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美术60年：承传图新与时俱进
冯远
中国美术跟随着新中国的发展建设历程，走过了60年不平凡的道路。回顾60年中国美术的发展变化，可以清晰地感受到：中国美术的每一次转型与变革都是与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进步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珍惜60年美术来之不易的成果，是因为我们曾经走过的艰难曲折，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为中国美术的繁荣与发展注入了活力，奠定了基础。60年来，从美术观念、内容、形式、技艺到创作、教学、研究、学术交流的不断求索创新，几代中国美术工作者以他们的劳动成果为人民、为历史交出了无愧的答卷。
一
1949年新中国诞生，是决定中国现代历史与文化发展走向的重大事件。毛泽东同志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所做“因为你们都是人民需要的人，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的讲话，确立了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思想作为建设新中国文化艺术事业的指导方针。来自解放区和全国各地的美术家首次会师北京，共商新中国美术发展大计，并且有系统地组织起来采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批评方法，努力发展为人民所需要的美术工作。经历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外文化碰撞既论争、又互补的时代洗礼，延续了旧王朝的文化遗韵和西方艺术舶来国内与中国实际发生化合而萌生新文化诸种现象并存的过度时期，持有不同艺术观念的美术家们先后参与了50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文艺界的整风学习运动，使他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批判没落的西方现代艺术和腐朽的封建文化，改造世界观，转变立场和感情，改造旧文化，深入工农群众建设新中国的火热生活。跨入新时代的新老美术家，无一不真心诚意地接受着群众性的批评教育和自我脱胎换骨的思想改造，他们受到人民当家作主的风发意气感召，自觉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以群众喜闻乐见的风格形式和乐观积极的精神，反映新时代的革命斗争、生产运动和民众生活，成为当时美术家努力的方向和创作的主流特征。
1956年至1958年，毛泽东同志先后提出“在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在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的方针和诗歌创作“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统一”的艺术创作方法。广大美术家的思想获得解放，积极性得到充分调动，他们从不同角度反映生活，追求个性化的风格样式，涌现了一批新颖有质量的作品。但是随之而来的“反右”运动使众多知识分子、艺术家受到了批判打击，抑制了艺术和学术领域本来正趋良好的发展态势。60年代初，我党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针对前一时期的“左倾”偏向，中宣部制订并颁发了《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使文学艺术的创作再现生机，形成了短暂但却宝贵的活跃期，“双百”方针重获尊重，艺术家们得以创作发表风格各异的优秀作品。
秉持着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创作的惟一源泉的理念，美术家们深入工厂、农村、部队，向工农兵学习。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组建画院，着手改造美术教育。中国画创作告别了文人画情趣追求，转向表现新生活，促进“新国画运动”的开展。以齐白石、黄宾虹、潘天寿、吴湖帆等人为代表的老一辈画家革故鼎新，另辟蹊径，走出新路；于非闇、陈之佛、郭味蕖的工笔花鸟画，傅抱石、关山月、赵望云、李可染、石鲁的山水画求新等，从不同角度加入改造旧国画的潮流，构建传统绘画形式在新时代的风骨神韵；而老一辈人物画家林风眠、蒋兆和、吴作人、叶浅予和中年一代画家黄胄、王盛烈、杨之光、方增先、刘文西等从素描、速写入手，创作了一批反映工农大众新形象的优秀作品。如中国画《洪荒风雪》《粒粒皆辛苦》《八女投江》《江山如此多娇》《转战陕北》《祖孙四代》等，油画则以董希文的《开国大典》、吴作人的《齐白石像》、冯法祀的《刘胡兰就义》、侯一民的《刘少奇同志和安源矿工》、詹建俊的《狼牙山五壮士》、蔡亮的《延安火炬》、王式廓的素描《血衣》等为代表，同时一批优秀的中青年油画家如靳尚谊、闻立鹏、朱乃正等脱颖而出。版画艺术获得全面发展，古元、彦涵、黄新波、黄永玉、李焕民、晁楣、赵宗藻等众多具有鲜明地域特点的版画家群体声誉鹊起。雕塑则由刘开渠、曾竹韶、王朝闻、傅天仇、萧传玖、潘鹤领军，创作了人民英雄纪念碑浮雕、北京农展馆群雕、《艰苦岁月》《收租院》群雕等具有民族风格、气势浑朴刚健的好作品。同时期的大众美术质量水平也有较大提升，以反映新社会新气象新风俗的新年画和木板、月份牌年画发行数量剧增。连环画艺术涌现了《我要读书》《十五贯》《山乡巨变》《铁道游击队》等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宣传画、漫画配合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时期党的中心任务，积极宣传新中国建设成就，哈琼文、钱大昕、华君武、方成、米谷、丁聪等画家的作品拥有广泛爱好者。广大美术家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与人民打成一片，肩负起时代使命和社会责任，戳力创作，不懈进取，用作品再现革命历史风云，描绘新中国建设者的崭新风貌，歌颂祖国大好河山，书写了时代新篇章。
