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四）
季老给中国文学留下两道“题目”
李冰
季老走了。这突如其来的噩耗，让我心中充满了悲痛。
今年1月21日，正值农历腊月廿六，离春节还有四天，我去301医院拜望季老。按照提前约定的时间，下午三点，准时来到季老的病房门口。我想，季老可能是在病床上，没想到进屋一看，季老已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们了（与我同去拜望的还有三位同志）。看到我们，老人微笑着含颌示意，招呼我们坐下。
这是一个长方形的病房，简洁干净，窗台上放着绿色植物，墙上挂着一幅喜雀登枝的国画。因为我们带了几盆花，惹得护士们急忙跑来检验，确认不会招致老人花粉过敏后才被允许摆进房间。
季老披着一件深米色薄绒外套，瘦小的身躯有一种禅定的超然。季老的秘书告诉我们，老人中午小睡过了，现在精神状态特别好。护士却在边上嘱咐，谈话别长了，别累着爷爷。我答应说，大约一刻钟吧。于是，我外套也没脱就坐在了季老的对面。
这是一次令我终身难忘的谈话。季老以他笃实求真的风格，谈了他对当今中国文学的看法。
季老问，近些年有哪些好小说？
我说，刚评完茅盾文学奖，有四部获奖小说。
似乎季老并不满意我的回答，也并不满足已取得的文学成果，他说：“现在是大时代，大时代应该出大作品，这是历史的必然。”季老怕我没听清，又重复说了一遍。
我明白了，季老所说的大作品是像《战争与和平》那样全景式反映一个阶段历史的巨著。“出大作品”，这是季老给中国文学出的第一道“题目”。
在2月末召开的中国作协全委会上，我转达了季老“出大作品”的期望。我向委员们说，季老以近百岁而抱病之身，仍然念念不忘“出大作品”，充分体现了国学前辈的责任感。我们的作家和作协的同志应该不辜负时代、不辜负历史、不辜负人民的期待。大作品应该是体现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完美统一的精品。大作品不是自封的，也不是少数人评定的，要经过历史检验、群众检验。创作出大作品，是我们永远的努力目标。
接下来，季老谈到诗歌。他说：“中国是诗歌大国，但是我们现在的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诗歌没有找到它的形式”，这是季老给中国文学出的第二道“题目”。后来，我把季老的看法转达给《诗刊》的同志，希望从事诗歌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同志认真解读，改进现状。
老人的谈兴甚浓。季老说，中国的古典汉语简洁、优美，讲究含蓄，讲究蕴藉，讲究神韵，能传达一种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意境，具有一种东方文化的魅力。中国的汉字语言，是老天爷给中国文化的恩赐，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丰富宝库，我们不可丢弃了自己的文化优势。中国文化的复兴，首先要从继承发扬汉语的优美品格做起。季老还给我们背诵了一首诗。
这是我第一次与季老交谈。百岁老人那双仁寿白眉之下的眼睛充满了慈祥睿智，而那瘦弱的身体里发出的是铿锵之声。谈话时，我握着季老的手，手很凉，屋里并不冷，是老人的末梢循环不好。我想用自己的体温给老人暖暖手，就这样“执手”相谈了一个小时。为了“别累着爷爷”，我们只好起身告辞。临别，我祝福老人家春节快乐，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季老说，我站不起来，不能送你们，谢谢！
而今，季老走了，但季老的风范永远刻在我们心里。季老出的两道题目等待着文学界的回答。我相信，中国文学界会记着季老的期待，并以实际行动告慰季老的在天之灵。
原载2009年7月16日
魂归朗润园
乐黛云
季羡林先生终于离开了他久住的医院，平静、安详，没有痛苦，也没有现代各种医疗器械的折磨！我私心总以为先生是重返他住过几十年的朗润园13公寓旧居，又再与我为邻。我总觉得先生和过去一样，正漫步在那条美丽的湖畔幽径，悲伤地凭吊那棵无端被拦腰劈断的老紫藤；我仿佛又看见先生坐在湖边家门前那张简朴的长椅上，时而和邻家重孙辈小孩儿嬉笑，时而远眺夕阳，默默沉思。他热爱这周遭的一切，特别是春日沿湖盛开的二月兰。二月兰，联系着先生的生命体验和他的哲思。先生写道：“二月兰一怒放，仿佛从土地深处吸来一股原始力量，一定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连宇宙都仿佛变成紫色。”每当读到这里，我就不禁想起鲁迅写的：“猛士出于人间”，“天地为之变色”，想起在各种逆境中巍然屹立的伟大人格，也仿佛看到了先生的身影。先生曾在二月兰花丛中，怀念早逝的爱女，目送她“穿过左手是二月兰的紫雾，右手是湖畔垂柳的绿烟，把我的目光一直带到湖对岸的拐弯处”，也曾充满爱怜地回忆“一黑一白，在紫色中格外显眼”的“我的小猫——虎子和咪咪”。先生赞美二月兰说：“应该开时，它们就开，该消失时它们就消失。它们是‘纵浪大化中’，一切顺其自然，自己无所谓什么悲与喜。我的二月兰就是这个样子。”先生将自己的人格和灵魂移情投射到平凡美丽的二月兰之中。他曾在这开满了二月兰的湖滨，满怀深情地咏叹着那种淡定而美好的生活：“午静携侣寻野菜，黄昏抱猫向夕阳，只道是寻常。”这一切曾经是“寻常”，又是多么“不寻常”啊。
