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对“电视屏幕里的奥运”可能造成的遮蔽，要保持必要的警惕。我们的目的是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真实的中国，以此来决定我们的选择和行动。对于在座的诸位来说，不同程度地参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是极其难得的社会实践。我们要通过这些实践，来检验已有的许多观念，这些观念都是长期灌输给我们的，我们也深信不疑，经过实践检验，有些是正确的，我们应该坚持，有些是偏颇的，甚至是错误的，就要纠偏纠错，重新认识。我们要超越自我认识的局限，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有一个新的体认，确立更加健全的观念。例如，如何认识当今的中国？如何认识当今的世界？如何认识当今中国与当今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我们自己和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如何认识我们的责任？这些大问题，我们过去想得很少，也不太关心，但经历了汶川地震、北京奥运这样的国家大事，全球大事，我们就有可能，更有必要来认真思考。这样的“想大问题”，关系着我们的成长：视野狭窄，一味咀嚼身边一己的悲欢，是长不大的。奥运之后，正是我们“想大问题”的最好时机。
以上三大问题，第二个问题涉及国家制度建设，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改革与建设，也许更带根本性，是需要另外专门讨论的；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第一、三方面的问题，具体地说，我想讲两个问题。首先要讨论的是——
志愿者的地位，作用，我所理解的志愿者精神的核心问题
还是从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的比较说起。我们前面谈了二者的区别，现在谈二者的共同点。
有一篇文章谈到两个重大事件都“定位在同样的格局”，这个格局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是“周边有社会力量摇旗呐喊”，是一个“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释然：《国家与社会互动的新模式》，《南风窗》2008年16期）。这也是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中所谈到的“两大动员”，一是政府为主导的“国家动员”，一是民间社会组织和个人为主导的“社会动员”。正是这两大动员，把我们国家，我们民族的物质和精神力量，空前未有的动员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力量，举世震动，我们自己也料所不及。可以说，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都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国家动员和以志愿者为主体的社会动员都发挥到了极致。
在汶川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中，都充分表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显示了中国式的集中体制的力量。比如“对口支援”就是其他国家很难办到的。而北京奥运更是把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威力显示得淋漓尽致。简直可以说要什么就有什么，要怎么办就怎么办，集全国之财力，物力，政治之力，社会之力，文化之力，还有智力，想象力，科技力，来处理奥运会的每一件事，甚至每一个细节，不计成本，不遗余力。几乎可以说，只要想得到，没有办不到的。在我看来，奥运会、残奥会的开、闭幕式就是这么打造出来的。而为许多人，包括外国人所称道的奥运会的高效率，“无与伦比”的完美，周到，就是这样的“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的一个成果，几乎是其他国家、其他体制所办不到的，许多人觉得北京奥运不可复制，原因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汶川地震、北京奥运的社会动员力量也是惊人的。这是举世瞠目的两个数字：据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初步统计，参加汶川抗震救灾的志愿者有491万；而北京奥运志愿者据官方公布，则有170万。汶川地震志愿者的献身精神，北京奥运会志愿者的微笑，已经成为全球眼里的“中国标记”。
应该说，“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的传统，可以说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直延续下来的。而以志愿者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社会组织的出现，并且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还是一个新事物。当然，这里也有历史的继承，比如今天北京奥运的志愿者和六十年代“学雷锋”的我们这些当时的青少年，也有某种精神上的承接；但那时的学雷锋运动，是完全由党和国家控制的，是国家动员的一个部分，和今天具有一定自发性与独立性的“非政府”的社会组织，社会动员，性质是不一样的。如果细说起来，汶川地震的志愿者和北京奥运的志愿者也有些差别，前者具有较多的自发性，奥运会的志愿者就有更多国家动员、组织的成分。
而这样的具有一定独立性的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出现，是具有重大意义的。