二
1966年至1976年，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地，林彪、四人帮控制的这场革命，以横扫一切的气势在上层建筑和文化领域中推行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给党和国家带来了巨大灾难，也给文化造成空前浩劫。美术创作、展览、教育、出版陷于停顿，文化行政部门和文艺机构被“彻底砸烂”，大量文物和珍贵艺术品遭损毁焚烧，一大批著名美术家和持不同艺术观点的文艺界人士遭受无情批判和不同程度的迫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艺思想，全面否定中外文学艺术遗产，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17年的文艺成就，以简单粗暴的手段对文艺实行严厉监管。甚至攫取体现了文艺家集体智慧的“样板戏”成果，总结、推行其“三突出”文艺创作原则和“高、大、全”、“红、光、亮”创作方法，使艺术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一切不符合既定范式的文艺作品，均在批判打击之列。
生活在特殊年代的美术家只能在艰难压抑的环境中从事创作，他们中有的出于对这场革命的纯真感情和善良愿望而遭到政治愚弄，少数人则不自觉地被牵连进政治斗争和阴谋文艺，成为受害者。但是绝大部分的美术家则保有良知，对“一花独放，百花凋残”的创作现状持怀疑态度，更有一些具有胆识、个性的画家坚持着个人的艺术主张，他们虽置身暗夜仍孜孜追求艺术理想。有的虽然以明艳的色彩、宏阔的场景描绘“革命运动”、歌颂“新生事物”，但却相信：谬误必将过去，光明终将到来。
1975年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全党全国人民和广大文艺工作者对文化革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有了清醒的认识和深刻反省，极左文艺路线的倒行逆施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深恶痛绝，中国的文艺事业开始出现了一线生机。即使是在“黑云压城”的年代，美术家们仍然创作了一批能够代表这个历史时期的好作品。除了油画《毛主席去安源》、版画《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宣传画《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等和遍及全国的红色海洋美术作品外，汤小铭的《永不休战》、何孔德的《古田会议》、亢佐田的《红太阳光辉暖万代》、杨之光的《煤矿新兵》、陈逸飞、魏景山的《开路先锋》、陈衍宁的《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雕塑《农奴愤》和大批毛泽东塑像以及唐大禧的《海的女儿》、王克庆的《李白》等一批出自青年美术家的作品仍然受到广泛关注。同时，许多专业美术家深入基层，辅导工农群众的美术创作，一时间工人美术、部队美术和陕西户县、上海金山县等地的农民画纷纷发展起来，群众性美术创作活动十分活跃。中国美术家牢记作为劳动阶级一分子的身份和社会责任，从未停止过用手中的画笔赞颂伟大领袖和对美好理想的憧憬。
三
1976年秋天，随着“四人帮”的覆亡和“文化大革命”的宣告结束，现代中国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1978年春天，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引发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成为思想解放的前导，它从根本上动摇了极左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进而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学术界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反对教条、反对迷信的思想解放运动。同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宣告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结束，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中国在付出了十年的沉重代价之后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的文化、教育、科技迎来了春天。1979年，邓小平同志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发表的《祝词》，赢得了如雷的掌声，令广大文艺家深受鼓舞。禁锢和桎梏一旦冲破，埋藏于老中青几代美术家心中的创造热情被充分激发出来。各级文化艺术部门和专业机构相继恢复，报刊杂志恢复出版，美术院校恢复招生，一大批青年才俊进入院校深造。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激励下，美术与其它艺术门类一样走出僵化、封闭和单一概念化误区，形成了生动活泼的局面。
