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作家而言，写作本身也是一种跨越，身边的诱惑、嫉妒、谗言、磨难、平庸、媚俗、矫情、虚伪，以及种种干扰和不公正，都是试图阻挡你超越自己的障碍。如果你不能做到像刘翔那样旋风般地将它们甩在身后，那你就用坚强和隐忍，把它们一一踩在脚下。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高尚自律的人，因此我需要信仰的指引；我也不认为自己的爱心和责任感，就足以承担一方土地的厚重。我只能做到：当别人去追名逐利时，让自己的心像沉入湖底的石头；在别人畅游在物欲之河时，我转过身去，趟过脚下平庸的浊流。我为自己感到庆幸，十年来我做了一桩有意义的工作，把三本书奉献给我的读者，供奉给那片神奇的土地。不是我书写了这片大地，而是这片大地召唤了我。我服从了召唤，就像服从黎明的第一缕阳光，把我从黑暗中唤醒。
原载2009年7月7日
从无我到有我
——我的文学经历
张守仁
我在从事近半个世纪的文学编辑工作之余，主要研究、写作、翻译散文。散文是一种自由的文体，易写难工。在我看来，一篇优秀的散文，除了具备纯熟的语言、生动的细节、深刻的思想、新颖的构思、奇特的角度外，首先要有个性、要有我。我是每篇散文的灵魂。无我即无个性、无独特性。散文就是要写自我。散文姓散、名文、字自我。我长期形成的九字散文观“要有我、写独特、独特写”中，把“要有我”放在最前面。世上每一个自我，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天下没有第二个和我相同的我。每个人的出生、籍贯、教养、阅历、兴趣、爱好、职业、体验都不同，所以每个人根据自己的观察、思考、识见、情感写成的散文，就有独特性，就决不会与别人重复，就会散发出个性的光芒。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中总结道：“现代散文的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从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散文要“以自我为中心”、散文要“处处不忘自我”，是“五四”以来散文名家们的心得体会。古今中外许多散文佳作的篇名里，大都有一个“我”字，如胡适的《我的母亲》、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朱自清的《我是扬州人》、吴伯箫的《我还没有见过长城》、丁玲的《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史铁生的《我与地坛》、冰心老人九旬以后写的《我的家在哪儿》、美国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邱吉尔的《我与绘画的缘分》、川端康成的《我在美丽的日本》等等。这些中外散文史上的名篇，都突出一个“我”字。散文有了我，就有了真实的心灵，就有了丰满的血肉，就像汁液饱满的水果那样，具有了鲜艳的色彩、独特的芳香。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人们怀着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新时代的到来。我难忘在故乡度过的第一个国庆之夜那欢歌笑舞、火把游行的热烈场景。建国之初，百废俱兴，干部廉洁、作风严谨，万象更新。五星红旗指引下的共和国，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之后，轰轰烈烈地投入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接着思想改造运动，在知识分子中大规模展开：要求大家检讨原来的思想，转变自己的立场。文艺批判，接二连三：批《关连长》、批《我们夫妇之间》、批《武训传》、批《清宫秘史》、批《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政治运动，绵延不断，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1955年又大张旗鼓地搞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运动，接着又批判“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
1950年2月，我离开家乡崇明岛参军。在陈毅当校长的华东军政大学学习一年之后，即转入华东军区外语专科学校学俄语。两年后即1953年，我被分配至南京雷达学校做翻译。1955年，机关组织大家学习刊登在《人民日报》上揭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按语时，同事发现我读了胡风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文章之后，用笔画上了着重线。单位领导便要求我检查自己的思想，追查我和胡风的组织联系。我是一个文学青年，不认识胡风，只知道他写过歌颂新中国诞生的诗。我对他的文章，发生了兴趣，便画上了着重线。我的检查通不过，便组织人翻检我办公桌里的信件，要求我交出自己的全部日记供审查。我百口莫辩，难以说清。一直折腾了三个月之久，才勉强过关。从此我犹如惊弓之鸟，小心翼翼，惟恐坠入深渊。知识分子们舒展开的眉头，慢慢紧锁起来；敞开的胸怀情不自禁地掩盖起来，深恐自己的思想意识、自己的阶级立场不能适应新社会工农兵的需要。1957年整风反右，许多著名作家都因为自己的作品和言论，而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之后，谁还敢暴露自己真实的思想，发表自己独立的见解、独特的体验。正如巴金在《说真话》（《随想录》第49）中所说的那样：“运动一个接着一个没完没了，每次运动过后我就发现人的心更往内缩，我越来越接触不到别人的心，越来越听不到真话。我自己也把心藏起来藏得很深，仿佛人已经走到深渊边缘，脚已经踏至薄冰上面，战战兢兢，只想怎样保全自己。”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作家们怎敢直抒胸臆，表达自己真实的心态，描绘自己独有的思想感情。写作者大都放弃自我，泯灭自我，写些歌颂工农兵模范事迹的通讯、特写。艺术散文“通讯化”是当时的普通现象。作家就蜕变为“记者”，写我都转成记他，我被封闭、藏匿起来。所以文学性强的散文、美文，便显得少之又少。在极“左”文艺思想严密控制、横暴干涉下，秦牧就写些保险系数大的知识性小品；而那位把散文“当诗一样写”的杨朔，在他的名篇《荔枝蜜》《雪浪花》中也只能不自然地引出劳动人民“老梁”、“老泰山”来作为抵挡被批的保驾者。
