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研究现代文学的。现代文学本身就有一个传统，启蒙主义的传统。有一个比方，专写学术著作是小乘；还有一种是大乘，写普及性读物普度众生。我觉得应该把小乘和大乘结合起来。写这种普度众生的文章也不容易，如何把学术的东西转化成启蒙资源是不容易的。
对我来说，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统一，这本身就是前面说的“接着往下做”。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是从社会的底层出来的，我在贵州这样的中国边缘地区，底层社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过去我很少谈，后来在《我的精神自传》里谈得比较多，虽然还没有完全谈完。我的学术研究跟我文革后期的经历有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一直把我的研究称为“幸存者的写作”。我经历过很多事情，我在进入学界之前，参加了社会的各种运动，包括文革后期的民间思考。我看过很多很多的牺牲者，看过流血，甚至可以说我是从血泊里爬出来的。五七年反右，当时北大最优秀的人差不多全部成右派。我很深刻地知道很多很多比我优秀的人，他们都牺牲了，我是幸存者。也有的没有牺牲，或者也平反了，但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言权。我现在有了发言权，我很珍视我的发言权。我的发言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我对这些牺牲者和沉默的大多数是有责任的。另外，前面说过，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大学教授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受益者，因此，我们对那些依然生活在贫困状态的底层老百姓，也是有责任的。我这些年的研究、写作越来越转向农村建设，教育和文化，就含有给予“回报”的意思，即所谓“报春晖”。
促使我为普通读者写作，还有一个因素是中国国情。这是一个奇怪的国家，没有多少人读书，但是中国人太多，所以虽然读书人比例小，最后还是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很多学界的人不读书的，因为都太忙，我并不是只说别人，我自己也很忙，别人送我的书我一般只是翻一翻，我甚至很少能把一本书从头到尾读完的。所以我现在是不太喜欢把我的书送给学界的朋友的，因为送给他他不看，这不能怪他，因为我自己也不看。但是在中小城镇里，就有一批人，是我们的忠实读者。我们的文章他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读的，读完之后还讨论。现在中国的这批所谓中小城镇文化人，比如一个记者，一个编辑，或者一个书店里的老板，或者一个教师，这些人起了文化中介的作用，他们读我们的书，同时把我们的书介绍给更广大的读者。我非常珍惜这一部分人。这种现象在全世界比较少，是中国独有的。和外国学者交谈时，他们很羡慕我，说，“钱，你的书怎么能成为畅销书？我们的书顶多是圈子里的人看。”他们很羡慕，也很惊讶。我的著作连一些最偏远的山区都会有人看，还有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说你什么时候说过一句话，就像一颗种子，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结出了果子。比如我刚来之前，就收到一封信。我几年前做过一个演讲，一个人就记住了，并且现在还在读我的书。我的书他都看，但是有几本找不到，叫我寄给他。就是有这样的学术圈外的忠实读者。所以我写作时不敢乱写，原因之一就是害怕他们失望。那些读者见你的书就买，当然这样的读者不会太多，当然也不会太少。这样的读者对我的压力最大，我怕对不起他们，我写作时脑子里时时想的是这样一些普通读者。所以我是为中国这块土地上的老百姓，为那些愿意读书、想问题的人而写作。我的写作风格与写作方式受这个影响很大。我的学术著作里尽量避免用学术术语，有比较强烈的感情色彩。这不仅是我个人生命的表达的需要，也是因为考虑到这些对象。
说到这一步，就谈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学院派跟现实的关系问题。
学院派当然不能脱离现实，但学院派和现实的关系，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它关注现实的方式，不是社会活动家、宣传家那种方式，而是有自己独特的方式，它要将社会现实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学院派学者必须具备这种能力。