上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美术界经历了一个“拨乱反正”的阶段，刚从文革余悸中解脱出来的美术家们力图在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中摆脱旧有的思维模式，寻找摸索一条正确路向。“伤痕美术”、“乡土美术”应时而生，以反映“文革”经历主题的作品《为什么》《春天开始苏醒》、连环画《枫》和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陈丹青的《西藏组画》、袁运生的壁画《泼水节》、方增先的小说《艳阳天》插图、尤劲东的《人到中年》等分别以沉重的笔触、饱满的色彩体现了切入历史深处的沉思、反省和对理性精神、人道主义的价值追求。改革开放的深刻变化为美术家提供了各类丰富多彩的素材与创作命题，拓宽了他们的视野，同时也促使他们将触角伸向更为广阔的空间，现实主义艺术精神内涵与实践取向具有了更为丰富、深广的意义。以刘海粟、李可染、吴冠中、张仃、程十发、华君武为代表的老艺术家焕发了青春，创作热情高昂；又有詹建俊的《高原的歌》、靳尚谊的《塔吉克新娘》、朱乃正的《国魂》、陈逸飞的《占领总统府》、广廷勃的《钢水·汗水》、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王子武的《曹学芹》、李少文的《九歌》、郭全忠的《万语千言》、彦涵的版画《春潮》、王公懿的《秋瑾》等优秀作品相继推出；架上雕塑重振实力，景观雕塑在城市勃兴以及首都机场壁画引来观众热议；漆画艺术异军突起，群众性美术活动和通俗美术读物发行数量的增加等等，都标示着中国美术在新时期的应有建树和繁荣状态的初步显现。
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与国际间的文化艺术交流日益频繁。美术家接触、了解西方各种文艺思潮和艺术形式的机会大大增加，使八九十年代成为中国当代美术史上吸收借鉴外来艺术最为活跃、外来艺术对中国美术发展产生影响最广泛的时期。80年代中期出现的青年美术思潮，既反映了青年艺术家善于学习吸收外来艺术和观念的热情，也体现了他们革新中国美术、“追赶国际潮流”的急切愿望，同时又天真地以为靠简单的反叛、解构传统，通过模仿借用外来艺术的理念和形式就能够解决中国美术现代化的途径问题，实践和经验表明这是不切实际的，也是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建设的目标相悖的。但是作为学习过程，“85美术新潮”的价值在于：它促使中国美术去思考和关注理论与实践创新的若干迫切课题，促成了当代中国美术创作向多元多样发展的趋势。中国画开始了由传统形态向现代性的转换，油画、版画等艺术在外来样式基础上寻求本土特色和民族风格，而抽象艺术、装置、影像、计算机、动漫艺术等现代外来形式的引入和采纳，使中国美术在较短的时间里真正摆脱了原来单一的创作模式，呈现出丰富多样的局面。尽管这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但是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新时期中国美术的健康发展无疑是十分必要和意义重大的。
四
1996年，第六次文代会、第五次作代会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进一步明确了党的文艺方针路线，阐明了文艺工作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以及文艺工作者实现以优秀作品鼓舞人的任务，使人民群众不断提高的精神需求得到满足，弘扬主旋律与提倡多样化完满统一起来的目标。上世纪80年代美术多样化发展的艺术锋芒，在新时期国内国际文化激荡的背景下应接着新的课题和挑战。市场经济的逐步建立，既拓展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也使美术创作受到多种复杂变化的社会因素影响，学术界曾围绕重建价值标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
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美术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贯穿在艺术创作中的个性意识和主体观念的增强与现代美学理念的传播吸收，催生了诸多新的学派观点和绘画类型。如“新文人画”、“实验水墨”的发端与笔墨论争，色彩型绘画、工笔绘画和民间意趣型绘画风格的相继产生；油画的“新学院派”、“新古典主义”、“写实主义画派”、“意象性油画”等学派纷纷推出新作；版画、雕塑则以丰富的语言与材质大大拓展了表现空间，综合手段被更多地采用。陆俨少、白雪石、周韶华、贾又福笔下的山水形胜，朱屺瞻、许麟庐、崔子范、黄永玉的花鸟新韵，既继承了传统中国绘画的艺术精华又具独创精神。而《太行铁壁》《开采光明的人》《矿工图》《走出巴颜喀拉》《晚风》《屈赋辞意》等作品则将中国人物画的风格、语言和技艺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油画则以孙卫民、宋惠民、全山石、尚扬、朝戈等一批实力派画家和版画界广军、赵延年、阿鸽、徐匡、郝伯义等，雕塑界程允贤、钱绍武、田世信、孙家钵、叶毓山等成为学术带头人。在现代主义的形式、语言探索和多种材料性能的有机发挥方面，则有徐冰的《析世鉴》、吕胜中的剪纸系列《行》、谷文达的水墨《文字系列》、蔡国强的火药实验艺术等，在抽象形式中融入传统文化哲学理念，经由图式呈现现代符号理念的设计与阐释。“笔墨当随时代”，中国美术家们在继承中创新，不仅在内容题材和手段的多样性方面反映现实生活，在审美价值取向上表现出对真、善、美的深度追求，更重要的是传达出了美术家的理性精神和文化担当意识，作品中洋溢着智慧的火花和艺术感染力。他们勇于变革创新，通过不同的绘画方式媒材状物诵情，显现出风采各异，多样并存发展的创造活力。
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