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在讲话中说：“政治局全体委员通过了关于控制数字的共同决议，政治局通过了一项大家知道的决议：政治局全体委员无论在中央一月全会上或全会外都宣称政治局内部是团结一致，没有意见分歧的。”“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在投票赞成一致的决议中只是做做样子，他们保留了自己和党不一致的特殊看法……”
原来，斯大林是在用这个理由来说明布哈林在欺骗党。布哈林陷入了斯大林的圈套。布哈林坚决否认与托派勾结的指控。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布哈林、加米涅夫会晤的问题。这个委员会于2月7日提出一份方案，要求布哈林承认同加米涅夫的会见是犯了“政治错误”，回到他的工作岗位上去，作为交换，中央放弃对布哈林的指控。布哈林拒绝了这个和解方案。
斯大林利用自己在会上的多数地位，通过了一个决定：
1、认为布哈林对中央工作的批评是毫无根据的。
2、不同意布哈林和托姆斯基辞职。
斯大林继续进攻，在1929年4月的联席会议上，斯大林在报告中，一开始就毫不留情地否定了他和布哈林的私人关系。他说：“我不想谈个人因素……因为个人因素是小事，小事是不值得多谈的……是一个破钱都不值……”
他着重打击了作为理论家的布哈林。斯大林说：“他这理论家不完全是马克思主义的，他还需要补习一下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带有某种经院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学过辩证法……”“这个经院哲学理论家……昨天还企图和托洛茨基分子结成联盟……还跑去和他们暗中勾结。”斯大林还指责布哈林1918年时曾反对过列宁。
这样，斯大林对布哈林新账、旧账一起算，很容易说服代表，布哈林的失败已成定局。
会议决定免去布哈林《真理报》主编和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免去托姆斯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但保留他们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布哈林屈服了，在11月12日的全会上表示愿意回到党的路线上来，“我们同中央多数之间的分歧在消失”。但斯大林并不买他的账。全会决定撤消布哈林政治局委员职务。稍后，托姆斯基和李可夫相继被撤消政治局委员职务，李可夫被解除了人民委员会主席职务。
至此，列宁逝世后十三大选出的7名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斯大林，只剩下斯大林一人了。斯大林通过几次党内斗争，他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在党内国内确立了惟我独尊的地位。
推行经济政策
1929年，斯大林迎来了他的50岁生日，仿佛这是一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俄国上下忙着为总书记祝寿。
全国各地发来了向领袖致敬的贺词。各地的党组织千篇一律地歌颂他的丰功伟绩。莫斯科的墙上挂满了他的巨型画像。他的各种大小的全身和半身塑像充斥了广场、公共建筑大厅、商店橱窗直至最寒酸的理发店。宣传员高喊着“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
个人崇拜，在政治上斯大林是需要的。他需要树立自己的权威，但他的头脑是清醒的，他要的不是表面的热闹。
斯大林早就以“实干”著称，他是不图虚荣的。他坚信自己是一位主宰世界的领袖，是在履行历史的意志，他更关心的是如何在苏联建成社会主义。在《给祝贺斯大林同志五十寿辰的一切组织和同志》的信中斯大林仍谦虚地写道：“我把你们的祝贺看作是对按照自己的形象诞生了我和培育了我的伟大的工人阶级政党的祝贺。正因为我把这种祝贺看作是对我们光荣的列宁党祝贺，我才敢于向你们表示布尔什维克的谢意。”
“同志们，你们可以相信，我决心今后继续把我们的全部力量，把我的全部才能，必要时把我的全部热血一滴一滴地献给工人阶级的事业，献给无产阶级革命和世界共产主义的事业。”
这正如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吉拉斯所说：“神化的斯大林……若说是他自己搞起来的，至少也同样是斯大林手下那一班人和官僚机构制造出来的，他们需要这样一位领袖。”
农业集体化和剥夺农民是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分歧之一，没有了布哈林，他准备实施了。他知道这场革命必然会有阻力，对付阻力的办法，斯大林只有一招：那就是通过暴力手段，把一切阻力都当作反对势力来打倒。他认为如果依靠教育和劝说来实现共产主义，那将是一条漫长的路，而这是国际国内条件不允许的。用暴力对付来自人民中间的阻力，那就等于向人民宣战，这是冒险的，需要勇气和胆量。他决定现在就干。
农业集体化早在1927年就开始实施，但那时是农民的自愿组合，进展缓慢，斯大林要求加快进度。1930年1月，中央公布《关于集体化的速度和国家帮助集体农庄建设的办法》的决议。
中央的指示一下达，全国的集体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中央派出25万工人到农村，帮助当地的党组织工作。共青团员们起了党的后备军作用。