今天，先生亲手播种的荷花（季荷）正在盛开，比往年都开得多而鲜艳；远来的白鹭和野鸭在沿湖沼泽中低回，仿佛在等待什么人；柳树丛中的杜鹃，声声呼唤着“归来”。我和他们一样，平静地等待着先生魂归朗润园！我总觉得我一定会在哪一个拐弯、哪一张长凳上与先生突然相遇！
先生一直十分关爱我，是我的最后一个父辈。一个人，不管年纪多大，只要有一个真心视为父辈的长者在身边，就会觉得自己还是孩子，可以犯错误，可以“童言无忌”，直抒胸臆。三十年过去，先生就是这样，耳提面命，时而批评，时而表扬，带我一路走来。
记得是1980年的一天，先生突然对我说起，应在北京大学成立比较文学学会和比较文学中心，经过讨论，他担任了两个新组织的领导者，我则充当了跑腿的马前卒。那时，正在编撰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原没有“比较文学”这个条目，先生坚持必须加上，并命我撰写。这就给了我一个全面研究这一学科的机会，从此走上了比较文学的不归路。先生一再强调“有了比较，多了视角，以前看不到的东西能看到了；以前想不到的问题能想到了，这必能促进中国文学的研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让世界比较文学界能听到中国的声音。这一件事情的重要意义，无论如何也决不能低估”。当遇到困难时，先生总是鼓励我们：“中国比较文学学者的脚底下，从没有现成的道路，只要我们走上去，锲而不舍，勇往直前，在个别时候，个别的人，也可能走上独木桥，但是最终会出现康庄大道。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1985年，全国36所大学和研究机构联手策划成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因为是“全国”，又是“跨省组织”，我们碰了许多钉子，都无法获得批准。最后先生亲自找了胡乔木和体改委，学会才成功地在深圳如期成立。先生在会上强调比较文学所要探索的就是文学方面的文化交流，明确指出中国比较文学的第一个特点是以我为主，以中国为主；第二个特点是把东方文学纳入比较的轨道，以纠正过去欧洲中心论的偏颇，为中国比较文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我沿着先生指示的方向前进，任何时候都感到背后有先生强有力的支持。
先生对我的指引，远不止于学术。2000年先生主编《当代中国散文八大家》，命我编选《季羡林散文精选》。我有幸阅读了先生的绝大部分散文。我认为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先生的影响远不止于他的学术，而是他数量极大的散文和透过这些散文所表现出来的理想追求和人格魅力。和先生商量，我把这本散文集命名为《三真之境——真情·真思·真美》。使我感动至深的首先是先生对祖国的一片深情，这种深情早已超越一般理性，化为先生自己的血肉，化为发自内心的纯情。以这样的热忱作为生活的动力，生活就会色彩烂漫而又晶莹透明。古今多少文字“灰飞烟灭”，惟有出自内心的真情之作，永世长存，并永远激动人心。如郭店竹简《性自命出》所说：“凡声，其出于情者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正是心怀这样的挚情，人就可能于绝处逢生。记得先生的一小段散文是：“这枯枝并不曾死去，它把小小的温热的生命力蕴蓄在自己的中心，外面披上刚劲的皮，忍受着北风的狂吹；忍受着白雪的凝固；忍受着寂寞的来袭，切盼着春的来临。”这些话给过我那么多亲切的希望和安慰，助我度过严冬。事隔四十余年，我至今仍难忘怀。“爱国、孝亲、尊师、重友”，这是先生所有散文最根本的主题。先生临去前一天接见一位拟编《少年季羡林》的编辑时，曾将这八个字接连重复了三遍。这是先生心心念念要传之后辈并流传永远的嘱托。
七月流火，朗润园处处洋溢着先生移情寓意于二月兰的那种“要把花开遍大千世界，紫气直冲云霄”的蓬勃生命力。我和朗润园的大自然一起敞开心扉迎接先生归来。
原载2009年7月18日
努力“读懂中国”的人
任芙康
我时常请安的一位耆宿谢世了，可我毫无知晓。老人追悼会的是日上午，我正流连于浙中一座古镇。同样不知道的是，这里竟是生养逝者的故乡。
整个5月中旬，我出门在外，南去北来，见了不少业内的人，说了不少圈外的话。看上去信息环绕，其实极其闭塞。20日回到办公室，从一堆信里，翻捡出一份寄自上海的讣告。惨白的纸，印着幽黑的字，告诉我，十二天前，何满子先生的灵魂，从瑞金医院走了；三天前，何满子先生的身体，从龙华殡仪馆走了。对何老远行，本有预感，但九十一岁的老人一旦真地上路，我还是神思恍惚，心里特别难过。尤其不能原谅自己的是，与噩耗隔耳，竟未能灵前默哀。我拿起电话，又放下，不晓得要打给谁，不晓得如何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