我想以你们所熟悉的高远东老师为例。前不久我对他的研究作过一点考察。我发现，他的研究很有特点：具有高度的学术自觉，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问题和学术界的前沿问题都有敏锐的把握，能够把社会思想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问题，进行有距离的学术思考、精细的学理辨析和深度的理论探讨。比如说，关于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的问题，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是前沿性问题。但他没有直接去回应这种争论，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具体的学术课题，就是《故事新编》研究。这个选题就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过去我们讨论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问题注意力大多集中在鲁迅早期和五四时期，而他则是把选题放在30年代。一般学者是从鲁迅的学术著作、杂文来研究鲁迅和传统文化关系，而他则是从小说中来发现。他认为小说比杂文更能显露作者真实的世界观，因为小说创作是感性的，有许多非理性的东西，更能显示鲁迅和传统文化之间复杂的关系。他这样做就把尖锐的现实问题转化成一个具体的学术课题，非常有新意。这就是学院派研究的方式。再比如说鲁迅和革命、共产主义关系的问题，这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高远东也没有正面去讨论回应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问题转化为鲁迅和墨子的关系。他背后的关怀是很重大的现实问题，但却能转化成为学术课题。所以我说，高远东的现实关怀是内化在自己的学术研究里面，是一张皮而不是两张皮。他的现实关怀不是外在于学术研究的，而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这种有机融合是学院派研究的特点和长处。
我也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就是我的《丰富的痛苦》这本书。它面对的是现实最尖锐的问题，上一世纪八十年代末，苏联东欧瓦解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历史是不是终结了，马克思主义是不是破产了，社会主义这条道路是不是走不通了？我当时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但作为一个学者，我怎么把这个尖锐的政治思想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进行学术研究？这里我做了几个转换。首先我把这个政治问题转化成为一个思想性的命题，我这样提出问题：在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历史上，从海涅开始一直到鲁迅，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知识分子都被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运动所吸引？于是，就产生了“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个思想史的命题。但还要一个转换，就是转换成我所感兴趣的精神史的问题，就是说，我不是一般地讨论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而是这样提出问题：知识分子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接近，是不是跟“知识分子的精神气质”有关系，二者之间是否有某种契合？我首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和我的同辈人——这里就显示了我的学术研究的特点，我的学术思维习惯：我总是喜欢，或者说善于把研究的课题和自己联系起来，把自己摆进去。自我审视的结果，我发现，我和我的同代人（当时，我想得很具体，就是我在贵州时的一位已经远行的好友）年轻时候，之所以被社会主义所吸引，除了所受的教育有关，更是因为我们身上具有很强的唐吉诃德气质。也就是说，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我发现这种气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有内在的联系。于是我的注意力转移到唐吉诃德气质上来。这个转换非常重要，这是个文学的转换。文学是关心人的心灵的，而唐吉诃德正是一个文学典型。进一步深入考察，在屠格涅夫的一篇著名的演讲的启发下，我又发现，在知识分子那里，唐吉诃德气其实是和哈姆雷特气联系在一起的，形成了非常复杂的关系。而且，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知识分子个体，对这两个典型形象的接受，认识与评价有很大的不同，构成了一部复杂的流动的接受史。也就是说，我要把问题弄清楚，就不能只研究唐吉诃德这一个文学典型，而且还要同时研究哈姆雷特，更要研究这两个具有原型性的世界文学史上的不朽典型的接受史。
这又是一个重要的，可以说是决定性的转换：由“文学”的课题转换成我自己的专业“文学史研究”的课题。同时又要打破专业，由中国现代文学扩展到世界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比较文学的研究，并且涉及思想史、学术史，是一个跨国度、跨学科的研究。到这时候，就可以开始研究了。深入研究之后，我又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哈姆莱特和唐吉诃德创始于英国和西班牙，它传播到中国是通过德国和俄国这两个中介；而马克思传播到中国也是从德国到俄国再到中国的。这当然不是一个偶合。这样，最后就形成了这样一个研究课题：“唐吉诃德和哈姆雷特的东移”。