在《致青年朋友》这本书里，有一篇演讲：《“我们”是谁？》就谈到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中国社会运行，管理格局和机制里，只有一种力量，就是国家机制的力量，政府主导一切。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出现了市场机制，市场力量。而“非政府，非营利”的志愿者组织，社会组织的出现，又产生了“第三种力量”：社会组织机制，社会的力量。这样，国家、市场、社会三种机制，三种力量的互动与相互制约，就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格局。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第三种力量，志愿者社会组织，是以公民的身份来参与国家公共事物，参与社会管理的，这背后有一个公民权利的问题。我在汶川地震的演讲中，就谈到了长期以来，我们盛行一个观念，或者说被灌输一个观念：每个人只要做好本职工作，管好自己的事，而把公共事物放心地交给“公仆”，交给政府去做。这背后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管理、主导、垄断一切的逻辑。这就在实际上把公民视为“被管理者”，置于公共领域之外，这是变相的对公民权利的剥夺，并且造成了对人的生命发展空间的挤压。限制，甚至不允许公民在公共政治和精神空间发展，就只能在个人的，物质的有限空间里求发展，这就是这些年许多人，包括年青人，变得越来越物质化与个人化，“咀嚼着身边的小小的悲欢，而且就看这小悲欢为全世界”（鲁迅语），其中的内在的，体制的原因。看不到这一点，只是一味指责年青一代“自私，狭窄，不关心公共事物，没有责任感”，不仅肤浅，而且有害：会遮蔽体制的根本问题。
但这样的状况，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中有了一个大的突破：许多公民，许多年轻人，不只关心自己的本职，自己的学业，更以志愿者的身份，关心、参与2008年这两个国家最重大的公共事务，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育公共事件。我在前面说过，这同时是有利于年轻人自身成长的，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到，就在汶川地震和北京奥运这两个历史的瞬间，我们都迅速地成长了，就是因为我们走出了狭窄的校园，我们有了一个大视野，获得了一个大的生命空间。
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公民，我们应该有充分的自由和有效的途径，主动参与社会活动和社会管理。这是公民的权利，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有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同时，这也是我们的义务：这是我们对社会的回报和承担。我们还要在这样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的自觉上，建立“公民文化”。这些年，我们提出了“志愿者文化”的概念；在我看来，所谓“志愿者文化”就是这样的“公民文化”。而志愿者精神，它的核心，就是公民意识。
确认这一点，不仅对如何把握志愿者精神，而且对如何确立志愿者及其组织的地位和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不能把志愿者看作是一个降低社会成本的廉价劳动力，也不能简单地把志愿者精神归结为服务精神；志愿者当然要进行社会服务，但这种服务，是在行使公民权利，是在履行公民义务，这样的实质是不能忽略、淡化和淹没的。
这就谈到了作为“第三种力量”的非政府、非营利的社会组织的作用问题。它不仅是一种群众的参与，同时也是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对市场化负面效应的有效制衡。不能小看这样的监督、制约、制衡的作用。我们前面说过，“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提高效率，有很大的优越处。但是，政府权力的高度集中使用，同时是具有危险性的。也就是说，即使“集中力量办大事”，政府的作用还是应该有边界的，政府的权力还是应该有限度，有制约，有监督的。不然就会发生权力的过度使用，滥用，后果不但十分严重，而且难以纠正和挽回。说句不太中听的话，“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大事”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集中力量办救灾、奥运这样的好事，人民受益，可以得民心；但如果决策错误，或者受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办了错事，坏事，越集中权力，危害越大，也会失民心。事实上，在奥运前后，所发生的公共恶性事件，如贵州的瓮安事件等等，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滥用集中在自己手里的权力。没有限制、监督、制约的“大权独揽”，其危害性绝不能低估。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社会力量对政府行为的制约和监督，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这也就是这些年一直在呼吁要建立“公民社会”的意义所在。作为志愿者，我们也应该更自觉地行使这样的知情、监督和制约权。
