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辑（一）
印象
梅香一缕祭父亲
——怀念我的父亲殷白
张小红
2008年1月，天气寒冷且残忍，它使我国南方暴雪成灾，人民生活陷入困境，也让我永远失去了亲爱的父亲殷白。当我从北京赶回重庆，只见到了躺在冰冷灵柩里父亲瘦弱的身躯，任凭我呼唤，他再也没有应答。之前的每一天都在计划着回渝看他，可还是错过了。十二年前错过了母亲，如今又错过了父亲，多么地无奈和不孝啊。在同样寒冷的深夜，悲伤心痛汹涌袭来。
上次见到父亲，是2006年“五一”，那时父亲刚从他的家乡浙江海宁回重庆，我们一家三口回去看他，临别，他一直送我们到文联大门口，眼望着我们坐车离去，我扭头看他单薄的身影，心中就有隐隐的不安，但还是坚定地相信，父亲一定能等到我们再回来探望他。不是吗？八十岁前他还拎着箱子赴全国各地参加文学活动探访新老朋友，八十三岁患脑血栓并从二十几级台阶倒头摔下都奇迹般康复了。他还说到时要来北京看奥运会，看他的老朋友。没有想到，这一次见面竟是我们父女的永诀。没有想到，还是一次摔跤，竟夺去了他的生命。一月的重庆街头寒冷彻骨，越冷越开花的腊梅还在卖花人手里叫卖，父亲已不能再闻梅香。买一束献在父亲的灵前吧，让缕缕幽香陪伴父亲的灵魂升上天堂……父亲素来喜爱梅花，尤其山城的腊梅。我的家一直分两处，报社一个家，文联一个家。后来是出版社一个家文联一个家。从上小学我就常常在周末到重庆村30号重庆文联院子，和父亲一起度过一天一夜。如果是在冬天，每回打开家门，青花瓶里一定有一束腊梅正含苞怒放，释放幽香。
父亲十九岁时写的散文《茧市》被茅盾选入其主编的《中国的一日》。他到过延安、听过“讲话”、参加过第一次作代会，是最早的中国作协驻会作家、新中国刚成立就和母亲随刘邓大军的二野挺进西南的文艺战士。曾参与《新华日报》恢复工作并任副刊主编、党组成员，1953年任重庆文联的编辑部部长，1954年筹办中国作协重庆分会并兼任秘书长，筹办《红岩》的前身《西南文艺》（《芦笙恋歌》此时问世，因此成名的作家彭荆风至今感怀）并任主编，重庆《大公报》副刊、《大众文艺》主编。一场极“左”的浪潮、“文革”的风暴，卷走了这一切。但是，他没有被命运击倒。他深入生活，去到电厂、煤矿、三峡工地，写下《一群皮匠的路》《梁定基和他的瓦斯卡片》《弃水之争》等一批有影响的报告文学和小说。后甘当人梯绿叶，以此为乐、为荣，不惜延误自己的创作，积极为成渝两地的文学讲座授课，为重庆、四川许多作家的作品写评论、写序，扶助不少文学爱好者走上文学之路。1979年，一部叫《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的小说在川西内部刊物《沱江文艺》发表，父亲一眼识中它闪烁的辉光，很快写出《题材选择作家》的评论连同该小说寄给他的老上级、当时的文艺界领导周扬。周扬看过也很肯定，又热情地给沙汀写信，让沙汀把我父亲的文章转给《文艺报》。相传这篇评论的发表过程，在《文艺报》成为一段有趣的史话。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后来荣获首届茅盾文学奖，与已经离世的文艺界三位老人当初的力举有很大关系。而茅盾文学奖的另一部作品、王火的《战争与人——三部曲》，父亲当初也曾着力评述。那时，我家总有源源不断的文学中、青年带着稿子来访。伴着梅香、墨香，听到父亲认真地和他们探讨稿子的成败得失，谈人物的命运、情节的设置、语言的运用。也许我似懂非懂的心灵就在那时受到了熏染，以致促成了我选择父母不懈倾力的编辑职业。父亲助人毫无私心且热情好客，每谈完文学，还要留住他们品尝他的烹饪手艺。
