非是否大团圆的问题。可以说三岛创作《丰饶之海》时试图拒绝大江式的大团圆。
但是，仅仅依据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或者村上春树，是无法完成这篇论文的。在此，我想把与他们有许多共同点但根本上迥异的中上健次提出来讨论，就是1983年发表《时空无限》的那个中上健次。自从《万延元年的Football》以后，大江健三郎把作品的基础放在了四国的“山谷村庄”，而中上健次则把一系列作品的舞台设定在南纪州的“胡同”里。这一点未必是受了先行者大江的影响。因为大江的以“山谷村庄”为基地是受了福克纳把一系列作品的舞台设在约克纳帕塔法郡这个虚构地点的启示，中上健次也同样如此。这样的地方（胡同）与现实的历史空间（受歧视部落）具有关联，同时又确保了作为自律性的象征空间。
《时空无限》是作为《海角》（1975）、《枯木滩》（1978）的续集创作的。这个三部曲贯穿着主人公秋幸企图杀害亲生父亲滨村龙造，也就是明显的俄狄浦斯主题。但是，在《时空无限》中，主人公秋幸模糊地感觉到弑父的意义和冲动的丧失，同时作为惯性，仍然试图杀害父亲。这时，父亲龙造却自杀了。秋幸看着自杀后的父亲，自言自语地说：“这不对。”
这意味着什么呢？弑父就是超越前人，不断前进。有一个应该杀死的父亲就构成了把父亲的压抑内面化的“主体”。现代性就是这种俄狄浦斯主题统治的世界，近代小说也同样如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枯木滩》无论看上去是怎样地在拒绝，它依然保持了近代小说的核心，而《时空无限》中所产生的是可以超越规范的自我崩溃。
《时空无限》写的是中上在作品中称为“胡同”的想象据点新宫这一受歧视部落在1980年代初，由于开发重建而消失后的故事。这次开发重建并没有解决歧视问题。但是，从外表上看歧视已经抹去了。而且，连对抗歧视的文化基础——“胡同”也消除了。当然，中上作品所涉及的不是地域性的问题。事实上，中上的“胡同”所发生的就是这一时期浮在泡沫经济之上的日本整体所发生的问题。
我在前面讲到近代日本的难题在20世纪80年代消失了。不能说已经解决了，只是从外表上消失了。而且，导致这种现状的不是我们，而是资本主义。也就是说，我们在弑父之前，父亲就自杀了。这时，主人公秋幸认为“不一样”。并且，中上健次对于日本的后现代主义也认为“这不对”。最终，主人公秋幸放火烧了长在胡同遗迹上的草丛。
但是，中上健次与主人公秋幸一起烧掉了作为一系列作品基础的空间，在这个三部曲之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其后，中上健次写的不是小说而是物语（故事）。例如，《千年的愉悦》（1984）中出现了从生（诞生）的立场同化并肯定一切的接生婆阿留婆婆，与她的丈夫从死的立场同化并否定一切的和尚礼如的先验视角。在作品中，以半藏为代表的多姿多彩的主人公们基本是统一的。对阿留婆婆来说，连顺序都不重要，那是作为“高贵而淤滞的中本血统”的同一性反复。历史早已不存在。因为所有事件都回收到作为形式的同一性之中。主人公们的死早已命中注定，也就是从“终结”处已然看到了这一点。《千年的愉悦》既不是前现代式的世界也不是传奇世界。那是后历史的世界。《时空无限》以后，写小说恐怕不可能了。
如果说《千年的愉悦》是以深重的失落感回顾“胡同”消失以后的世界，那么《异族》（1984—1991）则要描写失去“胡同”这一象征性空间的年轻人所向往的世界。他们成为天皇主义者，在战前就曾经作为右翼后台构思出“大东亚共荣圈”的黑幕人物手下活动，把来自日本阿伊奴、韩国、中国台湾的年轻人也卷入其中。可是，走出日本的主人公们逐渐否定天皇主义，形成了对抗右翼构想的亚洲主义联带，与菲律宾的共产党游击队一起战斗。在这部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是我对照大江《万延元年的Football》所论述的“近代日本的话语空间”，其所有领域得到了恢复。但是，年轻人超越民族的差异集合在一起靠的是每人身上有一块“青斑”这个同一性。也就是说，与曲亭马琴的《八犬传》式物语相同，这部作品与其说是小说毋宁说是漫画式的世界。