应该说，在加强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方面，汶川救灾、重建，北京奥运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最近报上就公布了对救灾、重建进行审计的结果。在这方面，我觉得奥运会似乎还有加强的必要。比如，我至今还不知道奥运会的支出情况，我前几天看中央电视台“奥运数字”的节目，看到了无数数字，就是没有看到奥运会支出的数字。据说奥运会的支出，大大超出了预算，我不知道这样的超出，有没有经过相应的合法手续。由于没有公布支出数字，就只能听各种“小道消息”了。据《华尔街日报》引用中国奥林匹克研究中心的估算，北京奥运投入总计42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2900亿元。还有“一天平均二亿元”的说法，那么，申报以来一共七年，就有5100亿元，这是一个巨数，难怪有人说：“北京如今的高规格可能会令今后潜在的奥运申办国家望而生畏”。我不反对奥运的费用多一些，毕竟是百年一遇；但这样的巨额却超出了我的思想与情感上的承受力。因为我有一个数字比较：今年9月1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一个特别报道，大标题是《教育提速奠基民族未来》，其中专门谈到“2006年至2010年，国家财政新增加农村义务教育经费2182亿元”，如此大肆宣扬的“奠基民族未来”的教育工程，其投资居然比不上一个体育盛会！再考虑到一直到现在，政府还没有兑现教育投资占当年GDP4%的承诺，面对奥运会的过度奢华，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受，我知道也有朋友认为奥运会的钱花得值。但作为纳税人，我想是有权也应该对奥运会的用费——用多少，怎么用，用得是否都适当，有没有腐败现象，提出质问的：这也是在行使公民的监督权。
这里，顺便对国家所实行的体育发展的“举国体制”提出一点质疑。据说这样的“举国体制”也是体现了“政府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的，这次奥运会中国运动员的突出成绩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但它的负面也是突出的，即是突出了部分人竞技水平的提高，而忽略了全民健身。我这里也有一组数字：据今年6月1日公布的第五次全国多民族大规模学生体质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学生肥胖检出率仍然继续攀升，7至22岁城市男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分别为15.23%和11.39%，比2000年上半年上升1.4和2.7个百分点；城市女生超重和肥胖检出率也分别上升0.7和0.9个百分点，达到8.72%和5.01%，而最严重的就是举办奥运的北京，平均五个孩子就有一个小胖子。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重视体育锻炼，体育课被看作是可有可无的“小课”，或装点门面的“花瓶”。最能说明举国体制的弊病的是中国男子足球：这是中国体育和球迷的心中之痛，不仅国家足球队在奥运的表现让人难过，更由于完全忽略了青少年足球运动的扶植和发展，以至奥运会后又面临后继无人的尴尬。我们不能因为奥运会的成功，掩盖这些体育发展体制的负面问题，我们也应该关注并进行监督。
现在，我们讲第二个问题——
如何认识“世界”、“中国与世界”以及“我们和世界”
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奥运会的理念：“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响亮的口号，却很少有人去追问和思考它的真实内涵。在我看来，它至少可以分解出几个问题：为什么是“同一个”？是“怎样的世界”？是“怎样的梦想”？以及我们每一个人，在实现这样的梦想中，应担负什么责任？
北京奥运，是中国和世界的一次零距离接触。我们早就说“全球化”，说“地球村”，对普通民众来说，都不太容易理解，现在，具体化了，形象化了：某种程度上，奥运村就是一个地球村。我想在座的奥运志愿者更是亲身体验到了，我们和其他国家、民族的运动员和普通民众确实生活在“同一个世界”。
所谓“同一个世界”，细说起来，应该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首先是全球化时代在很多方面都已经打破了国界，许多人都成了移民，在世界范围内流动迁徙，更换国籍。这次奥运会最触目的就是所谓“海外兵团”，许多中国运动员加入了其他国籍，代表他所属的国家来和我们同台竞赛。过去我们大惊小怪，不能容忍，现在都习以为常了。作家龙应台有一个对台湾大学生的演讲，甚至作了这样的夸张性的描述：“一个21世纪的孩子，很可能父母分属不同国籍，自己又出生在第三国，在第四国接受教育，在第五国和第六国成家立业，妻子属于第七国，他的子女则拥有第八国和第九国的护照，最后他自己在第十国埋葬”。（《我离世界有多远——谈21世纪大学生的“基本配备”》）。台湾作家余光中还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日不落家》，说“一家而分居在五国，你睡我醒，不可同日而语”，就成了“日不落家”。这样老两口每天看电视，对气候的关注，就自然不限于台湾一地，而要关心全球气候：“温哥华还在零下！”“暴风雪袭击纽约，机场关闭！”“布鲁塞尔呢，也差不多吧？”——这里的描写，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象征：在这全球化时代，大家都成了“利益攸关者”。就以2008年所发生的几个全球事件为例，无论是粮食危机，气候变暖，还是石油的价格起伏，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都牵动着世界各国，几乎无一例外，也具体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在今天的世界，每一个国家的国内问题都会变成全球问题，每一个世界问题也都会变成国内问题，问题也不再是单一国家所能解决。因此，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我们是“利益共同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