这当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课题，其实，它还隐含着“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东移，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这样一个潜在主题。后者是我由现实出发的问题意识，但是潜在的；而前者则是经过由“政治问题——思想问题——精神问题——文学问题——文学史问题”的四次转换而最终形成的学术课题，它是显在的，和最初的现实政治问题已经很远了，这是有距离、有深度的研究。正因为有了距离，才会有深度。也就是说，它摆脱了一开始由于现实的东欧、苏联的瓦解与中国的风波所引发的强烈的情感反应——这样的反应构成了研究的内在动力，从而产生了一种内在的生命激情，而如前所述，我是非常重视，而且追求这样的研究激情的；但在具体研究中又必须加以遏制，以至排除，以保持学术研究所必需的冷静、客观的态度。摆脱了以后，才能进行深度的追问与学理的探讨。于是，就有了对唐吉诃德、哈姆雷特气质的同情的理解与严峻的反省，对知识分子和共产主义运动关系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因此而探讨了一系列的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就是最近我在《我的精神自传》里所概括的“知识分子自我独立性与主体性”、“知识分子和民众的关系”、“启蒙主义”、“理想主义”、“思想与行动的关系”等等：这些问题的讨论，也都是隐含在历史的叙述里的，读者未必明察，我现在在《我的精神自传》里，把它作了集中的梳理。其实，这样的思想探讨，才是我真正追求的，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学术里的思想”吧。而在文学研究中，这样的思想又是和心灵、情感紧密联系，融合为一体的。因此，这一研究最后成书时，我加了一个主题词，作为书名，即《丰富的痛苦》。——一项学术研究到这时候，才最后结束。
今天回过头来看，我的这一研究显然是有许多缺憾的——我多次说过，我自己的所有的研究，只是具有“有缺憾的价值”；其实，从根本上说，任何学术研究，都是有缺憾，因而有遗憾的研究。但不管有多大缺憾与遗憾，我仍然珍视这次研究试验的经验，这是影响了我以后的研究的，今天愿意在这里和同学们分享：学术研究必须和现实生活保持联系，必须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常常产生于现实——当然，这个“现实”是宽泛的，不仅是政治、社会现实，更包括思想、文化、学术、经济、科学发展的现实，等等；而学者在进入研究时又必须和现实拉开距离，进行深度的观照，学理的探讨，理论的概括。这就是说，学院派的研究也是和现实有联系的，背后是有学者的现实关怀的，用我们今天所讨论的话题来说，是对社会现实有承担的；只是有的学术著作中，这样的关怀、联系、承担，表现得比较明显，容易被读者所瞩目；有的著作，就比较隐蔽，经过了许多的转换，读者不易察觉。特别是一些抽象程度比较高的理论著作，看似和现实无关，其实是更有一种大关怀，是承担着为时代提供价值理想、思维模式和新的想象力的大使命的，坦白地说，这样的研究是我更为看重的，这样的思想家的理论创造，只能心向往之了。这里，就提出了对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很高的要求，既要对现实有程度不同的关注和敏感，又要具有将现实问题转换为学术问题、学术课题的眼光，方法，能力与习惯。学院派研究的乐趣，也就在这样的努力中。
这里，还想对文学研究的特点，再说几句。我写过一篇文章，讨论日本鲁迅研究界的前辈丸山升先生的学术研究。其中谈到一点：丸山先生关注的焦点，始终放在“有血有肉有情感的当事人的内心”。这里有三个层面的关注：关注在大的历史环境中的，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关注同时有着具体小环境，有着独特个性的“个人”；关注他的“内心”：情感，心理，思想，思维方式，等等。在我看来，这样的对人，对生命个体独特的内心世界的关注，是真正的“文学的方式”——文学和文学史的研究的另一大特点与优势是对“审美”的研究与关注。
这也形成我的一个研究思路：对任何一个社会重大问题的关注，不执著于事件本身，而关注事件当中的人，关心生命个体的命运，关心他们的精神世界。同学们可能知道，我在退休以后，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当代思想史，特别是民间思想史的研究。从表面上看，已经远离了文学研究，其实，我的思想史研究，还是用了“文学的方式”。比如最近我写了《“1957年学”研究笔记》，对“反右”运动研究就和历史学家不一样。我研究的是几个具有典型性的右派个案，某种程度上就是我在现代文学领域对鲁迅、周作人、曹禺这些作家典型的研究的一个延续，探寻当代中国年轻知识分子、民间思想者，他们个人的命运，他们的情感、心灵，个性，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是一种心灵史、精神史、生命史的研究，可以说是一种文学研究者的思想史研究吧。这也说明，一个人在研究生阶段所受的专业训练，是他一生学术活动的基础，无论以后学术的研究路向、领域有什么转移，变动——这样的自由移动，在我看来，也是现代学术研究的一个特点，和魅力所在——，都离不开最初打下的“底子”。同学们现在正在“打底子”，正在接受专业训练，在这样的时候，考虑一下“学术研究的动力，价值，学院研究的特点”这类问题，或许是必要的。我今天所谈，完全是我个人的选择和经验，就像我经常讲的那样，我姑妄讲之，诸位就姑妄听之吧。谢谢大家耐心听完了我的讲话。
（2008年5月16—18日在学生录音记录稿上修订，有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