党的基层干部热心地贯彻集体化的路线，他们把党代会上的号召直接传达给农民，并许愿供给集体农庄拖拉机、收割机等。到1932年底，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户占总农户数的62％，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播种面积占全国播种面积的80％，到1937年底，参加集体农庄的农户数达93％，播种面积达99％。
全国各地建立拖拉机站、修配工厂、农艺站、驾驶员学校，农庄选派聪明能干的青年参加学习。不久，他们就开着拖拉机在自己农庄的大片土地上耕作起来。
如何对待富农，斯大林说：“当然不能让他们加入集体农庄。所以不能，是因为他们是集体农庄运动的死敌。”
中央对富农的标准，做了详细的解释：只要每口人的年收入高于300卢布或做买卖、出租农具、机器、房舍、有磨坊、油坊，如此等等。在这些特征中，哪怕只具备一个，就可以使一个农民变成富农。这样，在生活中，最勤奋、最能干、最节俭、最有进取心的劳动者遭受了苦难。实际上，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在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时期，靠自己的劳动形成的，而不是十月革命前的富户。
根据中央的规定：没收富农的生产资料，包括牲畜、生产用房、农产品加工企业和种子储备等。
这个规定对富农的处理方法分为3类：第一类是反革命富农的骨干、恐怖活动和反苏维埃活动的组织者，对这类富农应立即逮捕，送进监狱或劳改营，其中对特别危险的分子要处以极刑，家庭成员要迁到边远地区；第二类是反对集体化的“大富农和过去的半地主”，本人及家属应驱逐到边远地区；其余的富农属于第三类，把他们安排集体化居住区以外的某一指定地，并另外分配给他们上地，要他们承担相应的生产任务和义务。
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给各地苏维埃电报指示：属于第一类的富农有6万余户，第二类约15万户，第三类约80万户。
随后，采取恐怖手段强行消灭富农的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各地都在努力导找富农，来超额完成上面规定的“定额”，“挖制数字”。
富农们被没收了财产，驱逐到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等荒无人烟，几乎无生存条件的地区，在这些地区出现了许多“富农村”，这些“富农村”有武装看管，直到卫国战争结束后才解除看管，实际上是变相的集中营。
后来苏联学者估计，在剥夺富农的过程中，消灭的富农户总数大约在100万到110万户。许多富农在被迁徒的途中试图逃跑，但结果很惨：逃跑者或者在路上就被击毙，或者被送回集中营。1931～1932年被迁移的4135户中，只有37万户到达了目的地。
不幸的是，集体化后，粮食产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逐年下降，畜牧业损失更大，马的数量下降了2／3，牲畜数量到50年代末才达到1926年的水平，粮食1950年才超过新经济政策时期所达到的产量。
虽然粮食产量连年降低，国家收购的粮食却不断提高。1930年粮食产量是8350万吨，收购了2214万吨；1933年产量降至6800万吨，收购的粮食却提高到2330万吨。这种收购是强制性的，农民被迫以相当于市场价的1／10到1／8的价格把粮食上交给国家。各地必须完成上级规定的粮食收购任务。
如此玩命地收购粮食，最主要的是把收购上来的粮食出口、换取外汇，来购买外国设备。许多集体农庄庄员的口粮，包括种子都被“收购”了。
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流域、哈萨克斯坦、北高加索、乌克兰这些俄国主要的产粮区严重缺粮，有些地方出现饥荒。
1932年夏天，地里的庄稼还没有成熟，饥民便纷纷充当“理发师”来到地里，用剪刀剪下谷穗熬粥糊口，当收获季节来临时，剩下的粮食又被送往收购点，于是，一些饥民开始偷偷地把场院的粮食装在衣兜里或藏在怀里带回了家。
面对这种情况，斯大林亲自口授了保护社会主义财产法人“对盗窃集体农庄和合作社财产的人可以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轻微的，剥夺自由10年以上，并没收全部财产”。
中央和斯大林仍然对普遍出现的饥荒视而不见，拒绝讨论饥荒问题。
这次饥荒最严重的地区是乌克兰、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南乌拉尔、哈萨克斯坦等主要产粮区，饿死的人数至少有几百万人。可是，有关这一时期的饥荒一直到1956年以前都禁止提及，30年代一些人由于提到饥荒而被当作“反革命宣传”逮捕。
1929年斯大林曾保证说，经过集体化，再过两三年，苏联将成为世界上出产粮食最多的国家。然而恰恰3年后，苏联粮食产量不仅绝对地降低了，而且还出现了普遍的饥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讽刺。
斯大林研究俄国历史，从中发现这样一条规律：由于旧俄落后，因而不断挨打。他说：“蒙古的可汗打过它，土耳其的贵族打过它，瑞典的封建主打过它，波兰和立陶宛的地方打过它，英国和法国的资本家打过它，日本的贵族打过它。大家都打过它，因为这既可获利，又不会受到惩罚。”斯大林引用涅克拉索夫的诗《俄罗斯谁能快乐而自由》中的一段话：