父亲1949年到了重庆，但他十分热爱故乡浙江海宁，只要出行方向是往东或向北，他总要绕道回海宁。他喜欢做饭，条件多简陋，也能做出香喷喷的家乡饭菜。我最喜欢吃他做的猪油蔬菜焖饭、酸菜蚕豆瓣汤、梅干菜烧肉。虽然那时信息不畅、物资匮乏，我和哥哥却从小就熟知钱塘的潮水、水乡的乌镇、嘉兴的粽子、海宁的皮影以及杭菊、茴香豆、加饭酒。当然，我们更熟知鲁迅、茅盾、徐志摩这些文学星空中的名字，父亲的书桌上一直放着一尊陶瓷的鲁迅塑像和一只铜雕的“孺子牛”。因此，江南浙江在我们兄妹心中是具体的。以致后来我们多次回到父亲的家乡海宁，对那个不曾生养过我们的一方水土充满了感情和认同。父亲几十年间将多方面的文化才智贡献给了重庆、四川，在八十四岁时他终于回到自己念兹在兹的家乡，他有诗说：滔滔慈母泪，悠悠祖国情。归来补旧甲，还去续长征。他把全部藏书及母亲遗留的部分书赠送给家乡。他在家乡题字送人、写诗寄情、学堂讲课。他要把最后一点余热献给家乡。家乡人民也回报他更隆重的礼遇，为他成立了“殷白图书馆”，特邀他出席每年的政协会议，电视、报社多次专访，还为他印制出版了最后一本书《北去南归轻吟浅唱》，他成为家乡文化界、学生们尊敬的老前辈、革命老爷爷。他在故乡六年的日子是愉悦开心的。父亲去世后，海宁市委宣传部、市文联、镇上的领导一行四人还专程前来重庆吊唁。
“祖居钱塘贫到骨，不为斗米屈尊荣。一从延水长流去，闻道欣至夕阳边”。父亲写这首诗勉励我们兄妹，真理无穷，献身实践，贵在不息。父亲对青年时代投奔的革命圣地延安的爱更是刻骨铭心的，他的散文《延安秋夜》《蓝家坪的青春》等有对聆听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教导的真情感念。早年，他嘱托去延安的友人带回一块延安的石头、一捧延安的沙土，用红纸红绳包了一直存放在书橱里。六十六岁时，他在哥哥的陪同下终于回延安了，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他欣慰地作诗说：“朝辞延水去，经冬又复春。归来炕不冷，毕竟有亲人。”贺敬之写文章称父亲“他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位优秀的文学评论家和编辑家，更重要的是一位坚强的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文艺战士，是一位青春尚在的名不愧实的老延安”。父亲一生行走在路上，崇尚实践。战士倘不死在战场，就是回到故乡。他回到了故乡海宁和“有亲人”的延安，他会是满足的吧。舔犊情逝，天上人间，与父亲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还在深深的怀想中。父亲离去快一年了。天气也越来越冷，山城的腊梅又将盛开了吧，朦胧的泪光中，多想让思念随缕缕的梅香一起上升，永远陪伴云绕在父亲的身旁。
原载2009年1月10日
难忘刘厚明
束沛德
英年早逝的刘厚明，离开我们将近二十个春秋了。每当想起他在创作、工作、社会活动诸方面显示出的充沛激情和活力，我依然不能不为儿童文坛失去这么一位出色的干将而深感哀伤和惋惜。
厚明在儿童文学领域出道较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先后发表了《纽扣》《夏天来了》《小雁齐飞》等一批优秀儿童剧。早在1956年，二十三岁的厚明就参加了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并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他是和刘绍棠、从维熙、任大霖这样一些当年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同时入会的。在儿童文学队伍里，称得上是一位年轻“老将”。十年浩劫后，进入历史新时期，厚明相继发表了一批优秀儿童小说，如《黑箭》（获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绿色钱包》《阿诚的龟》（获中国作协首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赢得了文学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
