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看来，能写出小说的作家才算是成熟的作家。然而在“五四”之前，中国古典白话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却被视为“君子弗为”的小道，被列于“诸子十家”之末，甚至被专制者大加禁毁。其间虽有李贽、金圣叹等有识之士为之争鸣，非但未有改观，连李贽、金圣叹也被作为思想异端为当局者所杀害。到了鸦片战争之后，梁启超等欲借小说开启民智，救亡图存，称小说为“国民之魂”，鼓吹小说界革命。但是，梁氏所鼓吹的小说界革命，是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是以资产阶级政治改良为指导革中国小说的命。他对中国小说的评价非常之低，甚至是全盘否定。他说：“中土小说，虽列九流，自《虞初》以来，佳制盖鲜。述英雄则规划《水浒》，道男女则步武《红楼》，综其大较，不出诲盗诲淫两端。陈陈相因，涂涂递附，故大方之家，每不屑道焉。”他甚至视中国小说为“中国群治腐败之总根源”。到了“五四”时代，陈独秀、胡适等人把对中国白话小说的评价纳入新文化运动，甚至以此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光辉起点，才使小说获得了文学正宗之地位。
小说被如此轻贱，写小说的人在正人君子眼中也就高贵不到哪儿去了。古代的小说家不但要受到世人责骂，还被赋予天谴。例如明代人田汝成在《西湖游览志余》中说：罗贯中因为编《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清代的铁珊在光绪十五年刊印的《增订太上感应篇图说》中说得更邪乎：“施耐庵作《水浒传》，其子孙三代皆哑。袁于令（明末清初小说家、戏曲家）撰《西楼记》，患舌痒症，自嚼其舌，不食不言，舌尽而死；高兰墅（高鹗）撰《红楼梦》，终生困厄；王实甫作《西厢》，至‘北雁南飞’句，忽扑地，嚼舌而死；金圣叹评而刻之，身陷大辟，且绝嗣。”
以上所提到的几位中，罗贯中、施耐庵身世至今仍扑朔迷离，其“子孙三代皆哑”的说法就不太可信；金圣叹是文学奇才，评注过许多名典，包括《水浒》、《西厢》、《左传》等。他同情民生疾苦，最终死于哭庙案。铁珊竟然将他的死归结于评注《水浒》、《西厢》等小说，可谓荒谬。至于“自嚼其舌”、“嚼舌而死”的说法，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只能说是杜撰了。
此外，还有诸如唐代元稹因写了《会真记》（也就是《崔莺莺传》）这本书，结果死的时候痛苦万分，死后尸体还惨遭雷电焚烧的报应的说法。然而，如此重要且具有戏剧性的事件，正史中却没有记载，可见仍是杜撰。
按理说，铁珊也算是名士，但对于小说家们竟然不惜用造谣中伤加以污蔑、侮辱，只能说当时像铁珊这样的“正人君子”们真是恨透了小说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