“俄罗斯母亲啊，
你又贪穷又富饶，
你又强大又软弱。”
斯大林说：“外国侵略者把旧日诗人的这句话背得很熟。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富饶’，那就可以靠你发财。他们一面打，一面说：‘你贫穷、软弱’，那就可以打你抢你而不受到惩罚。打落后者，打弱者，这已经成了剥削者的规律，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是无理，于是也就可以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是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正因为如此，我们再也不能落后了。”
人们的忘我精神和无穷无尽的创造力是斯大林领导的那个时代的最大特点。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新西伯利亚城采访了一位带病坚持工作的铁路工人毕尔。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把妻子接过来过安稳的日子，这位钢铁一样的人这样回答：
“人生最伟大的事情就是工作，是创造！在我们生活的这段时刻，有无穷尽的创造机会，我难道能够从创造的工作中离开一个钟头去温存我的妻子或是按时去吃饭吗？”
那个时期，不管是党员、干部，还是普通群众，都把艰苦创业的思想看作一种天职。一切旧的习惯和看法都以最快的速度消失在这片古老而落后的国度里。
第一个5年计划期间，俄国建立了近1500个大型企业，其中有第聂伯比电站、库兹涅茨克钢铁公司，乌拉尔机械厂及化学机械厂、汽车厂、农机厂、拖拉机厂等，第一个5年计划从1929～1932年，用了4年零3个月。
第二个5年计划调整了工业布局，在燃料和原料产区建立重工业基地，以减少运输压力。在一些大城市中建立大型工厂，在斯大林格勒仅用11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座宏伟的拖拉机厂，在乌拉尔建立国防工业，正因为有这样雄厚的重工业基地，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才免遭毁灭性的打击，才有能力最终战胜德国法西斯。
通过工业化，苏联的工业增长确实很快，到1937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超过德、英、法三国，跃居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在工农业比重中，工业已占到774％，苏联已经成了世界上强大的工业国之一。
期大林在政治斗争中是一帆风顺的，但他的家庭生活与之相比，要逊色得多。
斯大林的第一个妻子叶卡捷琳娜去世20年后，他娶了第二个妻子娜捷斯达·阿利卢耶娃。
1918年，国内革命战争刚刚打响，斯大林被派到察里津，她也随斯大林去了，给斯大林当秘书。
被内战折磨的察里津，是一个充满了饥荒、暴力的城市，到处是残砖碎瓦、饥饿的人群，远处的枪炮声，这些残酷的景象，叫她有点害怕但她身边有她强健的丈夫，又让她心里感到有了依靠。
3年国内战争期间，她一直跟随斯大林东奔西跑，一直到战争结束，他们才回到莫斯科，她被分配到列宁秘书处工作。她善于执行任务，对工作一丝不苟，有时可以一连几天几夜，一直坐在打字机前，遇到一些比较重要的任务时，列宁总是说：“把这事委托给阿利卢耶娃去做，她一定能做好。”
斯大林很爱他的妻子，虽然他很忙。1921年阿利卢耶娃生了一个男孩，取名瓦西里。1926年又生了女儿斯维特兰娜。
在20年代，领导人生活都很俭朴。斯大林和阿利卢耶娃也一样，刚回到莫斯科时，根据列宁的命令，给了斯大林一套不大的住宅。后来，他们又搬了两次家，最后才在莫斯科近郊的祖巴洛夫别墅住下来，在这一片别墅区里居住的还有党的一些其他领导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布哈林也离他们不远。
斯大林的岳父母、阿利卢耶娃的哥哥姐姐，斯大林第一个妻子生的儿子雅可夫都住在这座别墅里。这里是一个和谐的大家庭，充满了家庭的欢乐。
斯大林从1922年就是总书记了，官很大，家里却很穷。屋里摆设的是不值钱的家具，沙发椅套着布套，没有一件古董，地板上铺了两块地毯，家里甚至没有一幅好的“真正的画”。墙上挂的是普通本框镶的复制品，惟一的一架钢琴还是公家的。
斯大林的工资也不高，起初生活也很拮据。有一次吃饭时斯大林突然对妻子说：“我从来不爱钱，因为通常我总是没有钱。”钱实在接不上下月开支的时候，斯大林只好向党的会计处预支下月工资的一部分，有时20卢布，60卢布，75卢布。
阿利卢耶娃从不因丈夫做了国家领导人而追求生活的特殊化。她是一位年青漂亮的妻子，但她穿的上衣腋下和裙子衬里全是补丁，这样的衣服一直保存了几十年。后来，她姐姐把这些遗物交给了斯大林的孙女。
斯大林很忙，很少有在家的时候。如果某一个周末没事，他会邀请他的邻居们到他这来做客，阿利卢耶娃待人谦和、热情，大家也都愿意到他家来聚会。常来的客人有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琼尼、布哈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