我还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进中国作协领导班子。当时作协主持工作的张光年不止一次地对我们几个相对年轻的党组成员说，肩上挑了担子后，务必坚持多读作品，多练笔，无论如何不要陷在文山会海里。他还煞费苦心地让我们担任作协创作研究室的兼职研究员，以便经常了解、研究当前创作状况、趋向。那时，创作研究室的一些研究人员，都根据自己对作家的熟悉、爱好情况，分别拟定选题，撰写作家作品论，如曾镇南的《王蒙论》就是其中的一篇。我出于对刘厚明作品的喜爱，十分赞赏他对人类美好、善良感情的揭示和讴歌，也很欣赏他注重儿童情趣、追求单纯、质朴美的创作风格，因而跃跃欲试，萌生了写一篇比较全面地评述其作品的《刘厚明创作论》的想法。我想方设法搜集到当时他已发表、出版的全部作品，挤业余时间仔细阅读了他的《六个儿童剧》《儿童喜剧集》、短篇小说集《红叶书签》《阿诚的龟》、小说童话合集《黑箭》、小说散文集《啊，我亲爱的大河马》、中篇儿童小说《小熊杜杜和它的主人》、散文集《亚非九国游记》等。“文革”前他写的儿童诗、儿童剧、儿童小说和话剧剧本《箭杆河边》《山村姐妹》等，也都找出来一一浏览了。我边读边写札记，对他的创作历程、作品特色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我拟出了一篇论文的提纲，并写了个开头。但后来终因全力投入中国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繁杂的组织工作、秘书工作缠身，再也不能坐下来从容地写下去，只好无可奈何地搁置一边了。如今，想起这件事，我还深深地引以为憾哩。由于自己的怠惰，欠下这笔文债，不仅失去了一次在文学上、心灵上与厚明和其他儿童文学同行对话、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辜负了光年等前辈要求我“多读作品、多动笔杆”的殷切期望。
厚明不仅是一位卓有成就、影响的儿童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一位密切关注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有心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先后发表过一组《编余札记》和《路，越走越宽》等漫谈编辑、创作体会的文章。他发表于1981年第4期《文艺研究》上的论文《导思·染情·益智·添趣——试谈儿童文学的功能》，则是一篇紧密联系儿童文学现状、针对性很强、富有真知灼见的好文章。在改革开放之初，厚明在这篇文章中最早提出不能“对儿童文学的教育功能看得太狭隘、太机械”，他用又新鲜又独特的“导思·染情·益智·添趣”八个字对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作了全面、精辟的概括。在他看来，“导思”就是要引导小读者思考生活、认识生活；“染情”就是“要用美好的、高尚的和正义的感情，感染小读者”；“益智”就是要“对小读者智慧的发展有所助益”；“添趣”就是“既要满足小读者的欣赏要求，又要帮助他们提高欣赏趣味”。长期以来，特别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儿童文学的价值功能、儿童文学与教育的关系，一直是儿童文学界争论不休的一个热门话题。现在看，厚明在1981年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就很到位、很完整，从中可以窥见他在理论上的敏锐与前瞻性。我注意到，1988年希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大系·理论（二）》（蒋风主编）、1991年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编选、出版的《中国儿童文学论文选（1949-1989）》、1996年接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儿童文学论文选》（王泉根评选）等，都选收了刘厚明这篇很有见地和分量的论文。但就我读到的几本有关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中国儿童文学理论批评史的论著，似对厚明这篇论文的价值和贡献均缺乏应有的评估。我想，这是不该被忽略和遗忘的，理应记上一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