《时空无限》以后，可以说中上健次至少写过一部“小说”，那就是《奇迹》（1989）。这部小说是与大江健三郎的《寄给难忘岁月的信》以及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几乎是同时期创作的。我之所以关注这部作品，是因为其中再次表现了“历史”。和《千年的愉悦》相同，《奇迹》也存在代表生之同一性（无歧视性）的接生婆阿留婆婆与代表死之同一性（无歧视性）的礼如和尚局限于超越论的视角。但是，《奇迹》增加了另外一个视角，或者不如说那才是主要的视角，即，在精神病院中幻想成为鱼的酒精中毒者友叔。不仅最初以他的幻觉开始，最后也在他的幻觉中结束，而且，各章作为友叔的回忆随着他的幻觉开始。
在《千年的愉悦》中，似乎从千万年来生活在“胡同”里的阿留婆婆的视角，看到了主人公们在某种绝对悲哀中得到救赎似的。但是，《奇迹》中的友叔只是值得阿留婆婆和礼如注视的酒精中毒的元流氓可怜老头。他的“悲哀”应该称为“悔恨”。这种“悔恨”的感情如同咬碎绝对的悲哀和肯定一样流露在整个作品中。
说起来，友叔回忆起带有胡同里高贵而淤滞的中本血统的太一，在三轮崎的精神病院里，过去现在、如此这般，就像描绘神佛的由来那样，面对长着一幅分不清幻觉还是现实一样相貌的阿留婆婆，日复一日、从早到晚讲述的不过是酒精中毒的友叔那深深的叹息。（《奇迹》）
所谓“悔恨”是一种事与愿违的思绪。那是已经不能回收到阿留婆婆和礼如的“同一性”中去的事件之独一无二性和大相径庭的人物们的差异性意识。这样，《奇迹》显露出不能回收到结构的同一性之中去的时间性。对于空间性也可以这样说。例如，《千年的愉悦》中的“胡同”是一个宇宙。但是，这里“胡同”被明确地指名为新宫。这不是被绝对外界（死者的世界）包围的完结的世界，而是被相对世界所包围着的。实际上，新宫的流氓团伙从属于大阪的“力图完全称霸全国的大组织”之下。号称“夺取天下”的太一的“天下”，正如下面所述，“阿留婆婆！我要是取得天下成为这一带黑道老大的话，我要在这山上修一座城堡一样的豪宅”，其“天下”并不具有宇宙的含义。
《奇迹》中，卑微与高贵、世俗与神圣、痛苦与快乐相互替换的装置已经不再运转了。尽管有来自阿留婆婆视角的反复叙述，但是，友叔“心中涌出这样的思绪，草木、鸟兽虫鱼这世上的所有生灵都被刀尖锋利的光芒照射，痛苦误以为愉悦，愉悦错以为痛苦，开始觉得天上天下、地上地下、森罗万象，就像人的幻觉一样”。但，这不是“天人五衰”。此处产生的是连接天和地、神圣与世俗之回路的崩溃。“天”只存在于以自己为“酒精中毒的天人的转生”之友叔的幻觉中。实际呈现在《千年的愉悦》中的世界，仅以酒精中毒老人的幻觉形式表现出来。
友叔从“终结”看一切，并试图接受这一切。但是，这只有在疯癫之中才有可能。他变成了一条巨大的九绘鱼在大海中游弋，吃被用席子卷起来杀死的太一的肉。不过，叙述中反复强调永恒的复归是疯癫，那无非是受到小伙子们嘲笑的幻觉而已。
然而，拒绝施莱格尔式的游戏，更进一步拒绝黑格尔式的和解，这时会怎样呢？前面我曾讲过，尼采的“永恒的复归”岂止超越黑格尔，反而是被黑格尔领先了一步。大概从一般的意义上也可以这样讲。但是，尼采在下面的书信中却写下了奇怪的内容。
我是罪犯普拉德，父亲是普拉德，（苏伊士运河开凿前）的来赛普斯，（……）最终，我是世界上所有的名字。
致我可爱的公主、亚利亚德奈。（……）我在印度是佛陀，在希腊是第奥尼索斯，亚历山大和恺撒是我的化身。（……）最后也是威尔第和拿破仑。或许是瓦格纳。（……）我曾经带过十字架。
《致布鲁克哈特书简》，1889年1月。
对尼采来说，永恒的复归是绝对不能内面化和一般化的个别性（单独性）的反复，也就是重新找回了固有名称。但是，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他精神错乱的那年。写完《奇迹》后，过了三年，中上健次死于肾脏癌。尽管他决心要比三岛由纪夫自杀时的年龄（45岁）哪怕多活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