至于后来摧毁、横扫一切的“文革”十年，更是匪夷所思之事。1957年反右之后，我离开军队，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1年毕业，分配至《北京晚报》副刊“五色土”任编辑。当时“五色土”副刊正在连载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写的专栏文章《燕山夜话》。《燕山夜话》短小精悍，寓意深刻，谈政策，谈时事，谈学习，谈思想，谈科学，谈史地，谈文艺。写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谈古论今，旁征博引，深得全国读者喜爱。老舍先生称赞《燕山夜话》是“大手笔写小文章，别开生面，独具一格”。上海的姚文元原来也极欣赏，他于1963年写信给我们说：“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北方的思想之花，颇有现实意义、思想意义。我要向他学习。希望你们也给我开个专栏，文章发表之后，也由北京出版社给我出版合集……”但是，三年之后，他于1966年5月10日抛出大批判文章《评“三家村”》，突然变脸，说《燕山夜话》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我们获悉，这是一篇来头很大、矛头直指彭真、刘少奇的重“炮弹”。山雨欲来风满楼。当时的北京市委飘摇欲坠，有关人士深恐招来杀身之祸，毅然决定销毁姚文元的来信，以保全性命于乱世。运动中间，我作为“文艺黑线”上的小卒，被清理出《北京晚报》，带着城市户口去郊区门头沟深山劳动改造。我在那儿收过秋、垒过堰、养过猪、挖过煤、赶过牲口、烧过石灰。一个人住在山顶石屋里，为全国动乱的局面，忧心如焚，困惑莫解。
终于迎来了1976年10月6日囚禁“四人帮”的日子，终于迎来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终于迎来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终于迎来了邓小平同志的复出和改革开放的新时代。1977年和1978年之交，文坛先后出现了舒婷的《致橡树》、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刘心武的《班主任》等解冻、惊世之作。那时我已从山区回到北京，分配到北京出版社，乘思想解放之东风，和王世敏、章仲锷一起，于1978年8月筹组、创办了《十月》杂志，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文艺的复兴，添砖加瓦、铺砌宽路。我们接连发表了黄宗英的《大雁情》、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李凖的《黄河东流去》、蒋子龙的《开拓者》、宗璞的《三生石》、王蒙的《蝴蝶》《相见时难》、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刘绍棠的《蒲柳人家》、张贤亮的《绿化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铁凝的《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王安忆的《荒山之恋》、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张一弓的《张铁匠的罗曼史》、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黑骏马》、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陈建功的《鬈毛》、阎连科的《瑶沟人的梦》、周大新的《向上的台阶》，以及礼平的《晚霞消失的时候》、靳凡的《公开的情书》、余易木的《初恋的回声》、刘克的《飞天》等一大批获奖之作以及全国读者喜爱的作品。我们创造性地由出版社创办一份文学刊物，为新时期作家们泉涌、井喷般的作品，提供一个开放的、宽松的、百花齐放的园地。《十月》1978年秋创刊，半年之后，《收获》复刊；一年之后，《当代》《花城》《小说家》随之创刊。文学期刊，星罗棋布，欣欣向荣。
思想的解放、心灵的自由、残酷斗争的废弃，召唤自我回到散文中来。新时期开始，散文家们反思伤痕，痛定思痛，歌赞时代，具有真情实感的佳作，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新时期之前散文中长期被掩蔽、被摒弃、被束缚的我，鲜明地袒露了出来。这样，我们欣喜地读到了张洁的《拣麦穗》、冯骥才的《珍珠鸟》、周涛的《巩乃斯的马》、唐敏的《女孩子的花》、萧乾的《鼓声》、荒煤的《广玉兰赞》、王蒙的《苏州赋》、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等富有个性、灵气、才情、哲思的妙文。
我随着这股散文热潮也文思汹涌，敢于发表自己独到的、迥异于他人的识见。1982年9月末，伊春林区的朋友约我到红松故乡小兴安岭参观。我在林海里徘徊，经过仔细观察和比较，发现那些颜色斑斓的叶子，那些变橙、变黄甚至变红的叶子，大都长在劣质的杂木、灌木、草本植物身上。它们因为生命脆弱，强度不够，经不住霜冻、严寒，就过早地萎缩、变色，显示出行将凋落、早衰的病态。这样一想，那染醉秋山的红叶，何美之有？惟有青松，惟有那不畏严寒酷暑、敢于傲霜斗雪的青松，表现出生机勃勃的气概、永葆生命之树常青的本色——它们才是真正的栋梁之材。回京后，写了一篇《秋林随想》，发表在《人民日报》上，亮出了自己独有的发现，不跟随歌颂红叶的画家们、诗人们人云亦云的赞美。我认为，散文作品应有自己的声音、自己的个性、自己独特的识见。我欣赏原始森林里万千物种多层次、高密度地共同生长、一起繁荣的宽厚与包容。所以我在1991年初写的、现已编入众多中学语文课本的《林中速写》中表达了我的见解：万千物种在森林里“物竞天择，各司其职。相克相生，相辅相成。相互依赖，互相补充。如果上帝偏爱某一物种，要求纯粹、划一，这无异于毁灭某一物种自身。在这里，同一就是同灭，差异才能互补，共生方能共荣。如果它们分离，许多物种将因失去相互制约、转化、补偿、交换等生存条件而死亡。它们只有集结、混生在一起，才能生机蓬勃，旺盛葱茏，荒蛮野性……”
我们还是幸运的，遇到了以人为本、和谐安定、科学发展的大好时机。我们的共和国正在阔步前进，迎接60周年的华诞。我谨祝我们的文学艺术，像原始森林那样，百花齐放，百鸟争鸣，百草咸长，百木共荣。
原载2009年7月18日
